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伍德:乔治·奥威尔:一些私人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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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阿特伍德,秦传安 译者秦传安 2018-08-30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文
秦传安/译

Margaret Atwood

Margaret Atwood

乔治·奥威尔伴我长大成人。我1939年出生,《动物庄园》出版于1945年。因此我能够在9岁时读到这本书。它就放在我家里,我误认为它是一本讲动物的书,类似于《柳林风声》什么的。我对书中的政治之类一无所知——当时战争刚刚结束,孩子对政治的看法只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希特勒很坏,而且死掉了。于是我狼吞虎咽地啃着拿破仑和斯诺鲍尔(那两只聪明、贪婪而上进的猪)的冒险,还有公关高手斯奎拉,那匹高贵却笨头笨脑的马鲍克斯,那些容易被人误导、总是喊口号的绵羊,而没有把它们跟任何历史事件联系起来。

说这本书把我给吓坏了,那算是轻描淡写了。庄园里动物们的命运是如此严酷,猪们是如此卑鄙、不诚实和不可靠,绵羊是如此愚蠢。孩子们对不公正有着敏锐的感觉,这是最让我苦恼的事情:猪们是如此不公正。当那匹叫鲍克斯的马遭遇意外,被拉去做成狗粮,而不是像之前答应他的那样在牧场给他一个安静的角落时,我哭得一塌糊涂。

整个经验一直让我深感烦恼,但我始终很感激乔治·奥威尔,因为他早早地就为我举起了警示危险的信号旗,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对它保持警惕。在《动物庄园》的世界里,最夸夸其谈的公共废话是胡说八道和被鼓动起来的谎言,而且,尽管很多人物好心好意,但他们被吓得闭上眼睛,对实际上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猪们用意识形态来威吓其他动物,然后扭曲这一意识形态,以适合他们自己的目的:即便在那个年龄,他们的语言游戏对我来说就已经一目了然。正如奥威尔教导我们的,决定性的不是标签——基督教,社会主义,伊斯兰教,民主,两条腿坏,四条腿好,工作——而是以它们的名义所实施的行为。

我还认识到,那些推翻了暴虐权力的人多么容易接受这一权力的装饰和习惯。让-雅克·卢梭是对的,他曾警告我们,民主制是最难维持的统治形式;奥威尔骨子里深知这一点,因为他看到了它的运转。“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这一规诫很快就改成了“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更平等。”猪们对其他动物的福祉表现出了怎样一种圆滑的关切,这一关切掩饰了他们对自己所操纵的那些动物的轻蔑。他们多么爽快地披上了他们所推翻的暴虐人类从前受到鄙视的制服,学会了使用他们的鞭子。他们如何借助于他们那位巧舌如簧的新闻发言人斯奎拉所编织的语言之网,自诩公正地证明他们的行为合理,直至一切权力都落入了他们的猪爪之中,再也不需要冠冕堂皇的托辞,他们凭借赤裸裸的武力来统治。一次革命常常只不过意味着一次旋转(译者注:revolution革命和revolving旋转有着相同的词根),是幸运之轮的一次转动,借此,那些原本身处底层的人登上了顶层,僭取了上好的位置,把从前的权力拥有者碾碎在他们的下面。我们应该知道所有那些把自己的巨幅肖像贴满风景的人,就像那头邪恶的猪拿破仑一样。

《动物庄园》是20世纪最引人入胜的宣告“皇帝没穿衣服”的书之一,它因此让乔治·奥威尔陷入了麻烦。那些与当前的民智背道而驰的人,那些指出令人很不自在的明显事实的人,都有可能遭到愤怒的羊群咩咩乱叫的围攻。当然,我在9岁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弄明白这些——没有以任何自觉的方式弄明白。但是,在我们学会领悟故事的意义之前,我们已经学会了故事的模式,《动物庄园》有着非常清晰的模式。

接下来出现了《1984》,此书出版于1949年。因此我是在几年后读到了它的平装本,当时我已经上中学。后来我一遍又一遍地重读这本书:它已经成为我最喜爱的书之一,连同《呼啸山庄》一起。与此同时,我注意到了它的两个姐妹篇:阿瑟·库斯勒的《正午的黑暗》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三本书我都很喜欢,但按我的理解,《正午的黑暗》是一部关于已经发生之事的悲剧,《美丽新世界》是一部讽刺喜剧,事件不可能以完全一样的方式展开。(实际上是一场“狂欢舞会”。)但《1984》给我的印象是更加现实主义,这大概是因为温斯顿·史密斯更像我——一个骨瘦如柴、身心俱疲的人,不得不在寒冷的条件下接受身体训练——这是我那所学校的特征——他默默地与别人为他而提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作对。(这可能是《1984》在你还是个青少年时读起来最容易接受的原因之一。)我特别同情温斯顿·史密斯的渴望:他很想在一本十分诱人的秘密空白笔记本上把他那些遭到禁止的思想写下来;我自己尚未开始写作,但我可以看出写作的吸引力。我还可以看出写作的危险,因为,正是他的糊涂乱写——连同非法的性,这是对五十年代青少年有着相当诱惑的另一个项目——让温斯顿陷入了这样大的麻烦。

