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先生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写道:官吏之病在于唯上而不唯下;知识分子之病在于唯书而不唯实。这确是颇有见地的看法。当然知识分子除了“唯书而不唯实”以外,还有取悦政治和见力忘义的陋习。经历了漫长的大一统下的专制社会,知识分子的独立空间丧失殆尽。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满清的文字狱到毛泽东的阳谋引蛇出洞,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在人格上被打倒,陈寅恪、顾准这样的独立人格寥寥无几。

如果社会是恶的,那么维持清白本分也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翻阅回忆反右和文革的图书,知识分子间的出卖、背叛以及各种丑恶表演,让人对人性产生很大怀疑。撰写了《随想录》的巴金先生晚年反省说:“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见力忘义,为了活下来,就要放弃自己的学术立场和为人品格(我看过一些贪官的忏悔:贪腐成风,无人能够独善其身,否则难以提升晋级或者容身。而一旦主动投入墨吏队伍,则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高悬头顶,一群人气息一致亦步亦趋彼此相护了),比如在文革期间:

大哲学家冯友兰建议:“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的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个历史经验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借鉴,这也是古今对照,古为今用。”

而郭沫若这样的大学者成为摇尾乞怜的可怜虫:江青正红,郭沫这样歌颂江青《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可是短短几年后,四人帮倒台,他马上赋诗一首: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扫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

这些文字把一个无耻文人的人格定格在历史的墙幕上,可惜了才华和人品的严重不对等。

文革之后,不受制约的权力在商业、行政领域撒泼耍浑,不仅知识分子整体收编,就是培养的青年学子也越来越成为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欲望满脑理想全无。钱理群在《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批判到:2001年以后,掌握巨大财力的行政权力的控制与干预,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商业化、行政化、官僚化、体制化倾向,造成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全面腐败和对知识分子的整体收编。事实上,纯正的知识分子一定不能是家养的,而应该是野生的。你看藏野驴、藏羚羊长相俊美自由飘逸天之尤物,这些家里的畜生长相猥琐岂可同日而语?

作为处于转型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的学术立场,尤其应该有正确的价值观。当然我们需要一些学者素心问学躲进书斋整理国故,但是令人同情的是,不少学者钻进故纸堆里就出不来了,最后被“博大精深”的文明所慑服,甘愿以门下走狗自居。退一步讲,研究国故有所洞见也颇值得尊敬,比如牟宗三提出了“三统”之说(道统必须继续,即以内圣心性之学为立国之本;学统必须开出,即吸纳、融摄西方传统,由道德主体转化出知性主体和实用技术活动之主体;政统必须认识,即肯定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性,由道德主体转化出政治的主体),虽则迂阔,倒也为人同情。但是如果不分是非、昧于时势,那就不仅仅是书蛀了。

有一些学者骨子里对传统文化有莫名其妙的优越和自信,立论无需证据,宏论可以惊人。比如季羡林老先生,根本无视近半个世纪中国为欧风美雨所改变:“我认为,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事情,是西方向东方靠拢的征兆。这种征兆在二十一世纪的前沿科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点我完全相信。”(《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依据何在呢?没有。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信口雌黄。

当然有些人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化自信而是文化狂妄了,比如辜鸿铭,这个前清遗老在1901年,也就是在鸦片战争败给英国、甲午战争输给日本、义和团运动让中国败给八国联军之后,清朝廷逃命到西安、中国身处亡国危机,西太后惶惶如丧家之犬之时,辜鸿铭先生声称“… 人类未来文明 … 依赖于中国文明的根基,或更确切地讲依赖于远东民族可称为儒家文明的东西”。

我们民族确实有这样的传统,当大家在文革期间肚子饿的咕咕叫,不少人甚至饿死了,但是却有人带头喊口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这不是滑稽吗?

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五毛,他们恶毒的丑化公知,他们刻意放大民主、法治与宪政的负面效应,他们攻击普世价值,当然这些跳梁小丑和戈培尔一个档次,虽则猖狂但是不值一提。

作为当今的知识分子应该何为?

首先应该从做一个好公民出发,重新从常识出发,从普世价值出发。所谓普世价值就是人类创造的千百年来经过沉淀扬弃升华的、全世界普遍适用的价值。普世价值超越人的意识形态,不分地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任何一个文明人,只要本于良知与理性皆认同之价值。从现实的实践来看以及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和国际文件(包括公约和宣言)所认可的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已被确认为普世价值。

过去知识阶层以胡适和《大公报》为代表,就是以普世价值为基本立场,不断地批评政府,批评中不排斥合作。公民行使自己对政府的批评权、监督权,这对政府当局,对执政党都是好事,能帮助它们转换思想走上民主法治的正轨;这种公民意识的觉醒又回避免了社会决裂带来的大动荡。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当然,作为现代知识分子要有现代意识和悲悯精神。就像李劼批评鲁迅指出的那样:“卡夫卡在描写格里高里变成甲壳虫时,充满悲悯,而鲁迅在嘲笑阿Q时,却高高在上,多多少少在扮演着救世角色。”

作为现代知识分子,要主动继承五四以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传统。在反对专制的旗帜下,深入研究思考什么更有利于人的幸福快乐,什么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深入研究人的自由、私有产权、市场经济和法治——人类的模式对中国的意义和未来是什么。我并不否认一些知识分子发扬儒家文化的价值,但是如果把老祖宗的东西当成宝贝碰也碰不得批评也批评不得,那是很无知的。现代文明是无法遮蔽的一面镜子。为什么两个不同体系的传统文明,一个自行转化为现代文明,一个却至今仍在蹒跚学步?何况文化本身就像一个孩子,绝不是在温室中可以培养成栋梁的——圈养的文化最终收获的是猪,只有广阔的天空才能容纳雄鹰的翅膀。

知识分子责任何在?一言以蔽之:建构现代的“新中国精神”——一个社会理念,一种生活理念,一套价值观,在构建世界新秩序中发挥作用,做负责任的大国。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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