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神话与“新中国”命运·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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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未来很是悲观，现行的政体不可能持久维持下去，而中共核心权力集团也没有改革体制的意愿。中国又一次面临辛亥革命之前的绝境，满族高层权贵绝不放弃祖辈传下来的大清天下；当今习集团也不愿放弃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但是，当今中国比百年前危险得多。现代社会本身即比传统社会脆弱，现代社会一旦发生崩溃，将是巨大的灾难，至于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崩溃的灾难更是不可想象。
但是中国崩溃的灾难是无可避免的，作为国家、社会其于内里实际已经解体了，中国得以勉强维持的唯在：“党”作为利益垄断集团，以利益笼络官员，以暴力维持秩序。而作为国家正常存在的基础均以瓦解：社会失去组织性；精英阶级溃烂，不担当国家、社会之责任；法律失效；信约解体。稍有常识，我们便清楚，这样的国家是维持不下去的，崩溃是迟早的事情。
由于“党”垄断一切，崩溃一旦发生，即是全面、整体的，而且不可抑制和修复。中共的命运由此结束，这个可怕的残暴怪物，将一切抓在手里，致死不松，最终是绑架了中国，与之一起灭亡。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南非白人政府以暴力颠覆政府罪审判曼德拉，并准备判处其死刑。但是美国从中游说，说服南非当局留下曼德拉，以备白人统治一旦动摇，能和黑人谈判，避免国家走向全面暴力和内战。由此，南非当局未杀曼德拉，判其无期徒刑。其后，黑人反抗力量日益壮大，白人统治势微。于是，南非政府不断从监狱中接出曼德拉，与其谈判。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南非总统戴。克拉克解除禁令，让曼德拉领导的政党ANC合法，并于1990年初无条件释放曼德拉。1994年南非实行大选，曼德拉当选总统，当选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实现民族和解，南非避免了种族屠杀和内战。
但是中共自“新中国”始，即绝不允许反对派存在，对异议者是斩尽杀绝，邓后大有进步，将“杀”改为“关”。任何新生的健康的政治力量，都被其扼杀在萌芽状态，这是他们维持其统治的纲领。他们以为他们的政权是永远的，绝不给这个国家留有后路，如果他们垮台，中国也就该完蛋。其不仅霸道，也愚昧。他们只有红色江山，而无中国之国家。
中国崩溃必导致国家分裂，“中国”这个国家概念将不复存在。在中共之后，没有任何个人或政治集团可以重新整合中国，因为在前他们均被消灭和抑制了。崩溃导致暴乱或混乱，于是地方豪强或军头出面自救；自救要靠势力与军力，于是便形成地方强人政治；由此地方独立即成。崩溃之后，中国将分裂为诸多地方独立的专制政体。谁有钱有枪便自控一方。
如果以和平为前提，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分裂不是坏事。小国易于管理，也易于文明的多元发展，国民的生活和权益也更会得到保障。世界上最好的国家都是小国，小国的坏处是经不起战争，不能自保，但是和平期间无此问题。问题是，中国分裂后，各“诸侯”间的关系如何建立？彼此能否和平相处？有些地域大概可以，比如东南发达省份；有些地域则不一定，比如中原、西南地域；有些地域则注定要有战乱和种族杀戮，比如西北多民族地域。由中国的历史来看，分裂即是无休止的战争，这也就是中国由来已久的大一统传统的缘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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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体制转型大致是和平的，但是于中国，和平转型则无可能，不仅如此，中国甚至也没有“革命转型”的可能。
苏东能和平转型是有原因的。首先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强加的，并非本民族的选择。因此，只要苏联放弃对其控制，东欧各国
就容易达成民族共识，重新选择国家政体。苏联得以和平转型乃大幸运。苏联的极权统治固然严酷，但是和中共的统治，特别是毛的统治仍不可同日而语。
苏联得以和平转型，得益于以下的原因：
其一、爱国主义的凝聚力。
苏联变革导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解体，但是俄罗斯并未解体，只是十月革命后那些陆续被红色俄罗斯吞并附属国离它而去。
前苏俄虽为红色帝国，但是斯大林继承了沙俄帝国的扩张传统，加之二战卫国战争，这些强化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传统。因此俄国人保持了对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当民众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性超越政治，那么当国家陷于危机，民众便可以超越意识形态，乃至不计自身利害，维护国家。比如，近年的乌克兰危机，普京当然是威权统治，其吞并克里米亚后，遭致西方国家的联合谴责和制裁，俄国经济遭致重创，卢布大幅度贬值，但是普京在俄国的支持率反而上升到80%以上，即使是戈尔巴乔夫、俄国共产党都转而支持普京，自由民主派反而成为孤家寡人。
