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现在是静止不动的，作为时间它已经被钉在了十字架上，用来作为以后及以前的界限。
它能区别那边、这边；那时、这时，从空间到时间它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粗暴而有效地分割着我的意识及生活。
从时间方面来定义现在与哲学的关系，那么，现在就是唯物。
我是唯物者，我只相信洋楼、汽车、大屏幕彩电、个人电脑（它能给我创造财富）、高保真音响、女人及高级服装饰品。我不相信报应、轮回、理想、道义、过去、未来。对了，我喜欢共产主义——虽然我不信仰它——因为它可以给我带来，高级服装、女人、高保真音响、个人电脑、大屏幕彩电、汽车、洋楼，及一切的一切——当然是可以看见的——既然是可看到的，我就一定要想办法摸到它——这还不够——我还要占有它。这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天空有时是澄静的。在澄明的天空下，我认可的名人是官员、亿万富翁、体育健将、歌星、影星——什么，还有思想者？学者？文人？是谁？还有谁？我不知道他们。他们能给我所需要的物质么？不能。
天空有时是灰暗的。可那并不能影响我的情绪，因为我是唯物者。
唯物是生命的框架，是一把长长的梯子，它帮助我攀向我的每一个目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样一个梯子，即可以承载自己，又可以通过它达到目的，让自己成为另一个地方的公民。富有而满足、物欲而充实。
我并不想描写我在刚攀上楼梯时的惨象，唯心与唯物同时充满了我。有时我觉得唯物确实很可怜，想到高贵的生命却为那些低下无知且是自己创造出的东西而耗尽生命时，我确实想哭，于是，我在酒吧，在迪斯科舞厅，在妓女们身上哭泣，我发现那里竟有那么多想哭与正在哭泣的人们，他们在为得到的与失去的哭泣，是在庆祝还是在悼念，我无法从他们的脸上看出来。在我还没有看出来之前，我已经就坠入了这个莫名其妙的集体中，无意识地嚎啕大哭起来。在这集体无意识地恸哭中，我听见舞台上的歌星在唱：“发泄吧，发泄吧，把你的思考发泄、发泄出来。你会发现你的思考实在就是物质——它的名字叫——泪水。”
我的看法是，眼泪仅是一种隐喻，我认为看待泪水的最真实的方式——以及看待思想的最明朗的方式是——进入彻底的浑浊，肮脏的迪吧，疯狂的蹦跳，让它们、物质的思想的都随着汗水，通过疲惫的躯体进入闪烁的灯光之中，犹如一只不断开合的大嘴，让疯狂的狂燥将它们统统吞没。直到我无知地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才发现我为了发泄，已经散尽了我的物质。第二天醒来，我清醒地意识到，我面临的还是要去赚取物质，以用来再次不断地发泄。否则，我靠什么活下去？
有时，我也很不懂那些大款，他们有散不尽的财物，他们可以什么也不做，而只是在一些娱乐场所挥洒他们的金银，可他们为什么还要干一些傻事：去坑人、骗人的财产呢？根据唯物者的鼻祖马克思的理论，所有的巨大的财产都是残酷地剥削得来的。我发誓，我如果有用不完的钱财，我的未来事业就是怎样想尽办法将它们用完。那才能体现出原先的赚钱的意义及目的。
我还想起了我刚才的比喻，唯物是一把长长的梯子，它把我送到我的每一个目的。同时，我还发现，唯心是梯子周围的空间，它客观的存在（这是我的首先发现），我即使不去探寻它，它也能为我所用，它是属于公众的、世界的、历史的。所以，我放弃了对它的探寻。而唯物则不同，如果不用手拿它，那么，我永远不可能拥有那把梯子，同时也就不可能通过它而到达我的目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让自己成为唯物主义者的原因。
在我工作的周围簇拥着如此众多的唯物者。他们紧紧地抓着悬空的梯子，正在通往他们目地的途中。手如同钩子一般紧紧地握住，眼睛如钩子一般紧紧地盯住，此时，我真狠不能把目光变成为飞爪，飞向那些摆在我的前方的汽车、别墅、个人电脑以及可以给我更方便地带来物质的官位。
我们的梯子悬浮在巨大的虚空之中，我们的认识也仅仅限于这些简单的、可怜的、骨瘦如柴的梯子——也许就仅仅局限于手握着的和脚踩的两节——像摸着石头过河一样，我们的手边永远是石头。所不同的是，石头有石头的区别，比如钻石、岩石、沙石、鹅卵石及陨石；所相同的是钻石、岩石、鹅卵石、陨石是都是石头。
唯物者的道路没有尽头，有一天我们会在追寻中死去。那时，我们松开如钩子般的手，从梯子上落下，坠入巨大的空虚之中（那时，我们是否就算是摆脱了唯物呢）。死者张开手臂，像一只大鸟般想飞，但他已经没飞翔的可能了，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做过梦。他张开的手臂仅仅是想抱住什么。这是他一生的宿愿。但是已经没有什么可被他抱住了，因为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唯心者的虚无的世界。
那时，我也思考过梯子外的世界，伸手想摸一摸它的神秘，可是除了心中一虚，脚下一软，差点坠落梯子之外，我一无所得。
于是我认定那个世界是我所无法探寻的，除非我愿意为此付出生命。
谁都不知道在活着时就进入那个世界（梯子以外的世界）的后果，因为那个世界与这个世界无法交流。于是我们只有放弃对“那个”世界的探寻。
唯心是多么的空虚、多么的没意义。几年前，当我们的心都向着一个方向时，那表明我们除了拥有一个“指向”外，失去了其他所有的东西。只有一条道走到黑。即使眼前被绚丽的色彩照耀得一片光明，但最终的结局是“最后闭上了双眼”，在吸引着众人的道路上，有人将土铲起，覆在死者的身上，是为给后来者铺平道路，更是为了后来者不至于看见暗黑的恐惧场景，而影响了他们投奔向光明的信心。
在快速的旅行中轻装是多么的重要，正因为这，我们放弃了一切物质。
几年后，当意识到光明即空无一物时，于是便彻底放弃了它。在放弃时有一段毛唯心与邓唯物的对话：
毛唯心：不要离开我，其实我是彻底的唯物者。
邓唯物：你是假的唯物者，真正的唯物者就应该像我这样（做出一副摸爬状）摸着石头行走，这才是实事求是。
毛唯心：（做痛苦状）不，不，我是最彻底的唯物者，是我砸毁了庙寺，是我烧毁了书籍，是我整治了那些容易幻想的知识份子，是我占有了无数的女人……是我，是我，还是我……
邓唯物：是的，（冷笑）你还害了我三次。（继续冷笑）
毛唯心：我那不是有心的。
邓唯物：（冷笑）是的，你没有心，你本来就没有心。（继续冷笑）
毛唯心：（绝望地）我才是真正的彻底的唯物者，我要让你看，让全国人民都看到，我永远也不会消失，不会化为尘土，不会化为空气，不会消失不见……我永远是我……
邓唯物：（由冷笑转为微笑）你愿意献丑，由你……
人总是要死的，死了也就没了。所以唯物者在活着时，就要即时享乐。人生苦短，苦的是享乐的时间太短了。邓唯物在毛唯心死后终于获胜，但生命给他所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就是唯物者所不能迥避的事实，意识到这之后，唯物者就更珍惜自己的时间了，抓紧时间，不择手段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现实就是生命的全部。
深夜的窗外，民工在卸一车车的沙子，这个被物质堆满的城市，白天已经无法运进东西，而只有在夜晚时，才能乘空隙运进这些沙石，来将我们的空间填充得更实更紧。夜晚的宁静被沙石的挤压声充满，钻进每一个缝隙，而不像过去我们所理解的那样飘向远方。所有的道路都被堵死，剩下的只有颤抖般的挣扎。声音更多的落在地下，葡伏在地上，河流般向下，尽可能地贴近地狱，并寻找着孔洞钻进去，如此沉醉，如此迫切。
沙石的磨擦声使我的梦难以宁静，梦不像是音乐，能够飞到阳光到达不到的地方。坠落在地上的沙石声，将我的梦雨点般击落在地，与肮脏的尘土一起向下流淌，并随时准备着从城市的孔洞间钻入地下。如此自然，如此无畏。
最悲哀的是我的梦要醒来，这使我不得不置身于现实之中，它像个鹰巢置于一个高高的云崖之上，而那只鹰又折断了可爱的翅膀。这就是活着的死去，我把眼睛睁大，现实面无表情地向我走来，将我织进一幅生活的混乱的画中。
然后，“我像一个早已死去的人一样活着。”活着的是什么？零部件般的四肢；死去的是什么？指挥四肢的思想。
第二天早晨醒来。走出门，我的四肢踩过堆沙石的空地，前往加工厂上班。所有的这一切仅仅是为了两个字：“活命。”
我的命运仅只是小人物的命运。继毛唯心与邓唯物之后，掌管着我们四肢的是华继承与江高举。
我的生命就像是一个上紧了发条的机械，当发条松下来后，我根本就来不及喊一声：“我想……”。而后，就被遗弃在大道的两旁边。
我的生活绝对毫无意义。华继承的忠厚像使很多人相信他肚子里不会有东西——甚至连坏水也不会有。但是他还是出人意料地更改并简化了我们的祖先为我们流传下来的文字。这一创举简化了我们原来就很苍白的文化。“感谢他”，一些头脑简单——或不愿意复杂的人说。但总还是有一些愿意复杂的人——他们就是靠复杂而活着的——发现一个个小小的问题、疑问。作为一个以继承为已任的人，为什么会去改变维护传统的文字呢？这里面一定有阴谋，由于它是阴谋，所以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是什么阴谋。聪明如我的人于是就放弃了想知道阴谋的欲望。
但人总是会死的，那紧绷的发条总有一天会松下来，直至最后停止。华继承因“历史原因”而暗淡了它的光芒，直至最后消失在“历史的群星闪烁之中”。上升起来的新星，早在它被淹没时就局外人般地看到了华继承的继承事实与改变以维护传统为根本的文字的冲突、悖论。于是，便果断地又将那些被简化的文字又改了回来，恢复成过去的模样。一切于是就像一个模具一般又平静起来。平静中模具平静地复制着相同的产品。
可以把这种机械的复制视为一种繁荣。
可以把这种简单的重复视为一种稳定。
华继承与江高举无创造力的想在“稳定”中稳定住自己的地位。这里的稳定事实上就是围绕住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在现在的名词叫着江高举。
就“江高举”这一名词来看、从它的字面来理解，似乎是动词，而且动作还很大，但是只要往他的手上一看就知道，那高高飘扬着的是“坚持”二字。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包括跟着行走的长长的队伍），他在观念上的时间是静止不动的，运动着的只是自然而然的、与他们无关的、不受人类控制的自然中的时间.
