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 1971年在手植芭蕉树前

蔡楚1971年在手植芭蕉树前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声
吴洪

“空山”——我的理解,便是什么也没有,山上没有水、没有树、没有鸟、没有花,天上挂不住一片云,地上留不住一棵草。如果用它来形容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中国文坛的空旷与寂寞,也不为过。那时我们只剩下八个样板戏,颠来倒去,大家腻味透了。哪怕是上班时间组织去看,也是应者寥寥。

也有我们最渴望最积极参加看电影的时候。有一天,厂里通知:今天下午一点半,在厂俱乐部看批判电影《桃花扇》。我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吃完午饭,就赶到厂俱乐部礼堂。这是个能容纳上千人的大礼堂,一排排靠背长椅,从台前排至门口。我们到时,里面已人声鼎沸,我急忙挤到师兄们已占好的位子,大家侧身而坐。礼堂外面也围满了人,一扇扇玻璃上挤满了被压扁的鼻子。电影开始,李香君与侯朝忠相遇,一个是翩翩佳公子,一个是妙龄美娇娘,自然是两情相悦,只见李香君一达一达地向侯朝忠送着秋波。这时,广播突然响起来:“革命的战友们,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在这里宣扬封、资、修的东西,我们广大……”声音宏亮。一时间满场骚动,有粗鲁者高声怒骂。就这样,隔几分钟,广播响一次。礼堂内汗臭、屁臭,伴着叫声、骂声,直到电影放完,侯朝忠究竟为何卖国,怎样卖国?自然是稀里糊涂。不过,李香君那一达一达的秋波,却教人有些心旌摇荡。

在那段时期,除了春心萌动,对我影响较大的是在工厂技校教语文的王老师。记得有一天上午末尾两节语文课,他走上台来向我们宣布:“这两节写作文。”说罢,将作文题写在黑板上。他望着我,头向外微微一摆,我会意,急忙溜出教室,向寝室走去。我们宿舍是一排平房,四人一间,靠窗处放一张写字台。我进屋把窗打开,等王老师进屋后,我将门反锁,关上窗,拿出棋盘摆上。我问他:“我的作文咋办?”他笑嘻嘻地说:“你写一篇作文还不容易么?”“那你给多少分?”学生总是看重分数。他说:“反正不给最高分,八十分怎么样?”“行!”生意谈妥,我俩便在棋盘上展开了黑白之争。

不知为什么,王老师三十多岁仍未结婚。在我眼里,感觉他有些不思进取,于名于利,处之淡然。他为人随和,知识博杂,谈锋不健,但不失幽默。“文革”中,我因不容于另一派,只好待在家里。恰好我家离王老师家很近,以散步的速度约十分钟便可到达。他家与川医宁村紧邻,穿过一条弯曲的小巷,就到了他居住的小庭院。小院里只住着两户人家,一个不大的空地上栽着一棵硕大的芭蕉和几棵桃树,使小院显得古朴、清幽。我和王老师亦师亦友,对他十分随便,但也不失尊重。他的邻居蔡楚,不久便和我熟悉起来。蔡楚君十分爱好文学,尤其对诗歌韵味的理解有独到之处。一天晚上,大概吹高兴了,我便将我写的一首诗《清音阁》给他看,他看后默默无语地把诗稿还给我,没有一句评语,大约是因王老师在场,不好批评我。后来我又将我抄录的三十年代几个诗人的诗给他看,其中夹着几个朋友的诗,冒名顶替。其中有一首毛哥写的《久别的微笑》,冒名是陈梦家所写。末曾想到,这拙劣的障眼法,却把蔡楚君弄得七荤八素。几年后,蔡楚通过九九介绍认识毛哥,方知真相。

王老师在社交上也有一个圈子,相对固定的有十人左右。他们相约每月第一周星期四,(星四文学聚餐会)在某个饭馆相聚,搓一顿后,寻一清静茶馆,谈天说地。大约各自在本单位憋闷太久,相见时话题活跃而大胆。王老师带我和另一位同学参加过他们两、三次聚会。他们聚会费用其实是AA制,我们是学生,没有向我们收取。他们谈话毫无顾忌,其中一位还详细地向我介绍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如何在正面战场作战,怎样英勇杀敌,最后的结论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成就了中国共产党。”这些说法是书本中找不到的,我听得心惊胆颤。

一天晚上,一个同学告诉我:“王老师出事了!”第二天一早上班,果然看见一支一百多人的牛鬼蛇神队伍,在民兵的押送下,走到毛泽东像前,低着头,大声喊:“毛主席,我向你老人家低头认罪!”我看见王老师果然站在其中。

