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集《明朝书生》之一

我有一个亲戚在上海。说起来他是我父亲的堂哥。我很小就听家人提起过他。大概在我十二岁那年我随父母去过上海一次。当时他一家三口住在上海郊区的一间小阁楼上。他的女儿,我叫她姐姐,陪我去逛商场、玩公园。我们很快活地在他家住了一个星期。后来我就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直到今年年初,他女儿从上海来了一封信,信很短,说是她目前在上海某文史档案馆工作,她不知从哪儿知道我喜欢写些不成气候的文章,问我最近作品有没有发表。然后她谈到一件事,她说她工作的那个档案馆即将拆迁,正在清理一批过时的资料,其中很多关于旧上海的文人,如我有什么需要,尽快给她一个答复。我收到她信的时候正是黄昏,我站在家里的窗户前隔着窗纱向院子里看。邮差摇着自行车铃铛在我的院门外停下。“喂,39号,你的信,”他说。我接过信并没有立刻拆封,在院子里兜了两圈,察看我栽的葱长得是否很旺盛,还有那盆金桔树的叶子是否泛黄。甚至我低下头寻找泥土表面是否有曾经猖獗一时的蚂蚱,去年这个时候我的院子里爬满了这种小动物,以至于我妻子都不敢出来晾衣服。我妻子是个贤惠而娇小的女人,自从跟了我之后,就百病缠身,肝炎啦,心脏病啦,不一而足。我身上洒满了太阳的红光,院墙外的梧桐树叶片在晚风中作响,我一时重新感到了生活的安定和甜美。我妻子在厨房里忙晚饭,小保姆和我出生不久的女儿在客厅,生活的程序中我们各自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一个朋友开玩笑说,你现在日子舒服了,一个男人被三个女人包围。言下之意,好像我是个吃饱喝足就翘起二郎腿的懒汉。对此言论我并不理会。在进屋子之前我随便朝手里的信封上瞥了一眼。我不明白上海怎么会来信。根据此信的内容,我及时写了封回信,托我的堂姐查一下二十年代一位诗人赵家树和他当时的文学活动。信发出去后大约半个月,我就收到我堂姐的第二封信,她信中洋溢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欣喜之情,也许她对自己能够对我的写作有所帮助感到意外,我怀疑她写第一封信时便产生了对我的一种责任感。她说她仔细翻阅了那些将要被送往收购站的资料,至少有三份是牵涉到我所说的那个赵家树的。一份是一张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八日的《华夏早报》,第二版左上角有一则报道,标题是“诗人赵家树黄雀岭遇难,文艺界巨擘王令川、诗人生前挚友苏灵子、温先壁等赴蓉奔丧”,第二份是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的《新申报》,有篇署名彭爱丽的文章,叙述了赵家树的爱妻沈庭芳在其寓所“赵寓”的日常起居二三事。第三份则是一张便笺,落款沈庭芳,日期是一九四八年三月,系写给一位叫少桐的人,这张便笺来历不明,不像是一般的信件,似乎是夹在某本书中的,后来经过几次迁徙便落到一大堆无用的旧信之中。便笺的内容大致是沈庭芳向叫少桐的人诉说赵家树的遗作难以付印的辛酸之情。我堂姐寄给我这三份东西的复印件,并在信中再三强调由于时间匆忙,不能找到更多有关赵家树生平的资料,但今后她会继续为我做这方面的工作。我实在难以拒绝堂姐的一番诚意,只好在我给她的第二封回信中叮嘱她“如有赵家树遗作的消息,即时通知我”。这封信发出后,我一直未收到堂姐的回音。我也就渐渐把这事忘记了。