观念的时间虽然是停止了，但是江高举们的步伐，还是随着自然之时的进程而践踏着路边的小草与小花。一幕幕的悲剧，不可避免地来了又去了，最后被抛弃在高举着的旗帜后面。被人遗弃。
由于江高举高举着的旗帜很高、很张扬，以至跟着他的人都向上看着，而忽略了注视自己的脚下，看一看生存在底层的民众的处境与位置，从而更多的人被践踏着，并被遗弃。
历史的车轮奇迹地停止了观念的时间，而仅靠自然的时间向前行走着。必然地我们看到，除了转着圈子的自然的时间外，历史的车轮事实上是始终停留在原地、不动。它成了那个圈心。
我们都知道，要想使马车向前奔跑，必须使两只轮子同时转动。而如果只有一只轮子转动，那么，只能是在原地打转.
在这辆车上坐着的人是什么？一群不幸的人。一群报社的编辑在椅子上做着“政治家”的梦，并演戏般地变幻着自己的角色。他们一会儿站在读者的角度。说：“这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那就是社会表象的暴力及肮脏的欲念；他们一会儿又站在政治家的高度来判断那条新闻，会使领导们不高兴、于是便聪明地将它给撒换下来，或改头换面地刊登出来，使事实失去了原有的真实性。
在这辆马车上，赶马车的是个什么人？是一个没有创造力的人。他除了会高举着某些粘满鲜血的鞭子之外，剩下的只有循规蹈矩地沿着老路行走。我曾经在无数个夜晚暗地里思想，为什么有那么多编辑、记者愿意为这样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人服务，努力并自觉地将集权的病毒种植在报纸上，而后去传染并侵害每一个人。从而使每一个人都患上一种集体的病症，迷失在历史的时间之中，而无法辨明方向（我的心在写到这一刻简直就要爆炸，然而出奇地平静又笼罩住了我的全身。我知道在这种集体的病症中要想不被传染是不可能的。我已经认可了身边发生的一切，而无力反抗。就像是在一个恶梦里，明知道魔鬼来了，在向我靠近，而在这时，我的双脚却无法移动一步，我的双手也无法抵抗。我只有无助地等待着醒来，等待着黎明的阳光倾洒在我的床前。）
在这辆马车上，为什么只有我痛苦？为什么只有我与恶梦同床？
早晨醒来时，我只能睁大着眼睛，随着马车继续“向前”。
向前看是“高举”高举着的旗帜。
向后看是不堪回首的历史之烟尘。
我还能够将目光停留在哪里？
（此刻，眼泪布满了我的眼眶。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为什么不去死；可是我确实又怕死，我只能这样以“活命”的方式“活着”）
天啊，我只能说：“天哪”！
下面一段话是原苏联知识份子对专政下的哲学家的嘲讽。我将它摘录下来，作为见证。因为他们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只不过他们比我们提前了数十年。
“有人问：亚当和夏娃是什么人？
回答说：‘他俩当然是苏联人。他俩整日赤身裸体，两个人分一个苹果，认为自己正生活在天堂里，并确信有这种可能的只能是苏联人。
（话外音：他们太自私了，因为确信有这种可能的还有中国人、朝鲜人、古巴人、越南人、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及一切相信共产主义的国家。）
“人们问：”亚美尼亚广播电台：共产主义是科学还是艺术？“
回答说：“当然是艺术。如果它是科学，它最初就应该用狗做实验。”
（话外音：狗应该庆祝说“幸亏共产主义不是科学。”）
“在苏联可否可以存在两党制？
回答说：“不，不可能，因为我们养不起！”
（话外音：我们（中国）也同样养不起。）
“有一则笑话：复活了的马克思，在看了苏联的‘现实社会主义’‘发达社会主义’后说：”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
（话外音：他看了我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同样也会说：全世界的无产者，原谅我！）
A·古雷加在哲学所的一期“墙报”上发表了他写的“讽刺小品”，题为《黑格尔与我们（一位学术旅游者的日记摘抄）》：
“一月九日，早晨收到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我可以以学术旅游者身份去澳大利亚参加果戈理会议。与纽莎商量，决定去：因为新大衣上要装的袋鼠皮领，只有在那里才能买到。于是开始构思报告，题为：《果戈理与我们》（从最新有关神秘心理现象角度看《死魂灵》）。
“二月九日：原来会议不是关于果戈理，而是关于黑格尔，不是在澳大利亚，而是在澳地利举行。管它呢，反正去定了。报告题目改为《黑格尔与我们》。（果戈里与黑格尔，澳大利亚与奥地利，在俄文里，字形极为相近，最容易相互混淆——译者注）
“五月九日：两天没记日记：各种杂七杂八的事，集合开会，讲注意事项。此刻我们已在维也纳。我住的是单人间，有淋浴和浴盆。到街上的百货公司去逛了一下，买了一个挖鼻孔用的机器（虽然很贵，但却是需要之物，我国现还不产这东西）和一卷高级手纸。还剩下两先令，这点钱够买一张星期日的报纸，付存衣费或入厕费。
“T？H（某个人名字的缩写——译者注）”老赶得很“，竟把浴盆当成马桶了，他把胃吃坏了，弄得上吐下泻。不得不向打扫房间的妇女道歉。对这个老头得原谅他：因为他是头一次到国外出差。而工作人员又没有把像国外的舆洗室如何使用这类注意事项讲清楚。
“代表团里‘没学位的成员’表现尚可，尽管违反纪律的情况也还是有的。不准进行的交往（不管是团内的还是团外的）没发生。四种泄密（国家的、军事的、政治的和职业的）的情况，尚未发现。
“五月十日：一整夜都在修改报告，报告的题目现在改为《我们与黑格尔》，重点在于强调现代性。几天来的会，由于听不懂而感到十分枯燥。发言者用外文，没有同声翻译。‘没学位的人’边听边使劲地记唯心主义者的发言。本想制止他们，后来决定让他们记下去，将来在进行批判时也许用得着。H？E？为存在主义者的发言鼓掌。在吃早餐时，她说了一句：‘傻瓜！’如果她指的是A？C，那她是对的，如果她指的是我，那我将认为她这是泄漏国家机密。
“五月十一日：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在会议上做报告。一早才知，给我只有十分钟。我只好把报告压掉五分之四。把所有有关黑格尔的部分都删掉，只谈我自己和我们代表团的成员。报告的题目改成《我们》，以便紧扣题目。有些俄文名字很难翻译。那次在米兰开会，一切都简单多了：翻译站在我身后，手持话筒照稿子念，而我则只站在那里张嘴就行了。在这里则不行，会议室太小，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我读的是用俄文字母拼写的德文稿。听众反映挺好，又是笑，又是鼓掌，说是都懂了。没提什么问题。只是会后在走廊里有人问：听说在俄国的大学里禁止教哲学。对这种诽谤，进行了驳斥。
“五月十四：我们将离开这里。我们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宣读的报告共九篇，大会发言共二人，即兴插话共三次，提问题的共一人，达成学术联系共二十四项。
“最后，上了一次厕所，付了两个先令。并没有给人带来什么好感。然而，毕竟感到了轻松；不必再去细想外币用在哪儿才更恰当。”
（话外音：苏联人在国外就显得太“老土”。我们的一个副主编，才从国外回来。刚回来，就招集了一个部门的小会议，主要谈了在美国看脱衣舞的感受，认为“有劲”“健康”，与会人员关心的当然是结果问题，问：“脱完了没有？”。副主编说：“当然脱完了.”散会后，有跟副主编私交甚好的人问：“什么时候，我也找机会出去一趟？”显然，为的是看脱衣舞。副主编乘着酒性高声说：“NO”。看着他失望的样子，副主编用手拍着他的肩膀说：“党内有规定，你的级别还不够。”接着又鼓励他说：“要听党的话。别泄气。”那人明白，要想出国——看脱衣舞——就至少要爬到副主编一级（副主编是什么级别呢？据说是副处级，他看见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削尖了脑袋向上爬。）
从那个副主编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苏联人要比我们纯洁些，“他们是在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我们是在利用别人的理想。”
清醒的人都在往上爬（越高越好）。以获得更多的特权。爬不上去的人也清醒地知道自己不该去妄想什么，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共产主义，就是“有级别”的人，把他的下属的人的财产给共掉了，成为他一个人可以任意享用的财产。共产主义，就是“没有级别”的人，将自己的财产都集中起来，供那一个人任意享用。
“沉默的大多数”都明白，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做官。如果做不成官，那么只有沉默。“沉默的大多数”现在还没有想过共产主义这一制度是否有问题。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没有教他们去怀疑，而只教他们去继承，所以他们只有不断地接受现实，并为之默默工作。
在我看来，这个世界最荒谬的人是独裁政治下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在思考人民能够知道些什么，不能知道些什么。他们在思考怎样让官员满意，但同时又让读者花钱买他们的报纸。他们在精心制作每一个标题时，考虑的不是如何有力量，而是如何把屋好一个度，所以他们注定了是一个悬浮体，没有自己的重量，没有自己的价值。
具体言之，权力对语言的塑造即是对“语言”的训练与操作。例如当某人被捕后，记者去采访时都会问一个程式化的问题：“你不知道那样是犯法的吗？”犯人的回答经过专制的灌输后变得简练干脆：“我不知道。”其含义表示犯法是非有意的行为。而记者也要的正是这个答案，因为它表明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我们还需要继续地灌输；二是并不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而是那个个人出了问题。很明显，这是长期训练出来的本能反应。因为从直接的功利角度来看，这样的回答决定着被捕者的无知而有可能被处以较低的刑罚或被尽快地释放。同时这样的回答又可以防止后面的一连串的问题，因为他不知道。不知者不为罪。然而这些记录还是会进入审讯记事本中，成为单调而平淡的历史资料。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幅“不知道法律”的全民皆呆的社会画面，从而使人们确信正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里的自我表述是话语权力暗示和操纵的结果，从而最终损害了社会肌体的健康和国家的未来。于是中国的史学界已经呈现出的“资料越多，问题越少”的特异现象，使学者们无法还原历史。我们看见的只能是空洞的灵魂，和久患未愈的“失语症”后的“痴呆症”。
然而这些又可以骗谁呢？你不知道不可以杀人吗？你不知道不可以偷窃吗？你不知道不可以贪污吗？你不知道……？
因此，当我看见一个记者在街上采访提问时，我就知道他设计了一个又一个连环套似的圈套，让被采访者往里面钻。我知道记者采访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他把他自己所要说的话，借别人的嘴里说出来，然后通过媒体传播，对所有的受众说：看看这是你们自己的嘴里说出来的话，这是人民的声音。
每当看见这些，我会发自心底地笑起来。“有谁能阻止一个人在心底的微笑。”
在微笑的阴暗的影子里，我常常躲在一个更阴暗的角落里独自思忖，为什么新闻工作者那么听话。也许他们以为自己是官僚阶层，因为他们是他们的代言人；也许他们认为自己是出于好心，不为这个社会添乱子，唉，只要不乱就行；也许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政治家，政治家心头总有一杆秤，随时都要秤一秤西瓜与芝麻的重量。这个世界上总有要舍弃的东西，舍弃谁呢？那么就用我心中的这杆秤子称一下吧！也许，也许，也许他们也仅仅是为保住自己的饭碗.
