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结社，古已有之，然而于明为烈。在近三百年时间内，至今名目可考的文人社团就有几百个。这不仅影响到当时的文风学风，而且对明季地方政治尤其是南明政权的存亡也不无关系。
社际分类
明代文人结社，从结社宗旨目的上可分为二大类，一类为诗社，一类为文社。诗社往往起于诗人之间的诗酒兴会，互相酬唱，抒发意气，多为意趣相通、情怀相谐的浪漫的结合。文社则不同，文社说起来似乎更近于“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但其实不然，文社的设立，原只为科举制业的结合，专研时艺，揣摩风气，最终目的是为求取功名。文社也做诗，诗社也著文，做诗做文不是诗文社之间的根本差别，差别在于，一为纯粹的意趣结合，一为实际的功名之图的结合。
不过诗社之中，还有一个大分别，那就是纯粹的诗社和养老怡老性质的诗社的分别，后者多由年老退休退隐的官吏组成，多年沉浮升迁的官场生涯之后，带着空虚荣衔和不空虚的囊橐回归故里，建一处别墅山庄，凑几个同乡故友绅缙，吟唱于林下湖边，实不失为一种怡养晚年的好景。这类“九老”、“耆德”、“高年”、“逸老”、“怡老”等等名目诗社，其存在时间端视诸老们的年寿和精神而定，但其数量着实不少，占到整个诗社中相当大一个比例。
若从明代近三百年历史纵线上观察，明代早中期，诗社盛行而文社少有，最多的是九老十老们的怡老诗社。明代中期弘治、正德、嘉靖年间，纯粹的诗社大盛，卓有声名的如王世贞、李攀龙等人组成的七子会。至万历以后的明后期，文社出现并逐渐增多，天启年以后发展尤盛，老年诗社则走向衰歇。明末，诗文社并行，不过，际此大局崩坏，无论诗社文社，所关注所争执的已不是尊秦汉胜唐还是尊唐宋八大家，而是时局和形势，虽然仍存在派别之争和门户之见。
此外，第三种有意义的是地域分类。统观有明近三百年，文人结社兴盛之地，始终集中在东南沿海的江、浙、闽和安徽、江西以及南海即今广东，最为集中是苏杭一带。这是可以理解的，自南冬以还，苏杭经济社会历来发达，商业繁兴，城乡生活稳定富庶，人文荟萃，由科举而登上仕途的人也多。这些都是文人结社的社会基础。江浙文人结社繁盛的现象，恰好和唐宋文化主要集中在中原一带形成对比。
社中活动
诗社文社社集一般为一年两次，春集、秋集或叫春会和秋会。届时社员聚于一处，诗酒征逐，品书评画，出题作诗作词作文，彼此唱和，互相评点。诗酒畅怀的，席罢即归，意兴不减的再结袂远足外游，或泛舟于湖中，或徜徉于林下。有豪门巨室、高官退隐者主持其事的，常择山水胜迹处建别墅山庄专作社集之地，一般寒士布衣为众的，通常是轮流作东，依次由各家相招款待。声势庞大、成员众多的社的社集，那就需要专门“借场子”了。明末复社集会，动辄数千人，在苏州虎丘举行一次集会计有二千人，大雄宝殿都无法容纳，只得分散在山石旁、松林下。
在平日，社中活动更多的是通过书简往还，或作酬唱应对，或切摩讨论文章诗艺。文人不是学人，除了必须应付的科举作业之外，少有讨论学术的。后人对于明代学风批评说“空疏不学”，这对于明代学人犹可说，对于文人却是不对路的。文人本不重学术，这种批评还是以学术为本位，以清代学术成就为背景而言的。
文人结社另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刊刻诗文。所刊刻的诗文有两种，一种是社内成员的，或单集或合集，合集有二三人，也有多至十数人乃至数十人的合集，这后一类合集往往就是较大社集时社员之间的唱和之作。另一种刊刻的诗文则是前代经典诗文或当代时文的选集。这之中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科举制业所特别编选的“复习辅导教材”，这类集子对当时举子或有急用，然时过境迁，多无甚存留的价值。还有一种诗文选则是诗社、文社表示自己风格、趣味、见解乃至主张和标准的选本，虽然选的是前人或他人作品，但编印传布之后则成为自己社内的旗帜。
文人结社，声气相求，来往的是诗文，铺垫的是酒席，来往之余要出游，定期还必须举行集会，集会之时的诗酒唱和在集会之后要刻印传布，这都需要开支。如果诗文社声势浩大，社内成员多至数十人以至上百上千人，那就非要有同样浩大的开支来支持不可。九老十老们的诗文社主在怡老养老，活动不会太多，凭着在官时的积纳，再加以轮流坐庄，开销无须太多。可也不尽然。做过兵部尚书的许孚远在万历壬寅（一六零二）年发起主持的逸老堂社，“集七邑冠盖四十余人”，声势颇不小，可第二年许孚远过世，逸老堂会经费无着而停歇。当地太守询问何故，答以社内无田，苦于大家凑钱且无人担当。于是太守出面拨田若干亩，每年地租即供该社春秋两季的社集开销。老人社尚且如此，成员更多、声名更盛因而活动规模也更大的其他社，其开销之大可想而知。
