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难得，而他已经等待太久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在颐和园鱼藻轩，王国维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吸完一根烟后，他跃身头朝下扎入水中，自沉而死。
事后，人们在他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短短数言，却留给了后人无数的猜测。
王国维之死，有人说是一个时代的背影，也有人说这是一个时代的问号。其中因由，难以深究，但多半要落在遗书中这个“变”字上。
同样是1927年，新时代的象征、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正在享受他意气风发、名满天下的日子。这年初，“我们的朋友胡适之”由英国赴美国，在纽约、费城等地游历并演讲，并向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补交了博士论文。然而此前他顶着博士的头衔已有十年。
十年前，新文化运动正在国内迅猛展开。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倡导文学革命，一时名声大噪，以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慕名聘请他当教授。胡适便决定立即回国。他离开纽约，以洋翰林(博士)的身份出现在国内文化界和北京大学的讲坛上。
胡适博士学位的问题，便成为传说中的学术八卦。究竟是胡适隐瞒了自己尚未获得博士学位的事实，还是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蔡元培为了让胡适进入北大不惜帮其伪造学历。
毕竟，类似的事情，蔡元培已经做过了。1916年12月2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当天上午，蔡元培到西河沿的中西旅馆走访陈独秀，劝说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当天没有谈妥，蔡元培便天天过来，有时来得早，陈独秀还没起床，他便拿着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陈独秀被蔡元培的诚意感动，决定举家迁往北京，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然而，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并不够资格。虽然陈独秀一生5次东渡日本，但他从没有接受过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学的学历教育。他没有学位头衔，也从来没有在大学里教过书。但蔡元培却在陈独秀的履历上写道：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
蔡元培为了保证陈独秀能顺利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不惜为其伪造学历。其中原因，也无非是人才难得，而他已经等待太久。
在“旧”北大，教授是“中堂”，学生是“老爷”
1912年1月，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蔡元培担任首任教育总长。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革学制。清末遗留下来的“壬寅学制”和之后更详细、更完备的“癸卯学制”，都存在着重大问题——几乎完全是抄袭日本学制而来，女子教育毫无地位，而在课程的设置上，按照中学为体，保存国粹的原则，规定各级学堂必须把读经科和中国文学科列为重点的必修课，其目的就是“保存圣教”、“巩固国本”。
对于蔡元培而言，学制改学堂为学校，废除尊孔读经，取消进士出身奖励，确定妇女的受教育权利和男女同校制度，这些都不算太难。但是完全否定“中体西用”这个一直沿用的文化观念，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打造一整套借鉴欧美的先进教育模式，却十分困难。
蔡元培面临的问题是，国内教育界风气未开，时机未到。而当时留学欧美的学生尚未归国，缺乏人才。他只能等。
蔡元培为什么要舍弃日本学制，借鉴欧美学制呢?以北大为例，1917年之前，北大实行的是日本的年级制，一学年要学习若干课程，都是必修课。这种年级制的缺点显而易见——平均化。哪怕你单科成绩再优秀，只要有几门课程不及格，就要全部复习，全部考过才行。这样学生就没法发展个性，自由地钻研自己感兴趣的学科。最终便兴味索然，有的学生在教室中瞌睡，有的看闲书，有的干脆旷课。
到后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时候，北大被戏称为“赌窟”和“探艳团”。学生不把北大当作是学习研究的地方，而是当作他们升官发财的踏脚石。教授也大多来自官场，只论官阶大小，不论学问。教授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们则被称为“老爷”。教授和学生们大多声名狼藉，要么赌博，要么嫖妓。
蔡元培此来，便是抱着整顿北京大学的决心。整顿从文科做起，从聘请文科学长开始。蔡元培心目中的文科学长，必须是“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还必须“具有革新的思想”，勇于“整顿”的精神。而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发时代之先声的陈独秀，在蔡元培看来，“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
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胡适、沈尹默、章士钊、钱玄同等先后加入进来，开始对北京大学文科进行改革和整顿。而蔡元培也在教育部召集的在京各高校代表会议上就提出废除年级制，采取选科制议案，并决定由北大试行。选科制仿效美国办法，学生除完成必修课外，可以自由选课，既可听本系老师的课，也可去别系听课，还可以与教师自由商讨学理。在北京大学文科各系听课的，既有经过入学考试的正式生，也有经发证注册的旁听生，甚至还有悄然而至的“偷听生”。毛泽东和瞿秋白就曾是北京大学的旁听生。
而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转移到了北京，“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老顽固”辜鸿铭，最佩服的却是蔡先生
不过，蔡元培大刀阔斧地改革，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他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坚持旧文学的黄侃在课堂上大骂倡导新文学的师弟钱玄同“有辱师门”;有着“性博士”之称的张竞生则提倡“情人制”“外婚制”;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不买胡适的账，嘲讽胡适不配当老师，还和刘师培一起主张恢复帝制，但蔡元培还能容得下他们，并且绝无门户之见。
北大教员们偶尔有刻薄言论，他也不以为侮。蔡元培有一次跟钱玄同聊天，钱玄同突然问蔡元培：“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么能够考得翰林?”蔡元培微微一笑，说：“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
不过，看谁都不顺眼的辜鸿铭，却不会说蔡元培的坏话。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向当局提交辞职信，教授们集体挽留校长，辜鸿铭积极响应，但是他的理由却让人哭笑不得，他说：“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
