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总之，说文革是一场殃及中国大陆全社会的共产党的内乱，符合实际情况，任何没有偏见的人都会认可这一点。
1966年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中国共产党执掌中国大陆政权后发生的一次最大事件或政治运动，它持续十年，被称作“十年动乱”、“十年浩劫”。这十年的动乱对中国大陆民众的心理、思想、道德观以及他们对执政党及其领袖的认识，对中国大陆后来的社会发展应当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对这样一场被称为“动乱”甚至“浩劫”的“运动”，系统地进行研究是极为必要的。虽因种种原因，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官方似乎很少有这方面的公开研究，但民间对文革的探讨和议论却从未停止。互联网上议论、探讨文革及文革中的人和事的文帖可以说汗牛充栋。
“横看成岭侧从峰”。对于文革这一牵涉了上上下下各个社会阶层、亿万人、历时又十年的运动，因各人当时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不同，其对文革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当年由红五类组成的红卫兵中的某些人使劲地挥动皮带抽向“阶级敌人”、革命豪气冲天之日，正是当时的贱民黑七类生命难保痛苦不堪之时。因此，如今人们对文革有不同的认识与议论是完全正常的。
本人系一草根，不属红五类，因知道“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子”，所以在文革爆发时先是相当焦虑、心定后则做了逍遥派，完全是一个旁观者，在这里对文革的议论也只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得出的观感，纯属一家之言。而文革到底是回什么事?占有资料和经费之利的专门学者以及官方的研究成果虽然最为重要，但千千万万的“一家之言”对全方位认识文革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文革的性质：殃及池鱼的共产党的一次内乱
关于文革的性质，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阶段也会有不同的认识。例如林彪这个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帮手和文革初的“暴发户”，当他协助毛泽东打倒刘少奇而成为党章中规定的“接班人”时，他说文革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显然好得很。但当毛泽东与他翻脸、逼得他爬上“三叉戟”仓皇逃命时，如果他在飞机上反思文革这几年，他还会说文革好得很吗?
对于文革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是理所当然的。如今仍有人喜欢文革、怀念文革一点也不必大惊小怪。
作为一介草根平民，我对文革的看法是：文革是一场引致全国大动乱的共产党的内乱。这种内乱表现在中共最高层就是，除文革的发动者、操控者毛泽东、江青等少数几个人地位稳固外，其他人说打倒就打倒了，说命丢了就命丢了。今天还在疯狂地打倒别人，明天自己就又被打倒;今天还是“亲密战友”“接班人”，明天却要么惨死(刘少奇)要么死无完尸(林彪)……。
至于殃及全国，“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五柳村2015年2月.杨继绳《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导论)。经历过文革又思维正常的人都会认可叶帅说的这些数据。
总之，说文革是一场殃及中国大陆全社会的共产党的内乱，符合实际情况，任何没有偏见的人都会认可这一点。
2、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分析
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第一个目的是要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毛泽东在气头上虽然说过自己动一个手指头就可以打倒刘少奇，但真正动手时他还是不敢掉以轻心。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是他的一贯作风。经过极为秘密又周密的策划他才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倒刘的大“战役”、大运动。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分析起来，应当说是相当复杂的。这中间既有显意识中的动机、又有潜意识中的动机。他显意识中的动机似乎是正面的，但他潜意识中的动机却是完全负面的。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潜意识中的动机，或原因，我认为有三条。
第一，是由于他在潜意识中存在着害怕他人从自己手中夺走权力的恐惧。而这种恐惧，既来自他潜意识中存在的由他个人及家族独享权力(家天下)的思想，也来自于从事暴力革命手上的血太多，一旦失去权力可能会遭到清算的担忧。
应当认为，毛泽东是有很严重的帝王思想、即家天下思想的。至少，在他的潜意识中是如此。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他的家天下思想使然。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将自己的老婆江青定为权力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从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公开的他与他侄儿毛远新的谈话，从毛远新几年间就从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成了封疆大吏、1976年还成了有毛泽东代言人性质的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人们隐约看到了毛泽东权力永归毛家的企图以及为实现这一企图所作的苦心安排。只可惜毛泽东未能再多活两年，所以他的这一企图最终没有能够得逞。
二，是他在自家独享权力的潜意识的支配下，不自觉地产生的对那些在言行上对他不那么俯首听命、甚至敢于向他提出不同意见、会动摇他绝对权威的昔日“战友”的忿恨和欲除之而后快的心理。
人人都知道，彭德怀之被无情打倒是因为他向毛泽东写了“意见书”;谁又能说，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讲“苦日子”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与他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残酷地整死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呢?