在一个铁桶般的体制中“话语的政治”公式被长期反复地加以排练，使得人们在对话语的表述时，不得不进入这一“流程”。在面对文字或摄影记者时，公式就开始进入了流程之中：当某位行走的公民被记者拦住，得通常也会问一句程式化的问题（因为他也是这个制度的产物）：“你对某某情况有何感想？”（这句话可以套用在任何事件上）
“我感到很愤怒（或高兴）。”（只要改动一下愤怒或高兴这两个字，就可以回答记者任何的问题，而不至于出一点差错。）
经过时间的淘洗，人们的思维变得简单而干脆，从而促使思考退场而让位于专制制度强加给他的一切结论。例如在1998年春夏的那场全国性的洪水中媒体上通篇是政府如何如何抗洪的正面报道，从画面及文字中不难看出，官员们的一种功绩，就像是他们在做着一项原本不该他们做的事情——这里出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的悖论——灾难越大，政府的功绩越大，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在做一件仅份外的事。事实上，救灾正是任何一个政府的天职，纳税人养活着你们，就是为了应付各种灾变。但事实却变了味，“我感到很幸福，”我们看到人们在说：“感谢党，感谢政府。帮助我们度过了难关。”仿佛不是这个党，不是这个政府，换一个其它的政府，就不会管他们。在这里，历史的真实与“记录”的媒体无关，而是一个被重构的对象，人民的表述是长期以来程式化思维的结果。
洪水之后，政府在庆功会上称，自己战胜了洪水。真的战胜了洪水了吗？怎么样才叫战胜？没有一个机构来确认。因此就只有凭政府自己说，淹了一个县，可以说是战胜，淹了一千个县也可以是战胜；死了一个人可以说是战胜，死了一万个人也可以说是战胜。最后，只要政府的首脑愿意，即便最后剩下他一个人，他也可以站在珠穆朗玛峰上，一个人举着酒杯来庆祝“战胜了洪水”的胜利。这就是最后的历史。这也是最后的“真实”，除了这些，我们还能看到别的什么真实吗？不能。答案同样变得简明有力。在时间河流的淘洗中，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历史”所留给我们的。
政治家，政治家，江高举一声号召“政治家办报”，于是在人民的身边一下子冒出了成千上万的政治家。成千上万的政治家啊，政治家，是这样的群政治家，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去搞政治，他们想方设法让人民淡化政治意识（最好是忘记它），好让那些掌权的人能够更好更舒适地呆在官位上，不受任何威胁与挑战。他们理解政治，他们害怕政治，他们逃避政治，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家。
政治家办报的主要思维方式是把坏事变成好事——在独裁的政治下，是不会也不可能会有好事的——坏事变成好事，的确有些让人为难，首先必须磨灭自己的良知，而后才能在一种没有良知和痛苦的情形下完成新闻事实的转变。比如说法院断错了案子，在被害人多次申诉下才得以改判，那么在报纸上出现的标题就是“感受司法公正”，在犯了错误之后，我们听到的不是批评，而是赞扬。而令人可悲的是，这赞扬的原因是他犯了错误。我们难道就没有想过怎样不犯错误吗？或尽量降低犯错误的可能性。是不是有了错误的悲剧与改正了错误的喜剧，才能使一件事情有了强烈的对比，才能使人能够判断出好与坏、对与错？党先制定了很多的收费的项目，让人民受不了，之后再减少一些，以减轻人民的负担，这就是做了好事，这就是为民着想。党使很多的孩子读不起书，上不起学，就搞了个“希望工程”。动员人民捐款（且不提被贪污、挪用），建起希望小学。使一些穷孩子上了学，而媒体上却大肆渲染，要上了学的孩子感谢党感谢政府，而只字不提那真正邦助了他们的人民。长江发了洪水，媒体上就大力宣传只有共产党，才能使灾民们得到救助，才能使灾民们渡过难关，仿佛换了别的党就不会管人民的死活，仿佛救灾不是政府的天职，而是它做的一项额外的工作。
普鲁斯特认为“社会里最上层的一群人是一个犯罪团伙，一群无与伦比的阴谋家”，而我则认为，独裁统治下的新闻传媒，则是这个犯罪团伙帮凶，是传播病毒的载体、工具。——如果没有传媒的帮助，那么，那个犯罪团伙就是再高明，也无法危害整个社会——这些病毒使整个社会癫狂、迷乱，直至彻底的灭亡。唉，这就是我们的传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家。
有谁有记日记的习惯？一生？他靠记日记来代替记忆。然而，日记是真的吗？怎样将一天的二十四小时转换为文字，该删去哪些时间？该忽略个哪些事件？使人做出决定的是文化、政治及环境。
有谁有读报纸的习惯？每天？他靠报纸来认识世界。然而，报纸上报道的是真的吗？一天有那么多事件发生，如何将它们排放到报纸里？该刊登些什么？不该刊登什么？使编辑做出决定的是文化、政治及环境.
