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臂上的花朵：生命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读书笔记（上）
奥比·萨克斯是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后新宪法的起草者之一，新成立的宪法法庭的11名大法官之一。萨克斯1935年生，在开普敦大学学习法律期间，曾参与抵制恶法运动，被拘禁，遭酷刑，1966年出狱后流亡国外，继续参与非国大领导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
1988年4月7日，南非种族隔离当局派特务到莫桑比克策划汽车炸弹爆炸袭击萨克斯，受重伤的萨克斯昏迷过去，被送往医院。萨克斯这样描述自己醒来时的情景：“我的左手能动，能做出我想做的动作……我的手往下摸，毯子下的我光溜溜的，所以很容易就能摸到我的身体，我的阳具还在！……接着检查蛋蛋，一、二，两颗都在！既然在医院中，也许我该称它们为睾丸以示尊重……我把手移到胸口，能自由移动身体真棒啊，人体真是美妙的艺术品啊！……我的心脏还在，肋骨一根不少，血液还在流动，人体的中心，所有你视为理所当然的部分都在，我好好的，我会继续活下去，坚强地活下去……我把手指头放在额头上，没有伤口、没有碎裂，而且我知道我现在神智清醒，黑暗渐渐褪去，不像之前那么漆黑了……我的手从肩膀、上臂一路摸下去，突然摸不到东西了……所以我失去了一只手……结论就是我失去了一只手，就这样。我失去了一只手，就这样。他们试图谋杀我、将我炸得粉碎，但我只失去了一只手。”（第114-115页）
他令人动容的幽默感和乐观主义还不仅于此，他说：“马普托墓园葬满了被南非特务谋杀的人。我们身边已经死了好多人。所以当我在马普托中央医院里暂时苏醒过来时，我感到胜利的喜悦。我活下来了。作为一名自由斗士，你每天都会猜想这一刻什么时候会到来，会是今天吗？会是今晚吗？会是明天吗？我在面对它的时候能保持勇敢吗？它真的到来了，而我活了下来，活了下来，活了下来。”（第24页）
大难不死的萨克斯如何考虑报复呢？他说：“数年后，当我在记录我被汽车炸弹攻击并失去一只手臂的经验时，我发现我不断重复的一个句子是“这将是我温柔的复仇”：如果在我的汽车上埋置炸弹的凶手，在莫桑比克的法庭上被起诉但却因证据不足而获得释放——我写道——这将是我温柔的复仇，因为我们将生活在法治之下。让所有南非人民都获得自由，远比将单独监禁与酷刑折磨施加于那些曾如此对我们的人身上，更属有力的复仇。以牙还牙意味着，我们将变成他们的同类，变成帮派分子、骗子和暴徒。虽然是为了更加高尚的目的没错，但最后我们就会和他们沦为一丘之貉，只比他们更加有权力而已。我们的灵魂会像他们的灵魂，而我们的凶残也将和他们的凶残无所区别。”（第16-17页）
种族隔离制度垮台以后，南非进入真相与和解进程，当年安放炸弹的亨利为了获得赦免曾经到萨克斯的办公室找过他。此时的萨克斯已经身处高位、手握重权，亨利则是个祈求赦免的小人物，二者的强弱对比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萨克斯选择原谅亨利。又过了若干年，萨克斯大法官与亨利在一个私人宴会上相遇，作了一番平常的交谈，亨利在灵魂深处感到了惭愧和忏悔，回家后连续两个星期不时痛哭流涕。
萨克斯与亨利的经历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向民主制度过渡的典型例子，反应了南非旧时代深仇大恨的和平了结。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许多后遗症今天仍然严重，但是南非没有像很多以牙还牙、以暴易暴、冤冤相报的国家那样，滑入互相监禁甚至屠杀的深渊，得益于许许多多萨克斯这样的思想者、行动者。
击倒站着的人使他跪下或趴下是有力人士但不是英雄，帮助趴下或跪下的人站起来才是真正的英雄，遇刺不死而别样报复的萨克斯大法官就是这样的英雄。
来源：思想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