明末最大的文人社团复社，在其合各社并入复社之始，就曾由发起人吴曾出过巨资，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有记述：“扶九（吴曾字）居吴江之荻塘，藉祖父之赀，会文结客，与孙孟朴最厚，倡为复社。既而思合天下英才之文甄综之，孟朴请行，出白金二十镒，家谷二百斛以资孟朴。阅岁，群彦胥来，大会于吴郡。”白金即银子，一镒为二十两或二十四两，一斛即一石，仅仅是开张之初的奔走联络就需要如此大的费用。
结社与政治
一提到明代文人与政治，一般人立刻就会想到东林党，想到东林书院那付著名的对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虽然“东林党”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东林党”名目也是外人加诸其身的，但这里还是将“东林党”排除，不作评议。这有二个理由：一是东林党人起始不是结社，而在讲学，是从设立东林书院肇始的，而书院与诗社文社不同。二是东林书院发起者是退休官僚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他们虽退归故里身在江湖却不忘朝廷，与宫廷现实政治、人事升迁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与诗文社也是绝然不同的。诗文社虽然在明末也有参与政治，但这不是初衷，往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明代早中期，文人结社与政治是完全没有干系的。明代开国以后，明太祖即明令不允许读书人议论朝政、批评国事。商务印书馆收集编入《涵芬楼秘籍》中的《松下杂抄》下卷有这样的记载：洪武二年，太祖诏天下立学，令礼部传喻，其中有一条是：“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今后生员本身切己事情，许家人报告。其事不干己，辄便出入衙门，以行止有亏革退。若纠众扛帮，骂詈官长，为首者门遣，余尽革为民。”有这样的禁令，再说与闻政治、关心国事原本也不是文人结社的目的。所以许多社在设立之初，社规、社约中就作出明文规定，不议论国事。万历十三年退休官僚张仁组织的怡老会其社约谓：“意兴所到，率意成诗，成不成，工不工，各自得也。”又谓：“坐间谈山间景物之盛，农圃树艺之宜，食饮起居之节，中理快心之事，若官府政治市井鄙琐自不溷及”（《武林掌故丛编》）。在社中什么都可以谈，就是不谈政治，诗做得好不好也在其次。
当时所有的诗文社差不多都是这样，每逢社中集会，诗酒相酬之后，三五为群，优游于林间湖上，咏景赋诗，选胜为乐。各社之间也不互通声气，少有往来。嘉靖年间北方设立的海岱诗社，“其社约中有不许将会内诗词传播，违者有罚一条，盖山间林下自适性情，不复以文坛名域为事，故百风气为转移，而八人皆闲散之身，自吟咏外，别无余事，故互相推敲，自少疵类，其斐然可颂，良亦有由矣。”（《四库总目提要》一八九卷）这些结社可说是纯粹的为诗为文，不及其他了。万历年间设立的南屏社更有这样的见解：“夫暂溷城市，则鄙吝之心萌；一入山林，则清旷之趣惬。矧良时易失，嘉会难常。”为了做诗惬趣，为免市井相扰，想要远离人间日常生活了，可见时事政治根本不在其视野之内的了。
明末的几社，其初起时也不问政治，即使以后与复社合并，这种态度也没有多少变化，杜登春《社事始末》中说到：“六子（指几社最初发起者夏允彝、陈子龙等六人）自三六九会艺、诗酒唱酬之外，一切境外交游，澹若忘者；至于朝政得失，门户是非，谓非草茅书生所当与闻，而以中原坛坫，悉付之娄门（复社发起人张采）、金沙（复社发起人周介生）两君子，吾辈偷闲息影于东海一隅，读书讲义，图尺寸进取已尔。”几社诸君子积极参与现实政治，那是明朝将复直至北都陷落以后的事。
复社的始终
其中也有例外，张溥为首的复社自始就与政治有关联。
