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歌,是李欧纳·科恩(Leonard Cohen)写的《最甜蜜的短歌》(The Sweetest Little Song),这首诗只有两行:“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You go your way/ I‘ll go your way too)。”这确实是一首最甜蜜也最精炼的歌。
科恩是一个有着诗人、作家与歌者等多重身份的独行者,他如此描述自己的写作过程:“就像一只熊跌跌撞撞不小心撞上了一个蜂房或者蜂蜜贮存处,我就是这样撞了进去,并且被困住了,它(写作)既可口又可怖,我在其中,感到是它并不那么光鲜,甚至是相当难堪,相当痛苦,可是却又无从避免。”这也是作为写作者的我的切肤之感,从十三岁发表第一篇文章以及二十五岁出版处女作《火与冰》以来,我陆续写下了一千五百万字,沉浸在文字的蜂巢中不能自拔。
科恩的母亲是犹太拉比的女儿,是立陶宛犹太人后裔——这个家族若没有离开欧洲,就不可能逃脱纳粹德国和苏俄的魔爪,他们或许会消失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焚屍炉,或许会消失于古拉格集中营的沼泽地。加拿大宛如世外桃源,但这个过于年轻的国家无法满足科恩对远古历史和文化的追寻,所以不能用“加拿大人”这个护照上的国籍来定义科恩。从摩西而来的源远流长的种族与宗教传统,让科恩宛如旧约《诗篇》中歌者,一路行吟,无家可归,并以此为荣。他回过以色列,却找不到与心灵深处的思念相契合的圣城耶路撒冷。
我亦如此,我与祖国已然隔绝,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隔绝——需要横跨整个北美大陆、飞越地球上最广袤的太平洋,即便如此,又如何穿过那道密布铁丝网的海关呢?我与祖国的隔绝,更是心灵意义上的隔绝——祖国已经被一群匪徒所占据,沦为充满行屍走肉的“动物庄园”。我只能在异国他乡用文字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在那里,可以洗涤伤口,可以安静祷告,可以重新上路。从此,不再“铁马冰河入梦来”。
然后,我以一名没有国籍的记录者的身份来到台湾,随之与这个美丽之岛相知与相爱。这一切绝非偶然。台湾比我的祖国更让我亲近,它还拥有我的祖国没有的自由、民主和希望。我用脚掌来感受它的土地,我用心灵来呼吸它的空气,几年下来,我的台湾朋友比中国朋友还要多。
科恩的这首诗关乎爱情,而我用这首诗的后半句作为“台湾民主地图第二卷”之书名,显然又不仅关乎爱情。这是一名后辈与外来者,怀着爱与敬畏,写给美丽美丽之岛上的那些先知、英雄与勇士的一束情书。他们的路延伸向远方,而我继续走在其中。
这条路上,曾经走过万族万邦的爱自由者。其中,有电影《勇敢的心》的主人公华莱士。当苏格兰风笛奏响,镜头如同在天空中飞翔的鹰的眼睛,优雅地掠过藏青色的山峦,白雾从小河上升腾起再散开,树林间出现了马和马上的人的影子,华莱士的故事就开始了。一个男人浑厚深沉的声音在此时响起:“我将为你们讲述威廉姆·华莱士的故事,英国的历史学家们会说我在说谎,但历史是由处死英雄的人写的……”其中,也有电影《赛克勒·巴莱》的主人公莫那鲁道。有一位中国网友在豆瓣网上感叹说:“精神上被阉割,灵魂上堕落,奴才遍地的大陆人,看到海峡对岸这样一部热血影片该作何感想,我们的彩虹桥在哪儿……”是啊,我们的彩虹桥在哪儿,我们如何迈出通往自由的第一步?