其中因由，辜鸿铭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讲过：“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1892年，蔡元培25岁，高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要知道，进士点中翰林意味着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封妻荫子都顺理成章了——清朝的殿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督、巡抚等衮衮大员绝大多数出身翰林。但他却要革命。
早年蔡元培相信刺杀救国，组织过暗杀团、御侮会，他自学化学，对照简易炸弹制作说明书，居然制造出了炸弹。据说吴樾用于刺杀出洋五大臣的炸弹，就出自蔡元培、陈独秀之手。后来，他的校长办公室里，不仅有文房四宝，还陈列着炸弹。
蔡元培在北大，也是继续革命，他在北大实践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教育，以期实现学生的健全人格，从而避免传统封建教育对个性的压抑。只有像他这样经历了私塾教育和科举考试的人，才深知传统教育的弊病。不过，北洋时期能诞生这么多位大师，恐怕也要归功于这复杂的教育背景——幼时既受过旧式私塾教育，又受过早期西式启蒙学堂教育，其后还接受过近代大学教育，这样的人以后不会再有了。
有人一心守旧，但更多人在努力创新
不过，哪怕是蔡元培再有人格魅力，一直以清朝遗老自居的王国维对于去北大任教这件事，始终犹豫不决。作为孜孜治学之人，北大是个很好的平台，但是新文化运动的风潮又让他困惑不安。
1917年，胡适、周作人等一批新人受聘北大之际，蔡元培就通过王国维的旧时同窗、时任北大教员的马衡邀请王国维来北大任教。王国维跟好友商议后，还是觉得“我辈乃永抱悲观者，则殊觉无谓”，就以害怕搬家为借口，婉拒了北大的邀请。后来他勉强答应当通信导师，仍留在上海，也不肯接受北大的薪金。
直到被逊帝溥仪任命为“南书房行走”，王国维这才举家迁往北京。后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王国维一心守“旧”，但当时的整个中国是朝着“新”去的。因为此时作为中枢的北洋政府无法有效统治整个中国，内部也一度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因此对教育界的控制非常有限。原来的儒学思想已经失去了正统地位，政府又无力树立一种新的正统教育思想，各种新的教育思想层出不穷，反而形成了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罕见的百家争鸣局面——平民教育思想、工读主义教育思想、职业教育思想、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科学教育思想和国家教育主义思想等新式教育思想不断涌现，教育界人士还为之进行了各种教育实践。比如陶行知，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几乎将以上教育思想挨个实验了一遍。
1927年，王国维自沉之际，在距离北京约五百里地的河北定县，留美归来的晏阳初，正在这里进行一场前所未见的实验，他想把定县变成推行平民教育理想的实验中心。
晏阳初主张的平民教育，就是办平民学校，对这些平民(首先是农民)，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他希望能找一套切实可行的教育办法推行全国。他认为，中国的大患就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所以平民教育是救国和改良社会的必要措施，“要中国有希望，须乡下佬有希望，要乡下佬有希望，须乡下佬识字，受教育。”
这项立足于民间、扎根于农村的运动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士，鼎盛时这里的工作人员达五百余人，像晏阳初这样举家迁居定县的学者、教授也有几十位之多，他们编写课本，如平民文学、识字教育、历史图说等，给农民上课，与农民生活、工作在一起。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受过最好教育的留学生，冯锐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瞿菊农是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冯梯霞是康奈尔大学博士，李景汉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刘拓是美国艾阿华大学博士……
不过，在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经济凋敝，这样的实验注定失败。后来周作人前往定县参观，回来后得出结论：“中国现在有许多事都无从说起……”
因为欠薪，鲁迅结束了他14年的公务员生涯
从何说起呢?虽然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教育产生了二十世纪两个最伟大的成果——发明了汉语拼音和简化字的编订，还出现了大批大师级的人文社科学者，有人将之归功于北洋政府的“民主”，但其实北洋政府的军阀们还不是靠实力和利益站派系，而不是底层民众得以发声。没撕破脸皮前就是相当民主的府院之争，一撕破脸皮就成军阀混战了。
军阀混战，耗尽了国库资源，所以，教育界的欠薪问题，几乎无处不有。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但虽然有规定，实际上却没法执行。地方军阀动辄截留税款，教育经费就很难准时拨下。以南京为例，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公立学校的教育经费缺额就在每年20万以上。
1912年2月，鲁迅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佥事，级别相当于现在的正处级，每年工资650元。当时看起来不少了，但是积欠薪资成了常有之事，即便发薪也常是打折发给。所以到了1922年，北洋政府已经欠了鲁迅差不多5000块，这可是一笔巨款。鲁迅就只能靠兼职和稿费过日子，隔三差五去政府讨薪，到后来实在要不到，1926年夏天，鲁迅只好辞职不干。而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因为要领导北京教师的索薪运动(由于教育经费短缺，教育部门拖欠了教职工三个月的工资，各个学校都无法正常运转)，就没有参加中共一大。
北洋时期，国库尚无法满足仅有几所国立大学的运营。所以几所国立大学也是偏科严重，虽然人文学科出了很多大师，但比较“费钱”的理工科，就基本没什么发展。
相比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就更得不到重视。举例言之，相比大学教师，中小学教职员工资实在太低。当时南京市的小学，校长月薪24元至32元。教员薪水至多22元，少的只有9元，甚至比不上一个搬运工人的薪水。
不过，北洋政府的政策还是比较灵活。既然没钱办大学，那就鼓励私人办大学。既可以弥补公立大学之不足，又能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出现了两次兴办私立大学的热潮，前后诞生了40多所私立大学。但因为北洋政府无力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大多数私立大学的办学水平低劣，有的甚至借办学敛财，但幸运的是，还是有一批认真办学的私立大学脱颖而出，如严范孙、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陈嘉庚斥资创办的厦门大学，张謇创办的南通大学，以及光华大学、中法大学、广州大学等等，这些学校也成为日后中国著名的大学。
(本文参考资料：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来源：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