同王老师的那个社交圈子相比,我在一九六七年进入的另一个文学圈子也很不平静。

杨枫、何归和我是同窗好友。杨枫兄临江而居,与徐坯是近邻,因而结识了徐兄。徐兄告诉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叫“毛哥”,是七中才子,爱好诗歌。一天,徐兄指着河对岸的两间茅屋说:“看,那就是毛哥的家,我们现在就去拜访他。”我欣然同意,但如果绕行新南门大桥或安顺桥,路都较远。我说:“干脆我们游过去!”于是,我们将衣裤迭好,顶在头上,把皮带从头顶至下巴处栓牢。秋天的河水浑浊寒冷,我们上岸时,衣裤竟一点未湿,当然,雕虫小技而已。未想到,和毛哥的初次相识,竟然是穿着泳裤与他“袒呈相见”。毛哥个子不高,其貌不扬,戴一副眼镜,却使他在气质上凭添了几分儒雅。由于是朋友介绍,我们的谈话都很随意。说到文学,毛哥更是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从此,我开始写一些自己的东西。

一九七一年四月底,我和毛哥、杨枫随熊焰所在单位组织的旅游活动坐解放牌卡车(实际上是挤站着)到青城山游玩,喜得初次到青城山的我们,乐不可支。到达天师洞更有一番惊喜,那古老恢宏的庙宇,使人只能感到对神的敬畏和崇拜。尤其那廊柱上的楹联,更是文字优美,内涵深邃,充分显示着这座名山古刹的文化底蕴。晚饭后,带队宣布在天师洞夜宿,明日上午登顶,明下午三点在山下大门处乘车返蓉。毛哥提议:“我们今夜就去上清宫,会更有味道。”毛哥寻求的“味道”,应该是指诗的意境了,我们自然乐意奉陪。熊焰在同事处借了一只手电筒,踏着残阳的余辉,我们向山上进发。我们欢笑着,高声交谈着,渐渐地已是山朦胧、路朦胧。一个疑问像夜雾一样在我们心中弥漫开来:“难道我们走错路了?”因为再不见一个人影,空山寂寂。我们的热情如同这夜色一样迅速暗了下来,大家不再吱声,四人手拉着手,在一只电筒的照明下,小心前行。在依稀可辨的小路上,我们默默地摸索着,唯有那迟疑的脚步声,仿佛踏在我们心上。不知过了多久,一座山门突兀地矗立在我们面前。我们急忙上前拍门,久无回应。我们坚持不懈地敲着,突然“吱呀”一声,门开了,一个道人手擎油灯立于门口。毛哥急忙说道:“师父,我们迷了路,请让我们暂借一宿。”这道人见我们是四人,疑虑而冷漠地说:“这里从不接待游客,你们返回天师洞吧!”我们赶紧帮腔说:“师父,马上要落雨了,发发慈悲吧!”道人沉思了一会,说:“你们只能在这里坐一夜了。”“行,行!”我们满口答应并鱼贯而入。庙内破败荒凉,门旁四尊神像在油灯的摇曳中张牙舞爪,一座大殿“祖师殿”三字金漆脱落、蛛网牵挂。这庙里只他一人,怪异得使我们内心闪过一阵惊惶,把毛哥引诱我们的“味道”早忘到爪哇国去了。我们坐在一张方桌四周,守着道人放在桌上的油灯默默无语。终于,道人从厢房出来,打开另一间厢房,说:“你们去睡吧!”屋内有一张单人木床,一条百纳被子,一只小便马桶。我们四人横床而卧,一条腐臭而潮湿的棉被盖在四人身上。在一波波夹着恶臭的气味中,久久不能入睡。窗外,风过处,阵阵林涛喧哗,啄木鸟“邦邦”地像在打更。睡眼朦胧中,突然“嗬嗬”一阵电流声传来,我们悚然而惊:“难道是遇上《林海雪原》中的定河道人了?”终于听清是道人在听收音机播《红灯记》。天未明,我们就急忙起床,毛哥恭敬地站在道人窗外说:“师父,谢谢,我们走了。”屋内“唔”了一声,并未开门相送。我们出了山门,借着朦胧的晨光,不约而同地回望那永远镌刻在心里的“真武宫”三个大字。

其实,我们一生寻觅的“味道”,只有在事后的品咂中,才能咀嚼出来。所以有人说:“看风景不如听风景”。事后,在我的品咂中,我写下了《夜宿祖师殿》一诗,可惜后来随着《空山诗选》的劫难而尸骨无存。