第三，是由于毛岸英死后，自己的儿子中已没有合适的、可以统治国家的接班人，他担心自己把费尽心机、含辛茹苦夺来的江山交给别人以后，别人会搞家天下。为此，他心有不甘。
林彪野心勃勃的儿子林立果过分暴露的锋芒、在军队里坐火箭般地提升及被称为“天才”，显然使毛泽东担心今后的中国会变成林氏江山。于是，他与林彪的政治蜜月很快结束了，矛盾迅速激化。
当然，可以认为，毛泽东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把权力交给林彪这个被他写进党章中的“法定”的“接班人”。他之所以许诺将大位交给林彪，实际上是一场肮脏的、尔虞我诈的政治交易丑剧。他要打倒在全国人民心中威信已快超过他的、被全党认为是他的接班人的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他要更换那一大帮对他的胡作非为瞎指挥心里已有些意见，对他的胡言乱语已有些听不进去的老臣，他必须拉掌握着军权的林彪入伙才有十分的把握。
而毛泽东之所以坚决要打倒刘少奇，可能与刘少奇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和一群聪明健康的儿女有关系。刘少奇也许没有毛泽东、林彪那种家天下野心，但以自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毛泽东并不放心。
前面讲的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潜意识里的动机。而毛泽东发动文革显意识里的动机，则是出于他捍卫自己理想的目的。
虽然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尝了一点小甜头(分田分地)之后，随之带给他们的便是无尽的折腾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困、饥饿和苦难，但有时我仍觉得有理由认为，毛泽东最初还是同情苦难的劳苦大众的。他的理想，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广大人民群众不再受剥削压迫，不再受苦的“公平”社会。他认为，中国由他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这种理想就能够实现。
但事物的发展往往并不依人的主观愿望而转移(除非人的主观愿望建立在客观实际的基础上)。不幸得很，毛泽东很快就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所领导的共产党的干部在掌权以后，不少人迅速滑向了腐败。“因为他们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他们比资本家还利害”(毛泽东语)。也就是说，执了政的共产党，其干部大多正在变成、或已经变成了比地主、资本家还要厉害的新的官僚、新的老爷，即毛泽东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因此，很明显，毛泽东觉得他领导革命几十年建立起来的“人民共和国”不仅仅只是有“改变颜色”“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而且正在“改变颜色”、正在“复辟资本主义”。
毛泽东不能容忍自己的理想破灭。他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成功地夺取江山使他过份地自信，过份地相信主观能动性而忽视客观规律的必然性，忽视社会有它自己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规律：既然你掌握了绝对的权力，那么你的腐败就必定是绝对的。毛泽东的专制主义思想基础、他夺取江山后的成就感、他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偏见，以及他偏执的性格(这一点可能与年老有些关系)，更主要的是他独享权力的潜意识，使他想不出其他办法来阻止共产党干部滑向腐败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江山“改变颜色”。
于是正如我们看到的，他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采取了搞政治运动这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手段来对付他癔想中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侵蚀，对付他癔想中的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他根本没认识到，侵蚀共产党并使之腐败、堕落的并非资产阶级思想，而是权力;他搞“运动”所使用的那一套手腕不但是邪恶的政治流氓把戏，一点都不道德，而且使他自己彻底倒退到了专制独裁主义。由于享有绝对的权力和对权力的滥用，他自己的腐败与堕落其实比他手下的官僚更甚。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人们已永远无法探知，只能作些见仁见智的推测。不过从文革的效果来看，如果说动机和效果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就只能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极为负面的了。
3、文革的必然性
毛泽东发动文革有其必然性。这既与共产党的组织结构有关，与暴力夺权的历史有关，也与毛泽东的人格特征有关。