因此，历史是人造的历史。没有什么自然的历史，如果说有自然的历史，那么它正在随着时间的消失而消失了。
有谁能够记录历史？就是那些能够左右历史的人。有谁能够记住历史？就是那些被历史左右的人。
出于这样一种原因，一些艺术家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在时间中承担历史责任，于是便从沉迷的时间之舟中摆脱出来，而只是描述片断的破碎的时间及生活。他的作品不为历史提供导向性明证，而仅只是向读者描述了一种存在。在某时、某刻、某地曾经有过的一种存在。破碎的不完整的时间相对于历史来说真实性要可靠得多，相对的对于被历史所左右的人的欺骗性也要小得多。
艺术由此而进入了后现代状态。它拒绝成为“历史”的帮凶。
所以，对于一个独裁的政府来说，他们是绝对不喜欢后现代艺术的。每件作品，政府都无法将它引入历史并为历史服务，那么，政府的意志又怎样集中体现呢？政府的作用因之而逐渐丧失或削弱。
……
……附：可融入本文又可单独成篇的四篇短文……
……
清醒者永远不可能醒来
我对清醒者没有什么恶意。我只对自己清醒地看见一种不可能性而感到头痛。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庞大而无耻的政府，他拥有我们的财产、拥有我们的财产的分配权。对于我们的一切，他们认为完全是由他们给的。清醒的人起先想：我们可以反抗么？不，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看到他们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军队。人数虽然最多而素质却是最低的。这给当局提供了条件——他们不会思想，他们完全就是一部可以随意操纵的“机器”。在中共的财产里，这是属于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零件。
我们清醒地看到我们无法战胜他们。
于是，我们就只有看着他们堕落——当然也带领着我们。
清醒者在这时是痛苦的。我们看见他们的军人是怎样的一些人呢？不会读书，因此考不上大学；父母不是有钱人，因此不可能有什么遗产继承；父母不是当官的，因此不可能给他们找一个好工作。所以他们只有当兵，退伍后政府会给他们一个去处，毫无疑问他们依靠的是集体而非自己个人。他们的个性在集体中随波逐流。
我们不仅清醒地看到了军队的顽固性与可怕性，我们还清楚地看到共产党已经完全不相信共产主义这一结果了。不相信并不等于不要，共产党人不会轻易抛弃这一理论，因为他们还可以利用它。出于这样一种目的，如果我们还在一厢情愿的等待他们“最终醒来”并依靠他们自身的力量来改革的想法就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也已经“醒来”，但并不抛弃，而只是在“运用”。运用共产主义这一手段来牢牢地掌握住他的人民，从而能够继续专制下去。我们的人民也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醒来了。并对过去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否定的结论。那是中共当政时人民的一次“醒来”，有人因此而希望在现在，人民能够再次“醒来”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力，使自己真正成为命运的主人。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形与“文革”时期完全相反，“文革”时的人民是被蒙骗的，所以一但发现了被骗这一事实，便会立即清醒过来，并从根本上来改变自己，重新摆正自己的位置。而现在的人民则是清醒的，他们清醒的看到共产党所编造的骗局。清醒地意识到共产党的强大。明白鸡蛋碰石头的后果就不会拿鸡蛋去碰石头。人民显然是明白了怎样保护自己。人人都变得“聪明”了起来，然而清醒而不表达对所看到的强权的表演的不同意见就意味着屈服的认同，这也就是共产党政府希望的公民的样榜。在八十年代末人们所表现出的对招工中干部子女走后门现象的认同的平静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所表现的愤怒可谓是质的变化；同样的到了九十年代末，人们也同样的失去了八十年代末对贪官的强烈反抗，而更多的是一些无奈的叹息。时间在历史中的功能有很大一部分都表现在遗忘的损耗之中。在损耗中那些强烈的菱角被打磨得平稳而无知。历史正是在这样的认同中完成了它的合法性。
历史在时间中通常有两种表现方式：即延续性和目标性。前者依靠的是在时间中的自然展示，而后者则可以为了目标而来相应地摆置我们的现在的社会状态。奇怪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这两种状态不可能地而又同时存在着。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形态已经因为目标而被主观地设置了一回，而后在这个被设置了的大环境之中，一切不合理的都在朝着延续的合法性中迈进。一切不合理的都将在时间的液体中被清洗得干净而圣洁。
时间是共产党手上的最有效的擦污的抹桌布。
有些时候，我确实不能理解共产党的一些掩耳盗铃式的干坏事的方法，因为那些伎俩真是可笑之极。
有一次，我到机场去接两位刚下飞机的政府官员。在车上他们说到了某厂工人上街闹事的话题。工人闹事，这是处于转形社会的必然现象，就像汽车在爬坡换档时的短暂停顿一样。而后是整体的前进，包括车体和车子上的载物，都将在同一时间里以同一速度在同一的空间中移动，这里传递出了一个公平的信息解码。然而我听到他们却在这样说：“会哭的孩子多给奶。”这又是一个现实。他们说：“谁闹事，就给谁钱。”不闹事的就当不知道？社会的公正性在这里消失殆尽。从这里我们看到个人的权益还是只能靠自己争取。
“自己的权力要靠自己争取”表面上看起来是正确的，因为绝大多数人看到的总是局部的。如果全社会的人都站出来了，为自己的权益而伸手，那么这个社会就将混乱不堪了。关键在于社会的本身的公正性。如果一个社会连这样的公正性都没有，那么它就没有资格做我们的政府。然而一般来说这样的政府是不会主动退出自己的舞台的，这就需要人民起来给它施加压力，这里就存在了一个与上面的有关论述相悖的悖论。“人民的权力要自己争取”，看来混乱是不可避免地要到来的。原因不在于人民，而在于政府。
问题在于怎样让政府从自身开始改革。最好的方案就是形成一个精英阶层，由一个群体来直接与政府对话，由此而获得有效的改善。在稳定中的转变，这是历史发展的最良好的选择。
我们正面对着这样一个可怕的危机。如果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会哭的孩子多给奶”这一道理，如果所有的人都闹起来，清醒的人是要稍稍算个帐，就会知道国家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就像派送某一产品，数量只有几百，而排队的人则有数千，那么后面的拿不到的人则会因此而不满，因为按道理，所有的人都应该有一份，而他又得不到。公正性的原则本身就受到了破坏，由此社会面临的将会是动乱。
解决这一问题，已经是至关重要而急迫的。我们已经看到人民的要求是很低的，仅仅是为了吃饭、穿衣。这在发达国家看来是一种基本的人权要求，它不含有的政治方面的要求，这事实上也是政府所希望的，因为他所要给他的人民的只是物质。然而，由于体制的腐败性与落后性使他已经无法承担起这最基本的责任。怎么办呢？只有在政治上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让无辜的人民牺牲个人的利益来弥补政府失误，从而使他们能够继续统治下去。这一伎俩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极为有效。因为官办的新闻媒体会大肆地宣传一些牺牲了个人幸福的人民，把这种牺牲拔高到牺牲个人幸福别人的高度，从而满足人性中的无法克服的虚荣的本性，其实从社会及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很少有个人的付出能满足并改变别人的命运的。有一个道理是人人皆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同时，我们还常常在报刊或电视上看到类似的宣传：“某人付出了很多得到的却很少，而他仍旧毫无怨言，默默无闻地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这显然令人感动。我们迷失在了传统的单向的指令性的思维里了，只是顺从别人的提示而一直无知无觉地行走在一条单向的路上，从来也没有想过向相反的方向看上一眼。其实我们只要换一个角度看一看，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谎言。既然某人付出了很多，而得到的却很少，这显然就代表着不公正。那么作为政府就应该及时地行进调整，使其变为公正合理。这是政府的职责。如果一个政府眼看着（已经出现了不公正）他的人民在不公正合理的予取中工作了几十年，而没有采取措施来弥补缺陷，那么这就不是一个人民的政府。因为他的中心点不是人民的利益，而关注的仅仅只是政府自己的利益。这个政府无疑地已吞食了他的善良的人民“付出”的一切。
然而，还是有那些政府认为是“私心很重”的人，他们要求提高工资、降低物价，他们上街闹事、堵塞交通、砸毁汽车、发泄不满，这些当然令政府头痛，因为它粉碎了繁荣昌盛的神话。有些时候这些人数众多的是无法全部塞进牢狱里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当然要让步，该发的发，该补的补。在这时候，解决问题就显得果断，决不像在群众没上街道之前那样哭穷，让人民体谅国家的难处。其实谁都知道政府中的那些蛀虫们把国家蛀空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换一句话说，人民体谅了国家的难处，那么谁来体谅人民呢？这就好比一个母亲，对她的婴儿说：“你看我有多可怜，你能够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度过难关吗？你能够不哭、不喊饿么？”
婴儿不会说话，只能哭，因为潘多拉的盒子在母亲的手上。如果她都不能从盒子里拿出东西，那么还有谁能够拿得出呢？
问题简单得连思考都不用。一点就透。
那么，为什么过去没有人来点透呢？因为人们都是清醒的。谁都知道1+1得2，这是用不着去证明的。就像上面的问题一样，没有必要去证明。阳光下有一个盲点，它总是离你最近。
事实上，阳光下总还是有那么一些有良心的勇敢的人要站出来揭露一些什么的，但由于失去了传播媒体——就像鸟儿失去了空气而无法翱翔天空，就像鱼儿失去了水而无法畅游大海——他们说出的话只能在自己的身边回荡。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听见。一只醒来的狮子在悲壮的流泪。天空被一只强横的手遮往了透明度，而仅只剩下了无知的亮度。
共产党每一次总结他们的成绩与工作时的报告，旁观的人很容易准确的发现他们的工作重点，就是紧紧地抓住“两杆子”不放。所谓的“两杆子”就是笔杆子和枪杆子。笔杆子放在枪杆子的前面是“解放后”的转化。谁都知道先前共产党的政策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现在他们的策略则是“笔杆子里面保政权”。后者没有形成文字而被明目张胆的提出来，与中共现在的领导人的性格有关。毛泽东是想啥、说啥、做啥。魄力信心和勇敢的个性，是他直到现在还拥有一定范围的崇拜者的原因。而在他之后的领导人，则缺少了这样的信心，往往是想的是一套、说的又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政策在他们的手里绕了一个圈之后又回到了原地。这虽然表现出了极大的技巧与策略，但却浪费了历史的唯一资源——时间。
他们说我们可以游行，但必须得到他们的批准。他们说我们有选举的权力，但候选人名单却只能由他们提供。这种公开的谎言，在我们的生活里充斥着，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谎言重复上一千遍就可以成为真理”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谁也没有试图去揭穿成为了真理的谎言。所以谎言成为了真理。
重复谎言的最好的工具就是报纸、电视等传播媒体。也许他们不会承认说谎，因为他们说的那些阳光明媚的、和风细雨的、见义勇为的完全是真实的事情。甚至还可以找出许多的证人来证实。但在以正面宣传为主导的潮流下，所有的好人好事的宣传报道的背后都直接指向一个主题：社会主义好、共产主义好，就是好呀，就是好。新闻媒体在这时的作用就是为谎言作证明。使那个藏在背后的巨大的谎言得以躲避在一团厚厚的保护伞下面抵抗来自外界的质询和责难。
社会在一团假象的包围中随着时间的脚步而成为历史。那些质询和责难的人的声音也如轰鸣的火车头般被排出的蒸汽所掩盖。英雄死了，历史直接成为毁灭英雄的人的手笔，堂而皇之地进入史册。
历史是由毁灭英雄的人写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考察它的真实性，而所需要了解的是它的寓言性。寓言中的纯洁也许能够保护我们的真实。
记录下这一段文字在这里显得尤为重要。在一个私下的场合，我问一个宣传部新闻管理处的领导：
“怎样把握新闻报道的尺度，曝光的稿件可以达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形成一个文字性的东西下发到各个报社？”
我确实有这方面的困惑，我相信每一个报社的编辑都会有类似的问题：怎样在体制之内即不犯规，又可以把新闻做得好看（有一个有趣的事实，每一个报社的老总都要在开编辑会议时说：“要多发些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要加大社会新闻的比重。什么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呢？我们每一个编辑都清楚，那就是烧、杀、抢、奸）。这里有一个悖论、群众喜欢看负面的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社会的本质，而官员则要求刊发正面的因为他们要宣扬自己的政绩。中国的报纸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夹缝里生存长大的。
那位领导回答：“不可能有文字性的东西，新闻的制度性原则，应该溶入到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血液里。”
顷刻间，我明白了一切。他们是即不能让外国人拿到我们的新闻不自由的把柄，而又要达到他们的控制“笔杆子”的目的。
