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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的定义、价值与意义
1、信息的定义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宇宙中的一切，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无论是物资，还是事物，都有其与其他分别开来的独特的本质及其形式。正像一句俗语说的那样：树叶没有一片是相同的。树叶不同，树木也不相同；树木不同，树林也不相同，原始深林亦复如是。植物之间，互有区别；动物之间，也各有不同。人，也是这样。即便是直系亲属，也都不尽相同。从各自的指纹来看，也都各有差异。这就是说，每一个人的信息都是独特的、确定的、肯定的，也必定是区别于他人的。
科学研究的科目及其内容，是五花八门、分门别类、不一而足的。植物学所要研究的，是植物的生长、发育以及不同的环境对其所具有的影响等诸如此类的现象及其规律；医学研究的是，究竟怎样才能保持人的健康、怎样治疗疾病、怎样修复肢体或器官之创伤。人类就其身体架构和器官来讲，几乎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信息基本上是一样的，头部、身体各器官、四肢等部位都应该是差不多的，但由于先天的遗传、后天的营养以及社会环境等有所不同，具体反映在每一个人身上，就可能或必然存在着一定的乃至相当大的差异。
有人对浩瀚的星空感兴趣，通过望远镜来进行不舍昼夜的观察。其所要掌握的，乃是天文信息。在古代王朝，都有专门观测星象变化的专职人员。皇帝根据星象的变化而决定能干什么和不能干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干为宜等。在古人眼里，天人合一的观念是不能违背的。谁要是违背了，谁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根据天人合一的道理，人们不能违逆于天，也不能违逆于地。人们必须敬拜天地。掌握大权的皇帝把自己比做为天之子，即天子。农民造反的起义和暴动，也通常以天的名义拉起了呼啦啦、明晃晃的大旗，叫做“替天行道”。
了解过往的人物、现象、事件及其来龙去脉的人所掌握的，都是历史的信息。如果能够进一步说明并切实地总结出历史事件何以发生及其演进的规律者，就是对历史信息掌握得较为完整、较为深入的研究者。这种人一般地说，都被称为历史学家；如果对文学作品有长期的爱好，认真研究作品及其作者、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作品所反映的实际生活、人情世故、日常活动等，并且能够表达出自己所独具的思想观念、见解、判断等等。这样一些掌握了相关文学信息的人，便称之为文学家或文艺评论家。如此等等，凡是研究人文社会领域的科目，都以“学术”二字予以称谓。
学术所要研究的，是分门别类的信息：哲学有哲学的信息，伦理学有伦理学的信息，社会学有社会学的信息、经济学有经济学的信息。无论研究哪一个门类，如果研究深、研究透的话，恐怕得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需要人的一生一世之努力，方才能够算得上可以。这，就必须做到躲进小楼成一统，板凳一坐十年冷，悉心钻研、精益求精、皓首穷经，朝闻道，夕死可矣。但是，即便如此，恐怕都不一定能够搞得出什么值得羡慕的像点样子的名堂出来。更何况，三心二意，这山望着那山高，赶时髦、逐名利，投机钻营，为一时一地的表面风光而虚掷大好光阴，为争得三瓜两枣的什么长、什么帽、什么出头露面的掌声等而绞尽脑汁，见缝插针，乃至于无所不用其极。果真如此的话，那还能有什么可以造就的呢？
研究一个科目，就要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并尽可能深入地把握该科目的信息，此即专门化之谓也。专门化的研究人员，谓之专家。无论在科学上，还是在学术上，常常会出现这么样的一种情况，越是深入地研究，就越是感到掌握的信息还不多、还远远地不够，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直到打破砂锅问到底，直捣黄龙不可。这，就是所谓的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海无涯指的是，信息有如恒河沙数，浩瀚广阔、无穷无尽；书山有路指的是，需要始终不渝地努力、持之以恒地学习、百折不挠地奋进。用佛教的词汇来说就是：精进。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活到老，学到老。
在此，总结出一个定义：信息，是指音讯、消息、通讯，即系统传输和处理的对象，泛指人类社会传播的一切内容。人们认识世界，必须通过获得、识别自然界和社会的不同信息，以区别不同事物；信息是事物运动的状态与方式，是事物的属性；信息，通常指数据、消息、情报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语言、文字、符号、信号、指令、代码等，都可以表达和传递信息。（注1）
2、信息之价值
信息有价值。信息的价值，与知识的价值等而同之。知识是有价值的，因为其所包含的信息是有价值的。信息的价值，由其所具有的知识来支撑、来证明、来表示。有的信息具有极高价值。倘若问信息的价值，到底有多高？恐怕谁也说不准、弄不清，那只能别无选择地更是实事求是地回答，信息无价。这就是说，有的信息无论用多少物资、多少金钱、多少生命，可能是换也换不回来的。特别是在重大的军事动向、政治决策以及关键的商业活动等方面，信息的有无、信息的准确与否，对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国家来说，都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之作用。
二战时，共产情报人员佐尔格在纳粹德国一九四一年六月入侵苏联之前，就已然获悉了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并把这一重要的信息报告给了苏军统帅部；在美军太平洋海战的中途岛之战中，由于美军事先破译了日军的密码，精准地掌握了日本海军的动向，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反制行动，故而导致了日本海军的毁灭性失败；上个世纪中、后期，苏、美两国互不相让、针尖对麦芒，双方不惜一切代价地探知对方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秘密，各自的目的一目了然，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且防患于未然。
谁掌握了信息，就意味着谁掌握了先机。因为知道了对方的虚实所在，就可以正确地采取行之有效之对策，既保护自己，又打击对手。任何人，如若干好任何一件事情，恐怕都得面临着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没有掌握应予掌握的信息，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好的选择，更不用说最好的选择了；只有在掌握了充分的详实的准确的信息基础上，才能够进行适得其所的、恰如其分的、好的或最好的选择。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在以往的任何一场战争中，还是在现代的各显其能的商战中；无论在事关重大的战略中，还是在每一个微小的战术中，也许都是这么样的一种情况。
任何一种博弈，说白了，都不过是信息的博弈。所谓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是指，要争取尽可能多、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准确的信息。倘若做到了这一点，那就为正确的决策、为最好的选择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倘若不能够尽可能多、尽可能全面地掌握信息，那就很难进行正确的决策，选择就不可能是好的，更谈不上是最好的。
3、信息之意义
人类的任何活动，必然需要信息，并且，需要各种各样的必须的相应的信息。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亦或是待人处事，都得需要相关的信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在其《形而上学》里开宗明义地说过：“人的欲望，就在于求知”。如果理解不错的话，求知，实际上意味着获取信息。获取信息是必要的，因为求知是必要的，无论干什么，没有知识是不行的。培根所讲的“知识就是力量”，翻译成现代汉语，就应该成为信息就是力量。没有信息，就干不成事儿，就极有可能半途而废，就很容易弄巧成拙。
没有信息或匮乏信息，人就会无知无识，更谈不上智慧。有知识有智慧，得靠充分的详实的准确的信息来支撑。掌握信息的意义在于，既知道干什么，又知道如何干，而且，也知道怎么样干才能干得最好。由此可见，信息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没有信息，必将一事无成。
面对纷至沓来的信息、眼花缭乱的信息、不一而足的信息、各种各样的信息、有用的信息和没用的信息，怎么过筛子、怎么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怎么选择适合于自己的东西、怎么争取信息的最大效益、怎么排除无用信息的干扰阻挠、怎么优选最好的信息，等等，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须知，并不是什么信息都是有用的，大部分信息也可能是连一点点用处都没有的。有用的信息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的，也许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甚至是百万里挑一的。处于各种各样无用信息的重重包围之中、困扰之中、烦躁之中，恐怕是人类无可逃脱的宿命；但如若没有任何信息，那就更是一个非常麻烦的、简直是要了命的大问题。只有奋力拼搏，勇闯难关，百折不挠，抓住最有用、最关键的那么一、两个信息加以利用，就极有可能为自己的人生赢取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精彩舞台；只有学会明察秋毫、不失时机地优选信息，才能够为自己开辟出一条有所作为、大有可为的正确之路。
信息是软实力。软实力非常重要，因为信息非常重要。没有软实力，无论干什么，肯定干不成。软实力类似于头脑，硬实力就像四肢。光是四肢发达，但却没有头脑，就必定有相当的乃至极大的欠缺、不足、亏空，就自然而然地生成极大的遗憾。有信息，遗憾就少，因为心明眼亮、胸有成竹。即便不能够做到每件事都料事如神，也完全可以做得到某种程度的未卜先知。信息是雷达。信息是探测器。信息即是显微镜，又是望远镜。
二、电脑与第三次浪潮
1、电脑，是信息处理器
计算机（computer），俗称电脑，是专门处理各种各样信息的机器。1946年2月14日，世界上第一台电脑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方要求宾州大学莫奇来（Mauchly）博士和他的学生爱克特（Eckert）设计以真空管取代继电器的“电子化”电脑——ENIAC（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alculator），电子数字积分器与计算器），目的是用来计算炮弹弹道。这部机器使用了18800个真空管，长50英尺，宽30英尺，占地1500平方英尺，重达30吨（大约是一间半教室大，六只大象重）。它的计算速度快，每秒可从事5000次的加法运算，共运作了九年之久。吃电很凶，据传ENIAC每次一开机，整个费城西区的电灯都为之黯然失色。另外，真空管的损耗率相当高，几乎每15分钟就可能烧掉一支真空管，操作人员还须花费15分钟以上的时间才能找出坏掉的管子，在使用上极不方便。曾有人调侃道：“只要那部机器可以连续运转五天，而没有一只真空管烧掉，发明人可能就要乐不可支，快要爽歪歪的了”。（注2）
另一个版本与此不同，讲的是英国的曼彻斯特最早制成了计算机，并参与了英国军方破译德国纳粹密码的秘密工作。
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无论美国也好，还是英国也罢，都对计算机的诞生做出了人类历史上具有独特价值和非凡意义的、重大的、无与伦比的、了不起的贡献。
从第一台计算机诞生至今已有70多年了，在这期间，计算机以惊人的速度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和巨大的进步。首先是晶体管取代了电子管，继而是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使得计算机处理器和存贮器上的元件越做越小，数量也越来越多。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和存贮容量迅速增加。当年的“埃尼阿克”和现在的计算机相比，甚至还不如某些袖珍计算器。但它的诞生确实为人类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信息时代，因而使人类社会发生了数不胜数的变化。
