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邓小平说过“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口口声声说“为民执政”的中共执政者们让谁先富起来了。
“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后，由于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桎梏，中国从穷“社会主义”（其实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没一个是富的）的阴影开始往外走。官方的新闻媒体奉命一个劲地大声呐喊叫全国人民“勤劳致富”。老百姓真的能“勤劳致富”吗？去年底发生的一些事情就对“勤劳致富”作了最好的诠释。
广东、安徽等省的新闻媒体都报道说他们省种的粮食大丰收，但粮食却卖不掉，有的甚至将粮食堆放到地里。还有新闻报道说新疆棉农的棉花今年也大丰收，但收购价钱太低，以至低于种棉花的成本，使棉农无法出售，同样也有大量的棉花堆放在地里。粮食、棉花大丰收，这不能说农民不勤劳，但产品卖不出去，换不了钞票怎么“致富”？农民为此泪流满面，却没有哪一级政府部门出来为农民解决这个困难，他们“勤劳”不能“致富”。那么哪些人“致富”了？其实不少新闻刊物早就报道过富起来的人的家庭背景，这些拔了尖的富豪、富婆大都有中共官员的亲属关系。为什么辛勤劳作的社会底层人民“勤劳致富”如此之难，而中共官员的亲戚子女都能轻而易举地富起来？
其实谜底是人尽皆知的，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之所以富得快，全得益于“权力垄断”的执政方式。中共执政六十多年，将由全民创造的社会财富及生产资料全部垄断霸占到自己手里。江泽民、朱鎔基当政时借“国企改革”之名，拿出一部分国有企业分给了一些“官亲”们。名义上说是“卖”，但收的钱都是打了九折的，其实是官员变相私分罢了。这些人将属于全体人民的资产私分到手之后，再通过父母和亲戚手里的公权力，轻而易举地成了大富豪。因为在中共治下的中国，权力无往而不胜，无处不在地起着决定性作用。“公有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宪法》上说的是“全民所有制”、“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实际上却是“中共官员所有制”。因为享受实惠和利益的都是官员及其家属，是独霸的公权力成就了他们。当年官家豢养的马屁学者声嘶力竭地叫喊，叫大家不要追究先富起来的人的“第一桶金”，而执政者便真的不追究了。
所谓“勤劳致富”，只不过是骗老实本份的百姓老老实实地为执政者多创造财富。这样的“执政为己”在中国历史上有谁能比得上？中共的政治局常委、委员中有的人家里可以在他们当官的几十年里捞到上千亿元的财富，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官员能有如此大的能耐？
“权为己所用”是中共执政的根本目的，在赤裸裸的事实面前，这一点是无法否定的。
文章来源：争鸣2016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