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进进:二十年的思绪——狱中札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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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9日到1991年4月22日

第三节 “炮局”生活——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次基》

押送我的火车在下午到达北京火车站。火车到站后,两名解放军战士端着冲锋枪和警察一起将我押送到在月台尽头的军吉普。吉普车迅速驶离北京站。我知道,我将会送到一个看守所。两个战士坐在我的一左一右。虽然他们高度警惕,但是我发现他们的眼睛没有神。当然他们是这个国家机器的一个小小螺丝钉,是没有头脑的。

我从车窗可以看到北京城里的紧张气氛。那天已经是6月13日了,街上不时的有装载军人的卡车穿过,有的地方还在冒烟,街边每几十步就有荷枪实弹的两个军人背靠背地站岗。

警车继续往前走,我不知道驶向何方。一路上我在想我会押送到那个看守所。过去,我当过刑警,曾经送过几个小偷到看守所。那时候,我只是在收押室里将人和手续一交就完事了。后来读大学法律系三年级在检察院实习的时候,我也曾到看守所提审过“犯人”。虽然听说过不少关于看守所的生活,如如何夹带烟屁股头,如何互相争抢菜饭,看守如何鞭打那些不听话的“犯人”,但是我毕竟没有亲身经历过。我在武汉第一看守所里吃的是粗糙的大米,再粗糙也是米。我知道北京的监狱要吃窝窝头了。我还没有吃过。在北京读书的几年,按照北京市民的标准,我们都要搭配杂粮。不过我最多是吃点玉米稀粥,用剩下的杂粮票换鸡蛋。我是南方人,过去吃馒头都觉得痛苦(后来当兵后才习惯吃馒头),现在要面对吃窝窝头,不可想象的折磨(后来我在“号子”里能够吃好几个,而且吃得特别香,此为后话)。一幅图画总在我脑海里浮现:一只苍白无力的手从监狱铁门的小窗口伸出来取窝窝头。

我先押送到一个地方进行了简单的审讯,好像是个派出所,或转运站。一个警察给了我两个大菜肉包子。我虽然一天没有吃饭,可是一点胃口也没有。简单审讯后,我被送到地处炮局胡同的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看守所。不知这个炮局胡同是因为其监狱出名,还是监狱以这个被称为炮局胡同出名。炮局胡同据说是在清朝时候制造洋枪洋炮的地方,不知何时它变成了监狱。从清朝到共产党,包括侵略者的日本皇军,都使用此监狱,而且关押过“要犯”。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蹲过这个监狱。后来的共产党员安子文、薄一波等人也关押在此。抗日将领吉鸿昌关押在此并坐着直面行刑者而就义。我还看过电影《吉鸿昌》,没想到我也“到此一游”。我“进驻”后才知道“炮局”以其“制人”的恐惧方法让那些小偷们闻“局”丧胆。通过放茅和提审进出监号和监狱大楼的机会,我对该监狱做了些观察。它是个“士”字形的二层楼建筑,实际上是个大“十”字建筑。“士”字下的那一短横是两间大房。当时一边用来当茅厕用,一边是个大监号。楼上二楼里面的监号按照东西南北被划分为四个筒道。南筒道住的是看守。其他筒道都关押“犯人”。我在几个筒道都住过。

我被带进收押室,首先是搜身,然后登记。这是我最忌恨的两件事。我总是有那么点桀骜不训。当警察询问我的名字时候,我总是感觉不舒服,所以总是要挨一会儿回答,而且还要问一句“你们说什么”。有好几次我差点挨揍。搜身对于我来讲也是件极其痛苦的事情。我过去当过警察,当过法律系的讲师,被抓的时候是北大法律系博士研究生。现在当了阶下囚,而且是个“政治犯”,可想这种角色的转变在心里产生的抵触情绪。

