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独立笔会内部争议甚多,还有会员对我谈起独立笔会分裂解体的可能,话有些危言耸听,但笔会显然又一次经历危机。我个人并无解危良策,但还是相信我们笔会有化解这种危机的能力,相信理事会将有措置,相信大多数笔会会员的理性和智慧。这里我想介绍瑞典笔会的一次内部争议,也许可做为我们笔会处理此次危机的借鉴。
一九九七年邓小平去世时,瑞典国家电视台有过一个谈论邓历史功过的专题节目。有一对极左派作家扬·缪道尔(Jan Myrdal)和贡纳·凯塞勒(Gun Kessle)夫妇在节目中大放厥词,称赞邓小平的历史功劳,包括在六四问题上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也有道理。缪道尔夫妇都是瑞共(马列)成员,缪道尔本人著作很多,在瑞典是左派作家代表人物,而且缪的父母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家人在瑞典都非常有名,在瑞典这个左派势力强大的国家影响不小。文化革命中缪道尔曾访问中国被毛泽东接见,回来写过专门介绍中国文化革命的书。毛死后,邓小平推动改革初期缪道尔也激烈批评邓背离了毛的革命路线,但后来中共又请他去访问,待为中南海上宾,还给了他南开大学荣誉博士头衔等,他一下改变态度,开始吹捧中共改革,所以为邓小平唱赞歌也不奇怪。
不过这位左派人士也是瑞典笔会的老会员,他的捧邓言论引起了瑞典笔会很多会员的激愤,包括我和我妻子安娜在内(我早加入瑞典笔会,安娜翻译了十几部中文文学著作后也有资格成为瑞典笔会会员,后来还出任过理事)。安娜首先在瑞典最大报纸《每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批评缪道尔的文章,认为一个笔会会员不论其政治倾向如何,都应该维护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邓小平和中共体制压制的正是这样的自由,无论如何是违反国际笔会原则的,作为一个笔会会员赞同邓的六四屠杀举动是极不应该的。安娜文章发表后,有四十七个瑞典笔会会员呼应,在报纸上发表了联署声明,其中包括很多著名瑞典作家,例如曾经担任过国际笔会主席(现为荣誉副主席)的瑞典学院院士(现为诺贝尔奖评委主席)的派尔·维斯特拜利(Per Westberg)。赞同的还有汉学家马悦然等。他们都认为缪道尔严重违背了国际笔会维护言论和表达自由的原则,要求缪道尔退出笔会,如果不退,瑞典笔会理事会就应该开除缪道尔。此事一时成为瑞典文化界的大新闻。尤其是瑞典笔会要开除一个会员,是史无前例的事情。
缪道尔死要面子,不肯认错,自然也不宣布退出笔会。瑞典笔会召开理事会时特地讨论过开除案。据当时的理事、汉学家罗多弼教授告诉我,理事会内部争论也是很激烈的,后以六票赞同开除缪道尔、七票反对而没有通过开除的提议。罗本人也投的是反对票。其原因是他和反对的理事认为,虽然他们觉得缪道尔的说法是有错误的,但本人也是发表言论,缪道尔也有他自己的言论自由,因为他的言论而加以惩罚,本身是否也违反了国际笔会的原则。(我并不赞同这种看法,因为缪道尔的言论自由在瑞典的公共空间是完全受到保护的,如果违反笔会原则,瑞典笔会是可以请出去的,否则章程就用不着列出开除规定。开除并不影响其言论自由。我想,这一表决结果实际上还是笔会内部左派理事占上风的原因。)
瑞典笔会理事会公告其决定之后,瑞典笔会很多会员是不满的,上述四十七个作家中有人就宣布退出笔会,我记得汉学家马悦然就是其中一名。不过,这大概也是一时激愤之辞,因为瑞典笔会会计后来告诉我,其中大多数会员后来还是按例缴纳笔会会费,就是说依然保留会员资格,依然认同爱护笔会。倒是这个表面死不退会的缪道尔,虽然赢了笔会一场小官司,似乎没有丢面子,但后来也不来参加笔会年会等活动,大概知道来了也是自讨没趣。据会计说,缪道尔后来也不缴纳会费,等于自动退会了。
此事也算是瑞典新闻界一时丑闻,对于瑞典笔会的声誉打击不小,但因为有笔会传统存在,有规章遵守,有很多有声望的作家会员坚守,也就不置于分裂和解体。同时,坏事有时也可能变成好事:瑞典笔会理事会因为要改善不良声誉,对中国的言论自由问题从此就更加关注。一九九八年国际三八妇女节前后组织了五个中文女作家来瑞典开会讨论中国问题,介绍中国情况。一九九九年还委托我协办组织了六四事件十周年纪念活动,请来了一批中国作家参加,包括后来我们笔会的会员刘宾雁、郑义、黄翔、刘国凯等等。2001年还组织了流亡作家会议,邀请过北岛来参加等等。
