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中国为什么不会有前苏联式的和平变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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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神话与“新中国”命运·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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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未来很是悲观,现行的政体不可能持久维持下去,而中共核心权力集团也没有改革体制的意愿。中国又一次面临辛亥革命之前的绝境,满族高层权贵绝不放弃祖辈传下来的大清天下;当今习集团也不愿放弃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但是,当今中国比百年前危险得多。现代社会本身即比传统社会脆弱,现代社会一旦发生崩溃,将是巨大的灾难,至于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崩溃的灾难更是不可想象。

但是中国崩溃的灾难是无可避免的,作为国家、社会其于内里实际已经解体了,中国得以勉强维持的唯在:“党”作为利益垄断集团,以利益笼络官员,以暴力维持秩序。而作为国家正常存在的基础均以瓦解:社会失去组织性;精英阶级溃烂,不担当国家、社会之责任;法律失效;信约解体。稍有常识,我们便清楚,这样的国家是维持不下去的,崩溃是迟早的事情。

由于“党”垄断一切,崩溃一旦发生,即是全面、整体的,而且不可抑制和修复。中共的命运由此结束,这个可怕的残暴怪物,将一切抓在手里,致死不松,最终是绑架了中国,与之一起灭亡。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南非白人政府以暴力颠覆政府罪审判曼德拉,并准备判处其死刑。但是美国从中游说,说服南非当局留下曼德拉,以备白人统治一旦动摇,能和黑人谈判,避免国家走向全面暴力和内战。由此,南非当局未杀曼德拉,判其无期徒刑。其后,黑人反抗力量日益壮大,白人统治势微。于是,南非政府不断从监狱中接出曼德拉,与其谈判。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南非总统戴。克拉克解除禁令,让曼德拉领导的政党ANC合法,并于1990年初无条件释放曼德拉。1994年南非实行大选,曼德拉当选总统,当选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实现民族和解,南非避免了种族屠杀和内战。

但是中共自“新中国”始,即绝不允许反对派存在,对异议者是斩尽杀绝,邓后大有进步,将“杀”改为“关”。任何新生的健康的政治力量,都被其扼杀在萌芽状态,这是他们维持其统治的纲领。他们以为他们的政权是永远的,绝不给这个国家留有后路,如果他们垮台,中国也就该完蛋。其不仅霸道,也愚昧。他们只有红色江山,而无中国之国家。

中国崩溃必导致国家分裂,“中国”这个国家概念将不复存在。在中共之后,没有任何个人或政治集团可以重新整合中国,因为在前他们均被消灭和抑制了。崩溃导致暴乱或混乱,于是地方豪强或军头出面自救;自救要靠势力与军力,于是便形成地方强人政治;由此地方独立即成。崩溃之后,中国将分裂为诸多地方独立的专制政体。谁有钱有枪便自控一方。

如果以和平为前提,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分裂不是坏事。小国易于管理,也易于文明的多元发展,国民的生活和权益也更会得到保障。世界上最好的国家都是小国,小国的坏处是经不起战争,不能自保,但是和平期间无此问题。问题是,中国分裂后,各“诸侯”间的关系如何建立?彼此能否和平相处?有些地域大概可以,比如东南发达省份;有些地域则不一定,比如中原、西南地域;有些地域则注定要有战乱和种族杀戮,比如西北多民族地域。由中国的历史来看,分裂即是无休止的战争,这也就是中国由来已久的大一统传统的缘由之一。

2

苏东体制转型大致是和平的,但是于中国,和平转型则无可能,不仅如此,中国甚至也没有“革命转型”的可能。

苏东能和平转型是有原因的。首先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强加的,并非本民族的选择。因此,只要苏联放弃对其控制,东欧各国

就容易达成民族共识,重新选择国家政体。苏联得以和平转型乃大幸运。苏联的极权统治固然严酷,但是和中共的统治,特别是毛的统治仍不可同日而语。

苏联得以和平转型,得益于以下的原因:

其一、爱国主义的凝聚力。

苏联变革导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解体,但是俄罗斯并未解体,只是十月革命后那些陆续被红色俄罗斯吞并附属国离它而去。

前苏俄虽为红色帝国,但是斯大林继承了沙俄帝国的扩张传统,加之二战卫国战争,这些强化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传统。因此俄国人保持了对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当民众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性超越政治,那么当国家陷于危机,民众便可以超越意识形态,乃至不计自身利害,维护国家。比如,近年的乌克兰危机,普京当然是威权统治,其吞并克里米亚后,遭致西方国家的联合谴责和制裁,俄国经济遭致重创,卢布大幅度贬值,但是普京在俄国的支持率反而上升到80%以上,即使是戈尔巴乔夫、俄国共产党都转而支持普京,自由民主派反而成为孤家寡人。

