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佐夫、梁思文《毛泽东:真实的故事》

潘佐夫和梁思文写作毛泽东的传记,对任何一个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者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抵抗的诱惑。但是,在早已满坑满谷的毛泽东传记当中,在中共方面严密封锁毛泽东的档案材料而毛泽东从来不像蒋介石那样写日记的史料侷限之下,一部让人耳目一新的毛传的出现,可谓难于上青天。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梁思文(Steven I. Lenvine)所着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本毛泽东传记的最大特色,是作者发掘了「俄罗斯社会暨政治史国家档案」这个宝库。这是全世界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苏联共产党党史文件最大的蒐藏所。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一直锁在档案室的最高机密部门,直到今天也仅仅向极少数专家开放,俄罗斯裔的潘佐夫即是其中之一。这些档案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种帐册及财务收据;共产国际和布尔什维克党给中国的指令;毛泽东和史达林、史达林和周恩来、毛泽东和赫鲁雪夫的会谈速记记录;由苏联医生彙整的毛泽东病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和共产国际特务的秘密报告……潘佐夫骄傲地宣称:“我们是首开记录可以利用所有这些材料的毛泽东传记作者。这些材料在重新评价毛泽东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时,乃是无价之宝。”

正是这些第一手的史料证实了中国革命是俄国革命的克隆版,斯大林是毛泽东的导师。如果没有斯大林二十多年来一以贯之的支持与引导,毛泽东很难单单靠学习朱元璋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王朝,因为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迥异于元朝末期的中国社会,仅有朱元璋的那一套是不够的。国民党在北伐中打败军阀,共产党在内战中打败国民党,除了运用孙子兵法、合纵连横的传统谋略,更重要的是从苏俄获得武器、金钱以及更为重要的意识形态的援助。在夺取政权之前,中共一直掩盖与苏俄的亲密关係;在六十年代中苏关係破裂之后,中共更是抹煞当年从苏俄得到的帮助。于是,长期以来,人们误认为中国革命是一场自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非典型性的革命。这本毛泽东的传记戳破了这个谬种流传的谎言,正如《华盛顿邮报》在书评中说指出的那样:“作者最重要的贡献或许在于他们对毛泽东的史达林主义的见解,以及认知到毛泽东各种运动中对苏联在经济上及意识型态上的仰赖。”而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米勒(Alice Miller)亦评论说:“作者深入之前无法接触的苏维埃档案,永久地淘汰了毛泽东的革命与苏联无关的政治神话。”

中共是苏共的分店,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学生

没有苏共,就没有中共;没有斯大林,就没有毛泽东。毛夺取天下之后,仍然谦称中共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只是一家“分店”,既然是“分店”,就得由“总店”发放和验证“正宗秘方”。毛向斯大林效忠的表现之一是,毛请斯大林派遣一名意识形态专家到北京担任大使,其首要任务不是负责两国外交,而是对不久即将以俄文及中文出版的新版本《毛泽东选集》进行“正确、技术性的编辑工作”。换言之,毛泽东恳请斯大林担任其意识形态的检查官。

中共从二十年代建立之初,就接受莫斯科的政策指导和经济援助。潘佐夫指出:“中共接受和莫斯科的不平等关係,在他们和共产国际的财务关系上亦非常积极求助。……中共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不断向苏联及共产国际索讨金钱协助。”直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共必须仰赖克里姆林宫每月赞助三万美元才能运作。苏联的财务援助无所不包,细微到分角都供应。共产国际的代表达林将当时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的毛泽东形容为苏联顾问马林的“爱将”,长期以来经济拮据的毛,从苏联那裡拿到优渥的经费,在上海过上中产阶级生活,还将妻子杨开慧和两个儿子从湖南接到上海团聚。

潘佐夫从浩如烟海的档案文件中找到苏联给中共的经济援助的详细记录,这是迄今为止披露的最为详尽的数字。在一九二零年代末期和一九三零年代初期,经济支持的数字达到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卢布或银元之多。仅一九三零年二月至七月,中共就从莫斯科得到了二十二万三千多银元。到了一九三一年,数额更是增长到超过一百万元。吃人最软,拿人手软,潘佐夫得出如下结论:“中共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的独立自主,财务上完全依赖莫斯科,使得共产运动的领导人瘫痪。”拿外国的钱,从事颠覆本国合法政府的地下活动,这不是卖国,什么才是卖国?