电脑，是一种用于高速计算的电子计算机器，可以进行数值计算，也可以进行逻辑计算，还具有存储记忆功能。是能够按照程序运行，自动、高速处理海量数据的现代化智能电子设备。电脑由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所组成。没有安装任何软件的计算机，称为裸机。电脑可分为超级计算机、工业控制计算机、网络计算机、个人计算机、嵌入式计算机，较先进的计算机有生物计算机、量子计算机、光子计算机、云计算机等。
电脑发明者为二战时帮助英国政府破译德国密码的图灵和帮助美国制造了原子弹的约翰·冯·诺依曼。（注3）
根据冯诺依曼体系结构构成的计算机，必须具有如下功能：把需要的程序和数据送至计算机中；必须具有长期记忆程序、数据、中间结果及最终运算结果的能力；能够完成各种算术、逻辑运算和数据传送等数据加工处理的能力；能够根据需要控制程序走向，并能根据指令控制机器的各部件协调操作；能够按照要求将处理结果输出给用户。为了完成上述功能，计算机必须具备五大基本组成部件，包括：
输入数据和程序的输入设备；记忆程序和数据的存储器；完成数据加工处理的运算器；控制程序执行的控制器；输出处理结果的输出设备。作为电脑之父，图灵确立了人工智能的图灵模式；约翰·冯·诺依曼有两大贡献：一是抛弃十进制、采用二进制，二是计算机应该按照程序顺序执行命令。
2、电脑是人脑的仿生，是为人类工作而不知疲倦的有力助手
自古以来，人类就希望自己能够像鸟儿一样自由自在地翱翔于无边无际的蓝天，飞机、火箭、航天飞机、宇宙飞船就出现了；像鱼儿一样随心所欲地游弋在波浪翻滚的江河湖泊、浩淼无垠的大海和海洋，轮船、潜艇、巡洋舰、航空母舰就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像奔马、花鹿、野豹一样地飞驰，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火车等就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挖掘机、吊车、推土机是人类手臂的延长和放大，机动车是脚和腿的延长和放大，麦克风、喇叭、收音机是喉咙的延长和放大，望远镜和显微镜是眼睛的延长和放大。诸如此类，人类研究生物体能的工作原理，并根据这些原理发明出新的设备和工具，创造出适用于生产，学习和生活的先进技术，此即仿生学。简言之，仿生学是模仿生物的科学。确切地说，仿生学是研究生物系统的结构、特质、功能、能量转换、信息控制等各种优异的特征，并把它们应用到技术系统，改善已有的技术工程设备，并创造出新的工艺过程、建筑构型、自动化装置等技术系统的综合性科学。比如，由于学习蝙蝠、海豚的生物特征，雷达便被发明了出来。利用超声波反射，来探测水下舰艇或海底状态。用一个超声波发生器，向水中发出超声波后，如果遇到目标便反射回来，由接收器收到。根据接收回波的时间间隔和方位，便可测出目标的方位和距离，这就是所谓的声纳系统；探究狗的发达的嗅觉机理，人类便能够分辨出各种不同的气味；苍蝇的楫翅是天然导航仪。而且，它的眼睛是一种“复眼”，由3000多只小眼组成，人们模仿它制成了“蝇眼透镜”。“蝇眼透镜”是一种新型光学元件，它的用途很多。“蝇眼透镜”是用几百或者几千块小透镜整齐排列组合而成的，用它作镜头可以制成“蝇眼照相机”，一次就能照出千百张相同的相片。这种照相机已经用于印刷制版和大量复制电子计算机的微小电路，大大提高了工效和质量。（注4）
电脑，是人脑的仿生，是人脑的复制和克隆。但电脑与人脑毕竟存在本质之区别：电脑可以连续不断地工作而不知疲倦，人脑则常常疲倦，到时候就需要有一定时间的休息；电脑能够一下子记住一百本、一千本，甚至一万本书的内容，而且过目不忘，但人脑却不可以如此。即便一个人读了一辈子的书，也恐怕根本达不到电脑的这个水平。但人脑与电脑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人是活的，电脑是死的；人有想象力，电脑没有想象力；人有创造力，电脑没有创造力；人有无穷无尽的潜力，电脑则没有什么潜力。电脑只能按照既定的程序、按照人所发布的命令循规蹈矩地、有条不紊地执行。
不管怎么说，电脑是个好工具，并且是个听话的好工具。电脑是为人类工作而任劳任怨的有力助手。
3、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
美国未来学家阿道夫·托夫勒曾说，人类文明共经历过三次大的浪潮。第一次浪潮是由狩猎、游牧转入定居、耕种，此即农业文明，时间大约在一万年左右；之后，人类又经历了第二次浪潮，即以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展到现在，只不过二百多年而已；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至今，人类正经历着生机勃勃的第三次浪潮，即以计算机进行信息存储、加工、制作、传递，以大规模的和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进行信息集成，以光纤传输信息为标志的信息革命。第三次浪潮给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服务方式、交流方式等，都带来了至关重要的深刻而又广泛的变化。
现在进行时的信息革命与历史上文字的发明、印刷术的产生一样，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更具有非同凡响的不可比拟的现实意义。信息革命推动了人类历史的空前进步和社会生活的迅猛发展。文字的发明使人类的交往广泛而普及，而且能够永葆记忆；印刷术的发明，使人类文明更是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书籍的产生，极其丰富地积淀了人类生活、生产的知识、经验以及智慧。人们不再像以往那样用口耳相传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人类的经历了。所有这些都可以写进书里放进图书馆，人们可以用很短的时间例如几天、几个月甚或几年的时间，就可以把前几辈、前几十辈人所经历的事情再次经历一遍，只不过是间接地经历一遍或若干遍而已。知识可以迅速地得以掌握，智慧可以霎时地得以产生。要获得知识，就必须读书。读书，就是要掌握应予掌握的信息。
在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的推动下，即便在家，人也仍然能够正常地工作，而且可以工作得更有效率，更能出成果。休闲时也可以工作，工作时也能够休闲，由此而大大地改变了以往所认定的工作与休闲不可兼得的社会学定义；交往方式变得更为便捷、更为容易、更为广泛。四面八方、天南海北，海内海外，都可以任意交往，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一切都电子化、数字化，现在时兴一个格外时髦的词组，叫做“数字化生存”。电子版、无纸化报纸杂志越来越普遍，日趋受欢迎，图书电子化和数字化，图书馆也都电子化和数字化了，银行业早已数字化，办公数字化正在稳步推进，传播开去，终将成为无处不在的现实；教育的远程化、数字化早已提到日程，继续教育、终身教育渐成趋之若鹜的社会时尚，等等。
三、信息传输方式的进步，实际上就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人类需要交流。交流，实际上就是互通信息。信息需要传递。传递，即是交流。有道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信息之水，向来就有既往低处流，又往高处走的这么个特性。也就是说，信息无孔不入、四通八达、见缝插针、无远弗届。从这种意义上讲，信息有如空气。没有空气，生命就要枯萎、凋谢、陨落；没有信息，人就会陷入愚钝、懵懂、无知。
自古以来，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是不尽一致的，信息传递的方式也各有不同。但信息传递的方式却是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信息传递越来越快速，越来越方便。信息传输方式的进步，实际上就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尽快地把信息传递到位。举例说明如下：
1、烽火台
在中国古代，夏朝、商朝时期可能就建有烽火台。到了周朝，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以至于信息失真，失信于民，最终导致其自取灭亡。烽火台，是用于点燃烟火传递重要消息的高台，为古代重要军事防御设施，隔十里一个台，遇有敌情发生，则白天施烟，夜间点火，台台相连，传递消息。是最古老但却行之有效的信息传递方式；
2、五百里加急。
古时候的文件传输靠的是驿站，一般每隔20 里有一个驿站。一旦需要传递的公文上注明“马上飞递”的字样，就必须按规定以每天300 里的速度传递。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传送的速度就可达到每天400 里、600 里、最快达到800 里。传递紧急文件时，每个驿站都用快马，这样，虽然不是千里马，但每匹马都拼命跑，也可以一日千里，“八百里加急”专用来表示紧急情况下的信息传递。如外敌入侵、发生叛乱等紧急情况，都需要按照此方式紧急处理。（注5）
3、马拉松式的信息传递。
马拉松（Marathon）长跑是国际上非常普及的长跑比赛项目。其距离为42.195公里（也有说法为42.193公里，但比赛都是用42.195公里）。这个比赛项目的起源要从公元前490年9月12日发生的一场战役讲起。
这场战役是波斯人和雅典人在离雅典不远的马拉松海边发生的，史称希波战争，雅典人最终获得了反侵略的胜利。为了让故乡人民尽快知道胜利的喜讯，统帅米勒狄派一个叫菲迪皮茨的士兵回去报信。
菲迪皮茨是个有名的“飞毛腿”，为了让故乡人早知道好消息，他一个劲地快跑，当他跑到雅典时，已上气不接下气，激动地喊道“欢……乐吧，雅典人，我们……胜利了”说完，就倒在地上死了。（注：6）
4、内森·罗斯柴尔德在英法战争中利用信息大赚其钱
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近郊展开的滑铁卢战役，不仅是拿破仑和威灵顿两支大军之间的生死决斗，也是成千上万个投资者的巨大赌博。赢家将获得空前的财富，输家将损失惨重。伦敦股票交易市场的空气紧张到了极点，所有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滑铁卢战役的最终结果。如果英国败了，英国公债（Consols）的价格将跌进深渊；如果英国胜了，英国公债将直冲云霄。
正当两支狭路相逢的大军进行着殊死决战时，罗斯柴尔德的间谍们也在紧张地从两军内部收集着尽可能准确的各种战况进展的情报。更多的间谍们随时负责把最新战况转送到离战场最近的罗斯柴尔德情报中转站。到傍晚时分，拿破仑的败局已定，一个名叫罗斯伍兹的罗斯柴尔德快信传递员亲眼目睹了战况，他立刻骑快马奔向布鲁塞尔，然后转往奥斯坦德港。当罗斯伍兹跳上了一艘具有特别通行证的罗斯柴尔德快船时，已经是深夜时分。这时英吉利海峡风急浪高，在付了2000法郎的费用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水手连夜帮他渡过了海峡。当他于6月19日清晨到达英国福克斯顿的岸边时，内森·罗斯柴尔德亲自等候在那里。内森快速打开信封，浏览了战报标题，然后策马直奔伦敦的股票交易所。
当内森快步进入股票交易所时，正在等待战报的焦急而激动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内森那张毫无表情、高深莫测的脸。这时，内森放慢了脚步，走到自己的被称为“罗斯柴尔德支柱”的宝座上。此时他脸上的肌肉仿佛石雕一般没有丝毫情绪浮动。这时的交易大厅已经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喧嚣，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富贵荣辱寄托在内森的眼神上。稍事片刻，内森冲着环伺在身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交易员们递了一个深邃的眼色，大家立即一声不响地冲向交易台，开始抛售英国公债。大厅里立时一阵骚动，有些人开始交头接耳，更多的人仍然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这时，相当于数十万美元的英国公债被猛然抛向市场，公债价格开始下滑，然后更大的抛单像海潮一般一波比一波猛烈，公债的价格开始崩溃。
这时的内森依然毫无表情地靠在他的宝座上。交易大厅里终于有人发出惊叫：“罗斯柴尔德知道了”、“罗斯柴尔德知道了”、“威灵顿战败了”。所有的人立刻像触电一般回过味来，抛售终于变成了恐慌。人在猛然失去理智的时候，跟随别人的行为成了一种自我强制性行为。每个人都想立刻抛掉手中已经毫无价值的英国公债，尽可能地留住一些所剩无几的财富。经过几个小时的狂抛，英国公债已成为一堆垃圾，票面价值仅剩下5%.