开始的时候,我被关进一个普通号,木地板,没有床,门旁边有个水池。里面有五六个人半卧着,其中有个大学生,因为“”六四“晚上去了天安门也被举报送到那儿去了。我刚和他说了两句,我就被提审。提审回来后,我就被关进楼上的一个特殊小号。当时已经是深夜,天气闷热,我被糊里糊涂的送进一个像密封舱式的房间里,尚未定魂,只听铁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的心就被震颤一下。震颤过后,便是一段不停的思绪。我首先的感概是,还是邓小平厉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接着我的思绪从监狱看守,狡诈的预审员,紧握冲锋枪但是满脸幼稚的战士,想到的广场的风风雨雨,想到家人,同学和朋友們,等等。那狭小的世界便是我自己,那思绪也不会被打断,故一直流到铁窗外。我人身虽在禁锢之中,然而思想却是自由飞翔的。老子曰”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吾身尚在,吾思不断。我感到欣慰,一种自由飞翔的乐趣由然而生。我于是变得坚定起来,默默的说了一句:枪杆子可以消灭或禁锢我们的身体,但是消灭不了我们的思想。历史长河中留下来的还是思想和正义的追求。

我打量了那个特殊小监号,第一眼感觉它像个木箱,四周墙壁的下部一米多高都是用皮革包着海绵,海绵里面是弹簧,大概是用来防止碰墙自杀的。上面都是隔音板。门很小,用铁皮包着。铁门的下部中央有一个送饭的窗口。监房很高,外墙上有个窗子,共有四层,一层是纱窗,第二层是铁丝网,第三层是铁杆,第四层是玻璃窗。如此严密,就是一个苍蝇也难得逃出。房顶上有个灯泡,开关线在门外,整天24小时开着灯,可谓“不夜城”。

思绪过后,定了定神,发现里面已有两个人,都说自己是未决犯。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已经裁定为劳动教养,留在看守所服刑,干些打扫卫生﹑送饭﹑送开水等粗活,故被称为“劳动号”。这些“劳动号”也时常接受一两次特殊的任务,比如陪同一两个重犯或要犯,一边监视这些要犯,一边探听消息,套取案情。我虽然做过一年的刑警,但经验有限且也不知道监狱这一套,所以不知他们的身份。因为不知道其身份,所以聊天的时候,我也没有太注意。当然,除了我给他们谈点家庭或个人情况外,我本能地没有谈什么案情。只不过到今天,我还是感到羞辱,因为我居然不想到他们可能是“探子”。

这两个探子一个姓崔,因为小偷小摸进来的,特点是喜欢谈色。不过他常崔健的歌的确有一番味道。另一个,我忘了名字,年纪比我还大,是个生意人,很有思想,或者说有主意,经常谈如何做大生意,如何抢劫成功等等。他大概在做生意中使用物理讹诈别人才进来的。这两个家伙有一次抬杠,谈到如何成功抢银行。那个年长的就问小崔,你他妈的别吹牛,现在你拿着冲锋枪抢银行,你老爹就在后面,如何办?小崔含糊了。那个家伙说,有什么犹豫的,拿枪干掉他。这才是真正的犯罪分子。

一天下午放茅(因为跑局监房里没有厕所,“犯人”得在规定时间上厕所,早晚各一次),那两个劳动号找管教要烟抽,于是监房的门被打开(当时我不知道,管教是不会给未决犯开门抽烟的)。他问我是谁,劳动号小崔说,这是北京大学的博士。从此我就被称为李博士。管教看来早就知道我是谁,只是借故来看看我罢了。管教干部掏出了香烟,是天坛牌雪茄,给了劳动号一人一支。他看了看我,一边问我要不要抽,一边给了我一支,后又若有所思的将门用力一带,顺便带着一种感慨且嘲讽的口吻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话音随着那关门声一起在哪小号里回来荡。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我如同修炼禅宗的佛徒,对列宁主义有了顿悟。读书十多年,教了两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这时,方才这时,才明白无产阶级专政的真谛。看看这铁门铁窗,看看那些穿着橄榄色服装的看守(那时警察穿的是橄榄色警服),看看那高墙电网和那手持冲锋枪的战士,一切真理尽在不言中。

如果还想对无产阶级专政有感性认识的话,那就看看我们这些专政的对象是如何在铁笼里生活的:

