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遍及全台湾的二二八屠杀中，高雄中学是惟一受到国民党军队攻击的中学。一般来说，即便在敌国交战时，通常不会向学校开火。但对国民党而言，镇压“内乱”，似乎比抵抗外敌更得心应手，国民党军队对学校丶教会和医院从不心慈手软。下令攻击雄中的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在回忆录中将雄中视为“暴徒”之大本营，而雄中自卫队更是一个发起“暴动”之叛乱组织。那麽，雄中自卫队难道真的如彭孟缉所说，个个是青面獠牙丶凶神恶煞的暴徒？
当我造访高雄中学时，迎接我的是图书馆馆长吴荣发老师，他对高雄二二八的历史颇有研究。吴老师告诉我，学校主楼是日治时代修建的漂亮而坚固的红楼，同一时期的台大丶成功大学也有不少类似的红楼。我回应说，我很喜欢这种西式红楼，我的母校北京大学的第一栋现代建筑就是红楼。不过，吴老师说，跟其他那些红楼相比，雄中的红楼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面向昔日火车站的那面墙上，至今仍可看到斑斑弹痕。
弹痕斑斑的红墙，无法遮蔽的历史
吴老师带我到主楼东边的墙下，将那些弹痕指给我看。果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或深或浅的弹痕仍清晰可见。其中有一处五十公分的坑洞痕迹，一看就知道是用炮弹轰的。
彭孟缉不愧为炮兵中将，早年奉派赴日本野战炮兵学校进修，返国後任陆军炮兵学校主任教官，深知炮兵的利害。他悍然下令开炮，至於炮弹射出，对方的结局是血肉横飞，还是尸骨无存，他就懒得评估了。
屠杀之後，国民党跟共产党的做法略有差异：国民党的“高雄屠夫”故意留下墙上的弹痕，以此震慑学生，并教育学生“忠党爱国”，否则死无葬身之地。殊不知，人心是无法压服的，雄中校友，诗人李敏勇的自由精神的啓蒙，就来自於这些弹痕：“一九六零年代，高中时，从一位体育老师指着教室外墙上斑驳弹痕，知晓二二八事件。种子埋葬在心中的土壤。”共产党似乎比国民党狡猾一些：中共当局制造了天安门惨案之後，短短几天之间，就调动大批人力，将人民英雄纪念碑护栏上的弹痕全部抹去，好像那里从未发生过流血事件。
稍後，吴老师将雄中自卫队的历史资料展示给我看。台北的二二八事件发生後，高雄市民是如何应对的？
三月四日，学生们聚集在学校的体育馆开会，平时在同学中颇有威信的李荣河认为，为了保护校园，有必要成立学生自卫队。众人便推举他担任队长，陈仁悲任副队长。他们抱着「在大时代变动中学生学生们可以做些什麽」的念头，带领雄中丶雄女丶雄商和雄工等四所学校的学生，主动出面维护校园和附近的治安。
当时雄中的校长为林景元，是一位数学家，老成持重。留用的日籍教师曾我广一认为，林校长是一位人格相当高洁，自我要求也很严格的人。林校长并不同意学生的自主行动，劝说大家尽快回家。但同学们执意留守校园，林校长只能口头劝诫，然後退回校长宿舍。即便如此，两天之後林校长仍然被捕，与次子林有义被拘禁五十多天，受尽虐待。林有义回忆说：“阿兵哥以很粗的铁线反绑父亲双手，以老虎钳用力绞紧。鲜血自父亲手腕沁出，卫兵又以日本刀殴打头部，导致父亲前额血流如注，而我用舌头整夜舔他的伤口及至止血为止。三天二夜滴水未沾。”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军人的残忍与凶狠让人不寒而栗。而父子情深丶相濡以沫的场景，更是催人泪下。此类暴行，以“人民慈父”自居的蒋介石，难道一无所知？如今让我更为莫名惊诧的是，许多经历过中共六四屠杀的中国民主派知识分子，居然转而拥抱“民主灯塔”蒋介石，对於跟六四屠杀性质一模一样的二二八屠杀，则乾脆闭目塞听。