对于中国的新闻工作者，由于工作的环境及传统的教育，他们应该是一批最具现实主义思想的人。如果没有现实利益，他们是不可能用血液去溶化什么制度的。共产党也清晰地看见，光靠过去的那种假、大、空的理想来愚弄人已经行通了，只有把馍馍做大，那些处于制度内的特殊行业的人都能够分到一点甜头。这样新闻界就成了体制内的受益者，这在十几亿人口的强烈对比下，使新闻工作者高高地浮在人民大众的上面。何乐而不为，只要做出对政府迎合的姿态就能够得到如此的地位与利益。比如说在社会行业工种中偏高的工资、新闻发布会礼品、礼金，及工费出差旅游等等，使新闻工作者的那一腔人性的血液成了缓和社会矛盾的润滑汁及调和汁了。
在一个庞大的社会体制中，分馍馍的非政府官员绝非只是新闻工作者这样简单。它们还表现在其它一些特种行业中，如执法部门、监督部门、医疗卫生部门等等，已经完全构成了一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行业经济体系”。人人都在利用自己的行业的特殊性大捞特捞，想方设法的挖国家及人民的墙角，政府当然看得见这一切，但为什么不干涉呢？因为政府要依靠这些特殊的部门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当然就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实上，这些从业人员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社会的蛀虫，腐败国家、养肥自己。中国的前途由此已经进入了一个歧途，并不可思议地清醒、清晰、理性地败落下去。哪里是尽头？有人说只有等到一个大厦全部被蛀空了，大厦才会倒塌。这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我想，只有不断地有人提出要求来，要一起来参与分馍馍，并不懈地坚持，政府为了维持其虚假的稳定与繁荣，就要不断地把馍馍做大，直到所有的中国公民都能够分到一口馍馍，从而切实地感受一下饱与不饱，好与不好，只有这样中国才是真正地民主了、公正了。
全国人民都以蛀虫的形式来使这个社会达到公正、合理，这一结论虽然消极而无奈，但如果我们一直像现在这样“清醒”下去，那这一结论也许就会顺理成章的形成。“清醒”过来的人说：“你偷我的，我偷他的，他偷你的”你看这不就公平了吗？
在结束本文时，魏京生也结束了他恶梦一般的监狱生活而飞到了美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批评“八九”学生运动说，学生太天真了。是的，清醒的人也许一开始就能够判断出“六四”的结局，但是如果学生都不天真了，那么学生还能够是学生吗？学生是“天真”的——多么美好的天真啊——我们不应该批评，而应该保护。有时的清醒就是世故。
……
第二类选民
中国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这个“关键”是我集多年的经验及思考得出的结论，而并非是诸如“乐观”“悲观”之类的产物。
中国已经进入了民主的关键时期，在这种时期往往会出现有很多种主张及主义，在这种时期对任何一种观点的认同及选择，都关系到我们对未来的付出与得到。所以要想有正确的选择就必须对现实的状况有一个清晰的洞察。
对于中国的民主未来，悲观者认为还需要十年及至数十年，乐观者认为现在就在转变，正在往好的一面发展。这两种意见粗看起来是不同的两种认识，而在我看来，这两个看法事实上就是一种相同的观点，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都认定民主是一个大趋势，是谁也阻拦不了的，所谓的分歧就是在时间上：早实现民主，还是晚实现民主。在这种分歧中，如果我们说“中国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刻”，我想就不会有人提出异议，因为在这时我们的一切努力都会产生作用，使民主的时间表在我们的手中逐渐地清晰并准确起来。
要想使我们加入进民主的进程之中，并起到积极的作用，那么就必须对中国的现状有一个准确的认识。这里我仅想就我多年思考的民主国家的基石——选民——的状况来做一番分析。
我想将选民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被动型选民；第二类为参与型选民；第三类为主动型选民。
第一类选民为被动型的，他们一般都认定即成的事实就是合理的，如果谁要是想破坏这种已成的事实，那么谁就是野心家，就是想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生活习惯，因此，这一类选民的选票一般都是投给当权者的。这类选民的特征归纳起来有两条，一是文化的落后与远离中心的地域使他们无法及时接受更新的知识；另一就是对传统文化的迷恋，使他们放弃了向前行走的步伐。
我要将第二类选民放到最后来谈，因为在民主的制度中它是最重要的，也是目前最关键的群体，它关系到一个民主的制度到底能不能进行下去。还是让我们先来谈一谈第三类选民。第三类选民是主动型选民，他们有着明确的目标，欲通过政治而完成自己的人生目的。这一类选民一般仅仅限定在执政党和反对党之内。往往容易形成圈子化、保守化、个人化，由于有了这种特征，它就极有站在群众对立面的可能性，从而成为人民的敌人。另外，在国家的选举中，第三类选民的选票一般都带有极强的功利目的，所以他们所投出的票也很难表现出公正、公平。
第三类选民是直接的游戏者，他们制定规则，修改规则，一切都围绕着自身的利益，因此，天然的，执政党与反对党就存在着冲突，在这一场景下，如果没有第三者在场，那么对于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这时就需要有第三者在场，来平衡并限制两者的矛盾。这个第三者不会是别人，就是第二类选民。与第一类选民的被动与无知相反，第二类选民是游戏的直接参与者，他们了解游戏的规则，熟知游戏的规则，因此对于游戏者的行为，他们都有着公证而合理的判断，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第二类选民起着限制第三类选民的极端行为的作用。从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二类选民就像是一个钟的摇摆，形成了一个虚构的三角形，它的形式是固定的，但它又是不确定的。这个固定的形式给社会带来了相对的稳定，而它的不确定性又给我们的环境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就是一切都在变化之中，而变化又因第二类选民的积极参与而限制在一个合符规则的范围之内。
当然，以上的叙述仅仅是在理想的设定之内。要想使这个钟摆（第二类选民）能够起到它的作用，那么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在第三类选民中必须有反对党出现，否则就像是一场没有对手的足球比赛一样，在场的观众根本就无法判断那些在场上的运动员的优劣。所以，在那样场景中，第二类选民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可以说在那时，他们的存在与不存在都是一样的；第二，在所在的国家中，第二选民必须具备有绝对的多数。还像是那场足球赛一样，如果看台上只有寥寥无几的几个观众，那么在场上的运动员也就失去了表演的必要。这时，所需要做的只有是怎样将观众拉回到看台上来，尽可能地将座位坐满。
有人也许会说：如果在足球场上没有对手，而我们又能顺理成章地拿到金牌、奖金、工资、那么，看台上有没有观众又有什么关系。轻轻松松保持王位不亦快哉！我想说的是，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目前就是处于这一状态，没有反对党。执政党轻轻松松地连续的执政。但是，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足球场以外的地方，我们会看到别的国家的运动员在激烈而公平的竞争中一直朝着最合理，最强劲的方向发展，所以，如果我们不改革自己，那么后果将是被人远远地抛在后面，直至开除球籍。
也许有人还会说：“我们正在改变自己，正在一步发一步地走向民主，比如说我们打算从乡村开始逐渐实行民主选举。”有人说这是台湾模式，台湾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清晰地走向民主的。有些持不同政见者也对政府的这一举动抱有希望，因为做总比不做好，变总比不变好，从上层变革不行就从下层变起也行，他们从台湾的发展看见了大陆的未来。其实大陆的乡村选举与台湾有着一个本质的不同，这是很容易看清而大家又不愿去关注的，因为这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太肤浅了。它本质的区别就是：是不是真的想推进民主制度？还是仅仅是想在世界潮流中仅仅只是敷衍了事？如果是后者，那么它不仅仅不会推进民主制度，而会起到反面作用，因为大规模的低文化、低素质的选举会使广大农村选民对选举产生一种儿戏的感觉，最终失去理性的认识，从而形成一股稳定的第一类选民的势力。如果这些人数众多到可以压制第二类选民的数量，那么，到时候即使我们是真正的想推进民主制度了，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足够的水，船就不能前行。可见目前执行的乡村选举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
最后，我再把问题回到第二类选民上来，如何培养并发展第二类选民呢？除了新闻、出版、言论自由外，别无良方。没有言论自由的民主制度是虚伪的民主制度，没有言论自由就不可能会产生民主制度。让我们最后再坐回到足球场上的看台上来，如果不允许喊叫（虽然不可避免地会有过激行为，但是可用法律来限制）。那么还有谁会无言地睁着大眼坐在冰冷的石阶上呢？所有的观众都希望他所理想的球队获胜，他支持得越多他心目中的球队获胜的希望就越大。他们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愿望，支持自己理想中的政党。这就是第二类选民；在这之间各个政党也不断地完善自己，为人民着想，让更多的选民支持自己，使自己获得最广泛的支持，这就是民主制度。
……
用思想取代革命
在二十世纪用得最多的两个词也许就是“革命”和“思想”。但革命与思想却完全不同。革命是集体的社会的表面的，而思想则是个人的孤独的深沉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词汇被排列在一起本身就有着它的意义，表现出来就是：在二十世纪作得最多的就是集体与个人的争斗。斗争的结果因对象的不同只能由两个方面来进行判断。在集体中个人的溃败是显而易见的。而在个人的思想里由于孤独所带来的沉思使自由的理想犹如一个隧道而深深地穿透了整个二十世纪。
在革命的道路上，布满了它的领导者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铁托、卡斯特罗等因不顾惜个人生命而流出的牺牲者的英雄的血液，正如他们所说革命的道路上洒满了鲜血因而他们是红色的革命者。
而事实上，在这条道路上能够走下去，并获得利益的是利己主义者。在崇高、牺牲、主义等神圣的经典化的道路两旁躺倒的勇士们，如果在这时还能够坐起来仔细地思想一下前后的经过与结局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圈套、骗局。然而，历史只有一次，历史的时间更是只有一次，在轰轰烈烈的历史车轮的迷雾里，迷失了多少人的视线，而只在听觉中集体地盲目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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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思考别人的命运，先思考你自己的命运。
以后世界所有的问题焦点都会集中在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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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革命？在写本文的题目时，我就知道我必须解释这个名词，否则别人也会问起的。其实现成的答案早就有了。那就是我们能够看见并听见的，并可以在公开场合大声宣讲而不会招惹来麻烦的。
在我们这里的革命实质是，从别人的身上剥夺些什么。但通常它都要说服别人（与自己一伙的人）说有人要来拿走我们的自由，所以我们才要起来剥夺他们的。有一部电影里的两句台词就很有意识。那个煽动者说：“反动派要来拿我的头，我没有给他们”。底下的人群一阵欢呼，等稍微平静后，他又接着说：“反动派也要来拿你们的头，你们同不同意呀？”下面的人群大声回答：“不同意。”革命就那样奇迹般地被发动起来了。事实上，那个煽动者说的前面的那句话也许是真的，而后面的那句话则不是事实。这样的辨证结局就很清楚了，他是要大家用他们的头来保护他一个人的头。所以，我对革命的解释已经很清楚了，就是发动群众运动使那一个人获益。其中根本就不包含什么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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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中，人们纷纷地向集体（组织）靠拢。
而事实上，集体（组织）只掌握在个人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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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运动的火车，向另外一列火车撞去，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这就是革命。它的命运是毁灭别人也毁灭自己。聪明的革命者能够精确地计算出革命的列车的受损的程度，从而让自己恰到好处地处在一个最适当的位置上；除却死去的，他恰好站在最前沿。当然，这种精明的人极少，但革命的好处总是要落入他们的手中。自然而然地成了“站在最前列”的领袖。从而人人仰慕，并为之立传、树碑。
革命的次数随着历史时间的深入而不断地会多起来。同一性，规律性，一致性不断地重复出现，新的历史成了旧历史的翻版。经验成了定律，有朝一日，将会有准确的革命公式出现.