就毛泽东个人的命运来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执掌党内最高权力之前,几度大起大落,沉浮不定,每一次的成败荣辱,都与是否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密切相关。每当斯大林及其派驻中国的代表支持毛泽东的观点,毛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便立即偃旗息鼓、对其俯首称臣;而每当斯大林及其代理人否定毛泽东的路线,毛立即被像卫生巾一样无情抛弃,并遭到火力密集的批判,甚至有生命之忧。

一九三零年代初,中共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以毛泽东及其支持者为代表的本土的游击队干部,二是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莫斯科毕业生,三是以周恩来、张国焘、项英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旧干部。三个势力集团彼此明争暗斗。斯大林虽然支持毛泽东,却还没有决断地出面挺他。潘佐夫评论说:“这个克里姆林宫主子以他马基维利式的锐利眼光,以这三批人马为基础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溷合领导团队。”毛泽东则以赌徒的耐心等候时机,“他不仅必须展现他是‘斯大林同志最忠实的学生’,还必须在众多竞争者当中出人头地,时机一旦成熟,就甩掉他们。他是个思虑异常细腻的阴谋大师。”一直到三十年代中期,斯大林才决定性地厚爱毛泽东。一九三四年一月,在莫斯科的坚持下,毛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委员。

为本书撰写长篇导读的学者丁学良敏锐地指出:虽然书中很多细节白纸黑字,比如某年某月某日莫斯科给中共祕密拨款几十万美元、几百万卢布;发出什么样的政策指示、人事安排命令、军事行动意见;频繁训导中共领袖不可轻举妄动、若不服从必有惩罚;苏联驻华领馆暗地裡又是共产国际的派出机构,具体指导中共活动等等。这些史料确凿地支持了本书的中心论点:“中共从诞生到发展到挫败到复兴到终于征服中国大陆,最关键之处都是仰仗苏联的扶持和莫斯科为首的国际共产党网路的有力配合。”那么,为什麽当时的中国民众乃至西方国家认可中共是“一个纯粹源自中国本土争土地改革、争平等自由、争多党民主制的开明进步组织”,而没有认识到“中共是苏共的走狗”的真相?这是丁学良感到困惑的问题。我对该问题的答桉之一是:共产党早在战场上打败国民党之前,就已在宣传战上打败了国民党。毛泽东和共产党掌握了五四之后新式的、风靡全球的左派话语系统,而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笔杆子大都还停滞在旧式的儒家传统思维和话语之中。毛是颠倒黑白、“丧事当喜事办”的宣传大师,他虽然不像希特勒那样常常在公开场合面对大众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讲,但他的文字有一种征服底层民众的心灵、甚至使之如醉如痴的魔力。

不是抵抗日本,而是拱卫苏联

毛泽东和中共在抗战期间的作为,宛如斯大林在一手操纵的傀儡。毛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拯救中国的危亡,而是悉心扩张自身的地盘和拱卫苏联。毛泽东和红军抵达陝北、与莫斯科建立无线电联络之后,第一封电报就是拜託斯大林将对中共的援助增加到每月两百万元。斯大林立即拨出两百万卢布、五十万美元以及诸多燃料、军用补给和其他战略物资给中共。斯大林同时还命令中共停止与蒋介石的军队作战,并亲自否决张学良的入党申请。斯大林提出,红军由于缺乏重型武器,不得与日军展开正面作战,而要以游击战的方式,保存自身实力。在这个意义上,毛在抗战中根本没有独立的战略发明,而只是对斯大林的指导亦步亦趋。

再比如,西安事变之后,毛一开始欣喜若狂,宣称要公审和处死“人民公敌”蒋介石。但当斯大林否定西安事变、认为这是日本人的阴谋,命令中共必须捍卫蒋的领袖地位、和平解决这一危机之后,毛立即转换立场,承认国民党的领导角色。当国共两党宣佈合作抗日之时,“斯大林龙心大悦,即使只是形式,中国现在已经团结抗日,这一来大大降低了日本侵犯苏联的可能性”。斯大林利用中国将日本拖住,苏联就不必在远东驻扎大量军队防备日本的进攻了。而中共和毛泽东只是他的一枚小小棋子而已。

不过,这一部分是这本毛泽东传记中相对薄弱的章节。或许俄国方面的资料有限,更需要参考和挖掘其他国家特别是日本方面的资料。比如,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誉在其最新着作《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中,提出史实论证,在国民党军队抗日时,毛泽东率领的中共,曾与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合作,谋求共同利益并打击国民党。书中指出,一九三七年日中全面开战后不久,毛泽东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务,与日本外务省旗下的特务机构『岩井公馆』的岩井英一等接触。根据岩井的回忆录说,中共特务把国民党军队情报提供给日方,意图削弱国民党的实力。毛泽东没有任何的道德底线,为了权力他可以做任何伤天害理的坏事。