自卫队担心外省籍老师受到伤害，请他们住在二楼，雇请工友为他们做饭。同时，自卫队还设置民众保护所，外省人约一百三十人，多闻风而至。自卫队又派出巡逻队，维持周边地区的治安。高工学生开车将铁工厂丶炼铝厂内高阶外省公务员载到校内安置保护。
自卫队的做法，跨越省籍区分，胸襟开阔，境界高远，堪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而自卫队实际上的战斗力，被国军夸大了。自卫队成员们确实分发了学校收藏的日本统治时期军训的武器，但这些枪枝多半无法使用，经由台南工学院的学长整理後，杀伤力仍然有限。他们一度组成“决死队”，试图冲到火车站驱逐宪兵，控制交通枢纽，却在宪兵的还击下四处溃散。
三月六日，国军攻占高雄市内主要据点後，将雄中围住。七日凌晨，两个营的兵力攻击雄中，并在火车站屋顶架设四门迫击炮向校内射击，同时拉来要塞炮直接射击校舍。此时，自卫队的成员大都散去。
勇士变暴徒，屠夫变英雄
事後，彭孟缉为了掩饰其屠夫行径，将此次事件定调为学生有计画地推翻政府，并宣称握有「学生军组织表」丶「告亲爱的同胞书」丶「高雄学生联合军本部关防」等煽动的证据丶认定学生们拘禁一千多名外省人并捆绑部份外省人作为“沙包”。这一谎言谬种流传多年。白色恐怖时代，自卫队成员瞠目结舌丶沉默是金，不能为自己辩白。其实，当时进攻雄中的步兵连长王作金的回忆，即可让彭孟缉之谎言不攻自破：「我们步兵班进入高雄第一中学校园捜索後，未发现有人伤亡，也没有看到有外省人被绑在窗口，以後便退回火车站。」
国民党当局在舆论宣传中更是污蔑自卫队成员“受日本奴化教育的毒害”。殊不知，自卫队队长李容河正是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先锋。战争後期，日本特高警察滥捕台湾地方士绅及知识分子，罗织罪名制造东港事件等冤狱，李容河的父亲也遭到逮捕拘禁，经过九死一生才劫後归来，李家从此被日本当局严密监控。李容河体格强健，为人豪爽，在学校遇到不平事件，常常挺身而出，帮助被日籍学生欺负的台籍同学。他怎麽可能是日本奴化教育的牺牲品？从照片上看，这位如此英姿飒爽的青年，本该是国家栋梁，偏偏成了有口难辨的“叛乱分子”。
反之，彭孟缉才是奴才中的奴才。据孙立人将军回忆，蒋介石甫来台时，惊魂未定，彭孟缉极尽奉承之能事，每天炖一盅鸡汤给蒋补养身体。曾任台湾省长的吴国桢也曾评价彭「人品极劣」，多次痛斥其滥杀无辜。彭却靠着屠杀民众的“功绩”，升任台湾全省警备总司令丶台湾省保安副司令丶台北卫戍司令等要职。由此，他更涉足情治系统，一手遮天，并深获蒋氏父子之信任。当年败退来台的国军上将多如牛毛，偏偏彭孟缉这个并无显赫战功的中将，得以飞黄腾达，成为陆军一级上将，以及国军中唯一两度出任参谋总长之人。彭晚年更是位列国民党八大元老之一，在李登辉时代仍然不甘寂寞丶翻云覆雨。
台湾缺乏转型正义的重要标志，就是蒋介石丶彭孟缉等屠夫从未受到清算和谴责。彭孟缉之子彭荫刚（中国航运董事长，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妹夫）为了给父亲摘去“高雄屠夫”的帽子，委用中研院研究员朱浤源丶黄彰健等人写翻案文章。有钱能使鬼推磨，两名御用学者居然得出了「彭孟缉处理高雄事件未犯错」的荒唐结论，士林为之蒙羞。
