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狗会自杀而且会在自杀时写下“毛主席万岁”吗?狗有一下子活活地饿死四千万只吗?狗会有八十多条一下子在一个货柜里焗死吗?狗会一批又一批地、前仆后继地、不惜一切代价(包括自己的生命在内)地逃亡,逃向台湾、逃向日本、逃向欧洲、逃向非洲、逃向美洲,甚至逃向子弹横飞的以色列和伊拉克吗?
一、忠狗的下场
江苏省南京市《现代快报》报导:该市有个叫叶晓芳的女人,担心养了七年的狼狗“黑虎”会弄髒刚装修的新屋,趁丈夫出差之时将黑虎送走,但这头恋主的忠狗每次都懂得寻路回家。第一次被放逐郊外,牠当晚就摸黑回家;第二次是咬断孔艩睦K子逃回家;第三次被铁练锁着,牠却以绝食抗议,整天悲鸣,于心不忍的新主人只好把牠送回晓芳家。
晓芳对于黑虎的忠心耿耿不但不欣赏,反而下决心要置牠于死地:把牠绑起扔到河里淹死;但黑虎不断咧嘴狂吠,使四个充当杀手的男子汉无法近身,他们对晓芳说:“狗不咬主人,你自己来吧!”晓芳就把绳子绕在黑虎的脖子上,牠果然不反抗,只是眼泪汪汪地凝望着女主人,服服贴贴地被勒死了。
丈夫回家获知黑虎遭毒手后,伤心欲绝,悲愤莫名。他控诉道:“黑虎三个月大就到了我们家,七年了,牠一直很懂事,很忠诚,我一直将牠当作家庭成员。我怎么也想不到那个女人会对牠痛下毒手,她的心怎么这样狠?黑虎的死让我感到害怕……不敢再和她生活在一间屋子里了,离婚是唯一的出路。”
儿子也因为黑虎的死对母亲不理不睬,令晓芳顿感众叛亲离,十分难过,也十分委屈。
我不厌其烦地复述这个故事,是因为由此而联想到了可怜的中国老百姓,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居然跟这条狗差不多,甚至于更加悲惨。
二、知识分子上了贼船
“在旧中国,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留学海外或旅居海外,其中有许多优秀人才。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唤起对祖国的憧憬和向徃。他们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急切地希望回到祖国。不少人经过千难万险,摆脱种种的阻挠和迫害,才回到祖国怀抱。他们当中,有杰出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语言学家等等。他们成为新中国许多学科的开拓者知奠基人,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文化事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是《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北京)中的一段话。这是《毛泽东传》作者们所承认、当然也是中共当局所肯定的结论。
但是,这一大批对国家无限忠诚、对中共毛泽东寄以慇切希望和信任、归国后又作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的知识分子的下场,是不是比那条叫黑虎的忠狗好一点呢?
答案是否定的。这千千万万踊跃归来的知识分子可谓自投罗网,用毛泽东的话说,则叫“上了我的贼船”;毛共对留恋故国不肯离开大陆、或虽然离开了却又千方百计返回大陆的广大知识分子的狠毒、卑鄙、无耻、残忍、凶恶,更胜过叶晓芳对黑虎的千万倍。
许多归国知识分子自踏入国门的第一天,噩梦就开始了,无一例外的受到无穷无尽、花样百出的折磨、羞辱,直至粉身碎骨甚至尸骨无存。少数大难不死的,也是伤筋动骨、如剥了九重皮。
例如从英国回来的语言大师、剧作家老舍于1966年8月24日,被红卫兵批斗、毒打后,跳进北京太平湖自杀而死。
从法国回来的翻译家、艺术评论家傅雷因不堪迫害,1966年9月3日与妻子朱梅馥一起上弔自尽。
从香港回去的容国团,为党国争了殊荣、立了大功,却被汚为“特务”而不得不自弔于北京龙潭湖边的槐树上以结束生命。
总之,毛共法西斯治下的亿万臣民之命运比狗还要悲惨,常常象蝼蚁般成群成群地被作践、被虐杀。中共发动暴力土改,至少屠杀了三百万所谓的地主、富农;为配合“抗美援朝”而发动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共自己公布杀了240万,实则则超过五百万人;三年人祸期间,四千余万农民被活活地饿死;十年浩劫造成二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三、对知识分子的群体灭绝
郭维敬编着的《共和国早期的故事》便记录了五十年代知识分子被摧残、被屠杀的血泪历史。该书所记载的鲜血淋漓的故事,清楚地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毛共对知识分子搞的阶级灭绝政策比希特勒对犹太人搞的种族灭绝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
该书揭露了河南省反右运动情况,全省共划右派九万人,占全国15%.学校教职员中被划右派、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平均占23%,有的地区达50%,个别学校达70%以上。固始县把教师48%划了右派;遂平县则为52%.
