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路：巴比伦囚徒（纪实·之六）

上书三万言

一只小麻雀和一只老猫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有一天，小麻雀目睹了猫捉老鼠的一场戏，狡黠、迅猛、血腥，令小麻雀心肝发颤。它想：依靠这样的强者，最起码会得到庇护，有安全感。于是，小麻雀在老猫面前叽叽喳喳的唱个不停，正在它献媚之时，突然，老猫像玩一只蝴蝶似的，一下子把它抓起来，衔在嘴里，再把它放了，刚要飞，又衔起来，小麻雀浑身颤栗不已，一头雾水，它在想，这是一场游戏吗？放了我吧！……

可是，小麻雀已经遍体鳞伤，羽毛无几，翅膀也断了。

—— 寓言新编

“革命战士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搬到花园不骄傲，搬到厕所不悲观。”这是中国大陆流行的“红歌”。

革命战士都是党搬来搬去的“砖”，何况被踩在泥里的“老犯”呢！

1953年3月，崔锦章从东坎子被“搬”到海城监狱。第二年，又被“搬”千山监狱——辽宁省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千山大队。

在安东挑土篮，在海城烧砖，这回’搬”到千山“鸟枪换炮”了，穿上了白大褂，当上了“狱医”。让人妒恨的想起那句老家：“狗走天边吃屎，狼走天边吃肉”啊！

空闲时，崔先生喜欢看报。多年的习惯,又捡起来了，因为有了这个“待遇”了。

1956年6月，报载最高检察长张鼎丞的一个讲话（注1），提出镇反运动存在的问题，也就是“冤案错案”。并且，要就此开展执法检查。

这消息，让崔先生仿佛在荒漠中找到了清泉。终于有“击鼓喊冤”之地了。

虽然，只剩下一年零八个月的残刑了，但总不能背一辈子“黑锅”呀！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啊！毛主席不是说了，“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嘛！

但是，心里又有些害怕，要是再扣上个什么帽子，岂不是“雪上加霜”吗？“我的胆子真的吓破了，我开始对人发生疑惧，我害怕人不讲理，我不敢说话，我缄默下去了。”（“上诉书”）

经过一个多月的琢磨，终于，鼓起了勇气。但监狱规定，犯人申诉必须得到监狱的恩准，否则，就是“抗拒改造”，要“蹲小号”，要加刑。所以，要层层请示，逐个跪拜，一炷香没烧到，也是白费。

先是请示管教组组长，“碰壁”了。又去找管教干事，干事说，你差点脑袋搬家，还上诉？！崔说，就是枪毙也在所不惜。最后，一个头头批准了。

于是，崔先生着了魔似的写起来，从7月1日到8月22日，不知熬了多少个通宵，从出生写起，一直写到入狱。没有格的白纸，密密麻麻地写了整整80张。狱警粗略的算了一下，竟然有“34320个字”。而且，就像一本书，从封面、目录到章节、页码，一目了然，还画出了详尽的履历表——

上  诉  书

最高人民检察院收

千山劳改大队犯人

崔锦章

目         录

履   历  表

除了煞费苦心的“设计”外，篇首是写给最高检察长张鼎丞的一封信，词恳意切，欲哭无泪，令人感到一个孤苦无依、望眼欲穿的灵魂跃然纸上——

最高人民检察院　张鼎丞检察长

我名崔锦章，现在辽宁省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千山大队医务室里改造。在六月２４、２５、２７的报纸上，我看到了您和最高人民法院董必武院长和公安部罗瑞卿部长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使我感到了无限的兴奋和愉快。我知道了祖国在这几年已经进步到这种程度，国家处处涌现出灿烂和光明，中国六亿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英明的毛主席领导下，都过着愉快和幸福的生活。自从宪法公布后，中国的法制也走上了正轨。这鼓舞着我，在政府的政策下，把我的问题再做一次详尽的交代。恳请检察长在百忙中抽出一点时间来，把我的案件审理一下，在毛主席的“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原则下，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审查我的案件后，给我一个答复。在过去，我是没有上诉权的。今天看到了首长的报告，才知道我也可以上诉。我把我的问题自首至尾详尽地写出来，又把概要写出来，首长若没有时间全看，那么，可看看概要也能得到全貌的重点。我把目录列出来了，首长若参考那一部分，可在目录上找。