俄罗斯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有深厚传统,二战俄国得以获胜,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决定性因素。苏联解体,俄罗斯得以保持稳定,避免战乱,爱国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变革的动荡期间,俄罗斯的中心命题是,俄罗斯向何处去?怎么办?生活固然困难,但人民关心国家的命运。在变革的动荡中,爱国主义是维持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1991年的政变之所以未导致内战,主要的原因是人民不支持,人民抛弃了苏联旧体制,更不允许保守派将国家带入战争,政变者不敢承担此罪责,而最终放弃。俄罗斯人的国家意识最终压垮了反改革的政变者。

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传统俄罗斯的支柱,虽然历经十月革命,但其仍支撑了俄罗斯的卫国战争,支撑了俄罗斯转型后的困境,也支撑当下西方国家对俄国的孤立,其也必将长久地支撑俄罗斯的未来,特别是在危机状况下。我们看到,前苏联解体,但是俄罗斯没有解体,在斯大林的后面、极权制度的后面、意识形态的后面、种种政治斗争、及国家危机的后面是俄罗斯的民族意志和精神。叶利钦将政权转交给普金时的嘱托是“珍惜俄罗斯”。

俄罗国占领克里米亚之后,遭到世界范围内的围堵和孤立,但是普金的支持率却飙升到80%以上。对于俄罗斯人,国家、民族超越政治、政体、意识形态,甚至超越道义。这是他们的底色。我们且不论俄罗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对错,但事实上其是凝聚俄罗斯民族与国家的力量,其超越政治、党派、主义,在国家、民族陷于危机时,它是稳定和拯救的力量。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种族、国家、宗教总是比政治有更深厚的基础。

3

中国人,国家、民族的观念向来较淡薄。中国国家早成,所谓汉族

即多民族的融合体。就种族而言,广东人与越南人倒更接近,而与山东人则牛马不相及,广东人之所以与山东、山西人同为汉族,实非因为种族血统,乃是因为均尊汉字文化。中华是文化概念,以使用汉字、尊崇孔孟为标志。中国传统中,核心是家族,世事最高观念是天下。由好处说,中国之民族、国家观念淡薄是文明高度发达之体现;由坏处说是,经过反复的异族统治,特别是满族的近三百年的统治,汉族已被驯服,民族、国家观念均退化。这也就是人们一向所说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状态。

近代,中国遭致列强的入侵、欺辱,中国的国家及民族的观念重新唤醒,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国人的国家及民族观念得到强化,中华民国乃现代汉文明国家之建立。

然而经三年内战,中共夺得政权,“新中国”纳入苏联阵营,以苏联为老大哥,全盘苏化。实际上,中国已经成为苏俄帝国的一部分,是其附庸国,小兄弟。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中国为苏联打了韩战,苏联称霸半球的冷战格局由此奠定。全盘苏化即全盘去中国化,由国家、民族的认同,到去中国文化。斯大林死后,毛与苏联翻脸,自立世界革命领袖,与苏为敌,另立山头,以中国为世界革命基地、中心、试验场,国家、民族、人民,甚至连他的党都是服务于毛革命的。至文革,整个国家只有三个中心词:“革命”、“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国家、民族、历史、文化都被他消灭了。毛时代只有毛,没有国家,也没有民族,更没有中华文明。

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似乎有一种举国“团结”的精神和气象,但那并非是民族精神,也不是爱国精神。任何国家、民族之存在都天然地具有“民族”、“爱国”之情结,那是人类群体存在之必需,尤其是中国百多年来国家、民族饱经屈辱,孙中山“三民主义”,将民族放置首位,有其原因。毛泽东宣布“新中国”建立,最振奋人心的话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毛只是利用了中国人的民族与爱国情结,其所建立的并非是真实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因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均与其国家与民族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具体地说,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基于对自身之种族、之历史、之文明、之传统、之宗教、之文化、之语言的认同,乃至极端化的价值强调,从而凝聚民族与国家。而毛则是在国人的民族与国家情感中,强制性塞入共产意识形态——先是苏联的意识形态,后是毛的意识形态,然而此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却恰恰是反民族、反国家的,否定中国国家、民族的历史、文明、传统和文化。比如,韩战让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感空前高涨,国家与民族空前地凝聚,乃至过于抗日战争的胜利。