“缪道尔捧邓事件”和我们笔会这次内部争论在性质上当然不能简单类比。我只是想把瑞典笔会这场内部风波作为我们笔会解决这次内部争论的某些参照,借此谈谈我对国际笔会性质和宗旨的一些看法,如果能引起会友在这方面的有益讨论,共同维护国际笔会精神,少来个人攻讦,少来宣泄私愤,或许危机就能化解,也使坏事变为好事:
一,国际笔会非政治组织非宗教团体,有包容性而不排斥异己。瑞典笔会容许一个极左作家保持会员身份,甚至到其赞同独裁者屠夫行径也没有开除的程度,说明瑞典笔会肚量确实够大,其言论自由度有多宽,包容性有多强。瑞典笔会内部左派很多(其实国际笔会大会本身也如此,所以柏林大会上允许德国作家格拉斯在开幕式上大篇大论批美国),自由派也不少,会员政治倾向和宗教信仰不同是很普通的事情,但却并不影响他们在国际笔会超越政治和宗教的原则下共处一会。因此,有人提出我们笔会要在政治上也一致的意见,我是反对的,我反对党同伐异,排斥不同信仰和宗教的人。即使左派作家或编辑或翻译或记者等要加入笔会,只要具备国际笔会规定资格,只要认同国际笔会宪章和笔会章程,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阻挠其入会,排斥在外。这一条自然也涉及宗教,不应对会员的不同宗教信仰或非宗教信仰有任何歧视。总之,笔会不是帮会,不是教会,不是政党,而更接近民主国家的议会,是可以容许不同政见和信仰的人共存共处的。
排斥异己的倾向本身不一定错,要看具体情况。如果用于办教会,办政党,办帮会,那也许是有道理的,是无可厚非的。随便哪个教会,也不会让异教徒来玷污自己的圣地。随便哪个政党,也不会留下反党分子。随便哪个帮会老大,也不愿意留下不听话的伙计,这种排斥是合乎逻辑的。但笔会是个高于政治高于宗教强调包容性的民间组织,笔会包容性也是原则之一,那么这种排斥异己的倾向用来处理笔会事务是万不可取的,体现在一个笔会会员甚至笔会掌权者身上,是违反国际笔会包容精神的。在处理我们笔会内部事务上,如果有人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排斥异己,因为政治倾向或宗教信仰问题而把合乎资格的申请入会者拒绝在外,个人不喜欢的会员就拒绝安排职务,拒绝在会员出国访问、推荐获得奖项和决选会员写作补助等等问题上給以公正对待,这些当然是我们应该反对的。
一般来说,在国际笔会的历史上,越是在政治上、宗教上活跃的公共人物,越是出色的政治家或宗教领袖,例如哈维尔、曼德拉、图图主教或达赖喇嘛,做笔会会员或接受笔会荣誉头衔还可以,会给笔会带来声誉,但都不适合担任笔会领导职务,道理也在于此,这是防止笔会因为领导者太鲜明的政治和宗教倾向而使笔会有立场偏向,缺少包容性。例如,据我所知,过去并不是没有人提过请哈维尔出任国际笔会主席,他也是笔会会员,但其总统身份就不合适。他下台之后本来可以出任,但健康欠佳,所以最后推选的还是他在七七宪章运动时的老战友格鲁沙。
二,瑞典笔会的这个例子还进一步证明笔会接近民主国家议会的特点,内部有不同“政见”发生争执是很正常的,连理事会都有左派右派,都有六对七的分歧。其实这是件更好的事情,比一言堂好得多。可怕的反倒是一团和气,丧失原则,有意见也不敢发表不敢讨论不敢争执。更怕的是一有笔会公务意见不同,就把个人情感和恩怨都牵扯进来,就诛心诛肺,甚至发泄私愤,于是让每个人都担忧自己的个人关系、情面和声誉,而不敢发表意见,该说不敢说,该管不敢管。这是打自己的小算盘而忘了笔会大计。
笔会有包容性,所以内部明显可以有不同政治派别,而笔会权力也可以通过民主程序来竞争,和民主国家议会相似:不同政党在民主制度的共同前提下竞选议员席位,竞选总统,以获取多数来通过法律、掌握权力、推行自己的政策,而大家都尊重民主程序投票决定的结果。除了国际笔会最高原则必须遵守,除了民主程序和章程必须遵守,我们笔会内部完全不必在政治、宗教和其它层次的问题上都求取共识,各方都可以保留自己的不同看法而不必都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内部同样可以有权力竞争,多数自然掌握权力,少数就当反对派。
