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称谋:十年文革浩劫,百年苦语衷肠——《红祸》导论

文革天安门前的红潮(网络图片)

自从天问2013年在美国纽约举办“文革公共论坛”以来,天问把当代文革史作为一个项目来研究,天问勇于顺承历史期待、回应时代呼唤,或许是得道多助的缘故,这些年天问越来越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与支持。在2016年文革发动五十周年之际,天问向全球征文,此举不是纪念,更不是怀念,而是反思和总结历史教训,更是对现实的警醒和未来的探索。天问的征文活动获得了海内外学界资深专家学者及众多同胞的热情投稿。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这段历史,人们有大量的记忆要书写,有太多的冤情需要倾诉,有很多的思考与研究成果要发表,正是缘于十年的文革浩劫,才有了百年的苦语衷肠。现在我们遴选出优秀的、有代表性的文章汇聚成《红祸——文革五十周年(1966-2016)学术论文集》一书在美国出版发行。

天问将2016文革论文集以《红祸》作为书名,有其广泛的代表性和一定的概括性。红色作为共产国际的象征性颜色,各国的共产党党旗基本都是红色,图案大多数都是斧头镰刀。红色固然有其张力,但加上斧头镰刀作为一个组织的旗帜,就尤其突显出了暴力血腥与残酷斗争的象征和寓意。斧头镰刀是普通劳动人民的劳动工具,但对暴力革命而言,作为被革命的对象人来说,它无疑就是恐怖的凶器了。从共产国际的发展历程来看,各国共产革命所发生的血腥恐怖的斗争,这已经是不可辩驳地历史事实。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特别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政治运动带来的人祸接连不断,罄竹难书,不堪回首。虽然1960年代的大饥荒,造成了大量的民众死亡,但从综合烈度和对民族的整体伤害来评判,中国当代史上最大的人祸莫过于文革了。十年文革浩劫,是1949年历次政治运动不断恶性累积的总爆发,同时又是国际共产革命的大环境所影响的,人为的巨大社会灾难。总之,共产国际造成世界近现代史上的这一切灾难,一言以蔽之,红祸也!

从文革发动至今,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虽然说,时间是最好的历史见证,时间最终会作出最公正的审判,历史的因果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真实不虚,疏而不漏。历史上的政治恶因,往往会在人们不经意的时间和空间形成无法逃避的社会恶果。这就是历史辩证法,这就是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其扑朔迷离的真相,至今还难以彻底解开;其人神共愤的怨气,当前尚未雾释冰融;其深远的社会影响,短期内仍难以评估;其死灰复燃的星星之火,当下正存燎原之势。文革的历史阴霾还在折磨着人们的心灵,还在祸害海内外同胞,还在阻碍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文革是中华民族机体上的癌胞,其致癌基因早已存在,当局仍旧尘封文革史及某些当代史乃是讳疾忌医之举,经过五十年的癌变、扩散,它已经在毁坏整个民族的健康发展了。如今中国的整体性贪污腐败的恶劣程度,历史上前所未有,此乃共产革命尤其文革所制造的恶因,已经在当前时代缔结成了一系列的社会恶果。这些恶果,不仅毒害着全体社会民众,更是早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执政党自身的存亡。近年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运动,何尝不是又一场大规模的人祸呢?《易经》曰: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一方面,那些受惩罚的贪腐官员是恶贯满盈,灾祸自招,罪有应得;另一方面,贪腐的惊诧程度无法形容,弄到最后贫民仇富,官不聊生,官怠政息的现象,此乃专政制度带来的社会恶果。

有人认为,中国文明早已经没落了。2500年前,大道在神州就已隐没了;1200年后,大宋之后无中国;300多年来,明亡之后无华夏;最近100年,共产之后无人性,文革之后无信仰,改革之后无道德,腐败之后无灵魂,官媒姓党有疯狂。在全球化的当今时代,一种现象是,海外学界为中国未来社会转型做切实研究与准备的人乏善可陈。吸人眼球,哗众取宠的奇谈怪论、时髦观点,倒是风起云涌,此起彼伏,莫衷一是;自残自虐、危言耸听,毁谤诬蔑,投机取巧,为五斗米而折腰的大有人在。似乎让人觉得有点像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纵横联合的某种表象。另一种现象是:海外出版界,贩卖文字苟且营生的文痞小丑大行当道,政治八卦小说期刊充彻华语世界,污秽谣言摧毁着中国几千年延绵至今的人文精神。还有一种现象:在大陆的政治生态方面,不少当权者们已经毫无礼义廉耻,唯权是贪,唯利是图,有权就任性;社会生态方面,普通百姓不管谁上台,就自觉不自觉地崇拜谁。其实这些人崇拜的不是人,而是权力。在精英阶层则大多数人缺乏基本道义、勇气和责任感,不敢为天下先,总期待别人去争取公正的社会环境,而有朝一日自己能坐享其成。华夏同胞立世之本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民族浩然正气越来越匮乏。故当下社会拜权主义、拜金主义盛行,道德世风日下。

