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先生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写道：官吏之病在于唯上而不唯下;知识分子之病在于唯书而不唯实。这确是颇有见地的看法。当然知识分子除了“唯书而不唯实”以外，还有取悦政治和见力忘义的陋习。经历了漫长的大一统下的专制社会，知识分子的独立空间丧失殆尽。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满清的文字狱到毛泽东的阳谋引蛇出洞，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在人格上被打倒，陈寅恪、顾准这样的独立人格寥寥无几。
如果社会是恶的，那么维持清白本分也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翻阅回忆反右和文革的图书，知识分子间的出卖、背叛以及各种丑恶表演，让人对人性产生很大怀疑。撰写了《随想录》的巴金先生晚年反省说：“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见力忘义，为了活下来，就要放弃自己的学术立场和为人品格(我看过一些贪官的忏悔：贪腐成风，无人能够独善其身，否则难以提升晋级或者容身。而一旦主动投入墨吏队伍，则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高悬头顶，一群人气息一致亦步亦趋彼此相护了)，比如在文革期间：
大哲学家冯友兰建议：“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的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个历史经验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借鉴，这也是古今对照，古为今用。”
而郭沫若这样的大学者成为摇尾乞怜的可怜虫：江青正红，郭沫这样歌颂江青《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可是短短几年后，四人帮倒台，他马上赋诗一首：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扫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
这些文字把一个无耻文人的人格定格在历史的墙幕上，可惜了才华和人品的严重不对等。
文革之后，不受制约的权力在商业、行政领域撒泼耍浑，不仅知识分子整体收编，就是培养的青年学子也越来越成为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欲望满脑理想全无。钱理群在《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批判到：2001年以后，掌握巨大财力的行政权力的控制与干预，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商业化、行政化、官僚化、体制化倾向，造成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全面腐败和对知识分子的整体收编。事实上，纯正的知识分子一定不能是家养的，而应该是野生的。你看藏野驴、藏羚羊长相俊美自由飘逸天之尤物，这些家里的畜生长相猥琐岂可同日而语?
作为处于转型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的学术立场，尤其应该有正确的价值观。当然我们需要一些学者素心问学躲进书斋整理国故，但是令人同情的是，不少学者钻进故纸堆里就出不来了，最后被“博大精深”的文明所慑服，甘愿以门下走狗自居。退一步讲，研究国故有所洞见也颇值得尊敬，比如牟宗三提出了“三统”之说(道统必须继续，即以内圣心性之学为立国之本;学统必须开出，即吸纳、融摄西方传统，由道德主体转化出知性主体和实用技术活动之主体;政统必须认识，即肯定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性，由道德主体转化出政治的主体)，虽则迂阔，倒也为人同情。但是如果不分是非、昧于时势，那就不仅仅是书蛀了。
有一些学者骨子里对传统文化有莫名其妙的优越和自信，立论无需证据，宏论可以惊人。比如季羡林老先生，根本无视近半个世纪中国为欧风美雨所改变：“我认为，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事情，是西方向东方靠拢的征兆。这种征兆在二十一世纪的前沿科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点我完全相信。”(《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依据何在呢?没有。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信口雌黄。
当然有些人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化自信而是文化狂妄了，比如辜鸿铭，这个前清遗老在1901年，也就是在鸦片战争败给英国、甲午战争输给日本、义和团运动让中国败给八国联军之后，清朝廷逃命到西安、中国身处亡国危机，西太后惶惶如丧家之犬之时，辜鸿铭先生声称“… 人类未来文明 … 依赖于中国文明的根基，或更确切地讲依赖于远东民族可称为儒家文明的东西”。
我们民族确实有这样的传统，当大家在文革期间肚子饿的咕咕叫，不少人甚至饿死了，但是却有人带头喊口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这不是滑稽吗?
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五毛，他们恶毒的丑化公知，他们刻意放大民主、法治与宪政的负面效应，他们攻击普世价值，当然这些跳梁小丑和戈培尔一个档次，虽则猖狂但是不值一提。
作为当今的知识分子应该何为?
首先应该从做一个好公民出发，重新从常识出发，从普世价值出发。所谓普世价值就是人类创造的千百年来经过沉淀扬弃升华的、全世界普遍适用的价值。普世价值超越人的意识形态，不分地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任何一个文明人，只要本于良知与理性皆认同之价值。从现实的实践来看以及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和国际文件(包括公约和宣言)所认可的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已被确认为普世价值。
过去知识阶层以胡适和《大公报》为代表，就是以普世价值为基本立场，不断地批评政府，批评中不排斥合作。公民行使自己对政府的批评权、监督权，这对政府当局，对执政党都是好事，能帮助它们转换思想走上民主法治的正轨;这种公民意识的觉醒又回避免了社会决裂带来的大动荡。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当然，作为现代知识分子要有现代意识和悲悯精神。就像李劼批评鲁迅指出的那样：“卡夫卡在描写格里高里变成甲壳虫时，充满悲悯，而鲁迅在嘲笑阿Q时，却高高在上，多多少少在扮演着救世角色。”
作为现代知识分子，要主动继承五四以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传统。在反对专制的旗帜下，深入研究思考什么更有利于人的幸福快乐，什么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深入研究人的自由、私有产权、市场经济和法治——人类的模式对中国的意义和未来是什么。我并不否认一些知识分子发扬儒家文化的价值，但是如果把老祖宗的东西当成宝贝碰也碰不得批评也批评不得，那是很无知的。现代文明是无法遮蔽的一面镜子。为什么两个不同体系的传统文明，一个自行转化为现代文明，一个却至今仍在蹒跚学步?何况文化本身就像一个孩子，绝不是在温室中可以培养成栋梁的——圈养的文化最终收获的是猪，只有广阔的天空才能容纳雄鹰的翅膀。
知识分子责任何在?一言以蔽之：建构现代的“新中国精神”——一个社会理念，一种生活理念，一套价值观，在构建世界新秩序中发挥作用，做负责任的大国。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