从共产党及其政府的组织结构看，它是党国一体、党政不分的结构。这种结构必然造成其机能既异常于正常的政府，又异常于正常的政党。当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嘴上说的是民主(新民主主义)、共和，实际上却是党魁毛泽东的独裁一言堂统治。毛泽东与政治局其他成员间名义上是亲密战友关系，但实际上却是君臣关系。名义上的亲密战友关系使毛泽东不可能象旧日皇帝那样随意处置不按自己意志行事的“亲密战友”(臣子)来解决双方存在的矛盾;而实际上的君臣关系又使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不可能在民主、法制、平等、理性的轨道上解决互相之间在国家管理方面存在的分歧和由此产生的矛盾。双方这种名义上的平等亲密战友关系、实际上的不平等上智下愚君臣关系，产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要比名副其实的君臣关系大百倍。但在亲密战友的名义下，分歧和矛盾最先只能掩盖，只能暂时不了了之。这就使矛盾不断积累。当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大的爆发。例如1953年高岗事件，产生的原因实际上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对民族资本家的态度以及农业合作化推进快慢上认识及做法上的不一致，是双方矛盾的一次暴露。因种种原因毛泽东最后只好牺牲高岗将矛盾掩盖过去。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双方在治国理念上的分歧越来越严重、矛盾越积越多，终于导致了1966年的浩劫。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这个党是以暴力的的手段成功夺取政权上台执政的。这一成功强化了他们以暴力解决问题的倾向。也使他们难以建立起文明、和平、公开地解决矛盾，尤其是解决重大矛盾的习惯、理论、方法和信心。这就决定了他们解决内部矛盾时也倾向于用野蛮的、暴力的、阴谋诡计的，也就是恶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文革只是他们又一次以恶的方式解决矛盾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占上风的，一定是没有底线、敢采用任何手段的最恶者。苏联、斯大林是如此，中国、毛泽东也是如此。这并不是偶然现象。
4、毛泽东的政治资本、政治债务与文革
“政治资本”这个词大家都熟悉。在工具书中的解释，政治资本是指“一个人参加革命工作的资历和所具备的一定的政治条件。有些人往往把这些条件作为向组织讨价还价牟取个人利益的凭借。”(http://www.zybang.com/question/254ccac2d94f53a93ab29cecbddc9e11.html)。我认为在中共这个圈子里，政治资本就是一个人参加这个组织的资历以及在这个组织发动的“暴力革命”中所作的“贡献”，是他在这个组织中的“功劳”。当然在中共的前二十几年，一个人的政治资本还包括极为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共产国际的信任和支持程度。而对于一个政客来说，政治资本是其进行政治活动(包括政治投机、政治冒险)的有利条件，是“加分”项。
“政治债务”是本人提出的一个概念，与“政治资本”相对应。对于一个中共党员来说，政治债务是指他在党的事业中所犯的错误，给党造成的危害和损失。政治债务是他对革命的“过”，是其进行政治活动的不利条件，是“减分”项。
在一个政治集团中，政治资本最多的往往占据最高的位置。当然也不尽然。一个政治资本因种种原因并非最多的人，可以通过手段“打倒”政治资本比自己多者而登上集团的最高位。而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泽东的政治资本已是中共党内最多的。
但是，随着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随着工作重点由暴力革命向管理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转变，情况又逐渐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搞暴力革命、谋图夺权是把好手，但管理国家、指导经济建设却不是一把好手。可以说，指导经济建设是毛泽东的最弱项。但是因为爱权，毛泽东又要处处插手自己的这个最弱项。这必然导致失败，从而使自己的政治资本流失。
到1966年，共产党、毛泽东执掌国家统治权已十七年。这十七年，是在乌托邦思想指导下主观主义治国的十七年。这种凭乌托邦思想的胡作非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大跃进的恶果导致了全国人民的饿饭，也导致了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元帅给毛泽东写了意见书。这使毛泽东遭遇了一次大危机。因为大跃进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大跃进的惨败使他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债务。当然毛泽东不愿支付这个债务，仍嘴硬说要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据说参加庐山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们私下里大多认为彭德怀的意见正确，但毛泽东将彭德怀无情地打下去还是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因为中国共产党、尤其是高官队伍认为他们不能没有毛泽东：当年要不是毛泽东的领导，他们能把实力比共产党强大的国民党赶到台湾那个小岛上去?没有毛泽东，他们可能在国民主党的监狱里蹲着，哪还有机会封侯拜相?所以毛泽东要和林彪重上井冈山打游击的话把他们吓坏了。老大还是老大!他们几乎一致拥护毛泽东打倒彭德怀。