那时候还会有谁相信革命？
准确的公式将会安排一切！
如果生活及命运都被注定了，那么人的生存意义也就将消失了。
在历史中偶然地也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比方说，在二战中，在中国有个南京大屠杀，在犹太人中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同样的，他们都会有幸存者，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们，已经就要在历史之河中被漂白了，而从奥斯维辛走出来的埃利？维塞尔却在消逝的时间中，如一张正在被漂洗的发白的纸上的永不褪色的黑点一样而愈加清晰地呈现出来。不仅是这样，他们还有一部电影叫《辛德勒的名单》，而我们同样也有一部电影叫《南京大屠杀》同样的历史，同样的惨剧，而表现出来的画面却相差甚远。我们在不得不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同时来另外寻找些其它的原因来弥补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遗产的不足。我发现那个原因就是在别人正在深痛的反思民族的不幸并为之沉思时，我们正进行着一场灭绝文化的大革命。革命又一次使我们丧失了思想的机会。而当我们醒来时，却发现那些深痛的可以引发思想的记忆已被革命的锯齿肢解的七零八落而无法收拾……
革命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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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使我们无法坐下来认真地思想。革命破坏了我们在思想的道路上的一切坐标。
革命是浮在表面上的，如海浪，它毁坏一切已成的事物；思想是沉在底下的，如沉船，它里面装载着一个个时代的结晶与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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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让我们来探寻一下思想。思想是属于独立而孤独的人的。思想将人们从群体的激动中分离开来，就像在面粉团间洒上面粉，从而能使它们保持原有的独立性。
独立的个性可以使人产生出独立的思想。一种思想可以比它的作者多存在几百上千年，因此，思想者在此意义上也就成为了不朽的典范。
思想就是一个人最深沉的孤独的回响。因为沉静，低回的声音清晰而透彻。我们正是寻着这个声音，越过了浮躁的俗世，而进入到了一个独立的境界。
通过思想，我们穿越了“现在”的现实而进入了时间的隧道之中，在那里过去、现在、未来的重复出现使我们看见了唯心的世界。如果你相信唯心的世界，那么你就可以牵扯一系列的因果关系——佛教中有一个故事，一个祭司在杀一只羊时，那只羊笑了，羊说我死后投生就会变成人。过后，那只羊又哭了，它说：“祭司，你怎么会知道你死后要变成羊”。——相信这个故事的人也会相信“现在”是不重要的，它只不过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短暂的接点，如果再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那么“现在”简直就是渺小到可以忽视的地步。然而，这时的“现在”是因为我们将现在放在了现在，如果我们将现在放在“过去”与“未来”来看，（这完全是有可能的），那么情形完全不同了，我“现在”杀羊是为了以后被杀，而“现在”被杀的羊是为了以后变成人。
通过这一深化的过程，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现在”的再不合理的事件，都会被未来改造为合理的、应该的。如此，只要思想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以上的那个故事是荒谬而无知的。
由此我们发现了思想的奥妙。发现了进入时间之河的思想通道。
思想使我们在时间之河里自由地畅游。比较、综合、分析并发现真理的本质。而革命则是现在的、短暂的。它把人作为原材料，把社会作为他需要的结构，把人作为砖、石或木头堆放起来形成一个结构。那结构不是人们的，而是他的。他知道那些结构是不稳定也是不合理的，但这是他的需要，他也无法。他知道那结构是一定要倒塌的；因为那是极端物质的，但他希望那时他已经死了。所以他一生的工作都是：采用一切手段维持那个结构不至于在他生前顷塌。
这是一项可鄙的工作。天空被他的手遮住，但这只能使他自己看不见太阳，站在一边的思想者看见太阳的光芒仍旧照耀着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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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满足欲望，因此，革命自然就成了通往欲望之路的工具——是刀、是枪、是铲、是锄，是一切之阴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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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革命的主人？究竟是革谁的命？一个盲人用他能看见的手指，抚摸着革命的辉煌的殿堂，发现没有哪一扇门是为自己开的。于是悲哀的泪水从深深的眼眶中汹涌而出。
事实上，几乎是所有的人都被关在了革命的殿堂外面。革命的饥饿性使它无法满足满是那怕更多的一个人的欲望。革命的破坏性使一切完整可用的东西都变成了破碎而荒芜的了。这样革命的动机与革命的结局形成了一个永恒而荒谬的悖论。一方面是不断膨胀的欲望，一方面是被不断地败坏的仅存的一些完好的事物。于是最终，我们看见的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毁坏了你我的一切的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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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废墟何时会彻底笼罩我们？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到那时所有的人都已经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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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用思想取代革命”在现在来看是多么的重要。把人们从群体的哀恸和喜悦中分离开来是首先要做的。至少个人的破坏性比起集体的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即使错误，我们也还来得及改正。人类不是神，不可能（也不会）十全十美，如果我们不想犯更大的错误，造成更大的损失，那么就放弃革命吧，而同时用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来取代它。
……
通过辨证获得自由
论“引用定理”：当对某事件进行判断时，我们是在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因此，我们对于所掌握的知识的正确性是深信不疑的，然而可以这样来认识我们所学到的知识：为什么在众多的理论流派中我只接受了这一思想呢？原因是这个思想正决定着我们的处境，它能使我们在生活中处于一种稳固的生存方式，并能够较好地帮助一部分人维护并发展其利益。因此，这一部分人便不得不把这种思想作为生活的指南、定理、规律。
很明显地对生活哲学的分析与对科学技术的研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对于客观的物质，人们完全可以在其中找出规律并为其下定义；而对生活的认识，人们则无法在其中找出规律，因此对它的研究只能运用辨证的关系来进行论证。所谓辨证，就是将事件的各个侧面一一展开来进行细致地分折，从而找出它们的矛盾、意义及原因、后果，以及它们之间的合理性与建树性，并从中选择最佳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存在性。辨证的结果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是时代性的并不是永恒性的。
我要指出的是，现在的理论界似乎想寻找出一个一劳永逸的思想认识或者想学习到一种绝对性正确的政治原理，来决定个人及社会的一切的问题，就像是一付包医百病的良药，而不要对症下药。于是，出现了一种及为普及的“引用定理”式的学术模式。
这种学术模式有以下几种特点：
（1）站在某一适应其的思想上来批评其它的事物。这是一种要求性的论证，理论的根据很简单，就是某某人曾经说过什么，然后就是一大段的引证（仿佛是在引用某个数学或物理定义），这样就注定了他们简单的知识结构，就是了解与熟记某人的世界观与语录。