时间正是三月,上海股票市场像发了疟疾一样,在连续五个交易日中,股价指数狂涨了一倍,我每天晚上忙于收听电台里股评家对股市的分析,并将每天的股票价格绘制成所谓的K线图,幼稚地对次日的股价走势加以推测,股市中著名的艾略特波浪理论在近半年里一直指引我高价买进低价卖出,其凄惨的景象一言难尽。有一段时间股价变化特别频繁,而我到了食不知味夜不能寐的地步,一回家就对着载有当日股价的晚报发愣。白天总是泡在证券交易所,耳边充斥着几个活跃的股民的大喊大叫:“啊,我一个小时就赚了三千!”或“明明看上去像W底,不料却是M头,妈的,我又被套住了”。一天下午我筋疲力尽地从证券交易所回到家,妻子指着我书桌上的一封信说:“上海来的。”我终于又想起了前几个月和堂姐谈的那码子事。这里,我得感谢我的堂姐,是她及时把我从股市里解救出来,虽然我曾身不由己陷入其中,但还不至于丧失理智。堂姐的信首先说她目前还未有赵家树遗作的下落,不过下面这件事经她查考是千真万确的,即沈庭芳于1964年病死于上海第二人民医院(即解放前教会办的仁爱医院)。她走访了曾在二院服侍过沈庭芳的护士,一个现在已行动不便的老太。那个老太告诉她沈庭芳临死前瘦得皮包骨头,实际上她是死于心力衰竭。照理说像沈庭芳那个年龄是不该如此的,但据那个老太说,沈是吸鸦片的。堂姐在这封信中的情绪明显比前面几封信低落,言语中不时流露出对我热心于赵家树这个过时的诗人的困惑。我清楚堂姐的困惑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视力范围内的年轻作家们,几乎从来不谈论赵家树,赵家树这个名字静静地躺在二十年代的一些没有专人保存的报纸上,现在偶尔还能见到已是万幸。当然我还是用尽量缓和的笔调回信对堂姐说明了赵家树这个人对我的重要性,就像“安芬灵”(最新研制的抗癌药)之于癌症病人。在我把邮件丢入邮筒时,我忽然莫名其妙地想到这封信也许最终到不了堂姐手中,也许我和堂姐想方设法找寻的这个赵家树其实并不存在,只是我主观上一个飘忽不明的念头。总之,我寄出了这封信,就又一次忘掉了那个赵家树,还有我的堂姐。这之后我相对平静地度过了十几天,接着收到堂姐从浙江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只有寥寥几行字。我的堂姐随即又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就像在傍晚灰白的云层里穿行的一只似隐似现的飞机。当我能够从纷繁的尘嚣中定下心时,我想,如果赵家树有这个寿命活到现在,那他就是个96岁的老人了,我现在探寻的其实就是96岁的老人年轻时的经历,这个经历对那个老人来说已经是无法把握的虚幻,由此我对我这个工作的意义渐渐产生了一些本不应有的怀疑。恰好这时我收到堂姐的又一封来信,她还没有从浙江返回上海,信封上的邮戳标有浙江海宁的字样。她告诉我,在海宁的一处荒山上,她见到了赵家树的墓,她详细地描述了墓周围的环境,以及赵家树墓的奇特之处,她说,墓碑上只有“诗人赵家树之墓”几个字,既无立碑人姓名,亦无立碑年代。但她说,此墓必定是我所提及的那个赵家树的墓无疑。她信中说,自从她拜访过赵家树墓,她现在变得越来越对赵家树这个人感兴趣了。我想我亦要为堂姐的这个变化高兴。十几年前我见到堂姐时她还是个女孩,谁能想到现在她正成为我的一个不可多得的知音。我不妨引用她信的结尾的一句原话:“我有种预感,赵家树也将成为我的。”我无法更深一层地知道她内心的真实想法,仅凭她的字句,这似乎印证了起初我的一个观点:赵家树作为一个人有着超乎常人的魅力。

然而这之后发生的事情却与我开了一个玩笑,前些时候我和堂姐还在苦苦追寻赵家树的踪迹,十月一天的早晨当我一觉醒来却发现满街上都是赵家树的书。人们争相传阅,为中国还有这样一位杰出人物而感到吃惊。在众多的选本中有一本《赵家树情爱诗选》最为流行。我接触的几个写作的朋友,一见到我就说,最近我们找到了一本经典著作。他们指着那本书,希望我有空能翻翻。于是我从他们那儿拿了一本回去,在深夜的灯光下面仔细地阅读里面的诗句。但读的结果使我同样吃惊不小,我发现这本诗集里的赵家树与我想象的赵家树大相径庭。我疑心这是某人冒着赵家树的名写的赝本。比如诗集里有这样一句诗:

我选择这条路
因另一条路上有只猛虎

根据我的理解,赵家树原来的诗句应该是:

猛虎,金黄色的猛虎
你让那条路变成险途
又让这条路变成罪过

显然上面的一句诗过于简单和粗糙,而赵家树的诗是充满着音乐一样的韵律的。他的一辈子都在讲究两个字:优美。这两个字包含着无限的内容,它既是指对生命的一种看法,同时也代表了他艺术上所追求的中庸原则。