信阳地区书记王某在反右运动中要求所豁的十九个县市开展向地委“报喜”的活动,结果划右派的人数一浪高过一浪。党校副校长董玉宝实在划不出右派来,这位书记便厉声斥责:“你就是右派!”竟真的将董打成了右派分子。
息县划右派稍迟缓,他亲自去召开大会,公开说:“难道平时就没有提过支书意见的?”经他一点拨,当天晚上该县就以“抓四百多名右派”报了捷。他到汝南县视察,见有数十名男女教师画漫画讽刺县教育科长随地便溺,于是在大会上说:“这泡尿尿得好,尿出了一群牛鬼蛇神!”结果这一大批无辜的教师全都被打成右派。
豫东永城县右派总数是1,976人。商丘地委宣传部长谢某把全系统的所有干部几乎全划了右派,最后只剩下“两个半”所谓好人;比如专署文教科九个人必湏划八个之类,荒唐到了极点。
反右后,信阳地委为改造右派,在所属的大别山区谭家河建立了“万胜山森茶场”,共送去二百多名右派,其中逾半数去而不归,埋骨深山;幸存者非伤即残,亦未得尽天年。至今人们谈起谭家河都心有余悸、毛骨悚然。该场负责人视右派分子为不可宽恕的重刑犯,任意毒打、任意饿饭、迫使不分昼夜地超强度劳动达两年之久,在百般折磨、侮辱、虐待之下,许多人被饿死、累死、自杀;基建大队长徐蓝宇和办公室主任贾文明被人称作“活阎王”,一次强令右派们在恶劣天气中翻山越岭扛木料,以致途中倒毙、滑入山涧及大粪池、走不动而冻死八人(一说十七人)。其余分散于各县各农场改造的右派,处境同样恶劣,死人亦不在少数;如平舆县共划了729人右派,到“改正”时已死了129人。
死了右派还不如死了个家禽家畜“(李说:《按照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共和国早期故事>序言》,刊《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3期),真是欲为狗而不可得了。
这样的劳改农场,这样的法西斯集中营,这样灭绝人性的杀人魔窟,在中国大陆可是成千上万。以前有造成“犯人”死亡过半的甘肃省夹边沟农改农场、“模范监狱——秦城,今有打死孙志刚的遍佈大陆的收容所和拘留站。
四、丧心病狂的酷刑和虐杀
右派分子、北大才女林昭因对反右和批彭德怀有看法,于1960年10月被捕入狱,她在狱中被百般折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狱警竟把她这么一个弱女子反拷一百八十天,连吃饭和大小便也不给打开。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上海市公安局在1966年4月把林昭从病床上拖出去抢杀后,还要向伤心欲绝、病体支离的林昭母亲追讨五分人民币的子弹费,其丧尽天良以至于此!
