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1971年在手植芭蕉树前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声
吴洪
“空山”——我的理解，便是什么也没有，山上没有水、没有树、没有鸟、没有花，天上挂不住一片云，地上留不住一棵草。如果用它来形容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中国文坛的空旷与寂寞，也不为过。那时我们只剩下八个样板戏，颠来倒去，大家腻味透了。哪怕是上班时间组织去看，也是应者寥寥。
也有我们最渴望最积极参加看电影的时候。有一天，厂里通知：今天下午一点半，在厂俱乐部看批判电影《桃花扇》。我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吃完午饭，就赶到厂俱乐部礼堂。这是个能容纳上千人的大礼堂，一排排靠背长椅，从台前排至门口。我们到时，里面已人声鼎沸，我急忙挤到师兄们已占好的位子，大家侧身而坐。礼堂外面也围满了人，一扇扇玻璃上挤满了被压扁的鼻子。电影开始，李香君与侯朝忠相遇，一个是翩翩佳公子，一个是妙龄美娇娘，自然是两情相悦，只见李香君一达一达地向侯朝忠送着秋波。这时，广播突然响起来：“革命的战友们，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在这里宣扬封、资、修的东西，我们广大……”声音宏亮。一时间满场骚动，有粗鲁者高声怒骂。就这样，隔几分钟，广播响一次。礼堂内汗臭、屁臭，伴着叫声、骂声，直到电影放完，侯朝忠究竟为何卖国，怎样卖国？自然是稀里糊涂。不过，李香君那一达一达的秋波，却教人有些心旌摇荡。
在那段时期，除了春心萌动，对我影响较大的是在工厂技校教语文的王老师。记得有一天上午末尾两节语文课，他走上台来向我们宣布：“这两节写作文。”说罢，将作文题写在黑板上。他望着我，头向外微微一摆，我会意，急忙溜出教室，向寝室走去。我们宿舍是一排平房，四人一间，靠窗处放一张写字台。我进屋把窗打开，等王老师进屋后，我将门反锁，关上窗，拿出棋盘摆上。我问他：“我的作文咋办？”他笑嘻嘻地说：“你写一篇作文还不容易么？”“那你给多少分？”学生总是看重分数。他说：“反正不给最高分，八十分怎么样？”“行！”生意谈妥，我俩便在棋盘上展开了黑白之争。
不知为什么，王老师三十多岁仍未结婚。在我眼里，感觉他有些不思进取，于名于利，处之淡然。他为人随和，知识博杂，谈锋不健，但不失幽默。“文革”中，我因不容于另一派，只好待在家里。恰好我家离王老师家很近，以散步的速度约十分钟便可到达。他家与川医宁村紧邻，穿过一条弯曲的小巷，就到了他居住的小庭院。小院里只住着两户人家，一个不大的空地上栽着一棵硕大的芭蕉和几棵桃树，使小院显得古朴、清幽。我和王老师亦师亦友，对他十分随便，但也不失尊重。他的邻居蔡楚，不久便和我熟悉起来。蔡楚君十分爱好文学，尤其对诗歌韵味的理解有独到之处。一天晚上，大概吹高兴了，我便将我写的一首诗《清音阁》给他看，他看后默默无语地把诗稿还给我，没有一句评语，大约是因王老师在场，不好批评我。后来我又将我抄录的三十年代几个诗人的诗给他看，其中夹着几个朋友的诗，冒名顶替。其中有一首毛哥写的《久别的微笑》，冒名是陈梦家所写。末曾想到，这拙劣的障眼法，却把蔡楚君弄得七荤八素。几年后，蔡楚通过九九介绍认识毛哥，方知真相。
王老师在社交上也有一个圈子，相对固定的有十人左右。他们相约每月第一周星期四，（星四文学聚餐会）在某个饭馆相聚，搓一顿后，寻一清静茶馆，谈天说地。大约各自在本单位憋闷太久，相见时话题活跃而大胆。王老师带我和另一位同学参加过他们两、三次聚会。他们聚会费用其实是AA制，我们是学生，没有向我们收取。他们谈话毫无顾忌，其中一位还详细地向我介绍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如何在正面战场作战，怎样英勇杀敌，最后的结论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成就了中国共产党。”这些说法是书本中找不到的，我听得心惊胆颤。