很多美国朋友都很讨厌小布什,不尊重他本人,但还是得尊重他作为总统的权力,他签署批准的命令就必须遵守,军队得听他的命令去打仗,因为这是美国人民授予他的权力,这就是民主之意义。这种原则也适用于笔会事务。我和瑞典笔会理事会至少某些左派当权者在很多问题上肯定是有不同看法的,对他们不开除缪道尔也非常不满,但是,除了在将来选举笔会职务时投反对票争取把他们选下台,我也没有其它办法对抗,因为这些当权者的现有权力也是通过会员大会多数授予的,是符合章程的,我也就只能表示尊重,包括只能尊重他们通过理事会做出的不开除决定。因为这不是赞同不赞同当权者的问题,而是尊重多数会员,尊重民主程序。
在民主制度下,当权者的权力当然也可以通过民主程序剥夺之,必要时,会员有权力提案召开紧急会员大会来罢免他们不满意的当权者,这种权力同样应该尊重和保护。但我不联署目前本笔会会员提出的罢免案(或应称呼为改选案),主要原因是我们笔会比较特殊,会员分布世界,召开一次会员大会是不容易的,这就和瑞典笔会有很大区别,瑞典会员集中,开紧急大会很容易,而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笔会章程才规定会员大会两年一次。秘书处要完成一次开会作业是很费力的。目前还有很多紧要的会务需要完成,至少现在我没有看到那么迫切召开紧急大会的理由,非要立刻罢免余王不可,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开紧急大会,可以等到明年改选。尤其是我知道现任秘书长已经够辛苦,实在没有精力时间再增加工作负担,再来组织一次紧急会员大会。仅仅从这种实际操作原因来看,发动一次紧急会员大会也不合时宜。此外,我认为每次会员大会修改章程使其完善都是重要内容,我们的章程当然不完善还需要修正,这需要多数会员积极投入献出智慧,也需要较长时间来讨论磋商,靠紧急大会就不解决问题。特别是我本人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在章程修正案投票开始前五分钟还有人提出新的章程修正案,而据说就出了大问题!所以,什么事情能有充分时间安排最好,仓促召开会员大会我个人认为是绝对不可取的!!!
民主的要义不光在尊重多数,也在不压制少数,更不因为做了少数就要离开这个组织,这和民主国家议会的少数党派是一样的。否则,做了少数党派就退出,不等于让大党一党在议会独大而搞成专制,不还是没有民主不懂民主?所以,如果和我们笔会当权者意见不同,和多数人意见不一,那么应该仍然坚持作反对派,争取做光荣的少数。如此,何来我们笔会解体分裂一说?
三,当年瑞典笔会出现争议,缪道尔本人也有说法,说自己的发言是在电视台上,也不涉及笔会,此事情也可以说和笔会无关,讥讽别的会员瞎起哄。但发起争议的瑞典笔会会员是从其是否违反了笔会精神原则进入讨论的,而且也有四十七个会员对瑞典笔会理事会提出了开除动议。瑞典笔会有五百多名会员,四十七人显然是不够规定动议人数的,理事会也可以不理睬,但在瑞典笔会,并没有任何理事以此事与笔会无关而保持沉默,以动议人数不够而拒绝讨论或发表意见,拒绝投票决定开除案,反倒是因为有理事在瑞典笔会理事会提出开除动议,因此合法列入理事会议程讨论并进行了投票,尽管投票结果倒是有利于缪道尔的。无论如何,瑞典笔会理事会的理事积极回应会员的意见,我想是更为可取的措施。
四,最后愿意强调,当初我赞同瑞典笔会开除缪道尔,是因为他违反了笔会章程和精神原则,这是完全合理的排异,违反笔会章程和精神原则者不可姑息,需要排斥,可比作人体要排除粪便一样合理,否则人必害病。
一般而言,我不赞同排斥异己的做法,即使对笔会之外也一样,因为我以为作家实际上应该站在超越政治和宗教的人道主义立场上。想起雨果的《悲惨世界》开篇,米里哀主教能对逃犯冉阿让如此容忍,被其偷走银器也不计较还反赠送之,结果让冉阿让良心警醒再做新人,可见基督教也可以有大胸怀,可给人新生命。《九三年》中,保皇叛党朗德纳克侯爵宁为救一个小女孩而自己被捕上断头台,而革命军司令郭文因此放其生路。所以雨果有句话我一直铭记:“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也巧了,我在王怡送给我的书里,看到他也引用了这句话。我相信王怡不会忘记这句话!!
以上个人意见若有不当,请各位会友批评,更请当权者批评。有批评,总比沉默对我来说更好。总之,我觉得危机过后,我们笔会依然前途无量!
七月十七日
注:本会网站2006年7月18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