但是,填塞在国人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感的核心意识和价值是什么呢?那就是共产意识和价值,在此意识和价值的支配下,也就有了其后的一系列政治革命运动,直至反右、文革。而这一系列运动都是反中国文明,反中国传统,去中国化的,是对之摧毁。毫不奇怪,共产主义意识即是反国家反民族反文明传统。因此,毛后,共产意识瓦解,五十年代的那种“爱国”精神和气象便烟消云散。

毛后,共产意识、毛意识均破产。邓本人有国家意识,其抛弃了毛的“革命”、“乌托邦”路线,转向务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建设一个强大富裕的现代中国。相对毛几十年的“折腾”,这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转折,无论邓有怎样的局限,但对于十数亿陷于日日“阶级斗争”的恐惧及食不果腹的人民来说,这都无异于一次解放。

但是邓有一个死结,即他作为中共之党、之政权、之体制的最高继承者,他要坚持中共之统治,坚持一党极权之制度。尽管邓从根本上背弃了毛,也背弃了社会主义,但是为了维护中共政权及统治,维护党国制度,他基础四个坚持:1.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3.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4.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其中,中间两条是实质,坚持中共政权的统治,坚持党的极权制度;前后两条是旗号。后两条虽纯属挂羊头卖狗肉,但是否定了后者,中共的政权和体制就没有了合法性。作为政治家,邓当然清楚,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毛思想正是他所抛弃的,之所以举这两块招牌,是统治权谋。

处于当时的中国政治状况,或许邓不得不如此。但由此,邓也留下了无穷的后患,以致当下无救之腐败,以及最终将中国的整体崩溃、暴乱和解体。(需要说明,中国最终的不幸结局并非是邓的改革所致,而是“新中国”所建立的极权体制必然之命运,特别是毛近三十年的暴政,其将稳定国家、延续文明的所有因素摧毁殆尽。邓无非是将中共政权、统治和体制延长了数十年。)

4

作为“猫论大师”,邓完全无视“名”的意义。长远及根本而言,人之存在,社会之组织,国家之建立,文明之延续,均需依“名”而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古人深明其理。所谓文明乃是依“名”而行,也就是民间所言凡是要有个“规矩”,有个“来由”,有个“讲究”。

简而言之,名是定位定性,是本体存在的属性标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即是对中国国家的“定性”。这里邓所谓的“社会主义”乃是指前苏联国家模式,其不仅被西方主流国家所排斥,也被世界大多数不发达国家所摒弃,而且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最终破产,被文明所淘汰。马列宁主义是西方文明的异端学说,而在实践中,它是仇恨、暴力、反文明的,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破坏和灾难。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中式山寨版,主旨暴力、破坏、造反,毛彻底摧毁了中国文明,其暴政至数千万国民无辜死亡。此两“坚持”之“名”,均将中国标上反人类、反文明的属性,列入世界多数国家的对立面。如果说,毛时代,国人受蒙蔽,迷信毛,对此两“坚持”尚认同,但是经过文革,共产意识破产,国人对此痛之厌之尚不及,何谈认同?况且,在这两个旗号之下,国人曾遭受长久的暴政和苦难。国家“坚持”冠以这个旗号,只能让国人对之憎恶。“八九”浩大的民主运动,即是国人对其愤怒的释放。

再,国家由物性来说是指:一定地域、此地域上的人群、这些人所结成的共生体;由文明而言,国家则意味:其历史、文化、及国人的生活方式。而马列主义、苏联模式均属非中国化;毛思想属“中国特色”,但其是流民意识,是中国正统之异端,是破坏性的。因此,邓所说的“社会主义”、“毛思想”仅是维护中共统治的借口,而不能组织国家。该旗号下的中国不是中国,其无法凝聚民心,反之却使民心背离。

当下,中共混淆“党”、“中共政权”、“国家”的概念,用“爱国”的外衣包装“效忠党”,乃至将孔子也塞进“党”的皮包之内,

用以巩固其政权。然而,事与愿违,由于对“党”“中共政权”的厌恶,“国家”“民族”也连带着被亵渎。当下,民众语言中“爱国”已是调侃词语,是奚落的对象,人们很清楚,现今所谓“中国”已是“你国”。

说到底,中共的政权从根本上失去了民意的支持;这也就是其政权及国家最终将崩溃的原因。一般而言,政权崩溃不会导致国家崩溃,更换政权即可;但是中共绑架了国家,将所有异己力量和和意识都消灭了,因此当中共政权崩溃,即中国国家之崩溃。

(待续)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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