一天晚上，一个同学告诉我：“王老师出事了！”第二天一早上班，果然看见一支一百多人的牛鬼蛇神队伍，在民兵的押送下，走到毛泽东像前，低着头，大声喊：“毛主席，我向你老人家低头认罪！”我看见王老师果然站在其中。
同王老师的那个社交圈子相比，我在一九六七年进入的另一个文学圈子也很不平静。
杨枫、何归和我是同窗好友。杨枫兄临江而居，与徐坯是近邻，因而结识了徐兄。徐兄告诉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叫“毛哥”，是七中才子，爱好诗歌。一天，徐兄指着河对岸的两间茅屋说：“看，那就是毛哥的家，我们现在就去拜访他。”我欣然同意，但如果绕行新南门大桥或安顺桥，路都较远。我说：“干脆我们游过去！”于是，我们将衣裤迭好，顶在头上，把皮带从头顶至下巴处栓牢。秋天的河水浑浊寒冷，我们上岸时，衣裤竟一点未湿，当然，雕虫小技而已。未想到，和毛哥的初次相识，竟然是穿着泳裤与他“袒呈相见”。毛哥个子不高，其貌不扬，戴一副眼镜，却使他在气质上凭添了几分儒雅。由于是朋友介绍，我们的谈话都很随意。说到文学，毛哥更是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从此，我开始写一些自己的东西。
一九七一年四月底，我和毛哥、杨枫随熊焰所在单位组织的旅游活动坐解放牌卡车（实际上是挤站着）到青城山游玩，喜得初次到青城山的我们，乐不可支。到达天师洞更有一番惊喜，那古老恢宏的庙宇，使人只能感到对神的敬畏和崇拜。尤其那廊柱上的楹联，更是文字优美，内涵深邃，充分显示着这座名山古刹的文化底蕴。晚饭后，带队宣布在天师洞夜宿，明日上午登顶，明下午三点在山下大门处乘车返蓉。毛哥提议：“我们今夜就去上清宫，会更有味道。”毛哥寻求的“味道”，应该是指诗的意境了，我们自然乐意奉陪。熊焰在同事处借了一只手电筒，踏着残阳的余辉，我们向山上进发。我们欢笑着，高声交谈着，渐渐地已是山朦胧、路朦胧。一个疑问像夜雾一样在我们心中弥漫开来：“难道我们走错路了？”因为再不见一个人影，空山寂寂。我们的热情如同这夜色一样迅速暗了下来，大家不再吱声，四人手拉着手，在一只电筒的照明下，小心前行。在依稀可辨的小路上，我们默默地摸索着，唯有那迟疑的脚步声，仿佛踏在我们心上。不知过了多久，一座山门突兀地矗立在我们面前。我们急忙上前拍门，久无回应。我们坚持不懈地敲着，突然“吱呀”一声，门开了，一个道人手擎油灯立于门口。毛哥急忙说道：“师父，我们迷了路，请让我们暂借一宿。”这道人见我们是四人，疑虑而冷漠地说：“这里从不接待游客，你们返回天师洞吧！”我们赶紧帮腔说：“师父，马上要落雨了，发发慈悲吧！”道人沉思了一会，说：“你们只能在这里坐一夜了。”“行，行！”我们满口答应并鱼贯而入。庙内破败荒凉，门旁四尊神像在油灯的摇曳中张牙舞爪，一座大殿“祖师殿”三字金漆脱落、蛛网牵挂。这庙里只他一人，怪异得使我们内心闪过一阵惊惶，把毛哥引诱我们的“味道”早忘到爪哇国去了。我们坐在一张方桌四周，守着道人放在桌上的油灯默默无语。终于，道人从厢房出来，打开另一间厢房，说：“你们去睡吧！”屋内有一张单人木床，一条百纳被子，一只小便马桶。我们四人横床而卧，一条腐臭而潮湿的棉被盖在四人身上。在一波波夹着恶臭的气味中，久久不能入睡。窗外，风过处，阵阵林涛喧哗，啄木鸟“邦邦”地像在打更。睡眼朦胧中，突然“嗬嗬”一阵电流声传来，我们悚然而惊：“难道是遇上《林海雪原》中的定河道人了？”终于听清是道人在听收音机播《红灯记》。天未明，我们就急忙起床，毛哥恭敬地站在道人窗外说：“师父，谢谢，我们走了。”屋内“唔”了一声，并未开门相送。我们出了山门，借着朦胧的晨光，不约而同地回望那永远镌刻在心里的“真武宫”三个大字。
其实，我们一生寻觅的“味道”，只有在事后的品咂中，才能咀嚼出来。所以有人说：“看风景不如听风景”。事后，在我的品咂中，我写下了《夜宿祖师殿》一诗，可惜后来随着《空山诗选》的劫难而尸骨无存。
