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上位以来,“新政”凸显。内政方面,反贪腐直指徐才厚、周永康这样的“大老虎”,博得国人阵阵喝彩;外交方面,重构联俄制美大格局,在东海、南海争议中频频示强,也颇令国人击节。有些自由派的朋友如吴稼祥者甘为习的“新政”背书,一口断定习是要真改革,而把习的那些“左话”视为“假动作”。更多的朋友兴奋于“中国的崛起”,似乎伟大祖国可以就此一雪百年耻辱,甚至将引领未来世界。

真是如此么?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一是习的强力反贪腐与十八大以来的意识形态“左转”究竟是何关系?二是对“崛起”的界定:是谁在“崛起”?是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在“崛起”,还是中国作为“党国”在“崛起”?

先来看前者。不少人看不明白习既打贪官,又打自由知识分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其实站在习的立场,这个很容易理解:作为“红二代”掌门人,习的抱负是实现“党国中兴”,不能再像前任那样“不作为”,任由党的肌体癌变下去,既如此,下重拳强力反贪腐势在必行。有没有高层权争因素?有,但不全是。习有比单纯权争更高远的志向。但既然根本目的是为了“红色江山万年长”,反贪腐就不可能采用自由派所希望的宪政办法来进行,也就是,通过新闻公开、司法独立、公民监督、建立反对党等制度性机制制约执政党,因为这些东西一旦放开,党的执政地位就危险了。这就是习“新政”同时痛打贪官和自由派的秘密所在,二者方向虽然不同,却是为了同一目标,那就是巩固党的统治。

由此,第二个问题也不难回答了。究竟谁在“崛起”?我以为,与其说是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在“崛起”,不如说是中国作为“党国”在“崛起”。有人问:这两者难道还能分开么?现实中当然分不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外就代表中国。但中国政府执行的外交政策究竟以民族国家为重,还是以党国政体为重,逻辑上却不难判断、析分。党国骨子里总是视“西方”为敌人,因为它清楚党国政体在美欧眼里是另类:“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只是外交辞令,反守为攻、在世界第二(很快会成为世界第一)的基础上扩充红色帝国才是真。为此,党国甚至不惜明里暗里地与俄国连在一起对抗美欧,力图上演一出21世纪的新“三国演义”。然而,稍通历史的都知道,恰恰是俄国在近代以来对中国野心最甚,掠夺领土最多,而美国则是对中国帮助最多的国家。试问:党国的联俄制美大外交对中国的民族国家利益究竟有利还是有害?党国要人和御用学者们难道真的不懂历史么?

显然,这种政策,只有站在党国政体的立场上才能解释得通,因为它的第一要务是“反颠覆”、“反渗透”。为了抵制“西方”的“渗透”,把自己做大做强,哪怕联合俄国这样如狼似虎的“盟友”。而如果真的以中国民族国家利益为第一要务,官府本来没有必要一定以“西方”为假想敌(附带说一句,民主化后的中国作为民族国家,也会与同样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和欧洲各国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这些矛盾没有和社会政治制度问题相缠绕,会具有简单得多的性质),也没有必要处处袒护普京和俄罗斯(我们几乎可以天天从CCTV之类传媒上看到此类袒护的拙劣表演),只有用党国政体绑架民族国家,以党国利益支配乃至取代民族国家利益,才能制定出这样的外交政策。

更加深入地分析这两个问题,不是本文的任务,它需要一本书的体量。这里只想指出:既然“习近平新政”意在巩固党权,这已经决定了反贪腐逃不出中国皇权时代反腐败的既有逻辑,它不会有真的结果。至于“红色帝国”的“崛起”,可能红火一时,但也免不了最终衰落的命运。毕竟邪不压正。这不但意味着体现弱肉强食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早已过时,而且意味着已经有如此丰厚的普世人权、宪政民主之积淀的当代文明准则不会被改写。

(2014年8月14日,于新泽西)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7期 2014年8月8日—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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