一九七二年,邓垦收集朋友们写的诗编辑了一本《空山诗选》,不料在一九七四年深秋,老友熊焰因给台湾写信被逮捕,虽说此事与所有朋友无关,但那时爱挖团伙,熊焰和这批朋友交往,自然会受到牵连。于是邓垦把他编辑的《空山诗选》及朋友们的诗文,统统付之一炬。熊焰够朋友,并未牵连到任何人,但朋友们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仍教人痛心疾首。我不甘心,暗暗又重新收集朋友们的诗,于一九七五年春节后,再编《空山诗选》。我要求自己坚决做到“去虚言、不矫情、不媚俗”。我要的是一个个真实的思想,一颗颗赤裸裸的灵魂。我一共收录了陈墨、邓垦、何归、白水等十四位朋友的一百五十六首诗,抄写在一个厚厚的本子上。然而,随着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全国追查“总理遗言”,闹得人心惶惶,我这《空山诗选》的日子也紧张起来了。一天,毛哥来我家,正遇我住家的革命大院开会追查“总理遗言”,主持人号召大家捡举揭发平时爱说爱写可疑的人。我问计于毛哥,他也无可奈何。虽然我从未读过所谓的“总理遗言”,但《空山诗选》却像巨石一样压在我的心里,一种惊恐在我心中弥漫开来。

在王老师的交际圈子中,有一个是工学院(现四川大学)的教师,常在交谈中说些对现实不满的话,被人告发了,还要挖他的同伙。这教师招架不住,把王老师供了出来。王老师在该圈子中处事练达,思想敏锐,颇受大家尊敬,仍在审讯人员的“看着我的眼睛”中败下阵来,将他们“星四”聚餐会的成员一个个供了出来,于是全部成了牛鬼蛇神!我知道我不够坚强,像王老师那样坚强的人,尚不能抵挡“切尔仁斯基”的盘问,何况我乎?经过内心一番苦苦挣扎,我最终还是判了我的《空山诗选》的死刑。

就在当夜准备烧掉《空山诗选》时,九九突然来访,他说:“我还想重温朋友们的诗,况且有的诗我还未读过,今晚借去看一下,明天还你。”我非常理解九九的心情,只好同意。寒暄几句后,他便带着《空山诗选》飘然而去。第二天,在我焦灼的等待中,九九如约而至,还我《空山诗选》时连说“可惜”,我只好苦笑。待到半夜时分,我悄悄地起了床,那时我住的房子有上百年的历史,是一个几十户人的大杂院,我的厨房是别家的过道栏断而成。我端了一个小凳,坐在蜂窝煤炉前,将《空山诗选》及我的其他习作,一页页撕毁,就着火光,边看边烧。电影里黛玉焚稿,尚可惊乌呐喊,边哭边烧,而我,却不敢吱声,火还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大光强,太小烟浓,都会引来邻居好奇的目光。就这样,读读烧烧,直到五更,才完成了这次心灵的煎熬。上床后不久,朦胧中听到一阵铃声,我知道是清洁工来收垃圾,连忙起身把炭灰盖在“空山”的尸骨上,端到垃圾车去倒掉。苏东坡吊唁亡妻云:“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而我,不仅不敢为“空山”立冢,还不敢对人话凄谅。

《空山诗选》死亡于一九七六年四月,历世不足一岁。

多年后,突得一喜讯:“空山诗稿”仍然存在!原来九九从我那里借回《空山诗选》后连夜抄录,通宵达旦,并将抄本藏于墙壁砖缝中,朋友们的诗得以保存。感谢九哥!

一日正上班,接到九哥电话,他告诉我,毛哥正写一本回忆录,其中对我重编《空山诗选》的有些细节不太清楚,希望我把当时的情况写出来,还准备动员徐坯兄来劝我。为了给《野草》正名,我岂能推脱?只是觉得毛哥太费周章,直接打电话给我不就得了。毛哥,你见外了!

真正提起笔来,我又茫然了,那一段自以为刻骨铭心的岁月,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一点一点地消磨掉了。我编的《空山诗选》究竟完成于何月何日,是一百四十八首还是一百五十六首,已不甚了了。况且几十年来,我未真正写过一篇文章,一时不知怎样下笔,难道只能像外调人员一样,写下《空山诗选》生于何时、卒于何时这样干梆硬衬的文字?若如此,岂不辜负了我与文友们相交几十年的荣幸?

鲁迅有一篇文章叫《为了忘却的记念》,我借此机会,写下以上这些文字,也是为我几十年来对《空山诗选》情结的一次梳理。其实,忘就忘了罢,感谢上帝,那样的日子再也不会回来了!

文章来源:蔡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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