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智官:十年浩劫和一部“禁书”——我的文革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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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院停业,好戏上街

改变当代大陆人命运的文革过去五十周年了。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我是上海一所小学的三年级学生。学期末,老师和学生照例各自准备考试。一天,全校开广播大会,校长传达上级指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今年的考试也取消了。”小学生不懂校长讲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事实上校长本人也完全不懂,但一听不考试了我们就高兴,就蹦蹦跳跳地涌出校门。当时,我们谁也不会料到,这一天我们不是与学校暂别,而是与“上学”永诀,是我们断学的界碑,可以终身凭弔.

开始过暑假了,我最感兴趣的事就是看电影,暑期有特价八分钱的学生专场,电影院里有冷气,是消暑的好去处。日头当照的一个下午,我按事先挑好的片子赶到电影院,却吃了一个闭门羹,只见门口石阶上竖着告示:“内部装修,暂停营业。”我扫兴地回家,一路上经过另几家电影院,看见家家门口挂着同样的告示,原来全市影剧院都歇业了。

怪事?为啥停业?今年暑假看不成电影了?

影剧院闭幕,好戏在大街开演了。

马路上突然喧闹起来,大、中学生模样的人成群结队地往来,人人手臂上套着一只红袖章,上面印着黄色的“红卫兵”三个字。他们拿着白纸、排笔、墨汁罐、浆糊桶,在空白的墙上糊纸写字,到处是标语口号:“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破除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旧道德!”“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在繁华的淮海路商业街,仿佛孙悟空领着群猴来闹场:石柱路牌上“淮海路”三个字换成了“反修路”;各家商店的玻璃橱窗上贴满“兴无灭资,破旧立新”等口号;有人站在八脚梯子上拆凸字店招;有人用榔头乱锤大理石上的店名;有人乾脆临时写一张新店名贴上去。全部商店都旧貌换“新颜”,到处是“永红”、“红卫”、“大众”、“工农”、“卫东”、“红旗”等雷同的新名字,没走多远,就分不清张家李家了。

“更新”了店铺商场的门面,开始“更新”人。烫头发,着小裤脚管裤子,穿尖头皮鞋,属于香港阿飞式,不管男女老少,若被红卫兵们逮住,不是剪头发剪裤管就是没收皮鞋,弄得他们或散乱着头发,或打着赤脚走在滚烫的马路上狼狈回家。

冲击教堂,抄家批斗

又一日,一队红卫兵冲击隔壁天主教堂。这里十年前被政府关闭,此后只有一、两个神职人员看守。红卫兵从礼拜堂开始扫荡。他们把挂在两壁讲述耶苏受难故事的几帧油画拆到地上;把讲坛正中墙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苏雕像砸碎;另有几个红卫兵去后面的办公楼查抄,不停地抱出一捆捆图书扔在空地,各种中外文硬封面书籍很快堆成一座小山。

夕阳西斜时,红卫兵拖出两个神职人员,把他们押到教堂入口的台阶上,给他们的脖子挂上木牌,上面写着“帝国主义走狗”,开起现场批判会,一直开到黄昏才收场。

晚上,红卫兵点火焚烧那座书山,一直烧到夜深……

文革大火很快延烧到居民家里。居委会成立了“无产阶级专政队”,他们配合红卫兵抄家批斗。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加资本家首当其冲。整个夏天,邻居中的此类“坏分子”先后遭殃,他们的金银首饰和贵重器物家具被没收;他们收藏的画作和书籍被撕毁;一个原国民党团长家被搜出军服和弹壳,成了他准备“反攻倒算”的罪证,并据此断定他一定隐藏了枪枝,追逼他坦白窝藏何处?交代不出就是“负隅顽抗”,就拉出来批斗。

每天晚上有现场批斗会,在被批斗者的家门口放一张桌子或椅子,让他们站在上面。他们的头低到九十度,颈上挂块牌子,写着各自的身份“反动资本家”、“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右派”等等。他们交代不出无中生有的罪行,就遭红卫兵拳打脚踢,还被押成“喷气式(双手反剪头几乎碰到地上)”,批斗完再游街,让他们一手拿铁锅盖之类的东西当铛锣,一手拿木棍边敲边说,“我是反革命XXX”,“我是地主XXX……”。有一户邻居是穆斯林,过去每周五主麻日不出门,红卫兵就在星期五把她押出来游街示众……

疑心暗鬼,人人自危

红色恐怖席卷全国。斗完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等死老虎,开始深挖潜藏的阶级敌人。一个老老实实的退休工人,突然被红卫兵揪出来,说他是土改时从农村逃亡来的地主;一个病病歪歪的独身女人被抓出来,说她四九年前是国民党军官的小老婆;曾经去美国留过学的大学教师是“美国间谍”;去苏联留过学的工厂工程师是“苏联间谍”……

“坏人”不断被揪出,弄得人人自危如惊弓之鸟,邻居们疑心生暗鬼,生怕对方是深藏不露的“老狐狸”,彼此不再信任。

比剧场里还精彩的真人戏日日上演,我看得津津有味,哪家被批斗就去哪家围观。看热闹时,我的是非观被激发出来,仇恨意识也在心里滋生,“要不是搞文革,这些坏人不知隐藏到何时?他们一旦得势,不知多少好人要遭殃。”所以,有人不甘凌辱投缳自尽,有人受不了折磨跳楼……红卫兵说他们死有余辜,我便觉得他们罪有应得。