毛泽东要和林彪重上井冈山打游击的话也反映了毛泽东的性格：只能做老大。不能做老大就另起炉灶，哪怕是重新上山为寇。
然而打倒彭德怀并不能止住“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破坏以及对人民生活造成的致命影响。“苦日子”开始了。饥饿在全国漫延，数千万农民饿死。之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发现党的基层负责人(县委书记)对中央的瞎指挥怨气很大(中央的瞎指挥正是出自他毛泽东本人)。而刘少奇讲话后经久不息的掌声，使毛泽东感到了“大权旁落”的危险及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大跃进、“苦日子”使他欠下了巨额的政治债务，使他的政治资本迅速缩水。而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的务实作风以及进行的经济调整使国民经济状况得到好转，则使他们的政治资本大增加并有可能超过他毛泽东。
在国内瞎指挥导致经济灾难使毛泽东的政治资本迅速缩水的同时，国际上，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930事件”也使为了做世界革命领袖而热衷于输出革命的毛泽东受到重大挫折。
1965年9月30日，之前几年一直与中国关系极为密切友好的印度尼西亚发生政变，不但多次访问中国、是毛泽东座上客的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被杀，拥有300余万党员、号称世界第三大共产党的印尼共产党被赶尽杀绝，同时也有数十万华人华侨惨遭屠杀。930事件还导致了印尼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印尼930事件虽然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但当时中国的党和政府却对这一事件的起因和过程讳莫如深。从中央最高层对印尼930事件的这种有悖常理的反应，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毛泽东输出革命的一次重大失败。这一失败必然使他的政治债务进一步增加，政治资本再一次缩水并有可能出现“资不抵债”。
面对另一个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功高盖主”，害怕失去老大地位的毛泽东十分焦虑和恐惧(李志绥医生说他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就是证明)，于是决定再来一次“革命”，将刘少奇搞下去。
毛泽东再来一次“革命”虽有风险，但也有有利条件。一来毛泽东知道，“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叫了十七年，这使他成了正宗的“天子”，“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一观念已深入中国8亿百姓心中。
二来，毛泽东知道共产党的政权已十分稳固。他掌权后立即进行的“镇反”大屠杀，已镇住了中国的全体百姓尤其是农民。苦日子时他们千百万地饿死都不敢造反，所以再发动一次“革命”即使造成社会混乱农民也不敢造他的反。对自己昔日的亲密战友开刀，知识分子虽能看破其实质，也会有自己的不同看法，但他掌权以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运动早已使他们不敢乱说乱动。
最后，毛泽东牢牢地掌握着枪杆子，而且有林彪这个得力帮手的支持。国防部长林彪，可谓毛泽东的铁杆支持者，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当“三年空前的大饥荒大死亡使广大的党的四级干部(县、地、省、中央)纷纷醒悟过来：毛泽东的领导不行。于是，‘毛泽东下台!’的呼声轰然而起。毛也被迫表示要退下来”时，是林彪出手支持毛泽东，强词夺理地诡辩说国民经济遇到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加上周恩来的抬轿子(http://bbs.tiexue.net/post_4157030_1.html)，这才使毛泽东一时摆脱了困境，没有为他欠下的巨大政治债务埋单。
但是一时摆脱了困境不等于永远摆脱了困境。政治债务巨大、政治资本迅速缩水的毛泽东，只有发动一场“革命”将政治资本可能已超过自己的刘少奇打下去才能保住自己的大位。于是他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5、文革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
(1)文革的社会基础：
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搅动着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农村，社会的精英层并不只是简单地被打倒，而是几乎从肉体上被消灭。“镇反”后没多久，又开始“三反五反”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及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这一系列运动除了使城市的精英层受到打击和压制外，也使共产党掌握了全国所有人的饭碗。不听党的话，连生路都没有了。知识层则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反右”以后完全被禁声。总之，农村的精英层基本上被消灭，城市的精英层也被打倒、被禁声、再也不敢“乱说乱动”。虽然他们人还在，但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实际上等于已经死了——有时比死了还痛苦，因为一有“运动”就把他们揪出来修理一番。在中国社会活动着的，实际上只剩下“打江山、坐天下”的各级党政军干部和“翻身得解放的”的社会底层民众。他们构成了文革的社会基础。