祖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世界已经趋向和平的康庄大道，台湾和平解放在望，全国人民无一不被这些新的气象所鼓舞。伪满的杀人凶手日本战犯武部六藏都得到了新生的前途，我愿意早日回到人民的行列里，和广大人民一道建设祖国的光明社会，度着光明愉快的岁月。我的罪名是反革命，刑期七年，虽然残刑不多，但反革命可不是小事，问题必须弄清。我希望首长把我的案件，按着现在的法律程序审理，惟愿我的后半生能在祖国的建设上，在维护世界的和平上有所贡献。当作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我愉快的把我的问题向维护国家宪法的首长提出来了。

附注：

我是在１９５１．３．２４被捕，地址是在安东市基督教医院

在１９５２．１２．３０被辽东省安东市人民法院判决徒刑七年，罪名是反革命。

１９５６．７．１．

劳改犯人崔锦章（指纹）

——摘自崔锦章1956年7月1日“上诉书”

与此同时，崔太太也上书北京“告御状”。

盼望中的“包黑子”（包拯）终于出场了。

辽宁省省检察院派了一个叫王明昌的处长，带着秘书范少华，和安东市检察、法院（各派一人）组成了崔锦章案复查组。10个月后，水落石出。

1957年5月4日，千山劳改支队石头大队向崔锦章宣布了“无罪释放”。

（注1）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最高检察长张鼎丞在报告中，讲到镇反运动中的错案问题。会后，张鼎丞主持召开了公检法“三长”联席会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决定进行执法检查，重点是：冤案和错案、积案；监狱和劳改队。

《 梅花三弄 》

崔先生站在窗前，望着一江碧水，漂泊的渔船，心潮起伏……

眼下，又回到了兴隆街的老屋。在他被捕后，老婆和孩子就被赶出了教会医院的公寓，好在房东（姓辛）仍然让她们母子栖身楼上。从前，作为“美明”诊所的楼下，已经成了鞋铺。

自从被关进监狱后，过了两年多的光景，崔先生才和家人见面。那是1953年，在海城南台监狱，老婆带着孩子来探监。当时，美玲7岁，世光5岁，美杰2岁。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磕磕绊绊的，来到千里之遥的荒郊野外，隔着铁窗，一家人泪水涟涟。

起初，押在东坎子时，不许探监。女儿想爸爸想的不知多少回梦里哭醒。也不知母亲领着女儿（美玲）去了多少回，都被阻挡在大墙外。

听说，崔先生从大墙里放了出来，往日的朋友，好奇的邻居，纷纷来串门，寒暄、闲聊，为崔先生“补叙”了离家后的“变迁”。

崔先生被捕的第二天，上边派进了工作组（组长邢继先），并且召集了大会，市委书记张烈亲临讲话。他说，丹国医院作为国民党的“贼窝”、“ 匪巢”的日子一去不返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结束了，基督教医院成了了历史的垃圾。

他号召大家积极行动起来，揭发检举，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

不久，齐保廉也被抓起来了（总务科长），罪名是“历史反革命”，被判了15年徒刑。据说，在国军占领安东时“填表”了(国民党)。可是，共产党来了，人家“自首登记”了呀！

就在“串门”的稀落之时,安东市检察院检察长李文章（注2）来了，他握着崔先生的手说：“受委屈啦！崔先生，在家安心静养吧！补发工资，恢复名誉的事，相信党会很快落实的。”几句话，说的崔先生眼泪差点掉下来。

听说，逮捕崔锦章的曹西贵已经荣升通化市市长了，李文章本是崔案的承办人，如今，也飞黄腾达了。

崔先生坐在家里，等啊等，眼瞅着5月过去了，检察长说的“落实”，仍然悬着。

崔先生坐不住了，跑检察院，跑法院，东跑西颠的，得到的答复是：“大鸣大放”，暂不办公。

事情老是有坎儿，心情郁闷的慌。好在有孩子围绕着，说东道西的，让先生的心情开点缝儿。尤其让他感到欣慰是，听了儿子的钢琴演奏。

“六一”那天，在文化宫，小光(崔世光)弹奏的是《梅花三弄》。

父亲的两眼凝视着台上儿子那瘦小、颤动的身影, 随着手指轻巧的跳跃，空旷、深邃的音乐，带着寒冬阴郁的气息，像溪水似的流淌着……

两年前，1955年10月1日，也是在这个舞台上，小光才7岁，刚刚上学，他演奏了《国歌》、《嘉禾舞曲》。当天晚上，安东广播电台播放了录音实况。

崔家的这台钢琴，来于光复那年。

在安东兴隆街上，有一家叫做“永远福”的钟表店摆着这台钢琴，王澄美用一两黄金和500元现钞买了下来。它是一个日本人托卖的。那时候，安东的街上，随处可见典卖家私的日本人，锅碗瓢盆，衣柜书桌，照相机电匣子，什么都有。日本人愁眉苦脸的，着急卖掉这些东西，赶紧逃回去。