俄罗斯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有深厚传统，二战俄国得以获胜，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决定性因素。苏联解体，俄罗斯得以保持稳定，避免战乱，爱国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变革的动荡期间，俄罗斯的中心命题是，俄罗斯向何处去？怎么办？生活固然困难，但人民关心国家的命运。在变革的动荡中，爱国主义是维持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1991年的政变之所以未导致内战，主要的原因是人民不支持，人民抛弃了苏联旧体制，更不允许保守派将国家带入战争，政变者不敢承担此罪责，而最终放弃。俄罗斯人的国家意识最终压垮了反改革的政变者。
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传统俄罗斯的支柱，虽然历经十月革命，但其仍支撑了俄罗斯的卫国战争，支撑了俄罗斯转型后的困境，也支撑当下西方国家对俄国的孤立，其也必将长久地支撑俄罗斯的未来，特别是在危机状况下。我们看到，前苏联解体，但是俄罗斯没有解体，在斯大林的后面、极权制度的后面、意识形态的后面、种种政治斗争、及国家危机的后面是俄罗斯的民族意志和精神。叶利钦将政权转交给普金时的嘱托是“珍惜俄罗斯”。
俄罗国占领克里米亚之后，遭到世界范围内的围堵和孤立，但是普金的支持率却飙升到80%以上。对于俄罗斯人，国家、民族超越政治、政体、意识形态，甚至超越道义。这是他们的底色。我们且不论俄罗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对错，但事实上其是凝聚俄罗斯民族与国家的力量，其超越政治、党派、主义，在国家、民族陷于危机时，它是稳定和拯救的力量。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种族、国家、宗教总是比政治有更深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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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国家、民族的观念向来较淡薄。中国国家早成，所谓汉族
即多民族的融合体。就种族而言，广东人与越南人倒更接近，而与山东人则牛马不相及，广东人之所以与山东、山西人同为汉族，实非因为种族血统，乃是因为均尊汉字文化。中华是文化概念，以使用汉字、尊崇孔孟为标志。中国传统中，核心是家族，世事最高观念是天下。由好处说，中国之民族、国家观念淡薄是文明高度发达之体现；由坏处说是，经过反复的异族统治，特别是满族的近三百年的统治，汉族已被驯服，民族、国家观念均退化。这也就是人们一向所说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状态。
近代，中国遭致列强的入侵、欺辱，中国的国家及民族的观念重新唤醒，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国人的国家及民族观念得到强化，中华民国乃现代汉文明国家之建立。
然而经三年内战，中共夺得政权，“新中国”纳入苏联阵营，以苏联为老大哥，全盘苏化。实际上，中国已经成为苏俄帝国的一部分，是其附庸国，小兄弟。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中国为苏联打了韩战，苏联称霸半球的冷战格局由此奠定。全盘苏化即全盘去中国化，由国家、民族的认同，到去中国文化。斯大林死后，毛与苏联翻脸，自立世界革命领袖，与苏为敌，另立山头，以中国为世界革命基地、中心、试验场，国家、民族、人民，甚至连他的党都是服务于毛革命的。至文革，整个国家只有三个中心词：“革命”、“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国家、民族、历史、文化都被他消灭了。毛时代只有毛，没有国家，也没有民族，更没有中华文明。
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似乎有一种举国“团结”的精神和气象，但那并非是民族精神，也不是爱国精神。任何国家、民族之存在都天然地具有“民族”、“爱国”之情结，那是人类群体存在之必需，尤其是中国百多年来国家、民族饱经屈辱，孙中山“三民主义”，将民族放置首位，有其原因。毛泽东宣布“新中国”建立，最振奋人心的话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毛只是利用了中国人的民族与爱国情结，其所建立的并非是真实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因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均与其国家与民族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具体地说，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基于对自身之种族、之历史、之文明、之传统、之宗教、之文化、之语言的认同，乃至极端化的价值强调，从而凝聚民族与国家。而毛则是在国人的民族与国家情感中，强制性塞入共产意识形态——先是苏联的意识形态，后是毛的意识形态，然而此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却恰恰是反民族、反国家的，否定中国国家、民族的历史、文明、传统和文化。比如，韩战让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感空前高涨，国家与民族空前地凝聚，乃至过于抗日战争的胜利。