首先各级党政干部是文革的重要社会基础。文革初期各地的抓“小邓拓”、打黑帮、迫害知识分子等等、等等，都是他们主导的。当然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对毛泽东表示过不满，所以文革中毛泽东发动造反时要先将他们统统打倒。但他们毕竟是共产党、毛泽东统治的基础，所以只要他们重新表态效忠毛泽东、与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就可以获得“解放”并结合进新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所以，各级党政干部，不管是否被打倒过，都是文革重要的社会基础。
其次，高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干部子弟是文革最主要的社会基础。
干部子弟、尤其是军干子弟是毛泽东最狂热的崇拜者，对毛泽东的感情最深。因为他们父母的高官厚禄，他们自己的优裕生活全都是毛泽东领导的结果。共产党、毛泽东号召上山下乡当农民他们多半会当作耳边风(事实也是如此，文革前响应毛泽东上山下乡号召的干部子弟凤毛麟角)，但号召他们去打“死老虎”，去革由他们父辈掌权的地盘上的“地富反坏右”的命、去革知识分子“黑帮”的命，他们是乐此不疲的。正因为如此才有卞仲耘们的惨死。
当然，干部子弟中的一些人因为他们的革命老子在文革期间竟然也成了“走资派”、成了革命造反和打倒的对象，因此在文革中也感觉到了失落甚至痛苦，极少数的最后还觉醒了。但整体上，干部子弟是文革的社会基础这一说法，我相信站得住脚。
作为文革的社会基础，排第三的是普通“红五类”及其子弟。最典型的例子是上海工人造反头头王洪文以及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如蒯大富等。正是因为有广大的红五类以及其子弟在下面起哄，文革的“革命”“造反”才搞得那样轰轰烈烈，才造成了那么大的杀伤力。
在谈到文革的社会基础时，也绝不能忘了御用文人，如姚文元、关锋、王力、戚本禹，还有郭沫若。这些人的无耻歌颂以及摇唇鼓舌地大造舆论、大肆煽动，在文革的发动过程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2)文革的思想文化基础
文革这样一场大的浩劫，其发生当然有思想文化上的基础。本人对文化问题是外行，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根据几十年生活的直觉，我感觉文革的文化基础，一是痞子文化;二是忠于皇帝的臣民文化。文革就是这两种文化泛滥成灾的表现。
中国发生痞子文化、臣民文化泛滥并为文革浩劫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我认为罪错并不在中华文化。在其他的文化环境中也发生过类似的浩劫：如德国是基督教新教的发源地，其理性、哲学一直为世人称道，却也在1930年代发生过持续十几年、给德国和世界造成了巨大灾难的纳粹运动;以基督教东正教为思想文化基础的俄罗斯民族，也发生过苏联时期野蛮的集体化运动以及大清洗、大屠杀。所以我认为不能因为曾有痞子文化、臣民文化的泛滥而否定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一种优质文化，她持续几千年、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化就是优质的证明。但中华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一样，有精华、也有糟粕。痞子文化、臣民文化之所以泛滥，是因为自1949年新政权成立以后，中华文化的精华受到了系统的、有步骤的诋毁、破坏和摧残，而掌握了国家全部资源的执政党在对精英层、知识界进行了灭口和强制封口的同时，对全民、尤其是对青年一代进行了十七年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洗脑。其结果就是：中华文化中的糟粕沉渣泛起，再加上与“一声炮响”后传到中国、被称为“宇宙的真理”的外来文化中的糟粕混合发酵，文革的发动在思想文化上终于不再有任何障碍。
6、毛泽东的文革和其他人的文革
这几年社会流传着“两种文革”的说法，认为文革有毛泽东的文革和人民群众的文革。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毛泽东把文革发动起来后，人们并不是个个都按照毛泽东的统一布署参与其中。可以说除了江青、中央文革中的极少数人外，其他人都是各怀心思和目的参与进来的，于是就形成了“两种文革”甚至“多种文革”的局面。其结果，是搞得毛泽东也无法完全掌控这个运动，只能利用手里的一切资源见招拆招、左支右绌。
毛泽东的文革，主要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同时打倒毛泽东认为已不听自己的话、已跟着刘少奇走的官僚系统，对他认为是刘少奇的社会基础的干部队伍进行清洗，重建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和对全党全军全国的绝对支配权。毛泽东的文革的远期目标，则可能是将共产党的天下转变为毛家的江山。
其他人的文革就多种多样了。
