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美国多年,什么都适应了,就是还不穿高跟鞋,只穿平底鞋,或是球鞋。我这双脚,不太长却特别宽厚,根本买不到合适的高跟鞋。

“你这对猪蹄儿,都是那些年光脚光出来的。”妈妈老爱说。

也是呢,那年爸爸、妈妈挨整,被免除工资、工作,我们全家下放到农村时,我才十岁。

一天清晨,我学著村里别的孩子的样子,背著粪筐去钩屎──搜集狗、猪的粪做肥料。每交给队里十斤粪,就可以取得一个工分,合五分钱。

“哈哈,城里来的丫头子,钩屎还穿鞋呢!”小狗子笑我。

“她还不晓得鞋子不好做。”邻家的英姐护著我说。

从那天起,我就不穿鞋了。何况妈妈也没钱给我们三个孩子买鞋了。

我的脚皮渐渐地磨厚了。夏天走在沙石铺的大路上,慢慢地也既不觉得烫,又不觉得疼了。雨天里走在泥泞的羊肠小道上,我也会用脚趾深深地嵌入烂泥里以免跌倒。下雪的时候,要么就整天呆在家里,要么就在妈妈的胶鞋里塞上一大把棉花,踢踢拖拖地穿了出去。

春节到了。村里的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服、新鞋子。

“妈妈,我也要新衣服、新鞋子嘛。”我吵著,不肯穿那件烂得一条条的棉袄去拜年。

“毛毛,农村人讲迷信,过年一定要穿新的。咱们不兴这一套。马上就是春天了,还要什么鞋。”妈妈哄著我和她一起去了。

春天来的时候,我已经会放牛了。十四岁的英姐也说了婆家,学著绣花、做鞋了。英姐家里穷,她哥哥说不到媳妇。她爸爸就给他们“换亲”,英姐的哥哥娶英姐男人的妹妹。

爸爸不许我学做鞋,说有那个工夫,还不如多看些书。牛儿吃着草,我和英姐就坐在草地上,一个看书,一个纳鞋底。

“你怎么看得懂呢?”英姐羡慕地问。

“你要上学的话,也看得懂的。”大队小学里,只有我一个女生。

“家里不叫念书,有什么法子呢?”她把针在头皮上蹭蹭,用劲在厚厚的鞋底上扎下去。

“你把书上的故事讲给我听,我给你做双鞋。”一天英姐突然说。

“真的?英姐,真的?我给你讲故事,还给你唱歌。”我是宣传队的队员,每次去工地慰劳挖河的民工,我都带头呼口号,还来段独唱样板戏。

一部《西游记》讲完了,八个样板戏唱光了,我的新鞋也做好了。厚厚实实的白布鞋底,深蓝色的鞋帮,鞋头上还绣了几朵小花。我那份乐啊。

英姐说鞋是逢年过节走亲戚的时候才穿的。既不逢年,又不过节,我就每天晚上洗了脚睡觉前穿着新鞋在床上走一圈。泥巴地的房子,新鞋走上去是会弄脏的。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走亲戚?”我老问。“明年,毛毛,明年妈妈带你去天津看舅舅、姨姨。”

“为什么今年不去呢?”我并不肯就此罢休。

“天津在几千里路以外哩。”

“我可以走嘛。”

“走、走、走。走远点,别在这儿让我心烦了。”妈妈把我轰开了。

鞋小到不能穿的时候,我们也没走过一趟亲戚。英姐倒是出嫁了,再也没人给我做鞋了。

婚后,英姐连著生了两个女儿。她生第三胎时,正好是春节。听说她生了双胞胎女儿。年初三我就赶了去看她。

“英姐,快让我看看你的双胞胎女儿们。”我一进屋就喳喳开了。

屋里暗暗的,她躺在床上。我走近了一些。看到她在哭。

“月子里的人,让她歇著吧。”她婆婆进来了。

“英姐,我走了。”我把带给她的天津寄来的糖果放在床头,跟著她婆婆出去了。  “她为什么哭?”一进堂屋,我迫不及待地问。

“咳,命苦啊。”她婆婆眼圈红了,“已经养了两个赔钱货,又来了两个吃饭的。大年初一,图个吉利,初二才把两个小讨债的丢到河里去了。”

不记得我怎么离开她家的,这两个可伶的女孩子,倒是随著河水,清清爽爽地去了。不像其它同命运的女孩儿们,一生下来就给倒提著,往尿桶里一丢了事。

这以后不久,我们全家就因爸爸、妈妈得到平反而离开农村,我也没再见过英姐了。

爸爸、妈妈到大学里教书。我到附近的中学上学。

第一天上学,我兴高采烈地把两条大辫子梳得光光的。刚走到教室门口,班主任老师就把我拦住了。

“老师早!”我恭恭敬敬地说,笑着。教室里有那么多女生,我想赶快进去。

“你的鞋呢?”老师问,并没回答我的问候。“我……”我嚅嚅地不知说什么好。不是年节,不走亲戚,为什么要穿鞋。

“回家去,穿了鞋再来上课。”

当我哭著跟妈妈说完老师没让我上课的理由后,妈妈反而笑了。

“咳,搬家一乱,加上在农村住了那么多年,我倒忘了这个。别哭,妈妈带你去买双新鞋。”

在我的学期小结上,班主任除了千篇一律的“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之类的评语外,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一个学会了穿鞋的、纯朴的乡村姑娘”

文章来源:巫一毛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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