（2）对真理的极度的向往。由于对真理的极度向往，他们形成了一种固执而坚定的人格，他们的这种人格对自己或许有好处，然而对别人（与其持不同思想的人）是绝无好处的。这种人格往往会形成一个封闭、无知的圈子，从而不能容纳别人，也让别人所不能接受。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你必须服从我，因为我掌握了真理。
（3）极大的欺骗性：因为他们是站在适应其的思想上来批评事物，所以，在这之后潜藏了极大的利害关系，或许可以这样说：因为自身的利益，所以他们必须这样作。
（4）极容易产生失落感。由于单一的知识结构与政治环境，使他们的生活方式成为单元式的，所以如果一旦他在生活中受阻或遇到别的什么，就无法跟上时代的发展。造成落后的后果是憎恨、报复与仇视。
（5）对别人的思想束之高阁。因为他们不能辨证地看待事物，所以他对待事物的分析就是定理似的证明，从而使他们无法吸收更多的知识来丰富自己。他们坠入了保守的形态之中，他们用物理的定理论证方式来代替思想哲学的辨证关系。我们常常在报刊杂志上可以看到，一些理论文章在批评某种思想时，仅仅是定理般地引用了某人的话，而没有去想一想所引用的话是怎样成为真理的。
以上这些，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引用别人的思想，而只想说明我们在引用别人的思想时，所要表达的应该是自己想要说出而别人却早已说出的东西，而并不能以它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引用别人语言的职能是借以说明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
在陈述一个事件时，我们只须要将这件事情的原因、经过说清楚就行了，而如果我们要对这一事件进行评述分析时，我们就面临了两个首要的问题：我对这事件的看法怎样？别人对这事件的看法怎样？在这两个问题中，我们首先必须注意的就是怎样先将自己置放于这两者之间而后再公正地不偏颇地进行辨证分析。由于人的处境不同，所以每一个人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为了能够使人获得一种新的思想来完善自己，人与人的认识与批判也就应该建立在相互的自由与辨证的宽容之上。当人在否定别人时，他也同时肯定了自己的一部分，被自己肯定的那一部分认识便也从此停止了，因为肯定就意味着终结。
由于“引用定理”的学术模式，使相当一部分人所持的一种思想就象持着矛与盾一样，他们用它来进攻别人，用它来防卫自己，于是在他们的人格中一方面显示出刚强与坚决，另一方面显示出专横与保守。在他们的思维中：“真理就掌握在我的手上”。而事实上他们所掌握在手中的就是矛和盾，“吾矛之坚无物不破，吾盾之固无物可陷”，为了使矛盾不成为矛盾，他们采取的解决方法是：矛与盾的方向朝着自体之外、朝着同一方向。从而矛盾失去了意义，而辩论的自由也自然成为一句空话。
很明显地，这一部分人本身就陷于矛盾的矛盾之中，要使他们摆脱这一困境，就必须让他们首先回到辨证的基础上来。在对某事件进行思考时，应该从哲学的辨证性出发，它不是“应用哲学”，而应该是“哲学的应用”，简言之就是，我们在分析判断某事件时不能够仅仅应用某种哲学的认识思想来确定并证明其的正确性或错误性，而要运用哲学的辨证方法来全面分析并解释问题。
定理论证的后果：下面我将进一步阐明：“引用定理”的学术模式将给人造成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与生存认识。
毫无批判性地“拿来”就是对于任何一个适应于他的理论，采取坚信不疑的态度，而不把作者当时的处境与自己现在的处境进行对比、分析。它所造成的后果是：（1）盲目的个人崇拜，失去了“自我的存在性”。（2）将适合他的思想当作永恒真理用以测量或检验别人的意识，从而使发展着的客观世界与主观认识脱节（主观认识被远远地抛在后面，而形成了畸形的病态社会）。（3）针对客观历史来说：人的历史停止了。当然这一情形并非因人体的某一缺陷所致。相反，是因为人对某人的效仿崇敬而至。
这一类型的人很难与持不同政见的人交往，他们仿佛拿着一只符合自己尺度的鞋子硬叫别人穿上，而不管别人合不合适、喜不喜欢，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能穿上。如果你因不能忍受而不穿，那么，你就是——敌人。这类人有很坚定的民族主义热情，他们的生活内容大多是注视别人，而极少进行内省；包括审视他所崇拜的人。他们对人的分类也很简单——同志与敌人。
具有一种有针对性的思维方式，坠入这种教条思想模式的人，永远无法使自己轻松下来，对于他们来说是绝对不可能形成一个宽松和谐的政治气氛的。他的口号就是“向左看齐”，站在最左边的那个人就是他们的领袖。他只能是队列中的一员。
很明显，像操作机械般操作思想及哲学，这种操作不仅是对语言进行操作，而且是对肢体的操作。在他们的理想中就已经包含了对实践的强制性限制和导向，这就是扩大化的责任。我们在他们的宣传媒体上随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指出、指示、宣告、认清形势、惯彻到底、教导我们、坚定不移、高举、坚持、中心等。这里我再引用一句：“我们坚持马思主义、忠于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那种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或借口发展、进步、创造、更新，而实际上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遭到削弱的状况，必须切实改变。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这种毫无辨证性的言辞中，除了权力的表现外，其它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在这种把一切都确定在类似定理证明的理论环境中，人们还能讨论什么呢？特别是在这强大的权力之下，专制成为了一种目的，服从则成了一种时尚。
回到辨证的基础上来：辨证并不是什么新的课题，而是任何一个人在生产、生活中都必须运用到的，这在人们的意识之中是不可置疑的，确实有谁能够摆脱得了它进行单纯的生活呢？辨证这个自有人类开始思维以来就存在的东西，由于站在一个显耀的位置，而被人们淡漠了，甚至在某一方面放弃了对它的运用与理解。这种现象的产生也许是因为，前人建立了不同系统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于是，人们各自站在适应其的方法论上来批评别人思想。批评的手段是引经据典。从而使几千年来发展至今的哲学辨证法大有屈服于“定理论证”的形式证明的趋势，辨证在众目睽睽之下渐渐被冷落了，随后出现在大众面前的将会是权力及欲望。
我们可以从阶级的角度上来选择思想，但更应在辨证的环境中来认识并运用它，这一意义就是当我们寻找到了我之需要以后，并不证明我已分担了别人的需求。因此，对于社会与历史来说，思想永远是认识社会的手段，它在任何时候代表的仅是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
当把思想的级阶性，固定成一个整体的社会模式时，历史就停止了，相应的生存的自由就结束了。这就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的思想生活中一旦失去了辨证性，历史的发展就停止了。人类是靠辨证的思维而获得人之存在的，每一个人都不能因其它的群体压力而放弃思想的自由，从而使思想离开自由的基础陷入到专制的铁桶里。
我想要说明的是：在论证某一事物时，必须用辨证的方法来论证，运用辨证的方法就不能离开思想的自由。
哲学必须从辨证开始，正是这引起了我们生存下去的欲望，并期待自己能够突破传统的模式，而寻找到更合理的社会制度。事实上这种期望导致了我们对任何存在事物的分析与想象，因此无论你怎样理解运用它，你都会被它的革命性与公开性所折服。因为在生命的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它始终呼唤着自由，并将我们从每一个独裁的权力旋涡之中引导出来。于是，主诣也就在这里：无论我们怎样从一个又一个权力的旋涡中摆脱出来，而我们面临的还将是新的困境，我们永远走向自由，但自由始终不会有尽头。
最后我要说，在对思想进行研究时，首要的问题不在于思想的目的，而在于采取怎样的态度去对待它。从政治的运用手段来讲，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有：我是否在强求别人？是否仅站在自己的利害关系上？我所选择的是否是我本能愿意的？有无历史的烙印？从民主的基础上来讲，对哲学的研究应该是在一个平面上进行（如某一方面，某一角度），而不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来进行（如某一高度、某一深度）。出于此，我们只能说：某人在某一方面走的更远一些，了解得更广一些。任何把自己凌驾与别人之上的人，他首先就离开了辨证的基础，并使自己失去了辨证的对象。这事实上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独裁者。
正是在那些“绝对真理”的诱惑下，使人的感情不能够共存，使人们失去了生活中最直接的参照、对比。没有怀疑的批评总是站在某一阵地上的，所以，无论批评多么强烈，当批评的结果反过来将影响其自身利益时，批评又会流于表面、形式，从而辨证也将失去其本质的意义。失去了辨证，自由便也失去了存在的条件。
如果我们再去寻找一个新的思想。即使找到了，只要不放弃定理证明的“专制”式的思想方式，则等待我们的将又是一个相同的命运。所以，追寻理想时，首先要注重的就是自由辨证的基础，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抛弃它，无论时代进入那一阶段，思想的本身就离不开自由与辨证.