孰料,有一天听到父母窃窃私语,父亲说,“最近,我们这批老警察人心惶惶,正在等待上面作定论,如果归为国民党时代的‘伪警察’,就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如果以解放后的警察身份为准,我们的成份算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中的‘干部’。”父亲早年在国民党政权下干警察,中共建政后继续留用。

我一下子吓蒙了,万一父亲被判为国民党的“伪警察”,那么我家也会被抄,父亲也将遭批斗,那我还有什么脸面出门?我去看批斗时不再兴致勃勃,甚至把被批斗的人幻想成自己的父亲。

那段日子,父亲提心吊胆,我跟着惴惴不安,每天注意父亲下班回家时的神色。幸好有惊无险,公安局最后决定,留用的普通警察不算旧账,我心上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尽管如此,此后我每次在学校填写家庭情况表,在成份栏写下“革命干部”总不免脸红,似乎自己在作弊造假,父亲这样一个普通警察算啥干部?

人性丧失,童心尚存

在人人争取革命资格的年代,“干部”成份不仅是一块不被人革命的盔甲,还是一枝可以革别人的命的长矛。

一年后,小学也开始搞文革了。造反派老师组织学生成立红小兵,我兴奋地成为其中一员。校长和许多老师已经成了“牛鬼蛇神”,造反派老师就组织我们批斗他们。我参加审讯的“坏人”是语文女老师,她被揭发出来是“地主婆”。我们先是生疑,电影里的地主婆衣服胡里花俏,而语文老师一向打扮朴素,总是剪一头齐耳的短发,穿一身蓝色的罩衫或两用衫,更像普通的家庭妇女。但想到文革中揪出那么多隐藏的坏人,我们认为语文老师过去赢得学生尊敬,说明她太狡猾,伪装得太好,矇骗了我们,便凶狠地质问她为何隐瞒成份?

女老师委屈卑怯地解释:她公公是有十几亩地的地主,四八年她公公怕自己患病不治,把地契主换成她丈夫的名字。但她丈夫一九四五年到上海读高中后没回过乡,也没当过一天地主,更没剥削过一个人,怎么算地主呢?她五五年和丈夫结婚,那时公公的土地早就分给了贫僱农,她怎么能算地主婆?

我们这些小孩子哪里懂这些事,她不承认就是诡辩不老实,负责解押的红小兵揪住她的头发狠命往下摁……“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无情的精神注入了我们的身心。

然而,我们终究是十一、二岁的孩子,无论经受怎样暴虐的斗争洗礼,都无法泯灭贪玩的童心,革命无形中成了我们玩耍的游戏。

学校组织红小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们就七、八个人一组登上公共汽车上宣传,傻乎乎地读乘客比我们还熟毛语录,唱广播里不停吼叫的毛语录歌。有如红卫兵大串联变成全国免费旅游,我们的宣传活动也变成了全市免费旅游,每天选择上海的一个景点,坐着车一路唱着歌去兜风。

晚上,只要新闻联播发表毛的最新指示,我们就连夜被召集到学校,然后排着队敲锣打鼓到区教育局“报喜”,闹到半夜甚至通宵才结束。毛每发一次最新指示,就是我们一个欢欣的嘉会。

复课废学,有类无教

六九年,文革的大动荡过去,我们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中进中学,“复课”的目的是“闹革命”。学校还是原来学校,教学内容已面目全非,不但政治课学毛着,语文课也要先学毛语录,数学和物理合并成“工业基础课”,化学和生物合并成“农业基础课”。按毛的教育革命的主张,废除了必要的考试,学生爱来上课就来,不爱上课就不来,即使来了学校也只是我们玩耍的另一个场所。当然,有另一种评定成绩标准,就是是否积极投入革命──批斗坏分子老师,并积极争取参加(已经规范了的)红卫兵组织。

我们就这样无忧无虑地快活“上学”,胡闹地过了几年“阳光灿烂的日子”。直到文革终结恢复高考,我辈才意识自己的无知,黄金似的年华废成了粪土,白玉似的岁月搅成了豆渣,到头来千般悔恨与谁诉,只落得“老大不堪尤可憎”。

文革终结,故事未了

一九七八年后,“邓走资”为夺权清算文革,民众乘势反思批判文革,涌现了一批“伤痕文学”。可惜,囿于有限的言论自由,此类作品还远没有写深写透时,文革题材已经成了禁区。

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曾说:“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历史如此,文学同样如此。为了不让自己亲历的文革和感受湮没于历史尘埃,不让无辜的受难者白白牺牲,我矢志撰写自己的文革故事。那些日子,我摊开稿纸,熟悉的“左邻右舍”就一个个走进方格:他们在中共建政后的屈辱和苟活;他们在文革闹剧、惨剧中的遭际和冤死,一幕一幕复现出来;我与被批斗过的语文老师在梦中相会,她请求我为她发声倾诉。我用笔代他们吟唱悲歌,也藉此忏悔并洗净从小被毒化的心灵。

费时几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福民公寓》先后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二○○七年,寄给上海同学的几本《福民公寓》被海关作为违禁品没收,这是大陆“官方”对此书的最佳“褒奖”,额外地为此书平添了些许份量。

不容许自由评说已经成为历史的大事件,足以表明这个大事件还未了结,文革过去五十年了,但文革的故事还在继续。

文章来源:争鸣2016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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