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读历史往往会在前人设置的圈套里面兜圈圈,一不留神就跟着转晕了,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认为本来复杂多样的历史,不过是某个人或某个特殊集团提前设计好了,大部分人群的生命都是历史仪表设计中拿来替死的炮灰,可以忽略不计。最扭曲的是那种僵化的中共党史叙述,仿佛一切成功都是命定的,党的事业不容置疑地向着正确的方向迈进,即使偶有反复,也是不值一提的小插曲。尤其是中共伟人的核心作用,更是如神人卜卦,百算无误。

不过,如果观察具体的历史叙述,因作者个人际遇及所受训练的程度,对人物的评价却明显趋于两端。一端是对领袖的历史作用无限拔高,如歌词里唱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一切功绩统统都是领袖天赋异禀的结果,伟人总是能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指出前进的方向,无私地为人民的利益而谋划,我称之为“伟业论”,套用现在的流行语,此事不用再问元芳,因为此中根本没什么蹊跷可讲,天才决定了所有历史细节的得失成败。

还有一种我称之为“阴谋论”,那就是凡是中共领袖的决策动机中都先天地潜藏着一种不可告人的阴险预谋,赖此预谋把政治对手一步步置于死地,才成功夺取天下。最典型的例子是华人作家张戎写的《毛泽东传》,她的假设是,毛泽东从年轻时代开始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野心家阴谋家,具有超乎寻常的人生算计能力,在苏区时就开始一步步地通过整垮政敌,慢慢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其一生更是阴险狡诈的范本,绝对是恶贯满盈的一个超级恶人。这本传记把“阴谋论”推向了极致,里面掺杂着她个人和家庭在“文革”中受迫害的诸多感受,骨子里还是其在西方流行的那本“文革”控诉史《鸿》的一个翻版,只不过以清算历史为名,把情绪从家族恩怨转移到党史人物而已,可谓怨气冲天的又一次发泄。

此书流传甚广,据说是美国总统小布什床头读物之一,最近我在台湾诚品书店里还看到中译本被摆在最明显的位置。正因为如此流行,此书里绵延发散的“阴谋论”才遗毒不浅,可能需要不知多少史家做消毒的工作才能祛除其恶劣影响。它的荒谬在于,中国近代历史完全被一个人的计算所完全操控,民众不过是其手中牵耍着的一具具玩偶,没有任何自我能动性可言。复杂难辨的历史进程就这样分解化约成一个阴谋家的个人命运史。

“伟业论”因为阿谀露骨,早已让人们耳熟能详。不仅是因为这类廉价的赞美只不过延续了“文革”对领袖的愚忠,而且其解释系统显得过于官史化,自然面目可憎,易于识别。最难辨别也最容易引起共鸣的往往是“阴谋论”的叙事方法,原因是它通过对历史的简化描写痛快淋漓地传达出一种怨愤的情绪,不惜以个人的受害感受粗暴地绑架历史是这类写法的一个共同特征。其实在我看来,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一些“超级领袖”人物,如果把他们的名字抹去,历史毋庸置疑会被改写,甚至从某种极端意义上说,民众就是领袖实现理想蓝图的炮灰,但如果把雄浑鲜活的大历史统统简化到好似领袖个人气质、情绪、性格的外化物,那就显得太过幼稚!也太没意思了!

好在有些学者已注意到了以上两种极端观点的偏颇,才有意把历史现场复原得多样和有趣。最近读到黄道炫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觉得修正了一些我们从党史里得到的江西苏区兴衰的刻板印象。红军从打破蒋军四次围剿,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转入长征,对这段历史的解释以往基本摇摆于“伟业论”和“阴谋论”两个模式之间。当然“伟业论”作为主流叙述的势力最大。其基本观点是,反围剿的失利是因为红军丧失了灵活的战略机动性,面对蒋军步步为营蚕食根据地的作战方略,一味打防御战消耗战,而没有听从毛泽东跳到外线作战的英明建议,最终丧失了战争主动权,被迫放弃根据地转入艰苦卓绝的长征。“阴谋论”则把眼光完全聚焦在毛泽东一人身上,千方百计挖掘各种资料证明,毛是个处心积虑夺权的小人,甚至可以置党的大义于不顾,背后搞各种猎杀政敌的小动作。

实际上,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不与蒋军做正面接触,杜绝分兵把口的消极战术,坚持诱敌深入,主张运动战游击战相结合,一直是中央红军高层领导的共识,不存在什么根本的分歧。包括当时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等都持这种看法,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专门发表文章强调集中兵力,打击敌人侧后,用各个击破的战术瓦解对手步步为营的进攻策略。甚至一直在党史教材中备受指责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是持运动战的观点,从未主张过消极防御。但国民党军也不是傻子,他们的军事指挥官包括蒋介石本人经过与红军的作战不断汲取教训,调整战术。其不惜耗时耗力构筑碉楼缓慢推进的蚕食策略,使得运动战兵力无法展开,集中优势力量打击对手的战术难以奏效。后来被当作林彪罪状的“短促突击”战法,也是在碉堡密林中不得已采取的权益之计。运动战面对堡垒战,就如彭德怀的形容:“等如猫儿守着玻璃(1518,-9.00,-0.59%)里的鱼可望而不可得。”红军运动空间实际上已经受限于蒋军的战术设计,回旋余地不大,并非红军高层的指挥失误所致。