卡尔？波普尔有一本书名叫“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这对于我们还为时尚早，我们现在面临的是“通过辨证获得知识”，而后再“通过知识获得自由”解放。
……
……再：回到原文……
……
夜尽了，早晨有大雾。直到9点半，我的目光还无法触及到紧挨着我的阳台对面那幢房子的窗口。平日里那里会出现一个鸟笼，里面有一只鸟。笼中鸟。笼中的小鸟幸福吗？只要提出了这个问题。那么，不平等就出现了。不平等就表现在不同的看法里。说幸福的人与说不幸福的将相对而立，中间则是那只可怜（此时是可怜的）充当表述媒体的笼中鸟。笼中鸟依旧是笼中鸟。我发现在争议中，人已经把自己假借成了笼中鸟。于是成了笼中鸟。
人以自己的思想来判定笼中鸟的喜怒哀乐，而恰恰却是在说自己。
十点钟。我能够将目光送到对面的那个窗口。鸟不见了，笼子也不见了。鸟主人带它出去散步去了。我知道。但，是鸟在散步，还是人在散步？
我们太爱自己了，包括每一个人。
毛唯心、邓唯物、华继承、江高举都深刻地爱着自己。
所以，为人民服务背后的实质是：为自己服务。以上几位也不能脱俗。
十二点钟，街道上充满了自由的人群，他们可以随意去，如果有足够的钱的话，他们也可以把商店里自己喜欢的东西搬回去，没有人会去关心这些，然而他们自由吗？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是自由的，因为除了这些之外他们没有别的要求。当然，如果他们有其它要求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是不自由的。
1998年12月21日，有一群有政治抱负的人进了一家小面馆吃面。他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不自由。在他们旁边的桌子边坐着几位安全局的人，他们什么也不做，只是盯着他们。目光中除了职业的责任之外，空无一物。
那些没有政治要求的人无所谓民主不民主，只要他有饭吃，只要他有衣服穿，只要他有房子住。除了这些他们不去想别的。
那些有政治诉求的人，在追求中发现，这个不民主的社会没有给它提供一条清晰正常的道路，每一条通往民主政治的路都被堵住了，并且由一个个陈旧的得如同顽石一样的人看守着。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世界是极其不公正的。
演讲、发表政治见解、获得选民的支持、参加竞选。这些都离他们很远，如果要得到它们，就要付出牺牲。
牺牲是一个悲剧的舞台。谁也不愿遭遇。舞台上的人在献身，舞台下的人有的在流泪、有的无动于衷、有的在漫骂；最为可怕的就是这些，没有人想到要去改变什么，因为他们仅仅是一个观众、受众，最可怕的是付出了牺牲之后还没有丝毫的改变。
我曾经听到有人绝望地叹息：值不值得为这样的国民们牺牲，是的，优秀的人走了，剩下的是那些仅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的人。但是另一个反面的问题提出来了：如果你不去牺牲——为了理想——为了信念——那么你还能算是优秀的人么？你不就成了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的人了吗？看来，牺牲是必须的，看来牺牲在这样的国度是无法避免的。
牺牲吧！只要你还抱有理想；牺牲吧，只要你还抱有希望。
如果没有人牺牲了，那么，这个国家就彻底的没有希望了。
向牺牲者致敬，他们让我看到了希望。
“哦，对不起，你们弄痛了我。”
“哪里？”
“这里。”
以上是一个石像与人的对话，这对话是不存在的，是一个设计。因为石像是无知觉的。那么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设计？
为的就是你所提出的问题。如果你不提问，那么以上的设计就失败了，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回答提问，你进入了我的设计之中。成为被我主宰的奴隶。
我开始回答提问。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回答。一、石像影射了那些无知觉的人，它们只懂得承受时间与历史。它的有与无是一样的。二、与石像对话的人是自大的，最起码他连弄痛了石像都不知道，可见他是不在乎石像的，也就是他根本没有把石像当人看。三、由此会引发出争论，有必要把石像当人看吗？争论一、如果石像确实是石像，那么它就可以不是人。争论二、根据回答一，我们可以猜测石像事实上在这里影射了某种人，也许是指那些主动（或被动）放弃了自己作为人的权力的人。旁观者也许会加入这场争论，局内人是否在自己设的局内陷得更深了？理由一：石像就是石像，只是石像，没有必要把它引深并括展到一个与之不相干的领域，理由二：如果人真的连联想的能力都丧失了（或不需要了），那人与石像又有何区别呢？不就像是一块石头吗？没有加入争论的旁观者会发现加入争论的旁观者离开了他们，进入了局内人的陷阱。那两个陷阱越来越深，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看到里面的人了，因为人类的视力与记忆的有限性，他们已经被没有加入争论的旁观者遗忘了（或看不见了）。他们只看见在两个洞口上各贴有一张标签：“唯心”、“唯物”。
那么，问题还是会有：那些没有加入争论的旁观者是些什么人呢？我们该为他们贴上什么样的标签呢？
我说：他们是一些没有信仰的人。
问：他们不就是石像？
我说：不，不是石像，绝对不是。
问：为什么不是？
我说：因为石像不会往井里推下石头，而他们却会。
这就是我以上的那个设计中最后所要说的话。
终于说出来了，对于某些要讨伐我的人，我可以这样对他们解释，不是我要说、想说，而是他们诱惑我说的。有以上一个个连环套似的提问为证。我是无辜的，我说。
历史是写给少数人的。因此也是由少数人写的。
因为我们的记忆有限。因为我们的记录方式有限。
那么往井里推石头的人，在掩盖掉什么的同时，也让人记住了（最终是让历史记住了）那些没有被掩盖掉的。
人为什么会被奴役？因为他需要被奴役。而并不是想被奴役。
被奴役是因为他一无所有。所以他只有出卖自己，这是他唯一可以用来交换的东西——他的全部（包括灵魂与生命）。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是多么的可怕。是多么地容易流于奴役及专制。
另外，还有一种制度，它像绞肉机一样运转。把人推进一个个齿轮中运转，压碎他，改变他，毁灭他，最后把他制造成需要的模式。
这种制度很奇怪，操纵这台绞肉机的往往只是一个人，那个人如何有那么大的能力？
这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原因。没有答案。我找不出答案。因为从物理的角度来说这台机器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那么它都会停止运转。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每一个环节不仅不会出问题，而且还配合得那么好？
是否是因为这个制度的合理性为机器的运转提供了保证？我不知道。你呢？
我脑海里常常在演示一个情节。一个独裁政府的首脑下令向那些手无寸铁的不安分者开枪，独裁者必须先下命令给一个他信任并任命的司令，说一定要镇压下去。司令必须找来他下属的军长，说一定要镇压。军长必须找来他下面的师长，对他们说要镇压。师长必须找来他下面的团长说要镇压……依此类推，以下是营长、连长、排长。最后是士兵。实事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士兵。以上的一大堆的环节只不过是为了推动士兵去按照他们的计划行动。而运转则从独裁者下命令的那一刻就开始了。这个运转过程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那么这个独裁者就完了。独裁者也许很清楚这一后果，也许独裁者在下达命令时，就闭上了眼睛，躺在家里的床上等待审判。因为他知道在那么漫长的环节中难免会不出问题。然而事情往往出人意料，命令顺利地传达了下去，最后士兵们也执行了命令。一切又回到了从前。独裁者从床上爬起来，睁着兴奋的眼睛继续下达着他命令。
独裁者的命令会在什么时候出问题？
这架庞大的机器会在什么时候停止运转？
我不知道，你呢？
有人曾经告诉我，这架机器之所以能够一直正常运转，那是只为它们拥有了宣传的工具，由于宣传的作用，在这架机器中运转的人真正没有意识到错误，而是认定自己在机器中的运转方向是正确的。在一个统一的宣传环境中，人们都被蒙蔽了吗？
告诉我“因为宣传的作用”的人是清醒的。
我也自认为我是清醒的。
还有在我的朋友中，我也发现他们全部也是清醒的。
还有那些上街游行的人是清醒的。
那么，谁是被蒙蔽的呢？
我不知道，你呢？
那么，这台机器又凭什么在运转呢？这是一个谜。有谁能够破译？
关于独裁者者下令镇压的疑问的解释：当独裁者下令给那个司令，要他镇压时，执行命令的是一个人，他只对待那个独裁者负责。按理说对抗命令的可能性出现在这个人的身上最大，因为在这时的双方力量是均等的。但是，一般来说在这一层面上是不会出问题的。因为那个司令一定是独裁者精心培养出来的，而且在独裁中，那个司令的获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这样的环境下命令的顺利执行就是必然的了。
接着，命令下达到了军长一级，可以设想有两个军长。就算有两个摆。如果两个军长都是以服从命令为本职的，那么，我就无话可说，如果两个军长中有一个想不执行，想反抗。决定判断的因素来自周围的信息。信息主要借助传媒而泛滥。如果这时的传媒是由独裁者控制的，那么信息的结果可想而知，这个军长会得出那个军长会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的结论。现在他就会面临着一个对手。能否战胜对手呢？结论还是来自于周围的环境与信息。信息透过传媒传来，说镇压及屠杀是必须的。于是结论也就是失败的结论。这样自己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及为了一切个人的生存的原因，这个军长被迫加入了屠杀的行列。这就是一个仅存着一点的人性的火花熄灭的全过程。
……
以此类推，命令下达到了排长的手里。至少会有一千名排长，每一个有异议的排长都会面临着其它所有的排长的否定与打击，即使这一千个排长都不想杀害自己的同胞，但是只要不说出来，只要不相互交流，那么谁也不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于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镇压与屠杀顺理成章地开始了。
士兵们开着坦克，端着枪出发了。在走向同胞的途中，士兵们也同样会出现类似军长与排长的问题：行动，还是停止？以上的从军长到排长的逻辑同样适用于士兵。于是在士兵的手上，同胞们、民众们、父母们、姐妹们、兄弟们、乡亲们倒下了。
最后，直到这一切结束。
直到独裁者意识到自己又处于安全的地带。
大规模的镇压才稍稍平息。
关于独裁者下令镇压的结局的观点：（独裁者从他的床上坐起来，独自思考）引导并使一个人犯罪很难，但引导并指使一个集体犯错误，那真是太容易了。
尼采说：群众是盲目的。他是从哲学的角度出发的。
独裁者说：群众是盲目的。他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的。
群众在犯了错误之后，谁也找不出一个办法来法办群众。
因此群众就不怕犯错误。
关于镇压以后仍旧活着的群众的处境的解释：
其实，群众在集体的犯罪之后，全部都受到了惩罚。只不过是因为对集体的整体惩罚，而使集体整体地堕落，使个人无法对比、感受，从而不知道堕落罢了。
因此，我想从群众中走开……
走向哪里？
有两条道路。
一条是走向独裁者，就是我们所说的体制内；一条是走向民主，就是他们所说的异议人士。
两条路都不好走。其实，还是做群众简单。
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平凡。
因为平凡就是简单。
有谁能阻止我独自离去？没有。这个事实浅显得不须说明。
但是，有谁能够独自离去？从一个群体中？这也许有些简单。但是如果是从一个制度中呢？那就不容易了。即使是走出去了，那也是逃亡或流放。
这是一条河流，历史的河流。独裁者站在河中拿着一只铁桶，他只能从河中勺起一桶水，仅此而已，而不能改变其它的什么，不过不幸的是，我正在他的那个桶中。
“上帝”，我问：“是谁选中了我”？
文章来源：汪建辉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