《动物庄园》记述了一场理想主义的解放运动向一个专制暴君领导的极权主义独裁政权转变的过程;《1984》描写了完全生活在这一体制之内是怎么回事。小说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对于眼下这个可怕政权成立之前的生活只有一些零零碎碎的记忆:他是个孤儿,是集体的孩子。他的父亲死于那场引入这一压迫体制的战争,他的母亲失踪了,留给他的,是饱含责备的一瞥,因为他为了一块巧克力而出卖了她——这一次小小的出卖,既充当了解读温斯顿性格的钥匙,也充当了书中其他很多出卖的一个前兆。

温斯顿的国家“一号空降场”的政府很野蛮。连续不断的监视,对任何人坦率直言的不可能,那位若隐若现的凶险人物“老大哥”,这个政权需要敌人和战争——尽管二者可能都是虚构的——用来恐吓人民,让他们在充满仇恨的脑残口号中团结起来,对语言的曲解,通过把过去的任何记录都塞进“记忆洞”里,从而消灭实际上发生过的事情——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妨再重申一遍:它们把我吓得够呛。奥威尔是在写一部讽刺作品,隐喻斯大林治下的苏联,14岁时的我对这个国家所知甚少,但他做得十分成功,以至于我可以想象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任何地方。

在《动物庄园》中没有对爱情的关注,而在《1984》中有。温斯顿在朱莉娅那里找到了灵魂的伴侣,她表面上是一个忠诚的狂热党徒,背地里却是一个喜欢性、化妆品和其他堕落场所的女孩。但两个相爱的人被发现了,温斯顿因为思想罪——内心对政权不忠诚——而受到酷刑折磨。他觉得,只要他能够在心里保持对朱莉娅的忠诚,他的灵魂就能够得救——这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观念,尽管我们很可能会赞同这样的观念。但是,像所有专制主义的政府和宗教一样,党要求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个人忠诚奉献给它,然后用对老大哥的绝对忠诚取而代之。面对他在那吓人的“101室”所遭遇的可怕恐怖(那里有一个令人作呕的装置,包括一笼饥饿的老鼠跟对你虎视眈眈),温斯顿垮掉了——“别这样对我”,他恳求道,“拿它去对付朱莉娅吧。”(在我们家里,这句话成了逃避繁重责任时的一个简略说法。可怜的朱莉娅——如果她真的存在,我们将让她的生活变得多么艰难。比方说,她将不得不出席很多讨论会。)

在出卖朱莉娅之后,温斯顿·史密斯变成了一把可塑的黏性物质。他真的相信二加二等于五,并热爱老大哥。我们最后一次瞥见他,是他因酗酒而痴呆地坐在一家户外咖啡馆里,知道自己是一个行尸走肉,而且得知朱莉娅也出卖了他,与此同时,他在聆听着一首流行歌曲:“在枝繁叶茂的栗树下/你出卖了我,我出卖了你。”

有人指控奥威尔刻薄而悲观——留给我们这样一幅对未来的想像,在那里,个人没有任何机会,那个控制一切的党,其野蛮的、极权主义的靴子将永远踩在人类的脸上。但是,书的最后一章反驳了奥威尔的这一观点,那是一篇论述“新话(Newspeak)”的文章——这个政权编造出来的双重思想的语言。通过删除那些令人不快的词汇——“坏”这个词再也不许使用,代之以“双倍的不好”——通过让其他一些单词来表示与它们从前表示的意思相反的意思——人们遭受酷刑的地方是“友爱部”,消灭过去的地方是“信息部”——“一号空降场”的统治者们希望让人民完全不可能直接思考。然而,论述“新话”的那篇文章是用标准的英语、第三人称和过去时写成的,这只能意味着政权垮台了,以及语言和个性幸存了下来。不管这篇论述“新话”的文章是为谁而写,《1984》的世界已经结束了。因此,我的观点是:对于人类精神的恢复力,奥威尔的信念比他通常给予的信任更加坚定。

在我后来的生活中,奥威尔很大程度上成了我的一个直接典范——在真正的1984年,我开始写一部有所不同的反乌托邦小说:《女仆的故事》。到那个时候,我44岁,对真正的专制有了足够的了解——通过阅读历史,通过旅行,通过我在“大赦国际”的成员身份——我用不着仅仅依靠奥威尔了。