但是，填塞在国人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感的核心意识和价值是什么呢？那就是共产意识和价值，在此意识和价值的支配下，也就有了其后的一系列政治革命运动，直至反右、文革。而这一系列运动都是反中国文明，反中国传统，去中国化的，是对之摧毁。毫不奇怪，共产主义意识即是反国家反民族反文明传统。因此，毛后，共产意识瓦解，五十年代的那种“爱国”精神和气象便烟消云散。
毛后，共产意识、毛意识均破产。邓本人有国家意识，其抛弃了毛的“革命”、“乌托邦”路线，转向务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建设一个强大富裕的现代中国。相对毛几十年的“折腾”，这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转折，无论邓有怎样的局限，但对于十数亿陷于日日“阶级斗争”的恐惧及食不果腹的人民来说，这都无异于一次解放。
但是邓有一个死结，即他作为中共之党、之政权、之体制的最高继承者，他要坚持中共之统治，坚持一党极权之制度。尽管邓从根本上背弃了毛，也背弃了社会主义，但是为了维护中共政权及统治，维护党国制度，他基础四个坚持：1.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3.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4.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其中，中间两条是实质，坚持中共政权的统治，坚持党的极权制度；前后两条是旗号。后两条虽纯属挂羊头卖狗肉，但是否定了后者，中共的政权和体制就没有了合法性。作为政治家，邓当然清楚，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毛思想正是他所抛弃的，之所以举这两块招牌，是统治权谋。
处于当时的中国政治状况，或许邓不得不如此。但由此，邓也留下了无穷的后患，以致当下无救之腐败，以及最终将中国的整体崩溃、暴乱和解体。（需要说明，中国最终的不幸结局并非是邓的改革所致，而是“新中国”所建立的极权体制必然之命运，特别是毛近三十年的暴政，其将稳定国家、延续文明的所有因素摧毁殆尽。邓无非是将中共政权、统治和体制延长了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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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猫论大师”，邓完全无视“名”的意义。长远及根本而言，人之存在，社会之组织，国家之建立，文明之延续，均需依“名”而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古人深明其理。所谓文明乃是依“名”而行，也就是民间所言凡是要有个“规矩”，有个“来由”，有个“讲究”。
简而言之，名是定位定性，是本体存在的属性标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即是对中国国家的“定性”。这里邓所谓的“社会主义”乃是指前苏联国家模式，其不仅被西方主流国家所排斥，也被世界大多数不发达国家所摒弃，而且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最终破产，被文明所淘汰。马列宁主义是西方文明的异端学说，而在实践中，它是仇恨、暴力、反文明的，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破坏和灾难。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中式山寨版，主旨暴力、破坏、造反，毛彻底摧毁了中国文明，其暴政至数千万国民无辜死亡。此两“坚持”之“名”，均将中国标上反人类、反文明的属性，列入世界多数国家的对立面。如果说，毛时代，国人受蒙蔽，迷信毛，对此两“坚持”尚认同，但是经过文革，共产意识破产，国人对此痛之厌之尚不及，何谈认同？况且，在这两个旗号之下，国人曾遭受长久的暴政和苦难。国家“坚持”冠以这个旗号，只能让国人对之憎恶。“八九”浩大的民主运动，即是国人对其愤怒的释放。
再，国家由物性来说是指：一定地域、此地域上的人群、这些人所结成的共生体；由文明而言，国家则意味：其历史、文化、及国人的生活方式。而马列主义、苏联模式均属非中国化；毛思想属“中国特色”，但其是流民意识，是中国正统之异端，是破坏性的。因此，邓所说的“社会主义”、“毛思想”仅是维护中共统治的借口，而不能组织国家。该旗号下的中国不是中国，其无法凝聚民心，反之却使民心背离。
当下，中共混淆“党”、“中共政权”、“国家”的概念，用“爱国”的外衣包装“效忠党”，乃至将孔子也塞进“党”的皮包之内，
用以巩固其政权。然而，事与愿违，由于对“党”“中共政权”的厌恶，“国家”“民族”也连带着被亵渎。当下，民众语言中“爱国”已是调侃词语，是奚落的对象，人们很清楚，现今所谓“中国”已是“你国”。
说到底，中共的政权从根本上失去了民意的支持；这也就是其政权及国家最终将崩溃的原因。一般而言，政权崩溃不会导致国家崩溃，更换政权即可；但是中共绑架了国家，将所有异己力量和和意识都消灭了，因此当中共政权崩溃，即中国国家之崩溃。
（待续）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