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曾庆红
江泽民(左),曾庆红(右)。图为1997年资料照。(AFP)

笔者在本专栏的过去的文章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过了当年无论以惩治经济犯罪为名打击北京帮,还是抓捕周北方的行动,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顺藤摸出许多中共高级干部,特别是党内政治元老的亲属、子女、秘书们的经济问题。本人即是元老子女出身的曾庆红当然不会计划将这批人全部打光,但只要把他们的经济犯罪证据抓在手,就不用再担心这批人在政治上与江核心逆反。甚至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向这些人暗示手中的证据,令这些人明白只有全力维护江核心才是唯一出路。

一九九五年十月前后,邓小平二公主邓楠曾以国家科委副主任名义率团到美国访问。所到之处,无论是记者还是与其座谈的各方面人员,找个话茬儿就往“邓小平之后”的敏感问题上扯。邓楠开始的对策是或轻描淡写,或叉开此话题,但到参观麻省理工学院时,可能是因为被这个问题搞得实在不耐烦了,突然没好气地冒了一句:我们家老头子过世以后,我们这些人是什么下场还不知道呢?

众多信息表明曾庆红利用周北方的经济问题打压邓家后代的作法,确实收到了预期效果。接下来,曾庆红又把整治对象,瞄准了依仗与邓家关系为所欲为的王震公子身上。

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下午,深圳东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显旋在深圳香蜜湖高尔夫球场被中共前国家副主席王震的长子王兵等人持枪公开绑架。

事后,大批港澳台媒体对这个所谓“六.二四”绑架案“极尽全力追踪报道,对此事件的前因后果做了详细调查:

被害人陈显旋时年四十余岁,比王兵小许多。他是中共另一元老,在王震之前担任过一届国家副主席的乌兰夫的孙女乌辽娜的丈夫,简言之,中共前国家副主席的“太子”持枪绑架了前前国家副主席的“孙驸马”。

王兵其人七十年代时与他的弟弟王军都是在军队任职,中国国际信托总公司成立后,王家两兄弟先后进入此间公司,正所谓“亦军亦商”。当时,王军以中信总公司副总经理名义兼任任中信公司深圳公司董事长,王兵与吴小兰(叶选平之妻)一度任过副董事长。到一九九五年时,王兵已经是大校军衔,王军的军衔据传比王兵要高。如果按职务排座次的话,理应如此。

一九八三年三月,中信公司、中国海洋航空公司、中国直升机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南海石油联合服务总公司和深圳通发实业公司等六大股东合股成立了一个中国海洋直升飞机公司(简称中海直)。不久,王兵则接任了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务。

王兵进入中海直担任副总经理期间,陈显旋先是当了王兵的司机。不久,因为服侍王兵得体,深得信任,被委任为中海直下属子公司新星公司的经理。此后,王兵显然是没有经过自己公司的上级股东同意,擅自决定向陈显旋拨出大笔公款供其经营,没想到陈显旋一亏再亏,最后干脆赖账不还。

此时,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总经理是曾庆红当年石油系的同事钟一鸣,遇到中共元老子女相互内哄而引发的巨额财务纠纷问题,只能通过请求曾庆红为其撑腰。

钟一鸣等人从曾庆红那里讨得明确支持后,回到深圳便向王兵发去通知,告诉他谁借出去的钱谁负责如数追回,不然便以“擅自挪用公款”罪名论处。王兵立刻明白这次上面的来头实在太大,自觉自己理亏故压力沉重,另一方面也确实对陈显旋恨之入骨,情急之间,竟不顾共产党的名声,公然玩起了黑道手法。

王兵在深圳无法无天、公然为匪的恶劣行径虽然被中共严禁在国内媒体上加以报道和评价,但现代社会的通信设备仍令此事实在北京政、军、商各界不胫而走。而党内人士评论此事时,无不认为王兵之所以较一般高干子女相比,如此更加不知收敛,如此公然做出给共产党政权拆台的恶行,与其说是依仗他死去老子的余威,不如说是凭借仍还在世的邓小平淫威更准确。王家后代表现出比他们的父亲在世时十倍的骄狂、百倍的专横,应该说与邓家上下,特别是邓三公主邓榕对王震及王家子女的公然吹捧有直接关系。