当时，安东、沙河镇火车站挤满了候车的日本人，孩子哭老婆叫的，有时要在站台上等一两天，才能挤上火车。

这架立式钢琴，比衣柜矮一些，深棕色光泽的琴壳。琴身上方挡板的两侧有灯台的模糊痕迹，那是可以活动拉出的铜铸蜡台，已经拆除了。琴谱搁板上印着英文字母：“MOUTRIE  Shanghai”，人们叫它“茅翠”。从刻着的阿拉伯数字，知道出厂年代是“1918年”，算一下它的琴龄已经27年了.

雇了四个工人才把这台钢琴搬上了楼，这个“庞然大物”，引起了街坊邻居的笑话：兵荒马乱的年月，有钱买地多好，买这么个玩意，脑袋里有虫啊?

从少年时起，王澄美师从一位俄国老太学弹钢琴。青岛中学毕业后，入读南京女子金陵大学，也没有丢下钢琴，专业课是哲学和神学，钢琴是她的选学科目。

在30至40年代，她曾在教会学校任教，除了教授音乐基础课以外，还兼任教会的司琴，钢琴几乎和她形影不离，已经融入她的生活了。

钢琴是西方的“乐器皇帝”，在中国是个不能当“饭”吃的“没用的东西”。况且，战祸连连，只好把它放在储藏室里，用棉被盖起来。

1953年夏天，韩战停火了，老百姓可以安心过日子了。

丈夫下狱，为了生存，王澄美在家里教起了钢琴，一个孩子一个月的学费是2元3角钱。由此，她成为安东史上第一个钢琴教师。

在教人家的孩子弹琴的时候，小光总是站在琴旁，冷不丁按几下琴键，妈妈嫌他碍事，伸手想推开他，可是，粘着不走。妈妈问：“你想弹琴吗？”小光点点头：“嗯”。

就这样， 4岁的儿子被母亲抱上了琴凳。

琴声依然如溪水般流淌，潺潺的，给人一种安静、沉寂之感

灯光映照着儿子雪白的上衣，细心一点的人产生了疑惑，上台演出的孩子唯有这个弹钢琴的小男孩缺少了一点“‘颜色”（ 红领巾），知道底细的人开始在黑影里窃窃私语……

（注2）李文章，安东检察署检察官，崔锦章反革命案件承办人。在《抗美援朝独幕剧选》的封面上，他用红笔写了如下的一段文字：

此剧本即系基督教医院职工准备出演，后被该院长崔锦章（已被捕）阻止演出的剧本《全世界人民心一条》。

——李文章

魔鬼的影子

6月下旬，傍晚。

崔先生在家里闲着，突然，楼梯传来一阵脚步声，几个陌生人冲上来就把崔锦章铐住了。接着，被来人架下楼。

美玲放学回家的头件事，就是一进屋就喊“爸爸”，看到了爸爸，那颗悬着的心才会放下来。

眼见爸爸的双手又被戴上了铐子，美玲一下子扑在爸爸的怀里，放声的痛哭起来。美杰也吓哭了，世光跑出去找妈妈。

此时，崔太太正在一个宗教整风会议上为丈夫“不平之鸣”呢！

崔先生被押进了安东市看守所。

狱警问：“你们是哪的？”

“法院”。

“有押票吗？”

“后补”。

第二天，王澄美来到法院，她要知道先生 “二进宫”的原因，法官把她“轰”了出来：你是“右派”，无权过问。她还不知道，报纸已经点了她的名字。

一个围着锅台转的“家庭妇女”，怎么也戴上了“右派” 帽子呢？

原来，这是安东市政协发给她的“福利”，拉她加入了“社会人士”学习组，帮助党“整风”。于是，在会上，她提出了先生的冤案问题。于是，她又获得了一项“殊荣”——上了党报。。