吃是统一供给的,被逮捕的或判决劳动教养的人是免费的。如果是收容审查的,在结束收容审查释放的时候,家属要交伙食费。主食是窝窝头。所以那里面流行的歌曲是池自强的“手里揣着窝窝头,碗里没有一滴油”。我开始在小号,吃得的是面食。因为刚进去,胃口不好,也没有觉得什么好吃的。过了一个星期,我的伙食就是大众化了。我从来没有吃过窝窝头,可是,后来食欲不错,一顿可以吃两个大的窝窝头。每个窝窝头有2两左右。搭配窝窝头的菜不可想象,头三个月都是水煮茄子,加点西红柿。后来知道,那茄子不是煮的,而是用蒸汽冲熟的,然后加一点酱油和肥肉末。按说监狱方应当每个月都有一次伙食改善,可是头三个月,炮局在当年的整个夏天都没有变,顿顿是茄子。人都吃成茄子了。我每天盼啊,盼的失望,几次在梦里手捧大肉,就是没有吃到肚子里去,可谓闭眼常闻肉香,睁眼方知梦幻。在肉的面前,人人平等。没有肉,那爆锅的蒜头也是好的。我们这些读书人也不例外。有一次,菜里有点用蒜头爆锅的香味。我突然看到地板上有一半煮过的蒜头,我隐隐约约听到囚友说他不爱吃蒜,以为这是他不吃而扔掉的,于是我迅速捡起来扔进口里,咀嚼起来还挺香的。一会儿那位囚友说,那蒜头是不是我吃了。我说是啊。他才说,那是他嚼过后扔掉的。这时,我才回味出那蒜的确干扁。可是,当时我也没有什么恶心的感觉。几个月后,改善过一次伙食,有点肉。那位囚友居然将有许多半寸长黑毛的一块肉,连毛带皮都吃下去了,边吃边说,肉皮有原生蛋白质,健皮肤。他和解释说那黑毛反正都是要拉出来的,怕什么。后来,我琢磨,他那样做,恐怕还是怕在去毛的过程中浪费一些肉吧。在我关押期间,我看到了囚友们不知多少次因为窝窝头或一点肥肉打的不可开交。古人曰,“衣粮足而知礼节,仓廪实而知荣辱。”

其实,在1989年的中国,“犯人”的饮食不应当如此差。我算过一笔账。我们每天吃一斤窝窝头,1角5分钱一斤(0.1.5元),两顿茄子算半斤,以2角钱一斤计算,半斤茄子为1角(0.1元),加上油盐和加工费等等以1角钱计算(0.1元),总共没人每天是最多是3角5分钱(0.35元),而伙食费每人每天按5角算(0.5元,不算行政拘留和收容审查人员每天得交1元),每天可结余0.15.炮局当时每天关押有1000人,监狱当局每天可结余150元,每个月结余达4,500元,一年是54,000(5万4千)元。这笔结余的钱到哪里去了?结论无非是,不是浪费就是贪污了。据说,炮局也要出招待费,招待卫生局的检查。一行管一行啊。上面来人检查工作,也要招待吃饭,都得要从“犯人”食堂里出了。1989年国庆节,看守所的工作人员的会餐,是犯人食堂做的,而且在“士”字楼里的筒道里大吃大喝。所以,被关押人员的伙食问题不仅是个伙食标准问题,而且是个管理问题。可是谁来管理?谁管理谁占便宜。占便宜或贪污都是犯罪。所以,在监号里的“犯人”和监狱的看官人员都是犯罪者,里外没有区别。里面关着的人很多人是偷,外面的人是贪。五十步与百步之区别,量不同,质同也。

在住的方面,无论是炮局的公交分局还是半步桥的市局七处,看守所都是无处不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我们称单独或关押少的人的监房为“小号”,关押多人的为大号。约有12平方米里的“大号”关押的人数多在10到20人之间,平均每人不到一平方米的地方。炮局在1989年下半年因抓的“暴徒”过多,一个号子里最多时候关押了28个人。据管教讲,在1983年“严打”的时候,一个房子里关押有三十多人。据说在其他城区分局的看守所,当年同样大小的房子关押有四十多人,人整夜得站着。牢头狱霸可以有一席之地,有面子的人可以轮流坐下。这么多人关押在一起,看起来好像是监狱的容量不够,其实是个管理问题。炮局里面有两个筒道是关闭的,或至少还有20个房间可用。但是,如果监狱方面多开几个房间,当然也要增加人手,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比如早晚放茅,增加20个监号,就要增加40次监督监号“人犯”拉屎的工作,多麻烦啊。少开几个监号,每个监号多关押几个人,如此监狱方面的工作效率倒是提高了,可是被看管人员呢?这是不是人权问题?