上述种种现象,有其产生的社会因缘,也有其存在的文化土壤。其结果证明:共产之后无人性,文革之后无信仰,改革之后无道德,腐败之后无灵魂!自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经历了自秦以来的脱胎巨变。在这个跨千年的转型过程中,中华民族不仅经受了伤筋动骨的改造,还遭受了外敌入侵的耻辱及战争苦难的洗礼,但必将迎来浴火重生的喜悦与涅磐复兴的辉煌。回顾近现代史,透过上述这些表象,人们不难发现,文革浩劫的祸因,还得追溯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期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和共产革命的暴力思潮。文革的发动者毛和其他的主导者们多数都是从五四运动走过来的小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只认识某某主义,而没有进一步领悟到远高于主义的,形而上的宇宙大道。可以说,这帮人是只懂斗争哲学而不识普世价值的“革命派”,据此建立的专政体制,必然会给中华民族带来无法预料的灾难。后来中华民族遭受苦难的部分祸因,应该说在五四时期就已经种下了。五十年后的二十世纪中叶,老一代被无政府主义和暴力革命思想洗礼的“革命派”,和新一代被阶级斗争和仇恨毒化的“造反派”,这些老小鬼们纠结在一起,把神州大地变成了人间地狱。

从1919的五四运动,到1989的六四事件,再到2016的文革发动五十周年的今天,这近百年来,东西方文化在意识形态层面的碰撞与较量过程中,发生了碰而相破,合而不融,融而不化的历史现象。自从苏俄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通过苏联特工组织在远东的秘密活动,自西侵入到了中国,中共乃是这些秘密活动的产物。作为政党组织出现后,中共就逐渐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趋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拿文革前夕毛泽东的话来说,那就是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当西方的马列主义和中国的道统相互碰撞时,马列主义的理论体系破了,变成修正主义了;而中国的道统坍塌了,文化结构也破了,孔家店被打倒了,文革期间又破四旧了。两者都是破而不立,其结果是变异形成了一种新的极权主义。历史证明,任何政党在治理社会的过程中,过分地强调主义,就会背离宇宙大道及普世价值越远,就不可能真正的以天下为公。古语云,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因为天下,绝不会是某个主义的天下,更不能是某个党的天下,而是全体人民的天下,党与人民永远不可能划等号。不仅中国是这样,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碰而相破,融而不合,合而不化的现象。然而,今天回过头来看中国近百年史,所谓的主义只不过是不同政党之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而需要的一个嚎头而已。

虽然此部《红祸》论文集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文革史,但历史就是昨天的现实,今天又是明天的历史,所以论文集的内容与当下的逻辑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论文的作者多数都是生活在西方社会的华人学者,之所以今天海内外学界及同胞还在研究和讨论文革史,那是我们这几代人对民族欠下的文债。作为一些良知尚存的华人学者,有的虽然成功地逃离了红色恐怖,来到了大道之行的上帝的自由世界,但注定心情并不会彻底轻松自在。因为,只有我们民族真正卸下了历史包袱,人民的心灵没有恐惧了,海外的同胞才会感受到真正的自由。倘若文革有了客观公正的历史定论,中华民族早已清除了文革的孽债和魔咒,驱散了文革的阴气毒霾,解开了文革的罪恶因果链接,文革结束都四十年过去了,海外的知识学人,又何必今天在大洋彼岸,还要孜孜探究祖国大陆这段痛苦而耻辱的历史呢?正因为此,天问本着向天问道的精神出版《红祸》一书,试图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做一些时空对话和有益研究。

为了引导读者研读此部文集,在此有必要对文集的内容作一些简单介绍。但很多文章的作者又是当代史方面的资深学者,或是知名的文化学者,对于此类文章,本人在导论中就不过多地去作解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尽量让读者自己去理解作者的思想精髓和研究成果更为恰当,或许这样读者会有自己的阅读视角和更多的思考空间。