此时的内森像一开始一样，仍然是漠然地看着这一切。他的眼睛以一种不是经过长期训练绝不可能读懂的眼神轻微地闪动了一下，但这次的信号却完全不同。他身边的众多交易员立即扑向各自的交易台，开始买进市场上能见到的每一张英国公债。
英国战胜而法国战败的消息比内森的情报晚了整整一天，而内森在这一天之内，狂赚了20倍的金钱，超过拿破仑和威灵顿在几十年战争中所得到的财富的总和。（注7）
5、电报的发明
电报（telegram）是通信业务的一种。电报是一种最早用电的方式来传送信息的、可靠的即时远距离通信方式，它是19世纪30年代在英国和美国发展起来的。电报信息通过专用的交换线路以电信号的方式发送出去，该信号用编码代替文字和数字，通常使用的编码是莫尔斯编码。
电报大大加快了信息的流通，是工业社会的其中一项重要发明。早期的电报只能在陆地上通讯，后来使用了海底电缆，开展了越洋服务。到了二十世纪初，开始使用无线电拍发电报，电报业务基本上已能抵达地球上大部份地区。电报主要是用作传递文字讯息。
19世纪30年代，由于铁路迅速发展，迫切需要一种不受天气影响、没有时间限制又比火车跑得快的通信工具。此时，发明电报的基本技术条件（电池、铜线、电磁感应器）也已具备。1837年，英国库克和惠斯通设计制造了第一个有线电报，且不断加以改进，发报速度不断提高。这种电报很快在铁路通信中获得了应用。他们的电报系统的特点是电文直接指向字母。
与此同时，美国人莫尔斯也对电报着了迷。他是一位画家，凭借了他丰富的想象力，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实现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在他41岁那年，他从法国学画后返回美国的轮船上，医生杰克逊将他引入了电磁学这个神奇世界。在船上，杰克逊向他展示了“电磁铁”，一通电能吸起铁的器件，一断电铁器就掉下来。还说“不管电线有多长，电流都可以神速通过”。这个小玩意儿使莫尔斯产生了遐想：既然电流可以瞬息通过导线，那能不能用电流来传递信息呢？为此，他在自己的画本上写下了“电报”字样，立志要完成用电来传递信息的发明。
莫尔斯在1837年成功地发明了电码，很快就建立了长距离的通讯网和横跨大西洋的电缆。但是架电线、铺电缆都很费事。如果能不经电线电缆而直接传递信息，岂不是更为方便？于是无线电报就应运而生。但是，一件新生事物的出现总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马可尼和布劳恩之前，已经有多起利用电磁波传递信息的尝试：例如：法国的布朗利（E.Blanly）、英国的洛奇（O.Lodge）、新西兰的卢瑟福（E.Rutherford）、美国的特斯拉（M.Tesla）都对无线电通讯作过有益的尝试。俄国的波波夫还公开表演过他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而马可尼比较幸运，他的发明及时地得到了英国官方的支持。1895年他在自家的花园里成功地进行了无线电波传递实验，次年即获得了专利。1898年在英吉利海峡两岸进行无线电报跨海试验成功，通讯距离为45 km.横跨大西洋的无线电报试验则冒了很大风险。当时许多人认为无线电波应该和光一样是直线传播的，而大西洋跨越2000海里①（3700km），这样弯曲的地球表面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直接传递无线电波。可是马可尼独具慧眼，他从远距离无线电波的成功实践和发射台一端接地的事实出发，坚信有可能使定向电波沿地球表面传播。1900年10月在英国建立了一座强大的发射台，采用10kW的音响火花式电报发射机，1901年12月，马可尼在加拿大用风筝牵引天线，成功地接收到了大西洋彼岸的无线电报。试验成功的消息轰动全球。从1903年开始，从美国向英国《泰晤士报》用无线电传递新闻，当天见报。到了1909年无线电报已经在通讯事业上大显身手。在这以后许多国家的军事要塞、海港船舰大都装备有无线电设备，无线电报成了全球性的事业，因此，马可尼和布劳恩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注8）
6、传真机的发明
传真技术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诞生，比电话发明还要早三十年。它是由一位名叫亚历山大·贝恩的英国发明家于1843年发明的。但是，传真通信是在电信领域里发展比较缓慢的技术，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逐渐成熟起来，60年代后得到了迅速发展。近十几年来，它已经成为使用最为广泛的通信工具之一。
传真机是应用扫描和光电变换技术，把文件、图表、照片等静止图像转换成电信号，传送到接收端，以记录形式进行复制的通信设备。
传真机将需发送的原件按照规定的顺序，通过光学扫描系统分解成许多微小单元（称为像素），然后将这些微小单元的亮度信息由光电变换器件顺序转变成电信号，经放大、编码或调制后送至信道。接收机将收到的信号放大、解码或解调后，按照与发送机相同的扫描速度和顺序，以记录形式复制出原件的副本。传真机按其传送色彩，可分为黑白传真机和按占用频带可分为窄带传真机（占用一个话路频带）、宽带传真机。（注9）
7、无线电广播的发明
在现代信息社会中，无线电广播技术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广播技术的发明过程是很复杂的，它是多种重要发明汇合起来所形成的一个大型技术。
无线电的基本发明是德国人赫兹的功绩。1889年，赫兹发现，在火花线圈的两端加上高电压使它发生火花，这时便从火花射出电波，可以使远处的线圈产生电流，无线电的基础就是电波的利用。
有记载的首次成功的无线电广播是在1906年的圣诞节之夜，美国的费森登使用功率为1千瓦、频率为50赫的交流发电机，借助麦克风进行调制、播发讲话和音乐，许多地区，包括海上的船只都可清楚地收听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许多国家进行无线电广播试验。大战期间，比利时、荷兰和德国出现一些地区性广播节目。正规的定时广播是从1920年开始的。两年后，在美国约有600个广播台，100万听众。在英国，马可尼公司进一步试验，并于1922年5月在伦敦创办了著名的ZLD广播台。
无线电广播技术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进展方向是使用波长的不断缩短。在20年代，所使用的波长是长波和中波。许多国家完全依赖于中波。由于传播距离有限，不得不建立许多中继站。有些国家除中波外还利用长波，因为使用功率强大的发射机发射的长波，可以覆盖全国。
地面波传播理论使人们以为只有长波才能远距离传播，而波长在200米以下的短波，由于传播距离极短，不会有什么用处。可是，大批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由于在长波波段的活动受到限制，一心想在较短波长的波段内创造奇迹。
第一次大战结束后，那些入了迷的业余爱好者积极探索用短波通信的可能性。他们日以继夜地在家中安装无线电装置进行试验探索。1921年12月，在从美国到英国的试验中，利用200米波获得成功，从此短波长广播成为长距离广播的主要方式。
与长波相比，短波传播可以做到有较强的方向性，因而用较低的功率就可以发射较远的距离。所以200米波广播试验成功后，对短波的研究进展很快，特别是荷兰的年轻工程师冯·贝茨利尔于1925年4月建造了一个波长约为30米的发射机，在5月13日的试验中，在印度尼西亚收到了这个发射机发射的信号。两个月后，在荷兰和印尼之间建立了短波无线电联系。
后来还发现，用特制的高频发射管制造的发射机可以向世界范围发射信号。1927年6月1日，荷兰女皇利用这种发射机向东、西印度群岛发表了广播讲话，这是第一个“世界广播系统”。从此，在长距离广播中，短波取代了长波。
用波长更短的微波进行通信的研究早在20年代就开始了。1920年研制成功的巴克豪森板栅振荡器可以有效地发射40厘米的微波，引起了人们对微波的兴趣。1929年，法国人克拉维尔开始研究如何利用微波进行通信。1931年3月，克拉维尔和他的同事在加来和多佛尔之间40公里的距离上进行试验，证明了微波通信的高质量、独立、灵活和经济。1933年，他建立了英法之间的第一条商用微波无线电线路。40年代发现微波在对流层中的散射现象后，发展起微波超视距通信，它的特点是距离远、容量大、保密性好、适合于军事通信，但也有可靠性差和所需发射功率大等缺点。（注10）
8、电视的发明
电视机的发明者是贝尔德。1923年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贝尔德：“既然马可尼能够远距离发射和接收无线电波，那么发射图像也应该是可能的。”这使他受到很大启发。贝尔德决心要完成“用电传送图像”的任务。他将自己仅有的一点财产卖掉，收集了大量资料，并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研制电视机上。
1925年10月2日是贝尔德一生中最为激动的一天。这天他在室内安上了一具能使光线转化为电信号的新装置，希望能用它把比尔的脸显现得更逼真些。下千，他按动了机上的按钮，一下子比尔的图象清晰逼真地显现出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揉了揉眼睛仔细再看，那不正是比尔的脸吗？那脸上光线浓淡层次分明，细微之处清晰可辨，那嘴巴、鼻子，那眼睛、睫毛，那耳朵和头发，无一不一清二楚。贝尔德兴奋得一跃而起，此记得浮现在他脑际的只有一个念头：赶紧找一个活的比尔来，传送一张活生生的人脸出去。贝尔德楼底下是一家影片出租商店，这天下午，店内营业正在进行，突然间楼上搞发明的家伙“闯了进来，碰上第一个人便抓住不改。那个被抓的人便是年仅15岁的店堂小厮威廉·台英顿。
几分钟之后，贝乐德在“魔镜”里便看到了威廉·台英顿的脸——那是通过电视播送的第一张人的脸。接着，威廉得到许可也去朝那接收机内张望，看见了贝尔德自己的脸映现在屏幕上。实验成功了！
接着，贝尔德又邀请英国皇家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前来观看他的新发明。1926年1月26日，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应邀光临贝尔德的实验室，放映结果完成成功，引起极大的轰动。这是贝尔德研制的电视第一天公开播送，世人将这一天作为电视诞生的日子。
电视不是哪一个人的发明创造。它是一大群位于不同历史时期和国度的人们的共同结晶。早在十九世纪时，人们就开始讨论和探索将图像转变成电子信号的方法。在1900年，“television”一词就已经出现。
人们通常把1925年10月2日苏格兰人约翰·洛吉·贝尔德（John Logie Baird）在伦敦的一次实验中“扫描”出木偶的图像看作是电视诞生的标志，他被称做“电视之父”。但是，这种看法是有争议的。因为，也是在那一年，美国人斯福罗金（Vladimir Zworykin）在西屋公司（Westinghouse）向他的老板展示了他的电视系统。
尽管时间相同，但约翰·洛吉·贝尔德（John Logie Baird）与斯福罗金（Vladimir Zworykin）的电视系统是有着很大差别的。史上将约翰·洛吉·贝尔德（John Logie Baird）的电视系统称做机械式电视，而斯福罗金的系统则被称为电子式电视。这种差别主要是因为传输和接收原理的不同。
电视的发展纷繁复杂。几乎是同一个时期有许多人在做同样的研究。美国RCA1939年推出世界上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到1953年设定全美彩电标准以及1954年推出RCA彩色电视机。（注11）
9、电话的发明
今天，在不同地点生活的人要直接联系，既不用寄信的方式，也不必亲自赶到对方所在的地方，他们只要通过电话这一工具即可办到。
电话的发明者叫贝尔。贝尔的不少朋友希望他钻研电报术。但发明家却不以为然。他心里唯一惦记的事，就是要完成传递人声的工作。他先试制成“谐和电报”——在一根导线上连接由带电芦苇组成的两个竖琴模样的集合。每根芦苇在导线的那一头都有同频率的对应者。贝尔把两个“竖琴”挂在磁性薄膜上。这薄膜是模仿人耳的一种装置。
有一天，贝尔的助手托马斯。沃森摆弄夹住了的芦苇，而贝尔却从导线上听到了邻室传来的拨动的弦音。他记下了事实，从而导致进一步试验。试验过程中，贝尔遇到不少困难。但他是个虚心好学的人，因而在向别人求教时，得到过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指导与帮助，其中有著名的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约瑟夫。亨利、爱迪生等。
1876年3月10日，贝尔通过送话机喊道：“沃森先生，请过来！我有事找你！”
在实验室里的沃森助手听到召唤，像发疯了一样，跃出实验室，奔向贝尔喊话的寝室去。他一路大叫着：“我听到了贝尔在叫我！我听到了贝尔在叫我！”……
这样，人类有了最初的电话，由此翻开了人类交往史上崭新的一页。1877年，第一份用电话发出的新闻电讯稿被发送到波士顿《世界报》，标志着电话为公众所采用。1878年，贝尔电话公司正式成立。
1892年纽约——芝加哥的电话线路开通。电话发明人贝尔第一个试音：“喂，芝加哥”，这一历史性声音被记录下来。（注12）
10、手机的发明
如果追溯，我们会发现，手机这个概念早在40年代就出现了。当时是美国最大的通讯公司贝尔实验室开始试制的。1940年，贝尔实验室造出了第一部所谓的移动通讯电话。但是，由于体积太大，研究人员只能把它放在实验室的架子上，慢慢人们就淡忘了。
1902年，一位叫做“内森·斯塔布菲尔德”的美国人在肯塔基州默里的乡下住宅内制成了第一个无线电话装置，这部可无线移动通讯的电话就是人类对“手机”技术最早的探索研究.