炮局的监号里面没有床,人都睡在地板上;里面没有卫生间,有一个水龙头和水池,下水的地方还有一个小池子,用于拉尿。如果是人数少的号,还可以在里面拉屎。一般来讲,大号的人太多,一般不允许在里面拉屎。除了早晚两次集体放茅,其他时间要拉屎,就得喊报告,“求茅”,让管教允许并陪同到茅房去。

我一直关押在一个特殊号。所谓特殊,就是指关押的人都是公安法院的工作人员犯事后关押在那里。人数也不多,大概是四到六人。和我关在一起的有海淀五棵松派出所的民警,原来边防部队的张团长(因为帮助他的老乡劫机犯张振海买机票),北京市安全局的某某(专门截查海外信件,但他从中盗窃海外邮寄回来的支票和现金),新疆乌鲁木齐中级法院的一个助理法官等等。人数少管理就相对松些。所以,我在住的方面的待遇相对别人而言还不算是虐待。

普通人在正常的情况下,拉屎的时间一般不应当是问题。有的人肠子蠕动的好,很快;有的人如果肠子的蠕动功能不好,或便秘,那可以多蹲一下。可是关进监狱这就会成问题。炮局和后来的“K”字楼,监号里当时都没有卫生间。早晚各放茅一次。茅房在筒道顶头,很大,大约有30个茅坑,没有门,没有遮拦,便于管教人员监管。因为人数多,各个监号轮流来,所以每次放茅的时间有限。一般每次每个监号大约在3分钟左右,有的更短。被关押者每次都的听从管教下达的“蹲(蹲下),”擦“(擦屁股),和”起“(起来回监号)的命令。有一个姓朱的管教,人们都称他为”蹲﹑擦﹑起“,为什么,就是他在下达这三个命令时,间隔的时间太短了,大概总共只有一分半钟。所以,在他的监管下,你得在一分钟内完成大便。我被关在特殊号,人数少,管教们总是照顾点,也不过我们要只不过给约5分钟。为什么这样安排?这里有个管理的效率问题。以20个监号来计算,如果每个监号用3分钟放茅,那么1个小时就完成了这个任务。如果每个监号用5分钟,那么就得用1个小时40分钟。这对于管教来说太不经济了。

我本来就有点便秘毛病,哪里能在那么短的时间拉的出来啊。这里还有个生物钟的问题。要培养这个拉屎的时间,真还不容易。那个姓崔的劳动号,教我在放茅之前就用大拇指用力按住肚脐下一寸的地方。这一着对我也不管用,但我还是不放弃试。实在不行我就在监号里面的小池子里拉,然后用水将大便冲散放出去。我的大便特别干,都是疙瘩,所以也很难冲散。我的大便问题大概在一年后才好些。

头发﹑胡子﹑指甲一把抓

看守所和监狱不同,监号里除了几件衣服,什么都不能有。那么胡子和头发长了怎么办?头发长了好办,剃光头。我也照样剃光头。胡子长了怎么办?管教用剃发推子给剃掉。可是胡子比头发长得快,或者说,头发长了没有关系,可是胡子长了就有些不方便。吃饭的时候胡子经常到嘴里去。管教可不是常常给剃胡子的。有一次,管教两个月不给剃胡子。怎么办?我只有用嘴巴咬断胡子。坐着没事干的时候,这倒是一种乐趣。指甲长了怎么办?手指甲长了可在墙上磨磨。可是脚趾甲比较难办。管教那里有指甲剪,通常是当着我们面,让我们自己剪。我们是特殊号,都来自公检法系统。管教有时候将指甲剪放在号里,过几个小时再取回去。有一次,那个张管教将指甲剪给了来自北京海淀五棵松派出所那个被关押的户籍警,那家伙好,不知何时将那个指甲剪吞到肚子里去了。那家伙几分钟后满脸煞白。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吞了指甲剪。我赶紧使劲敲门,喊报告。张管教来了,一看那家伙,没有什么同情,说过会儿就好了,明天就拉出来了,没事的。第二天,我真的看到他在流水池子里拉出来的那个指甲剪。张管教向那个户籍警抱怨说,有什么要求说啊,搞什么自残啊。那个户籍警关进去后差不多两个月没有提审,案子没有人管,于是采取了这个“自残”的手段。于是乎,我们惨了,再也要不到指甲剪了。看守所晚上送点开水,我只有用开水泡脚,然后用手撕脚趾甲,幸运的是没有撕裂趾甲。

