彭小明:也谈中国的新闻检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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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网刊登了一篇言信先生的文章,《谈谈中国的新闻检查制度》。文章断言:“中国目前实行的是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对每一条新闻内容所涉及的范围及其界定,对每一次新闻调查、采访、以致最终发表的权限,都有一整套完备的报批、审核制度,都有一批分工明确的干部来把关,差一环都不行。”文章还说,“小到一条新闻的发表,大到一本书的出版都是如此”。

言信先生的说法看似十分有理,好象对国内新闻监控揭露得“很深刻”,其实是不太了解内情的“想当然”。

中国不设新闻检查官

中国实行的当然是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但是严格到言信所说的那样程度,在新闻出版方面不具备可操作性。恰恰相反,中国的新闻检查制度的黑暗,正是没有“一大批分工明确的干部来把关”。有一年,在科隆中国人权讨论会上,我告诉与会的德国和来自台湾的知识分子朋友,中国的新闻和出版机构里没有任何标有明确身份的新闻检查干部(德文Zensor),令他们大吃一惊。

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没有在各级党部专门设立检查官。国民党检查官责权分明,手起刀落,遭到鲁迅先生痛骂。共产党新闻监控不设官,许多外国朋友,乃至国内同胞都问,这是可能的吗?事实确是如此。这也正是中国新闻界和中国知识界的悲哀。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监控,不是委任专职的检查干部,而是通过更加隐讳,然而相当严峻而有效的监控方法。诚如言信所说,每年党中央宣传部都有一些“公事”,即相关规定的文件下达给新闻出版单位。但是并非如他所说的那样定期“一年一度”。四项基本原则,香花毒草,多报喜,少报忧,强调主旋律等等大规矩,没有一位本行从业人员不知道的,何必重复。各地至少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级市,都有省市委宣传部。这些中央到地方的宣传部官员,没有一个顶着检查官头衔,但个个都是检查干部。他们一般不去印刷单位细读清样,决定取舍。那太辛苦他们了。他们的业务是出席会议,组织学习班,找人个别谈话,研究处分的宽严。他们懂得党政监控不在印刷厂,不在演播室,而是利用教育和灌输来驯化新闻出版工作人员,而最终是以整肃、处罚来震慑从业人员的。如果编辑和记者报道、出版上出了偏差,往往要当事人检讨,主管负责人受处分。并在行业范围内部通报周知,(不得外传,不准记录)。实际上是用个案宣示政策界限,编辑记者都是知识分子,立刻就能心知肚明,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只有为修补对外宣传效应,或对付少数民族的怨怒,才公开刊登对当事人的处罚。如果是严重的出轨情况,例如五七年反右和八九年六四,则逮捕判刑都有可能,一般编审、副编审记者、编辑等人员,如果被怀疑历史和社会关系上有问题的,例如胡风集团、著名右派案件等牵连者,近年来有思想自由化倾向的,一般采取调离、下放的处理,调往教育卫生等单位,或至少到本单位资料室、校对科,即非直接面对媒体的岗位。工资、职称、住房、出国机会,都在领导的手心里攥着,刘宾雁、何清莲和南方都市报的案例都横亘在同行们的面前。每一个满怀理想的大学毕业生跨进编辑部的大门之后,理想和良心都会跟这些现实而隐形的卫道障碍作一番较量。

新闻监控的奥秘

中国新闻监控的奥秘在于,这里没有新闻出版检查官,但是每一个新闻出版工作者的头脑里都被设置了一个检查官。这个无形检察官是用长期的“党化新闻喉舌论”教育驯化出来的,并且用政治运动的处罚来加以威慑和物质待遇的赏罚加以警示来维持的。

一般的大政方针,根本无须各级宣传部官员操心。从延安时代的成例,到反右文革的传统,决不会出现问题。关于恶性事故,重大伤亡情况,不准如实报道,规定都有基本成例。倒是在许多具体的宣传个案上,会出现争议。新闻事件千差万别,常有突发事件。事无巨细都要报请宣传部核准,根本无法操作,言信先生所说“每一次新闻采访都要事先报批审核”,是不符合实际的。编辑和记者在发生紧急事件的时候,立刻采访摄影录音,再呈报编辑部,先斩后奏,仍是受到鼓励的。即使是不宜公开刊登的事件,内参也可能需要。新闻封锁是针对人民的,党政高层并不糊涂,决不希望闭目塞听。只有特别突出的个案,比如对处分个别知名人物,限制查禁某些书刊,会从中宣部下达明确的文件,或者电话通知。一般日常的掌握都不在宣传部党官手中,而在各编辑部。外勤记者和普通编辑会搜寻和获得新闻和来稿,关键由编辑部主任来决定取舍,出版社领导拍板。编辑和主任都知道,政策的界限在什么地方,黑白分明的东西,一般不会闪失。

擦边球是中国新闻出版业的秘诀

一份报刊,一本书,能否畅销,能否引起关注,又不会彻底翻船,往往是编辑部敢不敢擦边球、擦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如果各级宣传部事无巨细样样都来“把关”,那就不会有擦边球的效应了。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像《往事并不如烟》和《中国农民调查》这样的好书,出版以后又复遭查禁的事例。如果每份书稿都经高官清查,这样的好书永远不会露面。而且党官们,除了少数学养较深的例外,一般都不爱读书,大运动量地全面读书读报,太伤眼神,更劳心神,实在太勉为其难。唯一的例外,是影视作品。形象生动,声情并茂。宣传官员排排坐,慢慢看,轻松舒适,所以特别是电影作品,常会出现《太阳和人》《蓝风筝》《活着》这类作品,未及公映,已遭枪毙的厄运。

边球市场化倾向

擦边球有风险,出错可能翻船。可是擦边球又层出不穷,原因在哪里?改革开放以前,擦边球比较单纯,主要是作者、记者和编辑的理想主义和职业道德驱动冲出重围而越界。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书刊畅销开始与利润效益挂钩,擦边球的动机就可能不仅纯粹是冲击意识形态禁区,而是一种巧取商业利润的手段。情况复杂起来,既有所谓美女作家之类的垃圾文学等等商业炒作,也有秉笔直书,突破重围的新闻和书籍。突破、查禁,与党政宣传当局结怨的已经不单纯是理念之争。北大焦国标教授敢于到海外发表《讨伐中宣部》的檄文,估计也是中宣部已经树敌太多,难犯众怒。而且该文中甚至指

责这些中宣部官僚也在拿好处。那么就是出现了“上下交争利”的腐败竞争背景。党中央就不便出面干预,否则等于用中央的名义把怨愤拉扯到自己的头上来了。焦国标先生至今没有受到严重惩罚,原因不会单一,大约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吧。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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