此后陆续又有些介绍赵家树生平的书面世。这再次使得我和堂姐前面所做的工作失去意义。目前全国至少有一百五十位学者投入了考证赵家树的工作,至少有十万人在模仿赵家树的风格,至少有一百万人听说过赵家树这个名字。在各地新涌现的赵家树研究机构的专门刊物上,尽是些诸如:“二十年代一代英才”、“逝去的梦,逝去的诗”、“赵家树与英国后浪漫主义之比较”、“赵家树沈庭芳的奇缘”、“沈庭芳小诗一辑”等标题。如此声势浩大的赵家树热使我觉得自己愈加渺小,甚至有些窒息,或有一种被人掠夺的感觉。此后很长时间我一听到赵家树这个名字就浑身颤抖,我实在不明白躺在墓中的赵家树对此情景有何感想。更加可怕的是,事态的发展远超过了我的估计,现在各种大报、小报直至街头油印小册子上都在大量批露或杜撰赵家树的生活经历,赵家树的面孔在我脑中已越来越模糊,虽然他们不厌其烦地刊登赵家树的照片,但这些照片上的赵家树像魔术师一样在不断地改变,今天是一个胖一点的赵家树,明天又是瘦子赵家树,更有甚者一家杂志封面的照片上赵家树有着典型的欧洲人的相貌,这意图使读者产生暧昧的想法,赵家树是否一个欧亚混血儿?赵家树与沈庭芳的恋爱,被各种独家新闻、独家报道渲染得体无完肤,俨然赵家树是一张掮客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图打向读者的王牌。唯一使赵家树得到安慰的是尚没有一种商标为“赵家树”的牙刷、化妆品、或洗衣机。一天我坐在书桌前遐想着一个有趣的关于赵家树的假设,假如赵家树当时并没有摔死,或假如赵家树又死而复活,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太现实,但是可以假如二十年代的赵家树实际上是由九十年代的赵家树精心编造出的一个人物,也就是说这一切建立在一场骗局的基础上,骗术如此高超,瞒过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的眼睛,或者我们又假如赵家树确实在二十年代存在过,但二十年代的赵家树没有写过诗,与沈庭芳结婚的也是另一个人,至于年轻早薨,这种情形二十年代遍地都是,这一切经过时间之手的反复编织,便逐渐堆积成了一个赵家树的雏形。我个人倾向于后一种可能。于是我从抽屉里拿出信纸,立即给我的上海堂姐写信,因好久没有联系,提笔时生疏了些,再加上赵家树热像霉菌一样附着于我和堂姐已建立起来的关系上,我思考了近半小时,才写下第一行:堂姐,我想谈谈我此刻的心情──无法形容的混乱。

“亲爱的堂弟,”堂姐在给我回信中说,“世界上的事大体上都还是在情理之中的。就拿赵家树来说,死后默默无闻了七十年,现在又被人们记起,这其中很难说没有我和你的功劳。金子总是会放光的。从人们以诵读赵家树的诗为荣,可见一斑。最艰苦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请你想想当初我们如何在稀少的线索中探寻赵家树,你的心情也许就会好起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认为,中国诗歌会随着赵家树的重现光彩而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从某种角度说,我接触赵家树是偶然的,但当我深深被他吸引时,这种偶然性又变成了一种必然,这就是我的宿命,谁能说一个人的宿命是偶然的呢?我承认我现在已经爱上了赵家树,根本的是由于我爱我自己,我爱人,在赵家树身上最大程度地体现了人的内涵。这就是我所提出的‘源头主义’,赵家树是我的源头。我在其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前几天一家电影制片厂要将赵家树搬上银幕,我作为上海‘赵家树及中国诗歌研究会’的理事(有一事相告,我现已辞去档案馆的工作),参与了这部影片的策划,前期工作已基本完成,一俟资金到位即投入拍摄。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堂姐的来信丝毫没有减轻我的精神负担,反倒使我更加迷失方向。接到她信的整个下午我目瞪口呆地坐在沙发上,浑身提不起劲,看着保姆抱小孩在我面前盲目地走来走去,隐隐约约我听见一首由赵家树诗谱成的曲子从远处飘来,“我不知道你,在看着哪里,我不知道他,在看着哪里……”,这首歌中当然有一种浓郁的感情色彩,像炎热的天气到来之前吹过的微风。在对我来说凝滞不动的时间里,我猜想几个大学生正在某个咖啡馆里朗诵赵家树的诗。傍晚,我刚吃完晚饭,一个朋友敲门进了我家。他是我多年来的熟朋友,名字和南唐的末代皇帝一样,叫李煜。“嗬,嗬,嗬,”他一坐下来就开始逗我的小孩玩。我小孩睁着一双毫无表情的眼睛看着他。我们先聊了一会,然后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赵家树身上。“那篇文章你看过吗?”他说。“什么文章?”“就是《狮城晚报》上署名赵小树的文章,”他说,“‘我的伯父’,据赵小树说他是赵家树在大陆唯一的侄子。”“没看,”我说。“现在赵小树是上海一个什么研究会的主席,”他说。“赵家树及中国诗歌研究会吧?”我说。“好像是那个研究会,”他说,“那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六十年代赵家树墓被破坏的全过程。写得很生动,值得一看。”“那么这个赵小树果真是赵家树的侄子吗?”我的朋友听我问这话,显然感到很不以为然。他沉吟了一会,摇摇头,笑笑。我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周末市作协要组个团去浙江海宁凭吊赵家树,你也算是个研究赵家树的权威人士,去不去?”李煜说。“再说吧,”我说。过了几天李煜打来一个电话:“喂,我已和作协的头头讲好了,如果你愿意去浙江就一道去。”我这才知道李煜是认真讲那话的,而且他已作好了去浙江的准备。我问他这次行程总的安排,他说主要当然是去赵家树墓,再附带去千岛湖玩一圈。“要不要自己掏钱?”我说。“不要,”李煜回答得很干脆。我想这真有点搞不懂,我不是作协会员,却可以和作协的人一起去免费旅游。这得归功于李煜,一个青年作家。他的名字是和一部长篇小说《瞎子》联系在一起的。夜里我仰卧在床上,怎么也不能把这次旅行和赵家树搭上边,这么一个团的人去参拜已作古的赵家树,赵家树会不会吓得从坟墓里爬起来?第二天一早我还是稀里糊涂地登上李煜他们事先订好的包车,向浙江进发。虽然我已从堂姐以前的信中对赵家树墓有所了解,但百闻不如一见,赵家树毕竟是赵家树,一个大名鼎鼎的赵家树,一个有史以来“真正”的诗人,当然现在他已经死了。汽车上我坐在李煜旁边靠窗的位置,睡眼迷朦地看着窗外的田地。