持“伟业论”的人认为,毛泽东当年曾设想,红军主力跳出苏区,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以便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态势,突破堡垒围困地带,同时迫使进攻江西福建的蒋军回援。毛曾断言,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无法打破。事后判断,这确实是极富想象力的一招妙棋,关键是红军限于各种条件,是否能把这招棋下出来。历史证明,这招险棋只是限于脑子里的构想,无法在战争这个大棋盘上真正实现,这拘于两个条件限制,一是苏区虽然消耗着大量财力物力在拼死抵御蒋军的进攻,整体处于劣势,但苏区毕竟是经营多年的老地盘,决定全部撤出犹如破釜沉舟,没人胆敢做出如此冒险的抉择。二是红军即使跃出苏区挺进江浙地域,因缺乏动员民众的基础,而且这一带地少人稠,属最富庶的地带,也是国军重兵把守之地,没有多少展开和隐匿的空间。是否能顺利实现尚处想象中的战略意图,难以预料。所以,解读这段历史,要顾及太多的历史制约因素,不可归罪于中央领导层因不听毛泽东的话而丧失了大好时机这种武断的评判。

正是因为大规模运动战在层层堡垒的包裹下很难觅得战机,所以才有所谓“短促突击”战术的提出,其基本的思路是,想办法把敌方引诱出碉堡,埋伏在侧翼的红军寻机在运动中予以歼灭,可这只是个一厢情愿的设计,经过多次交手,敌方已充分了解红军的战法,时刻注意堡垒之间的呼应衔接,不轻易孤兵离开,故突击歼敌的目标经常落空。红军的武器装备太差,缺乏攻坚能力。敌方只要缩在碉堡中不出,常常徒唤奈何。

所以说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长征实际上从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受制于战术战略的劣势,这一劣势如果放在地缘政治的框架下观察就更为明显。赣南、闽西出现苏维埃革命,其启动原因并非如一般党史中所讲,是因为土地的高度集中导致贫富分化,这一地区土地分散,极少大地主存在,所谓“富而不庶”,中小地主与佃农及普通农民的关系密切,时有利益冲突但并没严重到水火不融的地步。中共难以依据阶级理论找寻找革命对象,苏区土地革命针对的打击目标是“公田”,“公田”是宗族用于祭祀和助学的土地,这样平分公田相对可以缓解而非激化阶层之间的冲突,还可以趁机消弱宗族势力对革命运动的阻碍。但随着国军持续收紧围困之网,按蒋公的说法就是不顾面子,不惜用“呆笨”的办法,自己固守起来像蜗牛一样慢慢爬行,采用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总体战思路持续围困,使苏区逐渐在消耗战中掉入资源陷阱。迫使粮食、食盐和工业品难以流入苏区。

苏区为缓解经济压力不得不大量发行公债,甚至强迫劳军,最严厉的集资举措是展开大规模的“查田运动”,其核定阶级身份的手段不断花样翻新,变得越来越离谱。“查田运动”就是故意把一些民众的阶级成分定高,比如不是地主身份的人被强行定位成地主,身份一旦被定高就立刻成为“打土豪”的对象,那些本来仅处温饱水平的农民一旦成分被拔高,本来有限的财产就可能被没收,“查田运动”变得无序和疯狂波及到中农和普通农民的利益,这是苏区经济陷入困境的直接表现。另一个手段是加大没收财物和强迫捐款与罚款的力度,江西几个月的罚款几乎等于一年的农业税的收入,这完全是竭泽而渔饮鸩止渴之计。“查田运动”伴随的是一种极端的政策,就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一旦成分定高,就意味着将被剥夺得一无所有。民众为躲避清算大量逃亡,甚至到了成群结队整村整乡逃跑的规模。

“查田运动”的失控伴随着肃反运动的扩大化。外力压迫的加剧使得苏区内部对反革命活动的敏感度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不经过审判和法律程序关押杀了一大批人。一些平时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领导人反倒容易头脑发热,屡屡持过激的态度,如张闻天就主张多用杀人和刑讯的激烈手段对付那些“反革命”分子。而被认为是“阴谋论”主角的毛泽东在“查田运动”中倒是相对比较温和清醒。

民众逃亡还有一个结果是造成地缘政治上的严重“赤白对立”,内部阶层对立激化,成分划分标准混乱,把部分民众推向蒋管区。苏区赤卫队多由农民构成,一旦打下县镇等城市,就一味抢掠烧杀,情绪失控,平时宣示的纪律对之难以形成羁绊,又造成了城乡对立的暴力格局。从国共对峙的角度观察,中共倒是企图消弭“赤白对立”的界线,以有利于扩张苏区的面积,而国民党方面却有意扩大“赤白对立”,这样可以有效压缩苏区的地盘,通过对立仇杀构筑起一道天然屏障。双方均想通过对农民利益驱动的试探性利用,达到打击对手的目的。“赤白”之间的相互仇杀隐隐显现出了当年区域械斗的影子。

可见,无论是单纯的“伟业论”还是“阴谋论”都不足以对苏区溃败失守和被迫转入长征做出合理的解释,历史的复杂景观恰恰是多重因素反复博弈互动的结果。

来源:经济观察报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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