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文革三大根源──“红卫兵”的“文革观”影响今天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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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周年。我们今天谈论文革,就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谈论清朝末年的事情一样。现在已经六、七十岁的人,可以回想一下,在年轻时,当时谁对清朝末年的事感兴趣?应当说,除了历史学家外,当时没有多少人关注、谈论五十年前的往事,原因是,大清王朝早已灭亡,在大清王朝后,还有一个中华民国时期。就是共产党,也不关注大清王朝的遗老遗少,而把打击的目标指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地富反坏右。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在五十年后还引起广泛的注意和讨论,在于文化大革命对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还有很大影响。怎样看待、评价文化大革命,怎样评价毛泽东,还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对现在中国的年轻一代来说,文化大革命一词,直接与文化、与革命相联系,但实际上,这是一场践踏、摧毁文化的运动,由于把中国城市、农村几乎大多数人卷入了进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在文革中独特的经历,每一个人都可以谈他独特的体验,所以,就是到五十年后的今天,谈起文化大革命,仍然是众说纷纭。

“文革经历”影响“文革观”

经历文革的人,大致可以分为六类:一是在文革中受整的“当权派”、专家学者名人;二是大学、中学红卫兵;三是所谓“造反派”;四是所谓“保守派”;五是不大参与文革的“逍遥派”;六是备受歧视的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造反派”、“保守派”是文革时期的称呼,今天谈论“造反派”、“保守派”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分类有重叠交叉,有的“保守派”后来成了“造反派”或“逍遥派”,有的“造反派”在文革中就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迫害。但这一分类,研究当时的“红卫兵”在五十年后的今天,如何看待、评价文化大革命,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邓小平属于第一类,他对文革没有好感,但他没有追根溯源,他的‘文革观’体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有关文革的决定上。

李慎之、遇罗克、刘宾雁、王蒙属于第六类。

胡锦涛、温家宝不是“大学红卫兵”,但他们的文革经历,与清华大学、北京地质学院有联系,或受当时大学、北京文革较大较深的影响,可以把他们归入第二类、第五类交叉。他们下台了,已经成为历史人物,可以不管他们。习近平在文革爆发时十三岁,在今天,习近平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他们如何看待、评价文革,如何全面评价毛泽东,对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有重要影响。

老红卫兵最早提出“反专制”

一九六六年北京成立的“联合行动委员会”,是一个因父辈受到文革冲击、带有血统论倾向、反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老红卫兵”组织,然而,又是文革中最早在他们文件中提出反对专制政治的组织。一九六七年元旦,联动的《中发秘字○○三号》,明确提出:“坚决、彻底、全面、乾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两个主席、几个委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这一《○○三号》文件,也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动成员是一批十六、七岁的青年人,虽然《○○三号》文件并不一定反映联动许多成员的思想,但正是这一文件,在文革中第一次把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看作是“专制制度”。当时习近平比他们只小三、四岁,由于他父亲习仲勋早已被打倒,习近平不可能参加当时联动的各种活动,也不会形成中国政治制度是“专制制度”的思想。应当说,红卫兵一代思想的主流是崇拜毛泽东,维护专制制度,“反对专制制度”只是红卫兵中的一个微小的支流。

在文革五十年的今天,参与或被卷入文革的许多人,都在大谈文革,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造反、批斗、抄家、关押、武斗、军管、五七干校,文革图像使今天年轻一代眼花缭乱。在邓小平文革后掌握大权、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复出后,在文革结束后四十年,“老干部”的子女一代,其中不少人成了中国今天名副其实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像薄熙来这样在文革中遭难的人,面对文革后中国严重的两极分化,也没有完全接受邓小平的“文革观”,在行动上部分肯定文革,拿一些没有当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私人企业家来开刀,以满足中国传统中根深柢固“均贫富”的理想。

文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我看来,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卷入人数最多的政治运动,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场个人崇拜、强化皇权和企图建立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灾难。文革有三大根源:

第一,文革是中国几千王朝政治中经常发生的、强化皇权现象。中国的王朝政治传统根深柢固,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经过短暂的“中华民国”时期,在中国大陆,王朝政治传统在文革中明显复活。

毛泽东在文革中所作的一切,就是从根本上摧毁一九四九年还带有某些“共和”色彩的“人民共和国”,用“最高指示”代替法律,成了“红色王朝”的帝王或皇帝。毛泽东打倒刘邓陶、清除“彭罗陆杨”、有意废除林彪的“皇位继承权”,都是中国几千年王朝政治中司空见惯的“杀戮功臣”、“强化皇权”现象。

第二,文革是毛泽东实现他“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一次全民运动。

与中国历代帝王不同的是,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虽然毛泽东没有完全按马克思的说教去做,但毛泽东依然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的信徒。一九四九年后毛泽东的各项政策,从没收地主土地、公私合营、人民公社、四清运动、“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割资本主义尾巴”、“五七干校”,都是为了实现他“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空想。这种空想,又同中国传统“均贫富”理想相结合,把那些不满共产党特权的“造反派”当作他清除政敌的工具,于是形成了广泛的民众运动。

第三,文革发生在二十世纪中期,与唐宋元明清时代有两个不同,一是毛泽东在文革前的公有化运动,使中国的每一个人的生活来源被机关、工厂、学校、街道、公社所束缚,人民从根本上失去了个人权利,就是“造反”,也只能按“最高指示”办;二是二十世纪以来,广播、报纸、火车、汽车和交通的发展,使中国全国各地互相呼应。在唐宋元明清时代,全国“大串联”是不可能发生的,大串联和通讯的发展把全中国政治连成一片。在这一意义上,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

五十年后的今天,文革的全貌可以看得清楚了。今天的中国,政治上仍然是“老红卫兵”在近五十年前发表的《○○三号》文件中指出的“专制制度”,而经济上,已经走上了两极分化严重、没有民主法治的“旧式资本主义”道路。要改造中国,走毛泽东农民革命的道路和薄熙来部分肯定“文革”的道路,都是走不通的。今天中国的“专制政治”加“旧资本主义”的弊病,只有用民主法治和社会公正来解决。

文章来源:争鸣2016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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