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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尼采对现代性的批判沿着两条路被继承着。怀疑论者尼采……的继承者是巴塔耶、拉康、福柯；作为对形而上学最早的批评者尼采……这方面的继承者是海德格尔和德里达。”
我们这所以将对此一说法有不同的对待，乃是因为这一说法本身终究未能超出西方话语的审视眼光。从西方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似乎确实具备着尼采到海德格尔的连续性。然而，倘若放在世界的、东西方融合的更大视域中来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当巴塔耶、拉康、福柯、德里达继承着、沿袭着尼采哲学的惯性时，海德格尔却已经跳出这一惯性，站在西方思想历程之外了。
也许，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那样，西方哲学已经在尼采那里终结了。再以后的哲学只不过是继承着尼采哲学的惯性，或者是旧形而上学的回光返照。西方哲学已经走完了它的整个发展历程，它已完成了它自身固有的各种可能性。西方哲学停滞不前了，剩下的只是通过向其它学科的渗透确证它在本体论道路上的无能为力。20世纪是尼采的世纪，它代表西方形而上学哲学走向尾声。此时，除了反形而上学西方思想又能做什么呢？除了退回从前，它自身已经不可能再有新的建构。然而，时代的贫困不允许西方哲学后退。它必须向前，这种向前不再是自身之内的量变，而是一种超出自身的质变。这种质变又决非放弃自身，而是寻找自身之外的传统以达到全然不同的反思，融合与提升。
世界时代的贫困乃是整个西方思想的贫困。勿庸说，西方正需要来自东方的融合。我们不准备宣扬那样的通行说法：西方等待着来自东方的拯救。这是一种过于简单，过于自以为是的说法。海德格尔就曾明言：西方既不能靠返回传统（比方希腊）而获得拯救，也不能单纯靠任何东方力量（如禅宗）而获得拯救。西方必须从他自身危机的根基处解救自身才可能是一种真正的解救。这就意味着：西方将从自身出发通过引进东方，互相融合而获得新生，而并非放弃自身，而改从东方。西方思想的没落并不意味着将有一个东方的时代到来。而只能说意味着一个东西方真正融合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将要到来了。东方人与西方人毕竟生活在不同的家中。今天，西方人必得从自己思想之家中走向家外；东方人也应该从盲目的学习西方中重新整顿自己的家园了。再也不是一种文明去征服另一种文明的问题了，东方与西方等待着一场真正的交流和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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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便是一位站在东西方互融之路上的思想巨人。海德格尔的思想意味着：我们必须用东西方互融的方法更好地解决世界贫困时代的问题。海德格尔的诗学意味着：文学必须用东西方互融的精神更好地为时代的贫困寻找出路。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文学倘若在寻找一种出路的话，要么返回到希腊式的抗争（英雄性）；要么返回到基督教救赎（神性）；要么返回到启蒙时代的人道主义（人性）；要不然就遁入卢梭式的自然（动物性）；遁入政治的、审美的乌托邦（空想性）；遁入虚无主义（魔性）。西方文学中总是强烈地张扬着一种对现实世界的对抗，西方思想中存在着一种人和大地紧张的对立关系。西方人立于世界面前，规制世界，对抗世界，却从不真正地进入世界，和合于世界之中。因此，西方人的精神始终在大地之上流浪，而不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海德格尔提出：人与万物同在；天、地、神、人（即四重性）互相成其本质，凭源始的一体性交融为一；人以拯救大地、接受天空、迎候诸神、学会死亡的方式获得安居；安居将四重性的本质带入万物中而加以保护。我们清楚地发现：海德格尔的“四重性”（天、地、神、人）与老子的“四域说”（道大、天大、地大、人大）何其相似。而“互成本质”则广大地涵盖了庄子的“心道合一”，儒家的“天人感应”，以及“法自然”、“立文明”等一切紧密相联的世界一体性。“诗意地安居”则体现了禅宗的思想精神。而事实上，海德格尔确是终生喜好老、庄、禅宗的哲思，甚至曾尝试过翻译《道德经》，并曾在看了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的著作后慨叹那正是他想要表达的思想。可见，海德格尔的思想之翼早已远远超出了西方。海德格尔决非仅仅如哈贝马斯所说乃为尼采形而上学批判的延续，因为海德格尔早已超出西方形而上学的历程之外。
然而，海德格尔又绝非仅仅是单纯地转向了东方。海德格尔并非用一个外来的传统来批评替代自身的传统。海德格尔仍旧从西方思想困境的内部寻求解决之道。（“哪里有危险，哪里即有拯救”）海德格尔出于西方，反观西方，又入于西方，就是在这出而观，观而思，思而入的过程中海德格尔真正实现了东、西方思想的积极融合。海德格尔首先坚持“正”道的态度，他并不如后来的解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一样，一味致力于拆毁、反抗，而不思建构，海德格尔坚定地为人类寻找一条现实的或是心灵的，又或者说二者兼而有之的出路；再者，海德格尔坚持“中”道，他解蔽理性、科学、技术的负面性危害，但是并不逃避它们，并不主张消灭它们，他甚至承认技术乃是历史的天命，技术亦是一种解蔽手段，人类需要技术，但人类又必须去思，以避免为技术所控制，人类必须从现有的迷误中警醒，重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寻回并保持自己的本质。