三个月后，安东市法院向被羁押的崔锦章宣判：恢复原判，并延长刑期六个月。

随后，崔先生被押送开原监狱服刑。

1958年10月8日，崔锦章刑满释放的日子。

但是，开原监狱不许他回家，强迫就业在“犯人工厂”。用犯人的话说，就是从“小院”搬进“大院“，依然是高墙电网。四角天空。

崔锦章不是流浪汉，妻子儿女眼巴巴的盼着呢！凭什么死缠烂打的，不让人走呢？不容分说，狱警把崔先生押送“犯人工厂”——辽阳铧子劳改队新生水泥厂。

1959年除夕，崔先生请假一周探家，从监狱回来的人，要上当地派出所报到。

六道口派出所所长刘毅对崔说，你上次“无罪释放”回来的时候，户口落下了。现在，清理户口，你要是回来，就赶紧的。不然，就把户口迁走。

崔先生讲了被“强迫就业”的苦衷。刘所长说，你把回安东就业的要求写一下，我给你办，让你回家。

于是，崔先生马上写了一封信要求退厂，回安东就业。同时，请求续假，所长阅后填上“同意回原籍就业”的意见，遂发往辽阳。

崔先生便在家等信，两周后，监狱工厂来人了，说崔犯了“不安心就业罪”，又给戴上手铐，押回辽阳了。

这是崔先生第三次在家里被抓走，身后是孩子的哭声……

在辽阳看守所蹲了120多天后，被辽阳市法院又以 “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安东法院已经“炒”过了的，一道馊了的“烂菜”，辽阳法院又回锅“炒”了一遍。

“掌勺大厨”熊宪海（审判长）笑嘻嘻的说：“你不能上诉吗？上诉就叫你倒霉，你上诉吧!”

“上诉就叫你倒霉”，这不要沉冤大海吗？山高皇帝远，“御状” 告不成，难道只能在监狱里等死吗？

崔先生感觉一肚子的苦水无处可倒，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六个多小时，而我呢？永远挂在木头上吗？

随后，崔先生又被押送凌源监狱服刑。

崔先生感到莫名其妙的是，从走进大墙的那天起，仿佛有一道魔鬼的影子贴附在他的身上。

1953年3月，海城县南台区监狱审讯室——

狱警：“有个问题，你老实交代了，给你减刑，放你回家，老婆孩子等着呢！”

崔：“什么问题？”

“你到底把发报机藏哪去啦？”

“又是发报机？”

“对呀！你别死蟹子不冒沫呀！”

“我说过了，家里只有个伪满标三型的电匣子，哪来的发报机呀！？”

1956年5月，千山监狱召开了“肃反奖惩大会”，在会上作报告的马支队长点名批评崔锦章，说他是“精神杀人”。会后，马支队长提审了崔锦章——

马支队长问：“你是51年几月逮捕的，那个小护士判几年？”（注3）

“你那小护士判几年？”

“哪个小护士？”

“和你同时逮捕的，你还不知道？就是给你保管电台的那个嘛！”

“哪有的事啊？我没有电台，怎么会有人为我‘保管电台’呢？”

……

就像一出“悬疑”剧， “电台”还没有找到，又出现了“保管电台”的“小护士”。 可怜的“小护士”（李凤英）竟然成了“丹麦特务”的“谍报员”，真是“葫芦僧乱判案葫芦案”啊！

民间有句话说，老和尚的经是好的，被歪嘴小和尚念歪了。看来，还得想法去找“老和尚”呀！

1960年7月14日，凌源监狱露天工地。

忽然，狱警发现身背药箱的崔锦章不见了，正要发出警报，被两个巡逻的民兵押回来了。为此，“崔犯”被凌源法院以“脱逃罪“和“盗窃罪”加刑4年。

哪来的“盗窃罪”呢?因为，“崔犯”时为“狱医”，随身背着一个药箱，里面装有听诊器、体温计，还有红药水。幸亏药箱里没有刀，否则，就成了“杀人犯”了。

随后，“崔犯”又被转到盘山监狱。从“东坎子”开始，蹲了8家监狱，在大墙里熬过了20个春秋，这一生，监狱几乎成了他形影不离的情人。

（注3）崔锦章在海城县南台监狱时，邂逅原安东市法院的姜涛因贪污罪服刑。姜曾对崔说，李凤英被我押了四个月，后来放了。

姜涛，又名姜仁文 1919年生，住安东县合隆区合隆村。1948年，被安东市法院录用为“学习审判员”。1951年，提任安东市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三反法庭”以因贪污罪服刑判处有期徒刑6年。姜不服，上诉至安东市法院，被驳回，维持原判。

在安东市法院的判决书中，列举了姜从1948年6月至1951年4月所犯“贪污罪”的事实。主要内容是，在办案过程中，收受贿赂，从鱼肉米面，到元宝、镏子及“以借为名”，索取钱财。（安东市法院1953年刑字473号卷宗）

1990年代，丹麦作家吴坤美女士Estrid Nielsen（左二）来丹东探访当年在育婴堂长大的孤儿，左三起：单佩玉、林杉；后排左起：刘玉清、王爱珍；前排左一系林杉之妻刘秀茹。（下图）

来源：对华援助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