例如刘少奇的文革初期是整群众。他这样做大约是想以此向毛泽东表白自己是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并试图以此逃避毛泽东对他的打击。刘少奇的这一做法也是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的常规，初期毛泽东对这一做法也听之任之或者说默认。但当刘少奇派工作队将群众——例如以蒯大富有首的清华大学刺头儿——得罪完以后，毛泽东突然指责刘氏的做法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刘少奇如果还没有得罪群众，毛泽东要将他打倒就有些亏理。现在刘少奇将群众得罪完了，打倒他就能得到一大群有相当能量的群众，如以蒯大富等为领袖的中国最顶级的几所大学的红卫兵的拥护，打倒刘少奇也就因“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名正言顺了。因此，刘少奇的文革，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文革，是整群众的文革，又是被毛泽东打倒并整得家破人亡的文革。
林彪的文革与刘少奇的文革不同。林彪的文革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文革。他先是用自己管理的军队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推进文革保驾护航，同时又利用毛泽东要倚靠自己而“干私活”——无情打击在党内、军中对自己的地位可能形成威胁者——如贺龙、罗瑞卿等。林彪作为毛泽东的帮凶积极参与文革，先是春风得意，但最后却弄得个几近灭门的家破人亡，同时自己也死无完尸。
共产党地方官员和基层单位官员的文革与刘少奇和林彪的文革有相同之处。他们先是疯狂地揪斗“黑帮”和“阶级敌人”这些死老虎;当毛泽东终于亮出底牌，表示文革的斗争大方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他们就既想方设法自保，又试图借机拱倒比自己地位更高的官员以图取而代之，还要打击与自己在官场上有竞争关系的同僚;当然，他们也不忘打击得罪过自己的普通群众。
人民群众，也就是普通百姓的文革更是形形色色。
知识分子的文革，一部分人是打手，一部分人是“运动员”受难者，还有一些人是逍遥派。
在民国时接受教育、家庭出身和历史“黑”，但还端着共产党饭碗的知识分子文革中的角色主要是做“运动员”。他们虽然坐牛棚、挨批受斗、挂黑牌子在所难免，但仍希望能够保住饭碗活命。他们的文革是当“运动员”的文革，是战战兢兢、担惊受怕的文革。
而共产党自己培养出来的红五类知识分子的文革，则多是充当打手的文革。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表现自己最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而积极投身运动。或是因为“阶级感情”，或是为了积累政治资本，他们斗争“黑帮”(老一辈知识分子)最积极最冷酷无情。
那些在共产党执政后才上高中、大学、但家庭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知识分子的文革多半是当逍遥派的文革。他们中一些人的父母还是“运动员”，这决定了他们既无资格、也无充当打手的思想道德基础。运动高潮时他们为了自保也跟在后面喊喊口号，不过当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为争权而武斗和夺权时，他们则躲到了一边，做起了逍遥派。
地富反坏右们的文革是当“运动员”挨批挨斗的文革，是战战兢兢夹着尾巴的文革。不过，这些人中极少数“黑”到了底又年青不怕死的，也曾乘社会混乱之机试图“翻天”。例如乘“公检法”被砸烂而从劳教农场中逃出来的青年劳教人员组成的造反队伍“长沙青年”就属此类。杨小凯在他的《牛鬼蛇神录》中对这些人有所描述。
农民的文革是劳累照旧、饥劳更甚的文革。文革中，农民的生产劳动一刻也没有停过。这保证了全国几亿人仍然有口饭吃。只是随着文革的深入，政策的越来越左，农民的日子一年不如一年。这一点我们在农村深有体会。
工人的文革与农民的文革不同。工人拿国家工资，端着铁饭碗，所以许多工人参加造反而使工厂的生产陷入停顿半停顿。为什么当年买工作业品都要凭券?这是重要原因。
工人的文革是造反的文革、消极怠工的文革。工人虽然有所谓的铁饭碗，但工资低，许多福利待遇没有落实。所以最初造“走资派”的反时，他们的要求是落实福利待遇并一度取得成功。但中央立即提出要反对“福利主义”“工联主义”将他们到手的成果追了回去。
怀着对现行体制和官僚系统的不满，在天下大乱、造反蜂起时，他们顶着“领导阶级”的“光环”当仁不让地当起了造反的主力军、武斗的主力军。湖南最大的造反组织“湘江风雷”、“工联”，其主体就是工人。工人的文革，尤其是积极参与造反的工人的文革，就我个人的感觉，有几分象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文革，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文革。文革中地方上的武斗混乱局面，多半是他们造成的。
总而言之，毛泽东为打倒刘少奇发动文革，自己把共产党的组织搞乱、把社会搞乱以后，等于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许多人利用天下大乱的局面干起了私活，于是形成了毛泽东的文革和其他人的文革之混合，造成了一种迫害和互害的混乱局面。这一局面也许给社会造成了更大的混乱，给百姓增添了更大的痛苦。但不管怎样，一切的罪错均来自于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泽东。
2016年4月5日初稿完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