1940年，美国贝尔实验室制造出战地移动电话机。
1946年，世界上从圣路易斯的一辆行进的汽车中打出了第一个用移动电话所拨打的电话。1957年，苏联杰出的工程师列昂尼德。库普里扬诺维奇发明了ЛК-1型移动电话。1958年，他已对自己的移动电话做了进一步改进。设备重量从3公斤减轻至500克（含电池重量），外形精简至两个香烟盒大小，可向城市里的任何地方进行拨打，可接通任意一个固定电话。到60年中期，库普里扬诺维奇的移动电话已能够在200公里范围内有效工作.
1958年，苏联开始研制世界上第一套全自动移动电话通讯系统“阿尔泰”（Алтай）.1959年，性能杰出的“阿尔泰”系统在布鲁塞尔世博会上获得金奖.
1973年，一名男子站在纽约的街头，掏出一个约有两块砖头大的无线电话，并开始通话。
这个人就是手机的发明者马丁·库帕。当时他还是摩托罗拉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这是当时世界上第一部移动电话.
1975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确定了陆地移动电话通信和大容量蜂窝移动电话的频谱。为移动电话投入商用做好了准备。
1979年，日本开放了世界上第一个蜂窝移动电话网。
1982年，欧洲成立了GSM（移动通信特别组）。
1985年，第一台现代意义上的可以商用的移动电话诞生。它是将电源和天线放置在一个装置里，重量达3公斤。
与现代形状接近的手机，则诞生于1987年。其重量仍有大约750克，与今天仅重60克的手机相比，象一块大砖头。
此后，手机的“瘦身”越来越迅速。1991年，手机重量为250克左右。1996年秋出现了体积为100立方厘米，重量为100克的手机。此后又进一步小型化，轻型化，到1999年就轻到了60克以下。
1973年4月，美国著名的摩托罗拉公司工程技术员“马丁·库帕”发明世界上第一部推向民用的手机。当库帕打世界第一通移动电话时，他可以使用任意的电磁频段。事实上，第一代模拟手机就是靠频率的不同来区别不同用户的不同手机。第二代手机——GSM系统则是靠极其微小的时差来区分用户。到了今天，频率资源已明显不足，手机用户也呈几何级数迅速增长。于是，更新的、靠编码的不同来区别不同手机的CDMA技术应运而生。应用这种技术的手机不但通话质量和保密性更好，还能减少辐射，可称得上是“绿色手机”。（注13）
四、信息技术、互联网的发明与应用
1、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是能扩展信息功能的技术，主要是指利用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手段实现获取信息、传递信息、存储信息等。信息通过比特来传输。
比特是计算机专业术语，是由英文BIT音译而来。同时也是二进制数字中的位，是信息量最小的单位。比特在信息中，有如字词、字母在著作中，或像分子在物质中。
信息技术，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现时代所可能和必然获得的丰硕成果，是人类历经千百年的经验、知识与智慧的集大成。信息技术的推广与应用，领域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必将极大地造福于人类，使人类的生活、工作、休闲、交往等变得比以往更加便捷、更加舒适、更加丰富多彩。
2、Internet发展史
国际互联网是美国高科技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美国政府出于军事目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为了分散因遭遇核武器打击而给本国军事指挥控制系统所带来的危险（即当网络中的某一部分遭到破坏，不至于影响整个网络系统的正常运行），美国国防部于1969年建立了一个实验型的网络架构APRANET，资金来源于国防部的高级研究规划局（APRPA）。当时正是苏美两国军事竞赛热火朝天之际，苏联的数千枚核弹头对准美国，美国的数千枚核弹头对准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互不相让、虎视眈眈，此即人所共知的核威慑。由于核武器如原子弹、氢弹的威力太强大，正如后来的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里所说的那样，都足以毁灭人类几十次了，所以谁都不能更不敢首先动用核武器，由此而形成了相互制约的核平衡。虽然处于核平衡之中，但令人恐怖的核威慑却是始终存在的，起初，只有几个著名大学院校、研究机构及军事设备承包商等单位被允许与APRPANET联接。APRPANET的建立虽然是出于军事上的目的，但在和平时期，这一网络却极大地方便了各部门的研究人员在该网络上进行信息及科学技术数据之交流。
80年代中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und）又建立了一个更加庞大的网络架构NSFnet.1990年，随着苏联的解体，核威胁也被一并去除，APRPANET便中止了与军事有关的营运活动。NSFnet而后便成为国际互联网初期的主干网。由于是政府出资，NSFnet因而只对大学及公共研究机构免费开放，而且限制在该主干网传输与商业活动有关的数据信息。然而许多大企业都对网络潜藏的巨大商业机会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并且出现了一些由企业自主研发的局域网。由此而逐步地扩散开来，渐渐地形成了现在的internet之局面。这个internet，就是互联网。（注14）
可以认为，互联网是由计算机所引发的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所共同发力，进而形成的良好之结果，是人类知识、智慧等信息收集、整理、集中、乘积、扩散的全球范围的加工厂。也就是说，任何信息在这里都可以得以储存、发布、扩散，因为互联网作为全球范围的信息大仓库、信息处理场，是完全彻底地开放的，是没有任何封锁的，是没有任何禁闭的，总之是没有任何垄断的，是谁都可以从中获取任何信息的。互联网只要有相应的信息，就一定能够一概地予以提供。互联网绝不是自我封闭的系统。由于其无限制的开放，所以就是充分自由的。信息自由，是互联网的本质。信息的任何封锁、封闭以及垄断，信息的任何不自由，都与互联网的本质相矛盾、相异化、相敌对。互联网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思想和言论最自由的辽阔无垠的新天地。也许什么都可以封锁、封闭、限制，但人的心灵是不可能封闭也限制不了的。互联网正是这样，是既封闭不了，也限制不了的。互联网的信息是充分地自由的，是要冲破一切的封锁和禁闭的。国境线也阻挠不了信息的自由流通，人为设定的栅栏是无法抗拒信息的惊涛骇浪、摧枯拉朽地冲刷的。任何形式的禁锢，固步自封的企图和小儿科式的隐藏伎俩，只能像一片树叶或一块石子一样，在互联网信息的汪洋大海中沉入底部、无疾而终、渺无踪影。
互联网，又称信息高速公路。借助于信息高速公路，人们的思想就会走向辽阔的远方，而不可以一如既往地自我封闭，更可以风物长宜放眼量，看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就像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窗子一样，看到各种各样的、琳琅满目的、美不胜收的旖旎风景，进而了解并洞悉任何历史的和现实的真相。
信息汇成了一波又一波滚滚而来的海浪，人们完全可以从中吸收任何需要的营养，而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比较、鉴别，从而进行适得其所的恰如其分的选择。比较的过程、鉴别的过程、选择的过程，就是明辨是非、去伪存真、真正觉悟的过程。
没有互联网，尚未开化更没有自由的人民也许在信息闭锁的茫茫的无边黑暗中不知道还要挣扎多少年，也许十年、八年都走不出脑残——再脑残的恶劣循环的怪圈之中，因为脑残就其实质来说，是由于信息的匮乏甚或没有所造成的；没有互联网，万古长如夜，人们只好在蒙昧主义的环境中自得其乐地、傻乎乎地混时度日地苟活着，仅仅是尸位素餐、行尸走肉而已。没有权利，因而没有尊严地活着，实在看不出与动物的生存具有什么样的本质上的差别？
抬头望见启明星，心中想念互联网；东方不亮西方亮，互联网里放光芒；互联网神奇而美妙，中国人民有希望。真是谢天谢地！多亏有了互联网，由数不胜数的陈规戒律所重重限定了的、束缚了的、封锁了的、禁锢了的中国人，方才可以拥有获得信息的一定程度的方便，虽然还远远谈不上哪怕是最起码的自由，因为还有功能强大的防火墙正在阻隔着中国大陆与世界各地的正常而合理的交往，信息流通还是不那么和谐而顺畅，自由的翅膀常常被有力地折断乃至碾碎，美好的理想、心花怒放的梦境时不时地就被插上了那么一杠，互联网的大门说关闭就马不停蹄地、毫不客气地、更是不讲道理地“嘭”地一声给关上。据无国界记者组织调查，中国大陆在信息自由方面排位已经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倒数第五名了，也算得上是全球最落后、最混账、最可耻的原始部落——一个专以封锁信息、屏蔽信息、垄断信息为能事的、简直让人无语的原始部落。
但互联网是一定要发挥其不可小觑的巨大作用的。互联网，本身就是无声的和有声的宣言，本身就是堂堂正正的自由的里程碑，本身就是无法抗拒的理想之标志。只要每一个人下定决心，无所畏惧，便都可以像一千零一夜的主人公阿里巴巴说出“芝麻，开门”的口令，进而打开藏有各种宝藏的宝库之大门那样，前去打开互联网。上网去冲浪、去遨游，意味着打开了藏有无尽信息之宝库。
互联网发展迅速。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当前全球互联网用户达到32亿人。中国已达七亿人。每天还在不断地增加。由此可见，互联网蕴藏着多么巨大的能量啊？！
3、互联网是不可战胜的，网络为王
互联网是不可战胜的，因为自由是不可战胜的，自由的信息是不可战胜的，自由信息的四通八达、一波胜似一波的浪涛是不可战胜的；互联网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探知信息的努力是不可战胜的，打破信息封锁的决心是不可战胜的，取缔信息垄断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互联网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交流、沟通、连接等正常而又合理的交往是不可战胜的，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应有的和必有的途径是不可战胜的。简言之，网络为王。
网络为王意味着，互联网是信息的集散地，更是分享信息的嘉年华；网络为王意味着，如今的信息技术已经使信息的传输、接受等都变得容易之至，都变得前所未有地方便而快捷了，已经一马平川地毫无阻碍了；网络为王意味着，封锁、封闭，千方百计地阻挡信息流通的任何企图和伎俩，都是毫无意义的，都是枉费心机的，都属于蚍蜉撼大树，螳臂挡火车，此乃滑天下之大稽的小儿科的活计也！
五、极权专制主义大搞信息控制、信息封锁、信息垄断，目的就是要实行愚民政策，以维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统治
1、愚民之所以能够生成，主要在于不能获得信息
世上本没有愚民，但因为有了信息控制、信息封锁、信息屏蔽、信息垄断，所以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愚民。信息不允许自由流通，都被控制得死死的，于是什么信息都没有了；即便有信息，也都是些过滤了的、删减了的、扭曲了的因而是虚假的信息。如此一来，人们对一些事情或对整个社会就可能或必然产生误解，就不可能进行正常的、合理的、正确的判断；人们的头脑就不可避免地变得糊涂起来、虚无起来、空白起来。信息一封闭，脑残就会蜂拥而出，奴才、奴隶、犬儒就有如过江之鲫一般地数不胜数、泱泱之众。
愚民，而且只有愚民，才是极权专制主义的罪恶统治赖以生存和延续的极其广大的社会基础。因之愚民具有极大的负面价值。然而，极权专制主义统治者所强烈要求、所矢志不渝地追求的，正是这种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蒙昧主义及其笼罩下的愚民。极权专制主义者才不管什么文明不文明、合理不合理、正义不正义呢，他们只管假公济私的权力垄断和耀武扬威的蛮横霸道。就像所谓的“大救星”实则是大灾星的毛泽东那样，宁肯我负天下人，也绝不允许天下人负我。为了争夺至高无上的皇权、为了当上“秦始皇加马克思”（毛泽东语）的红色帝王，哪怕百业凋蔽、天下大乱——全国山河一片红、哪怕以各种名义无辜地残杀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中国人，那都不过是其弹指一挥间、莺歌燕舞凯歌还的潇洒的儿戏罢了，由此而彰显出所谓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流氓之气势、痞子之心地、禽兽之本质。