大多数反乌托邦作品——包括奥威尔的作品——都是男人写的,视点也是男性的。当这些作品中出现女人的时候,她们要么是无性的机器人,要么是挑战政权的性规则的反叛者。她们充当了引诱男主人公的女人,不管这一诱惑对男人自己来说多么受欢迎。朱莉娅是这样,那个穿连裤女内衣的女人是这样,《美丽新世界》中那个在狂欢舞会上引诱野人约翰的女人是这样,叶夫根尼·扎米亚京1924年开创性的经典作品《我们》中那个颠覆性的致命女子也是这样。我想试着从女性的视点写一部反乌托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朱莉娅所看到的那个世界。然而,这并没有让《女仆的故事》成为一部“女性主义的反乌托邦小说”,除非就下面这个意义而言:它赋予一个女人以发言权和内在的生活,而那些认为女人不应该有这些东西的人始终认为它们是“女性主义的”。

就其他方面而言,我所描写的专制统治与所有真正的、大多数人所想象的专制统治是一样的。它的顶层有一个强有力的小集团,控制着——或者试图控制——其余的每一个人,在可用的好东西中,他们得到最大的份额。《动物庄园》中的猪得到牛奶和苹果,《女仆的故事》中的精英分子得到生育能力强的女人。在我的书中,反抗暴政的力量就是奥威尔本人始终看重的力量(尽管他本人相信,需要政治组织来和压迫作斗争):普通人的正派,他在一篇论述查尔斯·狄更斯的文章中赞扬了这样的力量。《圣经》中表达这一品质的话大概就在下面这段韵文中:“作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主身上。”暴君和权势人物都像列宁一样相信:你做煎蛋饼不可能不打破鸡蛋,目的证明了手段的合理。当他不得不做出决定时,奥威尔会相信——刚好相反——手段界定了目的。他写的时候仿佛站在约翰·多恩一边,后者说:“每个人的死亡都让我变得更弱小。”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这样说。

在《女仆的故事》最后,有一部分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984》。它记述的是未来几百年后举行的一次讨论会,在那次讨论会上,小说中描述的暴虐政府如今纯粹是一个学术分析的课题。与奥威尔那篇论述“新话”的文章之间的平行性应当很明显。

在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奥威尔是一代代写作者们的一个灵感来源——他坚持清晰而准确地使用语言。“散文就像一块窗玻璃,”他说,是为了圣歌而不是为了装饰而选择的。委婉的词语和扭曲的术语不应当遮蔽真理。“可以接受的大规模死亡”,而不是“数百万正在腐烂的尸体”,不过,嗨,死的又不是我们;是“不整洁”而不是“大规模的毁灭”——这是“新话”的开始。正是这些花哨的措辞,把那匹叫鲍克斯的马给搞糊涂了,并强化了绵羊的吟唱。坚持“是什么”,面对的是意识形态的偏袒、民众的一致同意和官方的否认:奥威尔知道,这需要拿出诚实和大量的勇气。特立独行者的位置总是很不稳定,但是,当我们环顾四周、发现我们的公共声音中不再有任何特立独行者的时候,那一刻正是最危险的时刻——因为那正是我们步伐一致、准备“三分钟仇恨”的时刻。

20世纪可以被视为人造地狱的两个版本之间的一场竞赛——奥威尔《1984》中的高压政府和极权主义,以及《美丽新世界》中的假冒乐观主义天堂,在那里,每一样东西绝对都是消费品,人被设计得很幸福。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一时间,看起来《美丽新世界》似乎赢了——从今往后,国家控制将会是最小的,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去购物并微笑,在快乐中打滚,每当忧郁袭来时便吞上一两粒药丸。

但是,随着臭名昭著的9.11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袭击在2001年发生,一切都改变了。如今看来,我们同时面对了两个互相矛盾的反乌托邦前景——开放的市场,封闭的大脑——因为政府监控报复性地卷土重来。拷打者的那间令人闻风丧胆的“101室”一千年来一直与我们在一起。罗马的地牢,宗教裁判所,星室法庭,巴士底狱,皮诺切特将军和阿根廷军政府的诉讼——所有这一切全都依赖于秘密,依赖于权力的滥用。很多国家都有它们各自的版本——有它们自己的方式,压制令人烦恼的异议。民主国家传统上用公开和法治(除了其他东西之外)来定义它们自己。但现在看来,我们西方正在不言而喻地把更黑暗的人类过去所使用的那些方法合法化,当然,在技术上进行了提升并神圣化了,好为我们所用。为了自由,必须放弃自由。为了我们走向那个改良的世界——允诺给我们的乌托邦——反乌托邦必须首先占统治地位。这是一个称得上双重思想的概念。就其事件的先后顺序而言,它还十分古怪地是马克思主义的。先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过程中有千百万人头落地),然后是海市蜃楼般的无阶级社会,说来也怪,这样的社会从未实现。而我们得到的只是拿着鞭子的猪。

对此,乔治·奥威尔会说些什么呢?我常常这样问自己。

要说话有很多。

本文译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著:Writing with I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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