二零一五年，彭荫刚更是随同连战前往中国参加阅兵典礼，并以「中华民国国民」身份在《联合晚报》头版刊登半版广告，力挺连战此行。彭荫刚表示，他身为军人子弟，他父亲曾在八年抗战中参加了各大会战（然而，比起屠杀民众来，在抗日战场上，彭并没有立下多麽显赫的战功）。他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反对大陆盛大举行抗战胜利大典」，他还曾向总统府建议台湾应主动向大陆提出台湾愿意派国军三军仪队代表出席。马英九虽然亲中，毕竟还没有愚蠢到这个地步，将於彭氏的建议束之高阁。
彭荫刚真是太过健忘了，他难道不知道，当年将他老爹和蒋总统赶到台湾来的，不正是他欣赏的“展示国力”的共产党军队吗？他的明目张胆的“附匪言行”，在他老爹当警总司令的时代，可是杀头的大罪。他就不怕老爹从坟墓里爬出来，大义灭亲地将他送去绿岛管训终身？
在雄中，自由精神代代传承
下课时候到了，刚才还宁静的校园，顿时人声鼎沸。青春多麽美好，中学生们活泼的身影，像音符一般流淌在校园的每个角落。他们可曾知道，就在这里，曾经是硝烟弥漫的战场？是谁，让他们的前辈，本来是捧书本的手，不得不握住长枪？
雄中有着源远流长的自由民主的校风和传统。雄中校友丶英语教育的先驱丶同时也是白色恐怖受害者的柯旗化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战后初期雄中的生活：“言论完全自由，任何事情都可以讨论。我们初次尝到没有约束的自由生活，觉得很幸福。”男孩子们拒绝将头发剪成锅盖，留着潇洒的长发。今天雄中的少年人，有没有同样的决心和勇气，去拥抱自由与幸福呢？
自由与幸福从来不会从天而降，必须抗争乃至牺牲——如果你不挺身反对黑箱课纲“微调”，你就会再度沦为党国洗脑教育的受害者。雄中人没有忘记纪念自卫队的前辈们，学生代表在宣誓誓词时如是说：“我们不是草莓族也不是没有思想的芦苇，当不公不义与违反民主人权侵害到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时，我们会继承学长们的精神，秉持热情和勇气，发挥智慧与韧力，为社会正义与人类文明尽最大努力，擎起不灭的火炬，让历史不再有遗憾。”这样的孩子，是台湾生生不息的亮光。
如今，在立法院内，又开始了关於取消国父崇拜的讨论。大人们在打口水战，雄中的孩子们却已先行一步。二零一六年二月二日，高雄中学学生联合自治会宣布，从本学期开始，始业式丶休业式改於集合场(升旗处)进行，简化流程，取消向国旗暨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
此一消息激起某些保守派的反击。对於某些人来说，倘若没有国父的支撑，天不就塌下来了吗？共产党政权更是气急败坏，跨海指点“台湾进步力量”出声“捍卫宪法”。在争议声中，高雄中学学生联合自治会学权部长凃峻清投书媒体，阐述了有关理由。首先，“对旗帜与肖像行礼，是一种服从权威与图腾崇拜。民主国家不会要求人民表现出对国家符号的强烈认同。”其次，“国旗丶国父都是政治图腾，而敬礼是一种政治表态，对威权政治表态不应该出现在培养自主思考的校园。台湾迈向政治民主化，这种戒严时期的产物早该走入历史，落实转型正义。”最後，凃峻清的结论是：“学生自治，是为了更好的校园生活。……期盼在未来，各校学生都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让校园环境更加自由民主，迎向更好的校园生活。”
这篇文章，思维缜密丶文字流畅丶充满自信丶光明正大，让我肃然起敬。我愿意为之鼓与呼：雄中的少年朋友们，加油！
来源：新头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