在毛泽东统治时期，无论什么信息，都概莫能外地只能从《人民日报》、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党控媒体上获取。除了从党控媒体上获得应有的信息之外，除了党的文件要求传达的信息之外，获得信息的任何其他的途径都是决不可以、决不允许的。如果从外界获取信息，例如收听外台，那就会立刻被判定为偷听敌台、那就是在搞反革命的危害活动。偷听敌台，是不可饶恕的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不但被游街示众，而且还被关进监狱，甚至被执行枪决。所有的中国人只允许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与中央台一个腔调的各个地方台。所有的外台，即大陆境外的广播电台，包括香港的、澳门的，更不用说台湾的，更不用说欧美的，等等，都是不可以收听的。听了，就要倒霉、就得要命；除了马恩列斯毛所谓的红色经典和红色小说如《林海雪原》、《红岩》、《青春之歌》等为数甚少的书籍可以阅读之外，古今中外的所有书籍，包括莎士比亚的、巴尔扎克的、托尔斯泰的、海明威的等等，不是封建主义的，就是资本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就是修正主义的，因而决不允许阅读，要读连门也没有。因为书店早已下架，根本买不到。要借也很难借得到，因为这类书籍都被红卫兵革命小将们一把火又一把火给统统地烧掉了。凡是读这类书的人必然拥有腐朽没落的思想，而绝不能拥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而是一定要遭到革命群众的批判与斗争的。看这些封资修的书籍，只能像贼一样偷偷摸摸地看，而不可能公开地、堂堂正正地、摆到台面上来看。因为看反动的东西，就意味着反动。看蒋介石的书籍，就等同于国民党的孝子贤孙。如此等等之作为，实际上就是封死了中国人民汲取精神营养、陶冶情操品性、形成思维开放的大门；在所谓的无产阶级文艺战线上，只有毛泽东夫人江青所搞的七出样板戏占据着中国大陆的文艺舞台，以至于形成荒谬绝伦之景象：一亿人民一出戏，七亿人民七出戏；电影亦复如是，除了《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列宁在十月》、《英雄儿女》、《小兵张嘎》等极为有限的几部电影之外，简直就是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了。所有的外国电影，除了符合中共意识形态的红色电影可以引进之外，一般都是不许引进的。美国电影、欧洲电影、日本电影、还有后期的苏联电影，包括奥斯卡金奖影片等，都一概武断地归属于封资修之列，而予以彻底封杀。
没有文化的正常而又合理的交流，便没有也不可能有丰富的精神滋养，就必然形成令人扼腕兴叹的思想空白、文化空白，以至于文明空白，因为所有的信息都被屏蔽了，都被封锁了，都被阻止了，都被垄断了。这，就是共产中国的信息垄断。
信息的匮乏甚或没有，势所必然地造成人的普遍动物化。正像植物需要水一样，人的大脑也需要信息来喂养、来浇灌。正像没有水，植物就要干瘪、枯萎一样，没有信息，人的大脑就只能空白一片、浑浑噩噩，稀里糊涂，既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又不知道事物的本质及其形式、价值与意义。也就是说，在没有或匮乏信息的情况下，人既没有了解问题的机会，又没有分析问题的条件，更没有判断问题、明辨是非的能力。
在上个世纪中期中共建政之后迄今为止的漫长的历史中，除了少数几个可以称得上是中华民族的良心、英雄和豪杰之外，大部分中国人乃至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极其不幸地更是极为可悲地沦为了精神跪拜的可耻的愚民——奴隶、奴才和犬儒。这种情况，积重难返，不易改变。但好在今非昔比了。处在信息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大变动的现时代，各种各样的的海量的信息蜂拥而至，攻城略地、无可阻挡。信息不再像以往被铁桶一样地封锁、封闭了，接受信息的渠道也绝不再像以前那样非常地单一了。也就是说，人们接受信息的能力大大地提高了，了解信息的道路业已四通八达，获取信息也都变得易如反掌、轻松加愉快的了。
2、极权专制主义国家如朝鲜，通过垄断信息之方式来制造愚民
如果了解了朝鲜是怎样搞信息封锁的，我们就可以深切地洞察到，毛泽东统治的社会对中国人民所搞的信息封锁的可悲之状态了。在朝鲜，如果有人要听广播的话，那就买来一台收音机，但必须到当地的公安机关去备案。公安机关有相关的专业人员把收音机里所有的频道都给屏蔽掉，而给调试到只有一个频率的电台，即平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拿回收音机之后，听到的全是朝鲜领袖和党的声音，是人民对于领袖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敬仰、无限崇拜的歌功颂德之词，还有歌唱、还有舞蹈、还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形势以及全世界人民对朝鲜领袖的众口一词的热烈赞颂。收音机里充满了“没有金正恩，我们根本活不下去”和“没有领袖的领导，我们可怎么办？”以及“金太阳照射三千里锦绣江山”等诸如此类的革命歌曲，也播放朝鲜人民同仇敌忾、决不妥协，一定要与美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坚强意志，一定要把核武器以及中、长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扎扎实实地进行下去。谁不折服，那就要用核武器来轰炸。一定要坚决彻底地摧毁与朝鲜人民势不两立的任何敌对势力的挑衅、威胁和恐怖；对于南朝鲜反动势力的代表同时也是婊子的朴槿惠，朝鲜人民军绝对不能客气，一定要对青瓦台实施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对日本反动派也绝对不能饶恕，不能手软，一定要让日本反动派知道朝鲜人民先军政治——穷兵黩武的厉害；对中国修正主义的反动势力，更要时刻提高警惕，要毫不留情地进行核打击。中国绝不是朝鲜党、国家和人民的朋友，因而要坚决彻底地防范。这是金（正日）将军留给我们的最后嘱托，等等。朝鲜人民广播电台如此这般地传达着朝鲜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最高指示和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的杀气腾腾的宣言。用金日成的主体思想武装起来的朝鲜人民，决心在白头山纯洁血统的继承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的伟光正的领导下，勒紧裤袋搞核武，开拓进取表决心，粉身碎骨无所谓，饿死拉倒也忠心。
具有朝鲜特色的新闻垄断，几十年如一日的领袖崇拜，从幼儿园开始，从娃娃抓起，从小学一年级课本——大学课本，百分之七十——八十都堂而皇之地贯穿着领袖崇拜的内容，讲的都是领袖如何如何地神奇、伟大、光辉、了不起。其中的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金日成眼睁睁地看见一架美国飞机要飞过头顶，顺手接过卫兵递给他的一枝长枪，十分随意地朝天上放了一枪，美国飞机就径直地掉了下来。像这样匪夷所思的故事不一而足、不胜枚举；还有讲金正日的故事，也都是一样地神明、英武、伟大、光辉，比《金光大道》里的高大全还要高大全，比《圣经》里的上帝还要上帝。
有一次，金正日坐上一艘海军舰艇巡视朝鲜领海。当离海岸线很远时，忽然风浪大作，快要把船给掀翻了，众多的海军指战员们生怕弄出点什么差错，十分担心领袖的安全，便急急忙忙地提出返航的建议。在惊涛巨浪之中上下颠簸的舰艇需不需要返航，无论如何也得需要请示一下金将军。金将军平静地说，面对困难，我们还要一如既往地继续前进。这，就是朝鲜人民军顽强不屈的性格。金将军的话音刚落，惊涛骇浪仿佛听从了神灵的召唤一般，立刻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金将军走上了甲板，浑身沐浴着太阳的光辉。他目光深邃地环视着广茂的朝鲜领海，殷切地嘱托朝鲜人民军一定要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听党指挥，守土有责。朝鲜人民军所有的指战员深深地并且是永远地铭记着金将军的话语，决心把领袖的最高指示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
与朝鲜课本几乎一模一样，朝鲜的党控媒体，即《平壤日报》和各地方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一天到晚、连篇累牍地报道具有朝鲜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形势——工农业生产和各个领域的伟大成绩，不会有更不可能透漏任何负面的信息。因为在报道方面有十分严格的新闻纪律。所有的党控媒体都不能报道任何不利于党和国家的信息。谁要是报道了任何的哪怕是一点点的负面信息，那谁就根本跑不掉，谁就必得挨枪子。因为那是明目张胆地反对伟大领袖，吃了熊心豹子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那一定是别无选择的死路一条。负面消息，也不是不可以报道，有时还可以大报而特报，甚至添枝加叶地报，但发生地绝不应当在朝鲜，而都是要统统地安排在南韩，因为在朝鲜领袖和党的角度看来，“敌人是一天天地烂下去，我们是一天天地好起来”，“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我们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毛泽东语）。只有生活在具有朝鲜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人，才是最最最幸福的，所以正如朝鲜的一首歌曲所明白无误地唱着的那样：全世界人民都在羡慕我们（朝鲜人）。朝鲜的舆论自吹自擂地表白说，朝鲜人的生活最幸福，连耶稣·基督都要羡慕的。正因如此，朝鲜人民在内心深处都非常可怜并且同情“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包括美国人、加拿大人、英国人、法国人等贫穷落后的吃不饱穿不暖、仍然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深重压迫下垂死挣扎的可怜兮兮的各国人民。朝鲜报纸经常刊登类似的图片：在一座立交桥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个个、一群群因没有粮食吃而饿死的美国人，代表资本家的美国政府对饿死的美国人干脆置之不理，连埋也不埋。可见，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多么地邪恶啊！饿死了人还不管，也不给收尸，入土为安的道理都不讲，社会主义至少还能讲一点入土为安的革命道理吧？朝鲜人民看了这幅图，焉能不生发出对美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怒与仇恨？还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中国大陆歌）。
3、信息垄断，实际上是明目张胆的欺骗宣传
因为只有一种信息来源，只有一种声音可以接受，只有一份报纸可以阅读，只有一个广播电台可以收听，只有一个电视台可以收看，长而久之地、如此这般地洗脑，洗脑，再洗脑，三番五次地洗，连绵不断地洗，始终不渝地洗，半个多世纪地洗脑，朝鲜人民的大脑都被统统地漂白了。这个白，是空空如也的白，是一无所有的白，是白痴的白，是白白地浪费了时间、精力以及生命的白，是白活了一生一世的白。没有信息，就势所必然地造成白痴、脑残、奴隶、奴才和犬儒；没有信息，人们就只能陷入到蒙昧主义的无知无识的可悲可耻之状态。不觉悟，一定与没有信息或匮乏信息紧密相关。
所有的上当受骗者，都是没有信息或匮乏信息所必然导致的恶果。倘若拥有充分的信息，那么人们就决然不会上当受骗。为了防止欺骗，掌握相关的准确信息，就是关键之关键、就是重中之重。越是匮乏信息，就越是容易上当受骗。倘若能够掌握充分的全面的详实的信息，即，成为消息灵通人士，我们就能够知道事物的究竟了。倘若信息灵通，我们至少可以摆脱一些骗子所设定的圈套，就可以不上当、少受骗。
因为掌握的信息不充分，人们就很容易把错误的信息当成了正确的信息，把一个十足的痞子当成了大救星，把一个无耻之尤的权力小人极其荒谬地看成了比爹娘还要亲的红太阳。没有信息或信息不全面，就很有可能在人生的重大转折关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或一失足成千古之恨。