王兵在深圳公然干起持枪绑架的勾当曝光时,已经很少有人还记得邓小平女儿邓榕以毛毛笔名撰写的《缅怀胡子叔叔》一文,当时是以整版篇幅醒目剌眼地刊登在一九九三年四月四日的人民日报上。

当时,外界对此文有过报道却无深刻分析,但曾庆红手下的一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却一针见血地指出:邓毛毛的这篇文章,与其说是为死去的王震本人树碑立传,不如说是为活著的王震子女铺路搭桥。此话传到曾庆红耳朵里后,曾庆红祗是嘱咐了一句“这种话不要在外面乱讲”,其内心显然是十分赞同这一看法。

仔细分析邓榕这篇文章的内容,确实如此。她在文章里将王家三兄弟恨不能形容成西方文学史上著名的“三剑客”,说王兵、王军、王之三人“个个有胆有识,在朋友中口碑甚佳”。

所以,王兵公然在深圳绑架商场对头的消息传到北京,还是那位中共文献研究室的研究员立刻讽剌说:正如邓榕文章中所说,王震之子确实有“胆”,而且已经胆子大到公然为匪的地步了。

在邓榕的整篇回忆文章里,虽然许多赞美之处的描述都不大合於中国大陆人的阅读习惯,比如胡子叔叔露出了他那“著名的笑容”之类,但相比於大多数中共官方的人物回忆文章,还是不乏有细节描写上“生动”和“生活化”的一面。比如王军向邓榕表功的一段描写。王军在邓小平二次复出前夜,曾对邓榕开玩笑说:“我们这么样冒著风险为你爸爸通风报信,等你爸爸出来后,我们也得要个一官半职的呀。”

邓榕回家向父亲转述,邓小平笑著说:“可以,可以,现在要什么都可以。”

细节上的生动确实没得说,同时这种描述客观上也绝对起了为王家三公子扬名,及对外宣称邓、王两家关系“密不可分”、“牢不可破”的作用。

而且,为使王家三兄弟在他们的父亲死去后仍能势力不减,邓榕已经把邓家,特别是她本人与王家的关系之“铁”,赤裸裸地跃然纸上。其文章中毫不隐晦地说:“我和王家三兄弟,便成了无话不谈,无事不商,困难之时甚至可以两肋插刀的莫逆之交。”

众所周知,共产党执掌中国大陆政权几十年来的习惯行为准则从来是要把“身行恶”置於“口言善”的前提之下,其党内的“帮规”更是要以“原则”、“党性”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词汇包装其台面之下的拉帮结派和尔虞我诈。而邓榕、王兵这一代比他们老子的最大“进步”,就在於已经完全撕破了那层遮羞的窗纱,毫无顾忌地用“两肋插刀”这样的帮会、黑社会语言对外昭示其利益集团内部之间的“同荣辱,共进进退”的“莫逆”关系。

在邓榕文章的结尾处,特别强调了王震家有难事时就会向邓家求援,比如在王震不遵医嘱时,也只能由邓家出面。而“胡子叔叔的事,就是我们自己家的事。”

如此推论,在“胡子叔叔”不在人世的时候,王氏家族的事邓氏家族更是责无旁贷,特别是王兵在深圳因与其他太子党成员的巨额债务问题惊动高层的情况下,邓家子女必然要“拔刀相助”。问题是此时曾庆红已经通过周北方案把邓家后代搞得元气大伤、自顾不暇,邓家上下即使还想到了“拉兄弟一把”,也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眼看著深圳方面拿着曾庆红的批示,将王兵送到北京交待问题。

当然,令王兵与周北方同样下场的可能性没有,日后的王兵只是同邓质方一样,再也不敢象过去那样无法无天,张狂不可一世。

据王兵手下的人讲,平日酒桌上吹牛侃山时,无论提到哪个家族的“太子党”成员,王兵都是满脸不屑一提的表情,唯独提到曾庆红时王兵从不口出狂言。王兵倒霉后,其手下的小兄弟曾经感慨:真没有想到邓、王两家结盟,竟然斗不过一个曾庆红。

从抓周北方到瓦解“北京帮”,再到与邓家“两胁插刀”的王兵气焰大消,曾庆红助江泽民完成这几步“打虎立威”的过程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便是邓家将府上中学还没有毕业,平时在家最受老太爷宠爱的邓榕女儿羊羊,稍稍送到美国加州,进入一所私立中学。此举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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