复社是明季最大、可能也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一个文人民间社团。因为它与明末政治有牵连，与北京陷落之后的晚明政权有很深的联系，可说与“国运”相始终，因此而被人们称作“小东林”。
复社是由明末几十个诗文社大联合而成的。原来也有一个复社，那只是吴曾发起在吴江成立的小社，以后经联络应社、几社等十多个社，以应社为主干才成其以后复社的大规模。而应社的最初发纫则是燕台社。燕台社是以后的复社领袖张溥及中坚人物周介生早年赴京入国学时在北京成立的，张周遇到在京城闲游的夏允彝等人，又连系同在北京的张采等共十人结盟成立燕台社，亦称作燕台十子社。张溥设立此社之始，即有过问政治的意向，“目击丑类猖狂，正绪衰息，慨然结纳，设立坛坫”（《社事始末》）。
燕台社之后则是应社，同为张溥、张采、周介生等人所发起主持。原本之注重时文，操持科举选政，所以社中诸人都有分工，“分主五经文字之选”（《静志居诗话》二十一卷），《诗》、《书》、《春秋》、《礼》、《易》各人分讲。以后声誉日隆，社中人再加以推扬广大，吸纳南社等社团，于是而有广应社之设。广应社虽仍以苏州吴江为中心，但所参加人士已不限于一地，以前燕台社老友松江的夏允彝和陈子龙来了，附近长州、丹阳的也来了，长江北面遥相呼应，江西、福建的也远道赶来了。由于地广人多，当时大江南北广应社的活动已需要分江而治。所以，《静志居诗话》评说：相较于以后的复社，“声气之孚，先自应社始也。”操持的是选政，集聚的弟子众多，可以想见，其所思虑议论的不会仅仅是五经功课，张溥等人早有政治倾向，而应社中坚人物之一的杨维斗更早有政治举动，在做太学生时就有上书指责魏忠贤配享文庙之事，险遭不测。
所有这些社之后才有联合各社的复社的形成，在这几个主要的社以及其他几十个小社的基础上，才有大联合复社组成的可能。其具体过程是：吴曾出重金以其复社的名义由孙淳（孟朴）奔走其间联络，张溥加以组织经营，最终乃有第一次所有各社成员出席的尹社大会的举行，由此奠定复社的基础。这之中，吴的财力、孙的联络和张的组织，都是至为关键的因素。
有意思的是，一位地方官员也参与其间，那就是当时的吴江县令湖北嘉鱼人熊开元。《静志居诗话》说：“崇祯之初，嘉鱼熊开元宰吴江，进诸生而讲艺。于时孟朴（孙淳）里居，结吴曾扶九、吴允夏去盈、沈应瑞圣符等肇举复社。”这一复社是指原来的复社，说明最初熊开元就参与其事。陆世仪的《复社纪略》中说：“吴江令楚人熊鱼山开元，以文章经术为治，知人下士，慕天如（张溥）名，迎至邑馆，巨室吴氏、沈氏诸弟子，俱从之游学。”如此看来，是熊开元与张溥先结识，而后才有吴氏、沈氏弟子的从张问学。张溥的应社与吴氏的复社联合的最初线索，可能就是经熊氏这一番慕迎方才联结上的。而据吴曾婿计东的记载：“始庚午之冬，因鱼山熊先生（开元）自崇明宰吾邑，最喜社事，孙孟朴乃与我妇翁尝怀刺谒杨（维斗）先生，再往不得见，呵之曰‘我社中未尝见此人’。我社者，应社也。盖应社之兴久矣。时天下但知应社耳”（《上吴伟业书》）。从此段记述来看，似乎吴曾与张溥的主动联络，也是出于熊在背后的推助促成。
吴曾等人对应社的拜访受到冷落，因为此时应社的名声已大，“天下但知应社耳”。此后在各社大联合基础上再设的复社，主要成分为应社成员，二张张溥、张采成为复社领袖那也就是当然之事了。而吴曾原来的复社则几乎不为外人所知了。
张溥确是有组织才能的，第一次尹山大会就规定了复社的规章和戒律，并在组织上各地分别选择专人负责，并声明：“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剧耳绘目，几悻弋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复社纪略》卷一）此时的复社已不复为一地方性的社团，而是全国性的组织了。
此后崇祯三年，复社又举行了第二次金陵大会，崇祯三年在苏州虎丘举行了第三次大会。这第三次大会是一次盛举，据《复社纪略》称：“癸酉春，溥约社长为虎丘大会，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往来丝织，游于市者，争以复社会命名，刻之碑额，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崇祯十四年张溥暴卒，此后的复社虽然还有社集，但都不复当年的风光了。
