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07年的6月10日。在18年的今天,我在武汉的家中被捕。当时是凌晨左右,应当说我是在6月9日晚被抓的。我是在广场以外最早被抓捕“坏头头”之一。事后得知,当局在6月8日才发表通告,要求“高自联”“工自联”的“头头”自首,内部命令抓人。所以,很可能有些广场上的“头头”在6月8日之前,在公安的眼皮底下逃脱。公安当时可能没有逮捕人的命令。这是史料问题,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今天,我只是想写下不可忘记的几个事实:

6月6日,在北大同学的催促下,我从北京坐车到天津。我那同学当时和现在都在北大法律系任教。是他我用自行车从北大驮我到北京火车站。在北京火车站附近,到处是武装到牙齿的解放军。我真是在枪林弹雨中离开北京。我得一辈子记住他。

我也在天津的一个小旅馆过夜。天津的街头还有抗议的群众。我想,这是公安抓我得住好时机。因为我在天津无亲无故。结果我安然离开天津。这是麻痹我的一个因素。

6月8日,我顺利到达汉口。在江岸火车站,火车临时停车。我灵机一动,跳窗而下,然后穿过铁轨,离开了火车站。如果有人跟踪,这时也被我甩掉。这是麻痹我的第二个因素,使得我愚蠢的回到我的家。

6月8日晚,中央电视台发出了通告,要“两高”的头头自首。

6月9日夜,初夏的武汉,凄雨楚楚。公安破门而入我在政法学院的家,我在嘈杂声中惊醒,不到几分钟我就在枪口下被带到公安的面包车里。我的70多岁的奶奶和我的妻儿都和我在一起。我的儿子刚过5岁生日。他们都在枪口之下,受到了惊吓。

我被带到在汉口宝丰路的的武汉市公安局拘留所。那个地方我再上大学前就去过,不过当时我是武汉市九公安局九处的新刑警,去提审“犯人”的。

我被抓的第二天,武汉的长江日报就在第一版醒目的报道,北京非法组织工自联头目被抓获。武汉当局大概是在报功。可是,亲人,朋友们,还有我的学生们,他们除了关心,就是感到骄傲。记住,武汉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他们认为我是对的。他们都来安慰我的家人,其中有位从武汉市妇联的干部,也是我的学生。她不认识我们家。但还是不顾风险来到我父母家,安慰他们。

在抓我的当天,公安当局已经全面控制了我。他们在中南政法学院的校长办公室里指挥抓捕行动。他们不在白天动手,是怕惊动了学生。事后,校长和党委书记们,还有些处长们,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和同学,告诉我,他们真想告诉我情况,但苦于无机会。他们有了这个想法,就真是难得了。再次感谢。

6月12日,我就被送往北京市炮局。我在武昌车站等候去北京的火车时,不巧碰上了两个熟人。一个是湖北省公安厅的一司机,他和我们家的关系特别熟。另一个是我的同学,他当时去广西桂林。我的手被铐着,两个从北京来的公安在我手铐上搭着一件衣服,以免被引起关注。我碰见他们时,没有什么难堪。我终身难忘的事,我的同学不顾一切的在火车站内买了一瓶饮料,什么牌子的,我已经忘掉,但知道是很高级的。那瓶饮料交给了两个北京来的公安。饮料一直放在去北京火车的卧铺厢内。但公安没有给我喝。他们不停的问我那个人是谁。他们怕饮料有毒,或我被劫持。我那个同学,现在已经退休了。他入学时已经30多岁了,他应当是46年出生的。他的父亲是一个老红军。

以上都是为了那些同学,学生和老师,特别是那个老同学的记忆,还有对我给家人带来的惊吓或不安表示歉疚。

文章来源:李进进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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