远藤誉在其着作中指出,岩并认识了毛泽东麾下从事特务活动的特工头子潘汉年,此后潘汉年多次提供国民党政府和国军的情报,并以岩井公馆作据点,扩大中共在香港的间谍活动。岩井当时透过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每月向潘汉年支付两千港元作为收购情报费,加上由潘汉年筹办多种定期出版的刊物费等,每次另支付潘汉年一万港元。日本支付的费用大部分源自外务省机密费。岩井回忆说,支付的总额达三十多亿日元(超过两千五百万美元)。远藤誉认为,这笔经费成为中共壮大的理由之一。中共建政之后,潘汉年一度贵为上海市副市长,后来却被毛泽东亲自下令逮捕关押、迫害致死,这是赤裸裸的杀人灭口。可见,毛不仅拿俄国人的钱,还拿日本人的钱,他是“隐藏的汪精卫”。

两大暴君之间的欣赏与猜忌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毛泽东如愿以偿访问苏联,拜谒导师斯大林,庆贺斯大林七十大寿。两个独裁者的会面,既有欣赏,也有猜忌;既有檯面上的亲密,也有幕后的冷漠。两人都是天生的演员,斯大林是男一号,毛泽东是男二号。

斯大林相当重视毛的来访,不断提升对毛的待遇,派遣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负责毛的安全事务,甚至让阿巴库莫夫到边境处理沿途之膳食。在毛抵达的最后一刻,斯大林决定派遣副手莫洛托夫去火车站迎接毛,这是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袖不曾享受的待遇。毛居住的莫斯科郊外的豪华别墅,早有工程人员将坐式马桶改成毛习惯的蹲式马桶。

另一方面,斯大林也有意羞辱毛,将其“凉拌”在别墅长达三十天之久。毛向苏联方面抱怨说,“我再也受不了了”,毛很害怕此行到莫斯科一事无成,这会使他在中国人民眼中威望大损。“斯大林的不信任和贪婪,让毛不能释怀,他失眠、不舒服,变得紧张、动辄发脾气。”斯大林玩够了猫捉老鼠的游戏,才再度召见毛泽东,展开两国最高级别的会谈,并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斯大林的译员费多连科回忆说:“两人会谈的房间其实是尔虞我诈的一个舞台。”毛泽东被迫签署多份卖国协议,苏联在中国东北和新疆享有若干特权,除苏联人外,所有外国人都必须退出这些地区,这比满清王朝跟西方列强签署的条约更加屈辱。

斯大林欣赏毛身上跟自己相似的强悍、毒辣、冷酷无情的一面;但他从未真正相信毛泽东,他担心毛泽东成为“东方的铁托”,当面用他特有的幽默嘲讽毛泽东是民族主义者,而毛假装没有听见。在斯大林眼中,中国是他在东方的“总督领地”,有证据显示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考虑公审周恩来、刘少奇、康生、陈云、李立三及其他人在内的中共高官,后来他放弃了这个计划。斯大林没把毛泽东列入「黑名单」,却不断地敲打毛,让毛对其俯首帖耳。

斯大林在世的时候,毛始终生活在其阴影之下。以韩战为例,虽然苏联并未参战,但韩战的总导演是斯大林,而不是毛泽东、金日成或麦克阿瑟。斯大林并没有打算统一韩国,而是设法让美国不只和北韩交战,也和中国冲突,希望藉此削弱美国。毛泽东一头扎进斯大林铺设的陷阱,在斯大林答应给的资金和武器还未到位时,就派出数百万所谓的“志愿军”,此后几年在朝鲜的血腥鏖战,使得近百万官兵成为毫无价值的炮灰,包括他当作接班人培养的儿子毛岸英。其结果是扶植了一个比中国更残暴的金家独裁政权,以及中国与西方文明世界隔绝了近三十年之久。

这本传记分为三大卷,分别以“学习者”、“革命者”和“独裁者”来命名。其实,前两部分是“独裁者前传”,正如本书作者所说,毛固然有多重身份、多个面向,但其本质是:“通过欺骗和暴力,把极权的社会主义强加在苦难已久的中国人民身上,逼迫他们坠入血腥的社会实验深渊。数亿人因此吃尽苦头,数千万人更因饥荒和镇压而死于非命。整个世代在孤绝于世界文化的状态下成长。”习近平就是一个在孤绝于世界文化的状态下长大的共产党的接班人,一个精神世界不知何谓文明的残障者。习近平对俄国“新沙皇”普京的崇拜和迷恋,就如同当年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谄媚和羡慕一样。

潘佐夫、梁思文《毛泽东:真实的故事》,台湾联经出版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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