你们发现：海德格尔并不宣扬末世理论；并非乞援于神灵和宗教；并不让我们退出文明，回返动物式的自然；并不要我们逃避世界，飞离大地；并不蛊惑我们砸烂一切；并不带我们去寻任何虚无缥缈的乌托邦。他只是让我们为促进光明的到来做好准备，或者为承受光明丧未到来的黑暗作好准备。因为“天神之力并非万能，正是终有一死者更早达乎深渊”（荷尔德林《回忆》）。终有一死的人如果不先行意识到世界黑夜时代的贫困，如果没有人入于深渊言说这贫困，解除技术白昼对人类双眼和心灵的遮蔽；如果诗人和思者不向后醒的人道说被遗忘的存在，命名和召唤神圣、神性、崇高、仁爱、美妙的一切，那么光明的时代就永远不会到来，神圣的力量也不能把人类精神的茫茫黑夜照亮，因为人倘若不觉醒，即使神圣和美妙之物到来，他也只能是视而不见。人类的精神便只能无家可归，依旧在茫茫黑夜里漫游。
现在，我们来听听海德格尔的宣告：
让我简短地而且或许是老实地但却是从长久的反思来回答：哲学将不能引起当今世界状况的的一种直接转化。这不仅是哲学也是一切只要是人的思想和图谋的实情。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拯救我们。留给我们的唯一可能，是通过思与诗去作好一种准备，即为上帝的出现或者为没落时代上帝的缺席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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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世界黑夜时代的贫困，许多思想家、文学家都提出各自的拯救之道。而今天我们却要特别地谈论海德格尔，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可能是：诗与思的道路乃是一条最切近中华民族本质的道路，因此乃是一条最适合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由于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华文化精髓亲密的关联性，使得中国文学一旦被唤醒就可能最丰富地从自己的家乡汲取养分。这么说是何意思？难道我们仍然沉睡未醒吗？我们知道，确实有着许多有识之士不懈地坚守着、挖掘着、宣扬着祖国的文化遗产。确实早已有东方文明复兴的口号和期待。然而，我们不得不说，东方复兴并不是一种与西方的对抗，并不是把过去的东西重整旗鼓向外宣扬扩散，这样的扩散，无论它走得多远，都始终没有超出东方自身的界限。也就是说，始终没有走出自己的家外。在当今这样一个世界一体化的时代，真正的对民族文化的汲取乃是一种离家之后的返乡，不仅仅是寻根，而且要求一种重建。
这么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借鉴、学习西方，中国人已经离开自己精神的家乡太久了，与此同时，西方一直致力于文明的征服与扩散，却不知道，他们从未真正走出自己固守的精神天地。终于西方的思想在盛极之时走向了衰落的反面。西方精神陷入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尼采及其继承者们宣告了西方思想的解体。海德格尔第一个真正走出西方精神的家园，又回返家乡寻找解决时代贫困的出路。当此一时，中国还在盲目地僵持在一种努力效法西方的惯性上。这一时刻，中国倘若再不觉醒，便只能使自身向着时代的贫困陷入更深。在今天西方已夜到夜半，难于自拔，东方也在被牵引着一步步滑向深渊的时刻，时代向世界特别是中国人召唤着诗与思。因为中国恰恰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并且有着许多年来对西方的广泛学习、研究和理解。因此，在西方开始走出家园寻找希望的时候，中国人却可以满怀希望地返回家乡，重建家园，并且给世界注入一种新的活力了。
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应该勇敢地承担诗与思的任务。因为中国的现实境况业已处在时代的贫困之中，但是中国有对西方的学习和了解，有着几乎被我们遗忘的深厚的诗与思的传统。因此中国文学一旦觉醒，便最有希望承担诗与思的历史天命。在西方，虽然已经有些前辈开始致力于在文学上探索诗与思了，但是由于缺乏传统，西方终是难于走得更远，西方文学目前难以胜任真正的诗与思。这么说，一直沉睡多年的中国文学竟敢妄想真正的诗与思了？我们的确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中国文学甚至正走在和诗与思恰恰相反的歧途上。但是，我们又怎么能知道：这样一个曾经拥有如此灿烂辉煌历史的民族不会一朝觉醒呢？一旦有一天，中国文学开始致力于诗与思的筑造，那么中国文学的前途将不可限量。
我们的文学最终能够达到真正的诗与思吗？至少，目前我们还不敢过于自信的如此宣告。毕竟，真正的纯粹的诗与思是一个太高的境界，在这样贫困的时代，小说能够达到退一步的诗意与解蔽就已经非常值得称道了。这恐怕也正是海德格尔只谈诗歌而不谈小说的原因。即使诗歌，也只有荷尔德林达到了本质的诗与思之道说，里尔克、特拉克尔亦仅仅在走向诗与思的路上。但是，相比诗歌，小说又有着它独有的“综合性”势。小说能够比诗歌更透彻明朗地审视存在的某些主题；小说能够更好地适应文学的百科全书化；小说能营造更大的诗意空间。仅管如此，在一个被世界黑夜包裹着的紧促时代，诗与思对大多数贫困的灵魂仍旧显得过于高远了。在当前的时代，文学能够退一步达到诗意、解蔽、冥思就已经是向着诗与思的时代迈出了宝贵的一步了。也许，很多人仍旧对那种至高的诗不已为然，那么，让我们再去聆听海德格尔对真正的诗之描述，我们也好对诗的艰巨性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
诗不是此在的一种附带装饰，不只是一种短时的热情甚或一种激情和消遣。诗是历史的孕育基础，因而也不只是一种文化现象，更不是一个“文化灵魂”的单纯“表达”。……诗乃是对存在和万物之本质的创建性命名——绝不是任意的道说，而是那个让万物进入敞开的道说……
——《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