管理

很少有人知道看守所的管理比监狱的管理要严格的多。炮局的管理之严是出了名的。在北京,在流氓大哥群里,凡事有人号称在炮局呆过,别人都会有几分敬畏。我们来看看炮局是如何对未决犯进行管理的。

(1)坐板坐板就是板直扳直地坐在地板上。这是炮局的特产,谁都要过这一关。按照规定,每天早上起床后,就擦地板,放完茅后就要规规矩矩坐好。坐的时候,监号里的人都得要像军人一样前后对齐,不得前俯后仰,不得大声讲话。谁要是不遵守,轻者挨顿打,重者背铐,北京话叫着“背揣”。管教在门上的一个小窗口监视里面。窗口有个帘子,在外面有管教控制。有经验的管教在掀帘子的时候,让里面的人察觉不出来。最厉害的是他们开门的时候快的没有办法。有个姓任的管教,动作最快,每天总是要“揣”几个。他只要看见谁坐歪了,立刻给“背揣”,而且命令其他的人不得给那“背揣”的人喂饭。开饭的时候,他也会通过那个窗口监视,如果看到有人喂饭,此人也会“背踹”。有些管教懒得很,时不时的踢下门,让里面的人坐好。

(2)惩罚家有家规,国有国法,看守所有其监规,凡违反者皆以制裁。可是许多所谓的监规,都是管教自己定的。惩罚的方法有如下几种:

“揣”,铐也。“揣”的方法有几种,有手臂交叉揣法,手臂平行揣法,还分前揣和后揣。“揣”的时间不定,看你叫饶的态度和管教的心态。法则是谁揣谁解。如果那个“揣”人的管教没有上班,那被揣的人就得等到他回来。这种铐人的方法,北京的其他看守所也有,但是炮局揣的时间长。有个工自联的董怀民因为被告发在墙上写“反诗”,结果被“揣”了45天。这还不算长,根据炮局的流传历史,有个女反革命在文革中被揣了18个月,据说她在“背铐”的情况下,居然还可以梳头发。有的人骨络比较活,时间长可以刷牙吃窝窝头。我亲眼看过。

“抖铐”,将手腕用手铐紧铐一段时间,让血液不流通,然后管教或管教让同号不停地抬起被铐人的手,反复几次,那人便喊“uncle”。

“杀铐”,用带有齿轮的钢制手铐紧紧地扣住手腕,让其血液不流通,不过10分钟手开始麻木,然后疼痛难忍,15分钟便大汗淋漓。不过,这种“揣”法很危险,因为只要超过20分钟,都有致残的可能性。

“杀绳”,俗名“四马揣蹄”,炮局特产。这是针对那些严重违反监规的人的特别手段。管教们将“犯人”按倒,然其俯卧在地,用绳子将手脚反绑在一起,用力缩短手和脚之间的距离。筋都要拉长,一拉就让“犯人”喊爹喊娘。十分钟一个疗程,即10分钟后松下,刚刚松口气,管教们再次拉紧绳子,来第二个疗程。这帮看守特别有经验,他们知道当肌肉松动后再拉紧,那疼痛的感觉比前次要厉害的多。有几个杀绳的老手,其中还包括一个姓李的副所长。过去炮局还有个规矩,每周要开一次所规会,即每个周六上午或别的时间分楼层将监号里的人集中在大厅里训话,有时候当着“犯人”的面杀绳,以一儆百。这就是俄国的列宁讲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下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文章来源:李进进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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