一九七二年，邓垦收集朋友们写的诗编辑了一本《空山诗选》，不料在一九七四年深秋，老友熊焰因给台湾写信被逮捕，虽说此事与所有朋友无关，但那时爱挖团伙，熊焰和这批朋友交往，自然会受到牵连。于是邓垦把他编辑的《空山诗选》及朋友们的诗文，统统付之一炬。熊焰够朋友，并未牵连到任何人，但朋友们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仍教人痛心疾首。我不甘心，暗暗又重新收集朋友们的诗，于一九七五年春节后，再编《空山诗选》。我要求自己坚决做到“去虚言、不矫情、不媚俗”。我要的是一个个真实的思想，一颗颗赤裸裸的灵魂。我一共收录了陈墨、邓垦、何归、白水等十四位朋友的一百五十六首诗，抄写在一个厚厚的本子上。然而，随着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全国追查“总理遗言”，闹得人心惶惶，我这《空山诗选》的日子也紧张起来了。一天，毛哥来我家，正遇我住家的革命大院开会追查“总理遗言”，主持人号召大家捡举揭发平时爱说爱写可疑的人。我问计于毛哥，他也无可奈何。虽然我从未读过所谓的“总理遗言”，但《空山诗选》却像巨石一样压在我的心里，一种惊恐在我心中弥漫开来。
在王老师的交际圈子中，有一个是工学院（现四川大学）的教师，常在交谈中说些对现实不满的话，被人告发了，还要挖他的同伙。这教师招架不住，把王老师供了出来。王老师在该圈子中处事练达，思想敏锐，颇受大家尊敬，仍在审讯人员的“看着我的眼睛”中败下阵来，将他们“星四”聚餐会的成员一个个供了出来，于是全部成了牛鬼蛇神！我知道我不够坚强，像王老师那样坚强的人，尚不能抵挡“切尔仁斯基”的盘问，何况我乎？经过内心一番苦苦挣扎，我最终还是判了我的《空山诗选》的死刑。
就在当夜准备烧掉《空山诗选》时，九九突然来访，他说：“我还想重温朋友们的诗，况且有的诗我还未读过，今晚借去看一下，明天还你。”我非常理解九九的心情，只好同意。寒暄几句后，他便带着《空山诗选》飘然而去。第二天，在我焦灼的等待中，九九如约而至，还我《空山诗选》时连说“可惜”，我只好苦笑。待到半夜时分，我悄悄地起了床，那时我住的房子有上百年的历史，是一个几十户人的大杂院，我的厨房是别家的过道栏断而成。我端了一个小凳，坐在蜂窝煤炉前，将《空山诗选》及我的其他习作，一页页撕毁，就着火光，边看边烧。电影里黛玉焚稿，尚可惊乌呐喊，边哭边烧，而我，却不敢吱声，火还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大光强，太小烟浓，都会引来邻居好奇的目光。就这样，读读烧烧，直到五更，才完成了这次心灵的煎熬。上床后不久，朦胧中听到一阵铃声，我知道是清洁工来收垃圾，连忙起身把炭灰盖在“空山”的尸骨上，端到垃圾车去倒掉。苏东坡吊唁亡妻云：“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而我，不仅不敢为“空山”立冢，还不敢对人话凄谅。
《空山诗选》死亡于一九七六年四月，历世不足一岁。
多年后，突得一喜讯：“空山诗稿”仍然存在！原来九九从我那里借回《空山诗选》后连夜抄录，通宵达旦，并将抄本藏于墙壁砖缝中，朋友们的诗得以保存。感谢九哥！
注：
一日正上班，接到九哥电话，他告诉我，毛哥正写一本回忆录，其中对我重编《空山诗选》的有些细节不太清楚，希望我把当时的情况写出来，还准备动员徐坯兄来劝我。为了给《野草》正名，我岂能推脱？只是觉得毛哥太费周章，直接打电话给我不就得了。毛哥，你见外了！
真正提起笔来，我又茫然了，那一段自以为刻骨铭心的岁月，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一点一点地消磨掉了。我编的《空山诗选》究竟完成于何月何日，是一百四十八首还是一百五十六首，已不甚了了。况且几十年来，我未真正写过一篇文章，一时不知怎样下笔，难道只能像外调人员一样，写下《空山诗选》生于何时、卒于何时这样干梆硬衬的文字？若如此，岂不辜负了我与文友们相交几十年的荣幸？
鲁迅有一篇文章叫《为了忘却的记念》，我借此机会，写下以上这些文字，也是为我几十年来对《空山诗选》情结的一次梳理。其实，忘就忘了罢，感谢上帝，那样的日子再也不会回来了！
文章来源：蔡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