极权专制主义者一方面严厉地控制信息、封锁信息、垄断信息，因而人们无从获得真实的信息；另一方面，又通过其所掌控的宣传机器，例如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等传统媒体，也通过网站等新兴媒体，来发布不全面、不客观、不准确的、扭曲的信息。人们好像接收到了真实的信息，实际上这些信息却是真实被隐瞒了的、被遮蔽了的、只是符合统治者意志的、不无虚假的信息。比如纳粹德国每当遭受到无可挽回的军事失败时，总是把自己的军事失败说成是战略撤退或转移，因为战线守不住，堡垒被攻破，但失败却不叫失败，而是叫做战略转移或撤退；一九三五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色根据地守不住了，所以要进行战略转移或撤退，结果一跑就跑出了一个欺世盗名的所谓长征。这种换了一种别的名称以保全面子之伎俩，本质上是一种欲盖弥彰、瞒天过海的宣传而已。此种宣传竟也能够奏效，并神鬼莫测地得以长期运用。失业不叫失业，而叫待业。所谓的待业，就是现在没有工作，而是在等待着工作。本质上的失业，在名称上就变成了待业，给人的印象仿佛没有失业，只是叫起来比较顺耳而已。
惯于进行欺骗宣传，即隐藏一部分不利于自己的事实，而把有利于自己的事实进行大面积的长时间的扩散，一直是极权专制主义者们乐此不疲的拿手好戏。当人们真正地接受了统治者让人们知道和了解的信息并无可置疑地信以为真时，其阴暗、苟且、卑鄙、无耻之目的就算是大功告成地达到了。
4、用不客观、不全面、不真实、扭曲的信息进行宣传，实乃谎言治国
不客观、不全面、不真实、扭曲的信息，弥漫于社会并深深地扎进人们的思想深处，并不可避免地形成普遍的社会意识。这是极权专制主义社会无时不有的现实存在。由于把谎言当成了心中所认定的真实，倘若有人告知其全面的、客观的、真实的、没有扭曲的信息时，其所认定的真实即谎言，一定会把客观的、全面的、真实的、没有扭曲的信息当成假的了。虚假战胜真实，劣币驱逐良币。在谎言遍布的社会环境中，真实是不会有也不可能有其应有的立足之地的。扭曲的信息，注定要千方百计地乃至无所不用其极地否定、排斥并毁灭性地打击没有扭曲的真实信息的。诚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所搞的大跃进，真实的信息是没有任何存在之可能的，所有的真实都被遮蔽了，所有真实的信息都被统统地排斥了。当一切都是扭曲的信息时，当一切都进入到谎言遍布的境地时，真实的信息所面临的命运，只能是悲惨的或极其悲惨的，只能是毫无存身之地的了。当《人民日报》兴高采烈地更是大张旗鼓地报道亩产十三万斤粮食时，就已然注定了随后不久即将到来的饿死四千多万中国人的大饥荒的必然下场了。
极权专制主义社会之所以乐此不疲地封锁信息、阻碍信息、垄断信息，任何人不可以更不能够直面现实、不可以更不能够真实地反映哪怕是最起码的民意，以至于达到谎言治国，实在是因为其根深蒂固的、难以克服的、患了晚期癌症一般的致命的制度性弊病，这就是：其权力与人民相矛盾、相异化、相敌对。虽然总是打着人民的旗号，以人民的名义，不但是为人民服务，而且还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其表面上说的是一套，可谓冠冕堂皇、夸夸其谈，就像嘴上抹了蜜，实际上做的却是另一套：决不允许人民乱说乱动，“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残民以逞、滥杀无辜，对人民斩尽杀绝。
当伊拉克独裁领袖萨达姆·侯赛因以百分之百的赞成票当选为新一届的伊拉克总统时，就注定了他的必然灭亡的可耻下场。世界上的选举，哪里能有百分之百无差别地、异口同声地、众口一词地、万众一心地都投赞成票的呢？连一点点反对的意见都没有，连一张不同意的票都见不到，那是绝不可能的，绝不。只有在极权专制主义的独裁社会里，才可能或必然出现如此这般匪夷所思更是难以理喻的怪诞之现象。凡是百分之百赞成的，必定是毫无疑义的极权专制主义之统治，因为极权专制主义社会决不允许任何不同的意见，更谈不上反对的意见、批评的意见。极权专制主义的极端表现是要鼓掌都得鼓掌，少一个人鼓掌都不行。倘若有一个人不鼓掌，那都是对于极权专制主义的极大危害，所以必须查找出来予以定罪、予以审判，像1949年中共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无记名投票选举毛泽东为主席时，全体都投赞成票，只有张东逊一个人投下了反对票。此后不久，毛泽东就秘密地排查出了投反对票的究竟何许人也，于是就以其他的名义极尽迫害之能事，将其投入监狱，直至其死亡，方才善罢甘休，总算是结了心头之恨。对投下唯一反对票的张东逊，毛泽东竟可以一逞心机，终于赢得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流氓无耻的伟大胜利。
对于任何不同的乃至反对的意见及其人员，该关押的就要关押、该强劳的就要强劳、该枪决的就要枪决。绝对严明的纪律，必须予以绝对严明地执行；铁的纪律，必须要硬梆梆地予以贯彻。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是都得一个样，决不允许出现不一样的差别，决不允许出现思想上的不同、言语上的不同、行动上的不同，就像检阅三军仪仗队那样，要正步走就得全体一致地正步走，一个人不正步都不行；思想也是一样，必须一刀切似地卡齐，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差距，都是坚决不能允许的。思想要统一，步调要一致，决不能出现任何纰漏、任何差错。伊拉克人民的思想必须统一到萨达姆·侯赛因的思想上来。凡是不能统一到伟大领袖思想上来的，都不是革命的思想而一定是反革命的思想。拥有反革命思想的人，一定是反革命。反革命是对革命的危害，所以必须杀无赦。于是乎，在伊拉克境内竟有几十处乃至上百处的千人坑、万人坑，此乃伟大领袖萨达姆·侯赛因镇压反革命——跟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大规模的“镇反”具有不谋而合的异曲同工的反人类罪——实在是令人发指的罄竹难书的滔天大罪。就杀人而言，萨达姆·侯赛因还远远不及毛伟大，希特勒也差之远矣，斯大林也叹之不如也。这些令人发指的恶魔，都只能望毛泽东之项背耳；
利比亚强人卡扎菲贪腐治国，利用其所掌握的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对于利比亚人民进行敲骨吸髓地肆意盘剥，其家族以及亲朋好友都按照江泽民所说的“闷声发大财”的道道去做，肆无忌惮地鲸吞民脂民膏，党库通国库，家产即国产，国产即家产。作为至高无上的一言九众鼎的极权专制主义者，卡扎菲一直强调防范敌对势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严格地控制民众的思想。一定要把利比亚人民的思想统一到能够代表利比亚人民根本利益的党中央的正确思想上来，要严格防范并坚决杜绝一切不良的信息，尤其是严防死堵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信息渗透到利比亚的国境线之内。一定要提高利比亚人民的觉悟，一定要用卡扎菲的思想统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意志。不要相信美帝国主义别有用心地制造的各种谣言，要相信卡扎菲及其领导的党中央。要有看齐意识，中心意识，大局意识。任何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信息都是要不得的，也是不能在党控媒体上出现的。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有些信息很可怕，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做好信息的安全工作。这，应该是利比亚国家长治久安的可靠之保障。利比亚党、国家和人民都要防止美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的和平演变，始终坚持一党专政的正确领导，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独裁统治，始终坚持具有利比亚特色的卡扎菲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文化制度，始终坚持六个不搞八个不讲。卡扎菲并且代表利比亚人民堂堂正正地向全世界宣告，一党专政的制度是利比亚人民自愿选择并正在实行的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所以一定要坚持下去，五十年不动摇，一百年不动摇。然而，可惜的又是可喜的是，利比亚领袖卡扎菲在无头苍蝇似地到处乱跑的路途中，竟被一颗正义的子弹送进了死得其所的阎王殿。利比亚人民终于从极权专制主义者卡扎菲的魔爪下挣脱了出来，解放了自己，已然堂堂正正地昂首阔步地走向了众望所归的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
前苏联之所以禁止本国人民与其他国家包括与欧洲诸国的交往，不但在海关截留一切来往的书籍、报刊，而且也查封公民个人之间的国际信函，其目的就是要封锁信息，就是要把一切真实的信息屏蔽在外，使整个苏联都成为一座信息的孤岛，使苏联人民在不能接受任何外来信息的情况下导致思想的僵化和判断力的下降，说白了就是让苏联人民都成为普遍的脑残而相信斯大林的统治是唯一正确的，其结果是极权专制主义者斯大林以及斯大林主义制度终于在泱泱之众的脑残中巍峨高耸地建立起来了。
控制信息、封锁信息、垄断信息，这是斯大林主义制度给苏联人民所实行的极其残忍、极为缺德，简直是兽性主义的脑手术。这就像一头巨大的怪兽，把人的脑子都给吸干了，而人的四肢却还能够一如既往地正常活动一样。思想没有了，精神空白了，脑子被摘除了，徒具行尸走肉而已，这是把人非人化，把人动物化，人不称其为人，人没有思想、没有精神、没有灵魂，人只是为自己的吃穿用等所谓的唯物主义的物资需求之满足而满足，只为肉体的欢乐而欢乐。这是斯大林主义给苏联人民所制定的禽兽主义之标准。
没有任何外来的信息，只有《真理报》发出的消息，只有塔斯社发布的声音，此外无他。苏联人民所获信息的途径十分狭隘、极其有限，信息的来源只是党控媒体这么一个单一的渠道，所以苏联人民的思想绝不开阔也不可能开阔；因为信息不开放，所以人们的视野就不能不鼠目寸光，见识短浅，人们对某些事情的真相就无法做到了然于胸、心中有数，人们根本不晓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里面的世界很无奈”。人们的行为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人云亦云跟风跑，随波逐流混日子，麻木冷漠对世事，冷漠麻木对自己，人性堕落、丧失良知、卖身投靠、献媚邀宠等等的可悲可耻可怜之表现。
在控制信息、封锁信息、垄断信息方面，不但前苏联、中国大陆、朝鲜、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千方百计地做得完全而彻底，而且越南、古巴以及红色高棉统治的柬埔寨、伊朗、叙利亚等国家也是照猫画虎、有样学样地以封锁信息为能事。凡是共产国家，都搞信息控制、信息封锁、信息垄断；凡是极权专制主义国家和社会，不搞信息控制、封锁和垄断，就好像对不起自己那残酷暴烈的腐朽没落的统治似的，就似乎不能显示自己那阴暗、苟且、无耻、下流之本质似的。
垄断信息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设立新闻、文化、艺术等分门别类的审查机关。不仅仅在法律上制定出对于自由信息的严惩不贷之制度，而且在党内文件里、在行政规定里、在社会的规范和组织体系中，都要有形地或无形地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规定。对自由的信息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总之要尽可能全面地封锁信息，千方百计地阻碍文字、声音、图片的流通，决不允许来自外界的信息进入其统治的势力范围。不但对信息发出者予以决不留情的全方位打击，例如关押、判刑甚至枪决，而且对信息接受者也要进行匪夷所思的镇压、关押、判刑甚至枪决。在朝鲜，倘若有人不听从领袖的命令，擅自观看韩国的电影、电视，一经查实，就不免被枪决，被判个十年八年都算是烧高香的了；在柬埔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如果有人阅读外国书籍，就必然会遭到肆意枪杀的命运。这些事例充分地说明，极权专制主义统治者对外来的信息是非常害怕和恐惧的，是必须要坚决地予以制止的，是不制止其生存就时刻面临着崩塌之危险乃至灭顶之灾的。为了制止难以控制的信息相互流通，所以极其严酷的新闻审查制度就如此这般地建立起来了。所有共产国家的新闻审查制度都仿效前苏联的模式，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姓党，也是从前苏联的新闻审查制度那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在所谓的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列宁就签署了一份苏维埃查封俄罗斯资产阶级报纸的一道法令。法令上说，为了维护刚刚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查封一切反动报纸。待过了一段时期稳定之后，查封反对派报纸的此项法令将会予以撤销、予以作废。根据列宁的此道法令，苏维埃政府立刻建立了新闻报道的审查机关，几个月内竟查封了全俄报馆五百多家，只允许支持苏维埃政府的报馆存在。列宁所颁布的新闻审查的临时法令，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开始算起，一直行之有效，直到戈尔巴乔夫后期才予以终止。临时法令，竟临时了七十多年。可见临时的谎言，具有何等漫长的持久性？