文革是发生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是牵扯近十亿人口,经历十年的历史大事件。时至今日,文革所制造的灾难永远无法统计,罪证永远无法逐一取证,罪行永远无法记录完整。目前很多关于文革的文章,多半是针对具体人物、事件或某一领域的回忆、分析、研究或论述等,这样就容易使人们落入盲人摸象式的窘境。文革结束以来,应该要有更多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文革的优秀文章出现,从近现代甚至更远的历史视角和人类文明的高度来重审文革。《红祸》论文集共收录了十八篇论文,分纵论、横论两大部分。纵论部分十篇文章,横论部分八篇文章。

其中纵论部分的前三篇论文是对文革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论述。谢选骏先生提供的《1916、1966、2016:从两个五十年透视文革》一文,从百年中国的角度来分析文革。他认为文革是中国近代野蛮化运动的高潮。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作者认为文革并不纯然是消极的,文革的“翻身运动”犹如农民的深耕,它会让文弱的中国社会通过血腥的野蛮而重获新的生机。文章从六个部分来阐述百年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困惑及现象。由此引出1980年代的文化反思。戴开元先生的《文革的本质是一场大清洗》是一篇逻辑严密,论证充分的文章。戴先生认为,文革的本质是毛泽东利用学生和民众,对以刘少奇为首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他所认为的党内“走资派”,进行的一场大清洗。毛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自己生前像赫鲁晓夫那样被赶下台,或死后像斯大林那样遭到清算。文章对于毛为何发动大清洗的动机做了深入分析,对文革的性质作了界定,对“人民文革”的观点做了否定论述。

本人写的拙文《论不是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文章从远古时期古人对“革命”一词赋予的神圣性,阐述辛亥革命以来的社会转型包括文革,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而是属于传统的农民起义和集团造反的综合类型。近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还一直处在“破”的过程,而没有走通实现“立”的阶段。从毛的人生心路历程来分析毛发动文革的复杂动机,再把中共1981关于文革的历史《决议》作为剖析对象,用新的文化史观,来重新厘清哪些结论是正确的,哪些是不足的,哪些是有意回避的,哪些又是故意模糊甚至错误的,从而在历史档案还没有完全公开的当下,尽可能地阐述出更接近于真实历史的结论。力图在文革发动五十周年之际,在海外有文章对整个文革作出一个比较全面的论证。

纵论部分的第四至第八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或不同领域对文革史作了综合论述。徐友渔教授的《中国作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忏悔意识》一文认为,文革是一场巨大的灾祸与苦难,对于罪错与责任的反省,对于文革的忏悔意识,不论对个人还是整个民族都十分重要。中国作家的忏悔意识尤其值得分析和研究,因为它们不但集中反映了中国人的忏悔意识,还深刻地影响甚至铸造了中国人的忏悔意识。文章以具体作品作为分析案例,来指出中国人的忏悔意识之不足的原因。此文很值得读者去深思与反省。旅美访问学者张杰先生写的《文革时期的大民主与现代极权主义民主》,对文革时期的大民主背景和性质进行剖析,比较西方极权主义模式及其内在逻辑,对大民主即中国式极权主义民主的观点进行论证,并对如何遏制大民主重演进行制度性思考。张杰认为文革时期的大民主是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极权主义民主,它同列宁、斯大林左翼极权主义民主和希特勒纳粹右翼极权主义民主具有同质性。

天问会长张博树教授的《从“反帝反修”到联美抗苏:毛式文革外交的逻辑走向》,此文把毛对内发动文革和对外反帝反修,当作是他在外交领域的“两线作战”。因此而一度形成了内乱外患的困局,迫使毛不得不屈从于昔日的死敌美国,重新握手建交来应对苏修的威胁。在后文革时代,毛对共产革命的东西之争开始淡化,而提出“三个世界”的南北对立理论,这为后来中共的外交走向产生了影响,为邓小平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文章还认为,当下习近平的联俄制美的大战略折射对毛当年东西之争的变相回归。此文的视野开阔,资料详实,牵扯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较量,同时也谈到了中美苏三国的在军事外交上的复杂博弈。读者可以从此文对历史与现实的分析中,来认识美俄两个大国,谁是真正可怕的敌人,谁又是可互信合作的朋友。同时,作者给当下执政者提出了新的思考,即希望中国不要再一次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

