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公建腐败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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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反腐新政出现疲遝状态,公众开始表现失望情绪,原因之一是“反不动合法腐败”,而合法腐败已经遍及党政权力体系。

“说小一点的,‘安排自家孩子可靠’这个事儿还是领导优先。党组其实就是协商‘安排孩子’的平台。”一位与我邻座的同龄人在长途汽车上,闲话反腐困境时如是表达。他可能是在某个机关单位被边缘化的中层干部,因为他能举出一大串“安排孩子”的例子。

一栋配楼足够县法院使用

在我看来,合法腐败必然包括公建腐败,而且,它不只是指在项目招投标中存在的权钱交易,更要紧的是公建行为导致了严重的阶层对立。三月下旬,我受一位亲属委托到相邻的衡水市下辖某县做民事诉讼代理,看到该县法院宏大气魄的新建筑,联想起一年前博讯网有短文披露该县法院建筑徵地时,严重侵害农民利益。在此短文发表前半年前,《河北农民日报》也披露过有关情况。联系纸面党媒与境外网站先后对同一事件进行报道,可以说,是权利诉求者求党媒无效才转而找境外网站的。

极具气派的小县城法院大楼完全可以与我所在的县级市之同类一较高低。但是,它门前还是没有硬化,本该镶上大理石并镌刻机构名称的装饰矮墙还是处于初灰状态【见图一】。这个情状是否声称地权受侵农民的闹事结果,不得而知。一位同样参加本次诉讼的律师在开庭前与法官闲侃时,曾问“法院是什么时候搬过来的”?法官答“元旦搬的”,就不再多说。我在同一间法官办公室往后看,发现主楼后的东西两侧配楼已经停工。脚手架还搭着,但没有工人干活。根据经验估测,若整体完工,供衡水市中院使用也绰绰有余。两个配楼的任何一栋完工后,都够该县法院使用的。

公建腐败不只存在于财政拨款如法院建筑项目,在诸多商办官助的开发中更为严重。比如,城郊结合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样板项目,烂尾率达到百分之四十。在我住的小城市,曾称为“全市第二大惠民工程”的项目开建七年而没有完成。烂尾楼被横排大标语“广告墙”遮住,标语换了好几茬。

政治腐败推高资本回报率

在我拍摄图片以便与上涉法院建筑做对比时,看到一位老者在楼边枣树林里捡拾水果摊子弃掉的坏水果【见图二】。尽管所见偶然,但从一定程度上对比出公建腐败与社会贫困的关系。公建腐败只是政治腐败的一小部分,而政治腐败是权力贪婪的最直接后果。权力贪婪也将资本回报率推到了不理性的程度。资本作为经济权力,在中国,它有向政治回报率看齐的强烈冲动。举例来说,门市房租金畸高是政治腐败的间接社会后果。

为研究县域经济场态,我做过一个长达三年的随机调查,结果恰好在今年三月底出来:在所有样本当中,老家旧户型的占到四成二,权力(信息)优先型的占到一成二,前两项综合型的占到二成五,纯私人投资(保值)型的占到一成九;最先推动门市房租上涨的是第三类型,而后向第一类型传导再经由权力优先型的跟进,最后迫使保值型的不得不跟上。这样的微观结果极大地压制了社会资本往创新方面投入,尽管经济决策层大力倡导创新。

政治权力贪婪引导整个社会陷入追求一夜暴富的怪圈,即便不能一夜暴富也要“一耙子搂半筐”。党媒曾痛斥过民众的一夜暴富心态,但是,它本身则以捍卫政治上的一夜暴富为己任,所以说,反腐败或将沦为新的政治腐败也不奇怪。新的政治腐败仍基于“安排自家孩子可靠”那类的特权道理,而其一般社会后果则是阶层固化。

“不要钱的腐败”更危险

反腐名人刘源现已转任人大职务,但是,稍微看一下其简历就会发现他是“安排自家孩子”那种政治腐败的受益者:在一九八五年到八八年三年之间,由郑州市副市长跃升为河南副省长;二○○○年未经少将一阶而直晋中将,五年后再晋上将。跟他同龄同样仕途起步的平民子弟,谁又得到如此之快的晋升呢?极其腐败的谷俊山可能是个例外。所以,刘源与谷俊山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现而已。本人无意专门指责刘源,但他不次晋升的背后是阶层固化。

阶层固化不但压制社会创新,还死死地将社会压在中等收入陷阱底部。政治腐败是给中等收入陷阱加盖子,阶层固化是在盖子上封水泥。目前,不少体制内顶尖级经济学家在围绕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建言献策,但他们无一例外卷入了政治腐败。学术腐败不只是弄虚作假拿研究经费,更是说谎话以求政治上正确。这是政治腐败!

中国社会明明已经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那些经济学家偏偏说没有掉进去,他们正在研究“跨越”陷阱的办法,云云。为了不致让普通人看穿他们的谎言,他们当中也有人煞有介事地说解决收入分配不公是“跨越”陷阱的要件。但社会现实仍然是以“安排孩子”为存在主旨的各级党组在一刻不停地加固阶层固化的程度,以资本回报率畸高为表现的政治腐败还在恶性发展──“不要钱的腐败”比要钱的腐败要危险百倍。

文章来源:动向2016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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