5、有了新闻审查制度，所有真实的信息都不可能自行报道
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也着实厉害。就一份报纸来说，记者报道之前需要自审；自审完毕之后，交稿到编辑手里，此即编审；编辑审查完毕之后，交到总编手里，此即总审。内部新闻审查需要过三道关，即自审、编审、总审，这是有形的审查。无形的审查，那就更多了。一般都是内部条文，是不能写在纸上也不能贴在墙面上更不能兴师动众地宣传的。这，就是上级领导的指示，或电话或批示或规定或临时要求，有时是宣传部下来的指令必须照办，不照办不行。谁都可以对新闻报道插上一竿子，无论是党的系统，还是政府系统，大大小小都是领导，都是婆婆，当然都有大大小小的话语权。话语权，即是指挥权。作为“党喉舌”的报纸，只是反映领导意志的工具而已。只要是领导的指示，那就得听，不听不行，除非不想干了，除非把自己活命的饭碗给砸了。如果记者写的报道，不符合党的纪律和组织的要求，不符合领导的意志，编辑就给枪毙了；如果记者和编辑认为某篇稿子可以发表，但总编认为不行，不符合要求，也同样不能发表。凡是不利于党和政府形象的，凡是不合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凡是有违新闻报道纪律的，再好的文章也不能登，再好的报道也不能报，哪怕确实反映的是实情，是广大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那也不能一五一十地真实报道。有些报道在内部就自行消化了。该报道什么和不该报道什么，该反映什么和不该反映什么，什么该写与什么不该写，怎样符合党的新闻纪律之要求，怎样贯彻领导的意图，怎样诠释党的方针政策等等，都必须心中有数、不差分毫，一点也不能走样，走样了就要命。记者、编辑、总编，恐怕都吃不了兜着走。如果在三审之后某篇文章发表出去，自有上级领导来挑刺，挑刺还不仅仅是宣传部门的领导，而是党政领导一大帮，谁都可以一票否决制。如果说在所有的地方都不自由是极权专制主义社会的一般现象的话，那么新闻报道更不自由甚至最不自由，应该算作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显著特色了。照理说，新闻记者应该是最自由的。只要真实、客观、及时、全面地从事报道，那就不应该有也不能够有什么问题的了。像西方记者，都是文责自负。想报道什么，都可以毫无阻碍也没有什么约束，除了法律之外，除了应予遵守的职业道德之外。也就是说，无论什么都是可以报道的。只要有新闻价值，就可以统统地予以发表，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事，都可以报道。故而新闻记者通常被称做“无冕之王”。所谓的无冕之王。就是除了法律和职业本身的要求之外，是没有什么约束也不应该有什么约束的。新闻报道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因为记者就是上帝；记者就是领导。也毋需这个规定或那个规定，更没有什么要求必须这样写或必须那样写。中宣部下发的王八的屁股——规定（龟腚），统统都是狗扯羊皮，统统都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乌龟王八蛋。“无冕之王”意味着，新闻记者在报道方面是充分自由的，是绝对自由的。可是中国大陆的新闻记者与无冕之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基本上绝缘。说中国大陆的新闻记者是毫无地位的奴婢，有人可能自命清高感到过不去，感到下不来台或扭扭捏捏不好意思。但事实胜于雄辩，除了奴婢之外，还能是什么呢？再有的恐怕就是奴才、奴隶或犬儒了。中国大陆新闻记者的真实地位实在是可悲、可耻、可怜。因为从记者们连篇累牍的成千上万的报道中，实在产生不出秉持人性、良知、正义等具有创新能力的优秀篇章。写不出优秀的报道文章的，决不能称之为出类拔萃的好记者，更谈不上超凡脱俗的名记者。中国式的新闻报道人云亦云、随风唱影、莺歌燕舞、歌功颂德、献媚邀宠、满脸脂粉气、一身娘娘腔，既没有深沉的思想，又谈不上飘逸的想象；既匮乏真情实感，又彰显矫揉造作，乃至打肿脸充胖子的诸多伎俩委实让人恶心、失望乃至绝望。
新闻不自由，不能进行独立自主的报道，又如何能够成为堂堂正正、大义凛然的无冕之王？无冕之王谈不上，新闻记者只能按照早已定好的调子循规蹈矩地进行报道，不会也不能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创造性，更不可能有逆向思维，所以很难有令人惊叹的生花妙笔。由于放弃了独立思索，因而令人耳目一新的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就像盐碱地里盛开的璀璨的花朵一样毕竟是少之又少或无影无踪的了。由于宣传部指导下的新闻媒体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因而在从事报道时既不能为自己负责，又不能为其所服务的大众负责；既不能为社会负责，又不能为历史负责；只能为一时一地的有如过眼云烟一般的政治权力负责，所以其价值也就显得微茫，乃至空无，其存在的意义也就自然地变得所剩无几了。
新闻没有自由，是绝对不行的；新闻被紧紧地捆住了手脚，是毫无希望的，是没有前途的。换言之，没有自由，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新闻。自由是新闻报道需夷不可或离的至关重要的基础、条件和保证。没有自由，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正常、合理而且真实的报道。新闻报道的自由，就目前的中国而言，就是要排除中宣部及其领导下的各级各地的新闻审查机关、部门及其人员，也毋需听从各种各样的莫名其妙的所谓规定、限制和令人不可理喻的政治要求。要打破一切禁锢，只遵从民意的普遍反映——良好的法律和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除此之外，无论是选题也好，还是体裁也罢；无论反映什么样的社会热点问题，无论涉及到谁，反映什么领域的问题，只要是真实、客观、公正、全面，那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加以反映、加以报道、加以评述、加以论证。除了法律所能限定的之外，什么都限定不了记者的自由之笔墨、自由之言说。之所以说中国大陆的新闻记者远远没有记者所应具有的哪怕是最起码的基本自由，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禁锢、栅栏和障碍几乎使所有的记者都不能真实、客观、有力地反映我们身处于其中的社会现实。由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没有独立性、自主性，都得受制于新闻媒体的主管部门，所以不敢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自主地进行新闻报道，其所形成的恶果就是小报抄大报，都是一个调。几十年如一日的新闻报道，几乎从来如此，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这也正是我们的社会有如老牛拉破车一般缓慢而无为的可悲之状态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主制度下的新闻媒体，不但是充分自由的，而且也是以独立之态呈现于世人面前的。独立地进行新闻报道，应当是一切新闻媒体立足于世的基本原则。新闻媒体不独立是坚决不行的，是绝对不行的。不独立的新闻媒体，实事求是地说，简直是一丁点价值也没有的。虽然这样的媒体通过摊派，通过强征、强订等特色方式，也能够为自己赚得个盆满钵满、日进斗金，甚至为自己盈利千百万乃至上亿、十亿、数十亿等，但真实的新闻价值确确实实是没有的，是连一星半点儿也没有的。有钱，但没价值。这，就是问题的实质。为什么会形成如此这般的匪夷所思的悖论？实在是因为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体都姓党。性党的媒体，一没有自由，二不能独立。不能独立，是没有自由的表现；没有自由，是不能独立的根据。既不能独立，又没有自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媒体的致命要害，属于晚期肝硬化，属于艾滋病，是无以立足于世的，只能是行将朽木的。
6、极权专制主义者，千方百计地把信息封锁、信息垄断的事业进行到底
极权专制主义统治者为了封堵信息的自由流通，使出浑身解数乃至于疲于奔命也要把绝不光彩而是十分可耻的反动事业进行到底。二十多年前，即在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的惨案发生之后，美国一些民主人士为了让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获得更多的资讯，投资兴建了自由亚洲广播电台。针对这个宣扬民主自由的广播电台，在江泽民的领导下，当时的中共随后不久就建立起了一个功能强大的干扰台。打开收音机收听自由亚洲电台广播时，干扰台就在同样的频道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干扰工作，仿佛大铁锹狂铲玻璃碴子的声音，直冲耳膜；又如轰轰隆隆的轧道机把大石块碾成小石块的吱吱嘎嘎无规则的破碎之声，压迫着脆弱的脑神经。广播员柔和动听的嗓音被挤压得支离破碎，只剩下大小石块、钢筋水泥、铁疙瘩、碎玻璃，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各种垃圾在搅拌机里翻腾不已，足以让人生不如死，心惊肉跳，暴跳如雷，这，就是干扰台所要达到的胡乱整的效果。据说，建立一个干扰台所要花费的资金，与建设一个广播电台所要花费的，几乎等而同之或大致差不多少。也就是说，新建一个广播电台需要花费五千万美元，那么建设一个同样大小的干扰台，也得花费五千万美元左右。
之所以要建设这么一个功能强大的干扰台，其目的就是要让中国人民不能够接受任何外来的自由信息，就是要封锁信息、屏蔽信息、垄断信息。当然，这样的干扰台是决然不会干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这，就意味着中国人民只能接受所谓正确的舆论导向，而不能接受任何自由的、民主的、人权的等被认定为错误的乃至反动的舆论导向。凡是任何外来的电台，由于不是属于正确舆论导向的范围，因而都必须概莫能外地被干扰、被封锁、被禁闭。
7、信息封锁的方式，主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字狱
极权专制主义者向来害怕、恐惧任何形式的信息，特别对文字，尤其敏感。因为历史上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文字记载下来的。极权专制主义统治者对于文字记载的历史书籍，常常表现出难以理喻的凶狠、狂躁、残暴，非得要把历史的记忆从人们的头脑中抹去不可，于是形成了令人扼腕兴叹的极为惨烈的历史大断裂和文明大断裂。抹去了历史，就为如今的罪恶铺平了阴暗的路径；占有了历史的记忆，就抢占先机地占有了罪恶昭彰的现实。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嬴政举行了开国大典，建立了所谓的新中国——横扫六合、四海归一的大一统的秦帝国。秦始皇建政后，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便马不停蹄地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运动——焚书坑儒。凡是记载以往历史的书籍，除了少数的兵书、农桑之书、医书等尚可留存之外，其他的人文学术书籍都被一把火给烧掉了。秦始皇之前中华文明的人文典籍，在熊熊燃烧的大火中均化成了浓烟滚滚的虚无，都无影无踪了。四百六十一位儒生因为有知识而能够表达意见，因为明辨是非而秉持自己的立场，所以为秦始皇所不容，便都被活生生地坑埋于秦国的首都——咸阳，此即秦始皇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虽然中共领袖毛泽东对焚书坑儒称赞有加，但却是为历朝历代的人民所不齿、所痛恨、所仇视的，因为这是反人类、反文明的残酷、暴烈、卑鄙、下流之举动。