在黑暗时代,有混乱和饥饿、有坦克和铁链,有屠杀和刽子手,也有对不义对愤怒和对不义的反抗。经历过纳粹时代的汉娜·鄂兰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的序言中说:“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我所要发掘的便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已然被遗忘。今天很多台湾人有空去那两个被颱风吹得歪歪倒的邮箱旁边拍照“打卡”以致那里排起了长龙,更有空花几十分钟打通热线电话去订购那张印刷了那个我永远记不住名字的日本女优的照片的悠游卡。然而,他们却不愿去探究那些“黑暗时代的人们”的故事,若没有那些黑暗时代努力发光的人们,说不定今天的台湾还处在戒严体制的黑暗之下呢。
在《在那明亮的地方:台湾民主地图第一卷》中,我讲述了赖和、杨逵、叶石涛、胡适、傅斯年、殷海光、蔡瑞月、汤德章、孙立人、柯旗化、柏杨、郑南榕、陈文成、林义雄们的故事;在这本书中,我又将讲述余清芳、莫那鲁道、林献堂、蒋渭水、吴浊流、雷震、成舍我、余登发、陈定南、许昭荣、康宁祥、罗文嘉们的故事。他们都是反抗者,是为自由而战的反抗者。我追随他们的脚步,触摸他们的脉动与心跳,我与他们的相同之处,远远多于我跟大部分同胞的相似之处——反过来说,连战与习近平的相似之处,也远远多于我跟习近平的相似之处。
反抗者有两种,一种是为自由而战的反抗者,另一种是为权力而战的反抗者,这就是林义雄与施明德之间的差异。法国作家加缪在《反抗者》一书中写道:“我们每人要拉开弓接受考验,在历史中与反对历史中征服他已经拥有的一切,收获他的土地中贫瘠的庄稼与这片大地上短暂的爱,在这个时刻,在一个人终于诞生的时刻,应当舍弃幼年时代的疯狂。弓张开了,木头吱吱地响,在弓张开得最满的时候,一支箭急射而出,一支最刚劲的自由之箭。”是的,我们都应当射出那支最刚劲的自由之箭,我们的生命中都有那个转折性的时刻。我要谦卑地记述这群为自由而战的反抗者的故事,我要竭尽全力地扭转由“处死英雄的人”书写的历史。既然他们要修改课纲、要指鹿为马,那么,自己的历史就由自己来写吧。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是一个热爱旅行的读书人,我旅行的目的地常常与众不同。当我到德国的时候,我去寻访当年反抗希特勒的潘霍华牧师和白玫瑰小组的纪念馆;当我到法国的时候,我去寻访帕斯卡尔和雨果的故居;当我到俄国的时候,我去寻访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庄园;而在我如今长期旅居的美国,我更是一个个地、从容不迫地走访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威尔逊、马丁·路德·金们的旧居。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呐喊与歌唱,为我的精神世界注入了活水的源泉。
到了台湾,我才惊喜地发现,在这个小小的岛屿上,与民主、自由、人权有关的地景,似乎比以上那些大国还要多,我的“台湾民主地图系列”可以写成多卷本,而不愁题材的枯竭。因为,在晚近四百年以来,台湾人在奴役与自由、独裁与民主、殖民与独立之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一颗颗勇敢的心,可歌可泣、可圈可点,更可“留取丹心照汗青”。
比起第一卷来,我在挑选本书的地景时,尽力在历史的时间轴和地理的空间轴两个方面拓展视界。在历史的时间轴上,除了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时期的人物、事件和地点,我还纳入了日治时代台湾不同族群、阶层和政治立场的人物的抗日活动,从余清芳到莫那鲁道,从林献堂到蒋渭水,不一而足。日治时代台湾人民的生活并不是泡在糖水里,不能因为后来国民党统治的恶劣,就无限美化日治时代“次等国民”的“幸福生活”,就如同不少中国人痛感共产党统治的暴虐,就因距离而产生美感,转而呼唤国民党回中国执政一样。因此,我无法认同李登辉在接受日本媒体访问时的陈述——当年他“光荣而自愿地”参与日本军队。或许这是事实,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当年的少年人有蒋渭水和林献堂那么深邃的反殖民主义的思想;但在七十多年后表述该事实时,不能没有任何事后的反思与批判。那是一场由日本挑动的法西斯侵略战争,台湾被日本绑架到战车上,是台湾的无奈与悲哀,绝非台湾的光荣与骄傲。奥地利曾被纳粹德国吞并,但不会有一个奥地利的政治家或舆论领袖会志得意满地表示,以曾与纳粹德国并肩作战为荣。韩国也曾像台湾一样被日本占据,但韩国总统朴槿惠绝对不敢对国人表示,以父亲曾是大日本帝国的军官而感到骄傲。媚日对台湾独立不会有实质性的帮助,日本虽然在战后成了民主国家,但从未致力于在亚洲推广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独裁国家侵犯人权的行径也从不谴责,“六四”屠杀之后日本是最早到当时遭到西方国家经济制裁的中国投资的资本主义国家(台湾则紧随其后),二十多年后终于尝到了自酿的苦果。因此,如何面对日治时代台湾的真实境遇尤其是战争期间台湾所承受的苦难,如何处理当下及未来的台日关系,是台湾拥有成熟的台湾意识不能绕开的重要环节。而在此过程中,余清芳、莫那鲁道、蒋渭水、林献堂们的历史不能被忽略和遮蔽。