香港作家,张成觉先生在1958年被打成年纪最小的右派发配新疆,他在文章《文革与五七反右一脉相承》中,追根溯源,分析文革的动因,阐述五七反右与文革的联系与区别,反驳中外学界若干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提出要树立宪法权威,以推进大陆的社会转型。蒋祖权先生的《透过胡风事件剖析文革》一文,搜集了很多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历史资料,有力地证明了文革的反人性的本质。文章从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所谓的知识界的名流精英们在批判胡风事件中的恶劣态度和丑陋嘴脸,反映出了在极权统治的高压恐惧下,当代人文精神在知识阶层的全线溃败。从而得出后来发生文革的一种历史必然性,历史的因果使得这些名流精英在随后的文革风暴中,遭受到了惨痛的甚至是付出生命的代价。

《出身论》在作者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撰写的文章,从文革五十周年的角度来反思文革,论如何看待“血统论”的政治资源。此文是在其哥哥的《出身论》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地对罪恶历史作出了控诉。作者分析了“血统论”的历史缘由,毛时期在农村和城市如何具体划分不同等级,从而得出“血统论”比以往的等级制度更加罪恶的结论。如今,红二代们的聚会,红卫兵太子党掌权,选择性反腐,提拔官员,赐予军衔等,还是源于“出身论”、“血统论”的历史怪现象。但作者乐观地认为,虽然现在出现了文革的苗头,但时代不同了,类似1966年那样的文革不会发生了。如果发生,对当政者来说,迎来的只会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萧晓克先生的文章主要从权力的角度去分析文革发生的历史缘由,他认为中共建政后的权力绝对化过程,就是毛泽东逐渐搞独裁的过程,也是一步步导致文革爆发的过程。大陆学者的《也谈“文革”文风》这篇文章,充分反映了文革的反革命性质,文革对人性的迫害和对人权的践踏,肆无忌惮地使用谎言和欺骗的无耻手段,已经到了法西斯的地步。

论文集的横论部分主要是对文革过程中的某一命题或某一具体事件作出分析论证。乔晞华先生的文章《文革的社会运动学分析》,从社会运动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个文革”与“两个文革”两种说法的论争。作者的态度是批判的,他既反对英雄创造历史,也反对群众造反运动的孤立性。作者提出的“博弈说”认为统治者与民众之间存在一种博弈与较量,从而为文革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考。胡平先生的文章主要记载他在文革中受遇罗克《出身论》的影响,使自己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者通过对《出身论》在文革遭受批判的观察中,逐渐形成并坚定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读者可以反观作者的人生经历,来再次证明《出身论》对其心路历程的深刻影响。作为一名终生追求自由的知识学人,胡平先生的坚强人格和独立思考的优秀品质,很值得后来者们的钦佩与效仿。文章中的遇罗克遭遇“这样的人不杀,杀什么人?”的悲惨命运,又一次证明了文革的反动本质。

最后五篇文章都是论证文革中的具体事件,有很高的史学考证价值。这些论文在不同事件中反复论证了文革的反动本质和非人道。翁寒松、丁凯文、陈闯创、湖滨散人诸君的研究,深入细致,史料详实,逻辑严密,给读者多了一些新的视角来重新认识和界定文革中的一些人物和事件。杨隽和杏贝男两位作者都是目前在校研究当代史的优秀学生,他们的研究成果很值得肯定,他们的努力也非常值得学界同仁的欣赏。

文革结束已经整整四十周年了,不管是那些在文革期间已经被毁灭的文明古迹、历史文物的飘逝印记,还是迫害冤死的苦难同胞,包括中共权贵、文化名流,民族精英、普通百姓,甚至那些被掘墓辱尸的民族忠魂,那些无形的跨越时空的冥冥感应,会让本人在编辑这部论文集的过程中,内心总能感觉到一种沉重,一份嘱托,甚至是一份未尽的责任。本人在编辑书稿的同时,一直在对四十年前的文革史做无休止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仿佛让我穿越时空的隧道,回到了大洋彼岸的那片原来有着淳朴气息的古老土地,如今的巨变和不散的雾霾,让我再也无法看清楚她的本来面目了……

十年文革是一份沉甸甸的超复杂历史,它将会是一个永远研究不完的历史课题。期待有更多的学界同仁能够继续对此作出不懈努力。

《红祸》毕竟是一部史学论文集,某些观点或史实,还有待进一步考证,诚望海内外广大读者能机缘与本书作者交换研究成果与心得体会。

2016年3月18日于美国特拉华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3/30/2016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