再看毛共怎样折磨、虐待、残杀后来被他们捧为英雄、烈士的张志新吧。张志新被捕后,受到严刑拷打、惨遭凌辱、被狱警轮奸,狱警还挑动流氓犯、盗窃犯无情地欧打和折磨她;1975年4月4日,当属于英雄的最后一个黎明来到时,没等她弄清怎么回事,就被几个窜上来的人按倒在水泥地上,头枕一块砖,强行切开喉管,再在喉管插进一个三寸长小手指粗的不鏽钢管,并用线将连接钢管的金属片缝在刀口两边的肉上,剧痛使奋力反抗的张志新咬断了舌尖,血水淌满前胸;目睹这一惨状的一个女狱警,当场吓得昏厥过去……(《“文革”之谜》)
为了防呼喊“反动口号”,辽宁省把张志新的喉管切断,而江西省则把李九莲的舌头与下颚用竹签钉在一起,诸如此类举世罕见的酷刑,就是全无心肝的共产党反动派嗜血成性的表现。
五、毛泽东是始作俑者
共产党从苏区肃反起,历来都搞的是逼、供、信,酷刑泛滥。其始作俑者,就是毛泽东。1930年12月3日,毛根据刑讯“犯人”而得的口供,认定江西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等人为AB团分子,就给江西省行委写了指示信,并交付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李韶九:
“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予全部扑灭”,“务必会同李同志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地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和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
李韶九将省行委、红二十军主要负责人李白芳等八人逮捕并施以“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各种酷刑,受审者“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被打者“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有的人当场死亡。甚至李白芳等人的妻子前来探视,亦被当作AB团抓起来,“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在折磨、虐杀同类中获得欢愉和快感,是人类所特有的劣根性。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中共和毛泽东却把这种嗜血的欢愉和虐他的快感发挥到淋漓尽致、登峰造极的地步。
六、毛共作恶而能逍遥法外
晓芳勒毙了黑虎,立即受到丈夫、儿子的谴责,受到离婚、家庭破碎的惩罚,并有难过的表示。但共产党反动派从江西肃反开始,到1989年北京奢城,再到镇压法轮功,从来都没有正儿八经地认过罪,而且还要强词夺理、死不认账。历次整人、杀人的凶手,包括残害高岗、彭德怀、贺龙、刘少奇、陶铸等人的打手在内,一个都没有被追究责任、被处罚;甚至把清算他们的罪行、追究他们的责任,也划入禁区,不许老百姓研究、议论、批评,正像北京大学教授焦国标在《讨伐中宣部》中所指出:
中宣部十四大病之“第三大病是日本文部省化。日本文部省屡屡修改学校教材,篡改侵华历史,把‘侵入’改成‘进出’。中宣部有过之品无不及,凡历史上之罪错皆不许提,反右、文革、饿死几千万农民、六四、哈尔滨宝马案等等,皆成禁忌字眼。”
中共当局从上到下都在极力掩盖、抵赖、淡化,甚至美化他们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例如林昭从1980年“平反”至今,其亲友一直在上访,要求有关部门讲出真相。“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上海相关部门对这一诉求一直採取推诿态度。对新华社记者的公务採访也是採取‘不说、不让、不给’的态度,具体做法就是既不接受採访,也不让别人接受採访,更不提供相关资料。”(渔翁:《不能向社会发出这样的暗示》,《杂文月刊》2003年12期)
过去有人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现在有人说:宁做外国狗,不做中国人。人而不如狗,令人悲哀、愤怒,然而却是事实。请看:
狗会自杀而且会在自杀时写下“毛主席万岁”吗?狗有一下子活活地饿死四千万只吗?狗会有八十多条一下子在一个货柜里焗死吗?狗会一批又一批地、前仆后继地、不惜一切代价(包括自己的生命在内)地逃亡,逃向台湾、逃向日本、逃向欧洲、逃向非洲、逃向澳洲、逃向美洲,甚至逃向子弹横飞的以色列和伊拉克吗?
“人权”两字虽然写进了《宪法》,但只要中国共产党嗜血成性、摧残虐杀同类的本质没有改变,“人权”就永远不会比“狗权”更馨香、更值钱!
2004年5月15日《动向》
2005年10月2日《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