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进步党籍立法委员高志鹏日前主张修正〈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删除向国父孙文敬礼宣誓等规定，掀起舆论一阵骚动。他再向行政院提出质询，指出以孙文为国父系国民政府之决议，并无法律依据，又招来两岸与海内外的热议。
本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2届第4次会议上，主席俞正声於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宣布2016年的主要任务，提到：「今年将举办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活动，学习丶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的爱国思想丶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进一步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实现『中国梦』。」两岸一时之间，竟同时传出有关孙文的政治动作。只是高志鹏的个人行为，被中华民族主义者栽诬为民进党新政府「去中国化」政策的预告；而俞正声代表的，却是中国共产党党国意志的决定。
孙文是中国革命同盟会总理，民国建立後为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虽非亲自领导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成功，但长期坚持国民革命，以三民主义启迪民心，作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象徵人物，却也当之无愧，值得後人尊敬。孙文在香港接受西方大学教育，对世界的发展趋势有清楚的掌握，能将近代人类三大思潮：民族丶民主和社会主义，以系统性的知识建构，用常民能解的语言风格，转化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引介到古老的中国；且以无比的信心和坚定的信念，投入革命事业，奔走各国，寻求支持，方能超越旧时代，开创新时代。
但是民国的肇建，不是只有革命的力量。清朝的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立宪派人士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中由江苏省谘议局议长张謇领导的国会请愿运动，串联各省，在清政府内部推动宪政改革，就是重要的力量。当革命爆发，立宪派即迅速转向，以各省谘议局为中心，次第宣布各省独立。而张謇则在北京，为清廷起草〈清帝逊位诏书〉。
此外，清朝新军的力量亦不可忽略。这些受现代军事训练并有现代知识的军人，大多同情革命党。武昌起义就是由湖北新军参与的革命军率先发难的，湖南新军继之响应；北方则有直隶省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发动「滦州兵谏」，提出十二条政纲，要求召开国会，制定宪法。
导致革命成功的更关键因素，则是受命经资政院选任为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率领内阁反正，迫使清帝退位禅让，「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之後孙文同意让出总统职位，由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完成南北统一。这一历史告诉我们，决定历史方向的，不是政治丶经济或军事上的强大力量，而是人心的依归，人性向自由复归的强烈渴望。
其後袁世凯背叛民国共和，孙文发动二次革命，继之在南方组织护法，颠沛流离於江湖海上，着书立说，阐扬三民主义丶地方自治丶五权宪法丶实业计画等国家现代化建设宏图；纵使引进列宁革命经验，以民主集中制再造中国国民党，使党国体制遗毒中国，但孙文终究不忘宪政共和的初衷，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以分层渐进的理念，提出建国程序论，主张以各县丶各省的个别条件，逐步由军政丶训政以至完成地方自治；而待全国过半省分实施自治，即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於民，实施政党责任政治。
孙文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实即现代国家的三种目标，不仅是当年的中华民国所力争者，也是当代台湾的中华民国所要力争者，更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国家人民所当力争者。在民族主义方面，孙文主张世界各国国家地位一律平等，国内各民族地位一律平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支持民族自决，济弱扶倾；民权主义方面，主张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主权在民丶直接民权丶代议民主丶地方自治丶政党政治与分权制衡，坚决反对专制独裁；在民生主义方面，主张人民经济地位一律平等，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人民衣食住行需求的国家基本生存照顾，反对垄断与剥削。这些理念，是人类追求进步的集体经验与智慧的结晶，是他所处时代的中国即待解决的问题，其利益却非专属中国独享，否则中国不也就成为帝国主义？
孙文不是神或完人，也有个性丶领导丶思想见识与政治成就上的一定限制。将他做神格化的崇拜，毋宁是对於一个民主革命家的讽刺和糟蹋。因而对於孙文思想予以批判丶除魅和再诠释，而给予客观的析理和评价，仍是有必要的。但对於以他为象徵所代表的宪政共和与国民革命理想，则仍是值得尊敬和追求的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孙文作为两岸统一的政治符号，刻意回避孙文三民主义的理念主张，以中华民族主义丶帝国主义压迫台湾人民和各个民族，而不去反思自身作为中国百年宪政共和理想的背叛者罪行，却声称要纪念孙文，可称是「黄鼠狼拜年，不怀好意」。面对即将来临的孙文文化霸权争夺战，作为孙文遗教在《中华民国宪法》中的实践者，背负中华民国这一十字架的台湾，自不能放弃这一战场；宜适时把孙文的时代精神和思想，向全球华人世界丶全体中国人民，和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压迫的各个民族说个清楚。
来源：香港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