秦始皇之所以搞焚书坑儒，目的就是要封锁信息、垄断信息，让人们忘记他人所创造的曾经的辉煌，并在此基础上牢记秦始皇统一帝国的丰功伟绩。通过封锁信息、垄断信息而大搞愚民政治，而为自己的江山万世一系打下坚实的基础。但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按照秦始皇所设定的路子走下去，秦经二世而亡，报应来得的确也是够快的了。历史的经验充分证明，越是残暴，越是封堵信息、垄断信息，垮台就可能来得越早、越快，甚至迅雷不及掩耳。这，绝不是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此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在中国历史上，文字狱历代都有。秦朝的焚书坑儒实际上就是一场大规模的文字狱；汉朝也有文字狱。因为表达了与皇帝不一样的意见和看法，史学家司马迁曾受到过极不公正的待遇，就遭到了奇耻大辱的腐刑，又叫宫刑，即把传宗接代的性器官一勺烩地给摘了去。汉朝文字狱之残暴，由此可见一斑。尽管如此，也仍然还是皇恩浩荡，恐怕还得屈膝下跪、三呼万岁的吧？因为项上的头颅还在。要不然，皇皇巨著的《史记》也就毫无疑问地不能写出来了，更不能传之于后世了；汉朝之后的三国、晋、隋两朝，文字狱仍然可观。要不然，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士大夫弃官不做，潇洒山林，放荡形骸，整天整月整年地优哉游哉于旖旎的田园景象、湖光山色之中了，因为统治者的文字狱着实厉害，不一定哪句话就惹翻了“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泽东）而横刀立马的君王们，所以还是赶紧脱离开伴君如伴虎的险恶的政治环境，以溜之乎也、逃之夭夭、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猴了为上策。在文字狱腥风血雨的现实中，也许苟全于性命恐怕比什么都更为要紧；唐朝也有文字狱，因为文字而罹难的人数，可能不像以往的朝代那么多，所以还算可以了；唐之后，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在建立大宋时曾给赵家人的大位继承者即后来的宋皇帝们制定过一个秘密的规定，里面明确地写着这样的一个命令：决不能迫害文人、决不能祸害知识分子。宋朝前期做的基本上还算可以，也没有什么大的文字狱。但是到后期，文字狱就愈演愈烈了。像苏轼所写的一些词，就被拿来作为给苏轼定罪的依据。苏轼为其文字而遭受过一定程度的迫害，苏轼经历过一个文字狱，叫做“乌诗案”；元朝的文字狱很少，甚至极少。元朝皇帝比较宽容大度，十分尊重汉人知识分子。有人认为，以明代元，实际上是历史上的大倒退。这，恐怕与毛泽东代替蒋介石有得一拼；明朝皇帝朱元璋封总是连绵不绝地制造骇人听闻的文字狱。谁要是写了什么令他不高兴的文字，说了朱元璋避讳的话，都会引致朱皇帝的疑心大作。龙庭一震怒，头颅滚滚落。朱皇帝早年曾经做过和尚也讨过饭，被人们认为是个十足的二流子。但风水轮流转，如今摇身一变当上了万岁，相当于如今的主席或总书记。权力之大，何等了得？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个万民敬仰的大救星——明朝的开国皇帝对反革命文字特别敏感，就像闻到腥味的猫一样，非得要把作者找出来斩尽杀绝不可。不但要杀作者本人，而且还要株连九族，一杀就是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人。直杀得天地为之变色，江河为之断流。明后期，文字狱倒是少了许多。但这并不是统治者善心发作，而是因为统治者大都短命，都自顾不暇了；到了清朝，特别是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即康熙、雍正、乾隆统治时期，文字狱一波紧似一波，极为残忍也极其酷烈，为文字而莫名其妙地掉脑袋的人甚多，简直无以计数。清朝统治者大兴土木似地大搞文字狱，动辄得咎，“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诗句被解释成满清政府无知无识，诗作者被判定为大逆罪，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恶攻罪（即文革时的“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之罪），反革命宣传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于这样十恶不赦的犯罪分子，清朝统治者按照大清律作出严厉审判，枭首示众。翻译成中国大陆文革时法院的语言就是，对如此猖狂的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必须严惩不贷，必须执行枪决，以保卫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无产阶级革命政权。
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搞得最厉害的一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二是朱元璋的捕风捉影，三是清王朝的牵强附会。最惨烈、最残忍、最令人发指的这么三个历史时期，应该是信息封锁、信息封闭、信息垄断最严重的历史时期。第四个搞得最厉害的应该算得上是毛泽东一手开辟的独裁的红色专政时期。这个时期，从延安整风的四十年代初开始算起，直到文革结束，差不多足足有四十多年。因为写出了杂文《野百合花》——真实地描述了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偏安一隅的延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共产现象，翻译家、作家王实味就被毛泽东和康生统领的社会部特务一刀给砍掉了脑袋，并给大卸八块，扔进了一所枯井里；因为写出了一篇叫做《出身论》的文章，北京青年遇罗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曲中经中共总理周恩来批准后竟被残忍地枪杀；因为表达自己卓然超群的不同的政治观点，北大才女林昭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由于对中国命运的独立思索，上海青年王申酉竟横遭枪决；因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的看法，张志新就被毛泽东的侄儿、辽宁省革委会主任毛远新批准执行死刑，并在割破喉咙之后予以枪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因为其独立的思想、自由的言论而被统统地终止了宝贵的生命。
像历史上所有的极权专制主义者一样，或更有甚者，毛泽东之所以使出浑身解数地大搞文字狱，是因为他要让中国人民只准老老实实，而绝不能乱说乱动。通过文字狱而控制信息、封锁信息、屏蔽信息、垄断信息，进而产生为毛泽东所需要的泱泱之众的和无穷无尽的愚民。
毛泽东的文字狱，不但可以与历史上的秦始皇、朱元璋、康雍乾的文字狱相提并论，而且无论在杀人的数量上，还是在杀人的质量上，都远远地超过了所有历史上的文字狱，堪称是古今中外所有文字狱之总和、之罪魁。
六、互联网是信息的汪洋大海，任何封锁、封堵信息之作为肯定是无济于事的，是痴心妄想的，更是不自量力的，有如水银泻地，终将成为泡影
互联网是全世界电脑的互联，是所有信息、所有知识、所有智慧都可以被收集、储存、扩散、浏览的无限广阔的平台。上了互联网，想了解什么信息都可以。只要打开电脑，只要上网，所有的信息便会立即毫无阻碍地涌聚到屏幕前。互联网，是信息的汪洋大海。信息无国界，因为互联网无国界；信息无限定，因为互联网无限定；信息无阻碍，因为互联网无阻碍；信息是无限自由的，因为信息的汪洋大海是无限自由的，信息高速公路是无限自由的，国际互联网是无限自由的。由于有互联网，五大洲的人民之间的相互交往都几乎没有了距离。只要鼠标轻轻地点击，就可以把地球最东边的信息立刻传达给地球的最西边。全球范围信息的传递，都以光速的方式进行着，一秒钟就可以抵达地球的任何方位。互联网把整个世界连接成一个小小的村落，叫做“地球村”。
中国大陆作为地球村的一部分也接入了互联网，也踏上了信息革命的快车道。但由于匪夷所思的中国特色、由于中国对于互联网的信息无限自由的特性还不能充分理解更不能充分适应，说白了就是，互联网信息的无限自由地流通，某些领导人对此真的是如坐针毡、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临大敌，因为在他们看来，信息的自由流动是极其可怕的，是极其危险的，是必须消除于萌芽状态的，因为他们要掌控信息、封锁信息、垄断信息，所以屏蔽国际互联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部署就自然而然地、适得其所地、兴师动众地搞了起来。这，就是花费了上百亿美元、人民币达上千亿才搞成的莫名其妙的“金盾工程”。“金盾工程”的成功运行卓有成效地把信息的汪洋大海都给屏蔽于国际互联网之外，正常的信息根本进入不了中国人的视线之内。甚至连“金盾工程”的主要设计者、推动者，叫做方滨兴的，倘若要想看国际互联网，也不得不厚着脸皮、犹报琵琶半遮面地去翻墙。只有翻墙，才能看得到一切自由的信息。作茧自缚者也得把自己所制造的绳索给解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既然你方滨兴不愿意呆在信息封闭的范围内，何必还要搞一套不让别人获取信息、封堵国际互联网的“金盾工程”呢？看来，谁都知道信息自由比信息封锁要好。连搞信息封锁的人都知道这一点，更不用说那些渴望信息自由的广大的中国人民了。花了上百亿美元辛辛苦苦地好不容易搞出来的“金盾工程”，现在又一次面临着鸡飞蛋打的生死关头。因为美国的脸书公司已经向太空发射了六颗通讯卫星，还要在尽短的时间内发射六十多颗卫星。这么多通讯卫星环绕着地球，形成地球的全覆盖，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包括中国大陆，通过某种简便易行的方式就可以无阻碍地登上国际互联网，并在上面自由自在地冲浪、遨游。
对于国际互联网的任何封锁，都是毫无意义的，哪怕宝石工程、金刚钻工程，更不要说什么“金盾工程”，都将会统统地徒做无用功的，都是要作废的，是要一文不值的。上百亿美元、上千亿的人民币所做的，就是把白花花的银子白白地扔进了水里，简直连个响都没有。封堵信息的努力，搞了那么大的一个工程，成百亿、上千亿的民脂民膏，竟是如此地灰飞烟灭、无影无踪，实在是可悲、可气、可耻。简直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未完待续）
（注1）：只要在互联网的任何一个搜索器上打出“信息”二字，便可以立即出现各种各样的信息定义。此处对信息的定义，只是其中主要的内容而已。更多的“信息定义”之内容，还是得看互联网关于信息定义的全部解析。
（注2）：上网搜索“第一台计算机”，即可全面了解其相关内容。
（注3）：从搜索器上查看“图灵”、“约翰·冯·诺依曼”条目，必定产生对旷世天才的无限仰慕与惊叹。
（注4）：在网上搜索“仿生学”条目，就可以进一步了解相关内容。
（注5）：上网查找“八百里加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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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从书中、从网上看“罗斯柴尔德”金融帝国的发家史，就可以找到这个堪称经典的案例。作为犹太人世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世界上最知名的金融家族。各国金融业、保险业、投资业等都有这个家族的深入而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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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中国首发】时间：5/4/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