另一方面,在地理的空间轴上,第一卷写到了由昔日的绿岛监狱改建的绿岛人权园区,第二卷则纳入金门的古寜头战史馆和特约茶室展示馆。对于这两处地景,我有更多批判性的思考。古寜头战史馆中“成王败寇”史观,其实国共双方如出一辙。在儒家忠奸分明的文化传统中,很难生长出多元化的史观与视角。我居住的弗吉尼亚的乡间,驱车不到十分钟就是马拉萨斯国家历史公园,这里是南北战争中马拉萨斯战役的发生地。在公园游客中心播放的纪录片及相关资料中,没有对北军的神圣化和对南军的妖魔化,一尊骑着骏马雄姿英发的塑像,居然是南军的“石墙将军”杰克逊。这才是一个成熟的国家面对历史伤痕时广阔的胸襟和气魄。而特约茶室展示馆中的文字与图片说明,基本上还停留在“军中乐园”的层面,国民党当局一方面无限美化“特约茶室”中侍应生的生活环境,一方面却又高调谴责日军的慰安妇制度,同样都是惨无人道的军中性奴隶制度,为什么有的是选择性的失明、有的是选择性的看见?从这两处地景的历史叙事就可以看出,台湾的民主运动史和人权史的建构远未完成。
这个系列虽然名为“台湾民主地图”,但我所关注的价值绝不仅仅是民主,而是与之息息相关的自由、人权、宪政、共和等整体性的普世价值。近代自康梁以来,华人文化圈中特别重视民主这个概念,结果民主在国共两党那里蜕变为苏俄式的“民主集中制”,或为多数人肆意对少数人实施暴政,或为独裁者肆意对民众实施暴政。所以,才会有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独裁者分别在海峡两岸做终身主席和终身总统,不到死亡降临,绝不放权。长期以来,我们过于看重形式上的选举,后来才发现,即便有了某种形式的选举,若没有权力有效分割和制衡的宪政共和体制,没有对人权和自由的充分保障,选举不过是特权阶层的游戏罢了。
所以,我在书中特别选择一批地景,用以彰显人权与自由价值的重要性,以此形成广义的民主理念。在本书中,我以成舍我纪念馆和雷震纪念馆来标举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之可贵,以台南神学院来标举宗教信仰自由之可贵,以劳动女性纪念公园来标举女性和劳工权益之可贵,以后劲文物馆反五轻展览室来标举环保运动之可贵,以陈定南纪念园区来标举清廉高效的地方政治之可贵……这些才是真正的“台湾之光”。
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地景并不是已经过去、已经定格的历史,而是依然在发展和演变之中的现实。比如,作为民进党创党之地的圆山大饭店,后来演出了台湾民众抗议中国官员陈云林来访的大戏,并催生了野草莓学运。这里,还会有更多中国的高官显贵出没,还会有更精彩的捍卫台湾本土意识的戏剧上演。比如,在后劲文物馆反五轻展览室,图片上出现的许多老人都已辞世,但后劲的工业汙染依然严峻。年轻世代接过棒子,延续这场蚂蚁对抗大象的斗争。再比如,文萌楼作为台湾惟一被定为古蹟的情色场所,虽有日日春协会为之护航,依然前途未卜。文萌楼保存下来的希望,不在于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大笔一挥,而在于草根阶层十年如一日地反抗男权与资本的双重压力。再比如,在台湾省议会会史馆及立法院议事博物馆中,当然不会触及目前台湾代议制失灵、宪政体制出现严重困境的事实,但太阳花学运让千疮百孔的旧体制暴露在人民面前。下一步最重要事情,不是政党轮替,而是宪政变革。第三势力的崛起,黄国昌等健康力量进军立法院,使得台湾的未来有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望。于我而言,最美的故事是没有完成的故事,是可以继续写下去的故事。
当潘霍华决心走上对抗纳粹暴政之路的时候,他在一封给哥哥的信中写道:“世界上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毫无保留全力支持的事情。对我来说,和平与社会公义就属于这类事情,对基督祂自己来说也一样。”他向并不理解他、认为他是“癡人说梦”的哥哥解释说:“最近我突然想到《国王的新衣》这个童话故事,它确实反映着这个时代。我们现在所欠缺的就是在故事结尾说出真相的那个孩子。我们应该好好演出这场戏。”我在这本书中写到的人物,都是像潘霍华、也像那个说出国王什么都没有穿的孩子的人。他们如夸父逐日,如精卫填海,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那么,我们能跟他们同行吗?
亲爱的朋友,若你打开这本书正在阅读,亦不妨同时倾听科恩的浅斟低唱: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
二零一五年九月
弗吉尼亚盖城群樱堂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