如此大规模，如此严密组织，而且一开张就直斥吏治世风，张溥的复社可说自始就有与闻政治的意向。复社诸子一面操文章之柄，主持选政，推荐人才，另一面则执清议之权，议论时政，批评当道。复社中人虽不象东林党直接从政，但已隐然成为一股在野的强大政治势力。张溥、张采二人曾写檄文驱逐魏忠贤余党周秉谦，又令门人写文驱逐当地司理周之夔，都是复社直接干政的显例。由此，复社在当时被人敬服，也令人生畏乃至嫉恨。周之夔去官后上诉朝廷，指称系张溥等人在背后操纵，巡抚为复社维护，因此而遭贬谪。此时朝廷中人已对复社的声势有所猜忌，数次派员往下追究，先后罢免了几位维护复社的地方官员。
复社最终与明朝的国运共存亡，北京陷落之后，继之以南京、福建几个短命政权的完结，复社也走到了它的终途。复社中人除少数如钱谦益、吴伟业降清之外，更多的复社君子则死于抗清。
几社的变化
几社主要成员对时事政治态度的前后变化，最典型地说明了明代文人结社与政治之关系。这种关系的最初是没有关系，完全是由于明代社会大局的变化不得已才发生了关系。这在几社成员来说是不得已无奈的，但为了挽救时局，乃不得不投笔从政、从军。
几社差不多是与应社同时设立的。几社在松江，应社在吴江，两江相邻，夏允彝又是张溥早年在北京组燕台社时的燕台十君子之一，按理说本没有另设一社之必要。为何再独立成立几社，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各自志向的不合。张溥等人是有政治志向的，而夏允彝、陈子龙等人的志向只在于学问文章，对政治不感兴趣，开宗明义只是“读书讲义，图尺寸进取而已”。所以几社的主要人物夏允彝、陈子龙虽然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应社，以后又以几社的团体名义参加了复社，对复社的“昌明泾阳之学，振起东林之绪”的主张也予以默认，但仍保持了几社的独立名义，坚持自己一惯的独特风格，即便在以后加入复社后，也并不稍改，坚持这种严肃认真、不鹜及政事的态度。几社虽并于复社，却没有融于复社，仍开展自己独立的社集活动。尽管以后从六人发展至百余人，却始终固守不广通声气、非师生不同社的原则。
但形势比人强，国事日非，大局愈坏，明朝岌岌可危，已容不得人安坐书斋不问世事了。几社中人开始转变，从以往的求学问一变而为求事功。陈子龙开始“慨然以天下为务，好言王伯大略”（夏允彝《序陈李唱和集》）。夏自己也在为时局担忧，“坐论节概，好同恶异，不知救时之策，后世论成败者将与小人分谤”（候元涵《夏允彝传》）。为救时献策，崇祯十三年，几社君子陈子龙等人做了一件大事，编成《皇明经世文编》共五百零四卷，编的是“经世”文，显然已在做入世事，在做投身救世大业的准备了。
几社中人既经入世，即义无反顾的全身心投入，几社诸君子比一般复社中人走得更远，夏陈等人以后不仅参加了南京弘光朝的具体政务，而且在南京福建政权相继完结之后，仍秘密从事抗清斗争，在江湖联络民间力量起兵抗清，直至兵败事歇，夏允彝见大势已去自杀身亡，陈子龙被捕，在解押南京途中投水壮烈牺牲。
一点后话
文人结社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自春秋以来不绝如缕延续数千年。可自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文人结社却与我们久违了，这一悠久传统被无情地斩断。三十年中的历次政治运动，多以文人祭刀，一大名义就是“小集团”图谋不轨，成批文人为此而付出了血与生命的代价。虽然先后四个宪法都煌煌载明公民有自由结社之权利，但在如此高压之下，不要说结社，即使互相走动都怕被说成反动“串连”，人人战兢自危，自顾不及何暇他顾。于是三十年间，大陆文人结社一片空白。
这一状况直到文革后才开始稍解，首先是有以北岛为首的“今天”文学社团的出现，自此往后，各种民间文学社团才一发而不可再收。虽然这些结社仍受到种种压制、排斥和猜忌，但中国文人结社的传统总算重又结绪上了。
文人结社其实是其为文求学所需要，是其生活内容的重要一部分，如此才可能互通声气，互相支持，切磋切摩为文之术和求学之道，否则孤陋寡闻，不谙世道，也就少有发展进步之可能。三十年文章学术成绩的可怜，损失的又岂止是文人？文人结社不是政客组党，不必关乎政治，不必然与政治发生瓜葛的。文人与闻政治，那多半原因在于政治本身，而非出于文人的主动。明代文人结社的始末应该说明了这一点。
1999年1月10日
文章来源：张桂华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