当晚我们在海宁的一个旅馆里住下。李煜和我住同一个房间,我们先后洗过澡,他在床上看书,我打开电视机。电视正在播放浙江新闻,一架桥梁,从电视屏幕上我的眼前,一晃而过。“喂,这本书里讲世界正从混沌到有序,”李煜读完书中的一段话后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我没有理他,仍盯着电视机,并模模糊糊地想到明天将要去的地方。“嗨,你说这是不是代表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他追问了一句。“大概是一种理想吧,”我说。这时电视上出现了一个手持话筒的女播音员。“何止理想,”李煜说,“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世界正进入人们的把握之中。就拿爱情来说,经过多少代人的描写,爱情也和恨、死亡等概念一样,变得像可以触摸的一件物体一样,比如桌子,比如你睡的床。”他越说越激动,我仍然看着我的电视。我从内心希望他不要再噜噜苏苏打扰我看电视。我是一个电视迷,可以耐着性子看完一部哪怕再差的电视片。第二天上午我才知道我们所住的旅馆离赵家树墓不远。我跟在一大帮人后面从山脚往上爬,在山坡的西侧,我终于见到了向往已久的那座圆顶形墓穴。拜谒完赵家树墓,我们又向山顶爬去,我随着人群在山上转悠了一整天。当太阳西沉、山野中飘逸着暮霭的气息时,我环顾四周,发现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我不能确定自己是赶在那班人马的前面还是落到他们的后面。于是我只好一个人沿着坑坑洼洼的山路往下走。我看见不远处一个农夫正坐在路边息脚,便过去跟他打招呼,他脖子上围了一条毛巾,我能闻到他身上浓烈的汗臭味。我问他这里离山下大概有多远,他好像没听见我的话。我在他旁边的石头上坐下,又问他家住在哪里,这次他笑了笑。山林里的风断断续续地吹过来。“你是来看赵墓的吧?”他说。“对,这里经常有人来吗?”我递给他一根香烟,他谦让了一下才接过烟。“来看赵墓的人可多了,”他说,“你可能不知道,以前的赵墓是个什么样子,只不过一座小土堆罢了,后来上面拨款才重盖了这座新墓。”“都是些什么人来呢?”我说。“看样子,大多是读书人,”他朝我打量了一眼,“你也像个读书人呢。”我尴尬地笑了,在向他打听完道路之后,我就赶紧起身向他道别,径自下山去了。

回到旅馆,我发现李煜他们不在,就询问店堂里正与人聊天的一个女服务员,她说,“他们乘今天晚上的车子去千岛湖了,咦,你不是跟他们一道的吗?”我进了房间到处翻看有没有李煜给我留下的字条,终于什么也没有找到,房间里只剩我的旧旅行包孤零零地躺在床底下。起先我对他们的这种行为感到很恼火,后来也许我太累了,就倒在床上想睡一觉。当我从睡梦中睁开眼,窗外的天已经完全黑了。傍晚时与我说话的女服务员动作鲁莽地推开我房间的门,她见到我,愣了一下,“你怎么还不走,这个房间的帐已结清了,不可以在这儿过夜的。”我没吭声,拎起包就离开了这家旅馆。在海宁的小火车站,我买了一张0点10分回家的车票。在家休整了两天之后,我又忘乎所以地投入股市的搏杀之中,仿佛世上的其它事都与我无关。在当地最有名的那家《狮城晚报》上我看到过几篇李煜写的关于赵家树墓和千岛湖纪行的文章,写得确实很精彩。

1995.9.5.

文章来源:吴晨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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