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伟大的人有最高尚的美德，同时也能做最糟糕的坏事。
——笛卡尔
精神疾病的情况正好相反：病得越重，越是感觉不到自己有病。
——塞涅卡
一
一本鲁迅先生当年多次提及的小册子《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作者魏列萨耶夫出语惊人地写道：
我们翻阅果戈理的传记的时候，不禁惊奇地发现，我们最伟大的讽刺作家在私生活中的表现，竟同他抛掷到世界上永远供人嘲笑的乞乞科夫、赫列斯塔科夫、诺兹德廖夫、玛尼洛夫一模一样。果戈理处理自己事务的时候正像乞乞科夫那样不择手段，吹牛像赫列斯塔科夫那样忘乎所以，漫天撒谎同诺兹德廖夫如出一辙，构筑空中楼阁时候的那份天真劲儿，活脱脱就是玛尼洛夫。
在致某伯爵小姐的信里，果戈理有言在先：“我对任何人都不付食宿费。今天住在这家，明天住在那家。我也要到您府上去住，同样一个子儿不付。”一毛不拔还算客气的，果戈理住在另一位朋友家里(该朋友还得操心家中二十五张嘴)，同主人大吵大闹，以致两人“彼此不讲话，有事传字条”，但是，果戈理在朋友家蹭吃蹭喝的既定计划毫无改变。在果戈理藉藉无名时，他出版了一部长诗《汉斯·柯里尔加尔腾》，他假借发行人口吻在序言里表示：“我们尽力把后起之秀的创作公诸于世，并引以自豪。”出版《小品集》时，尽管书还没卖出一本，他仍写信给一位莫斯科大学的历史系教授，要求他在“《莫斯科公报》上介绍《小品集》的时候加上这几句话：现在到处都在谈论《小品集》，此书引起轰动，畅销之极”。——是的，我们面对着一位名声青铜般坚实的现实主义小说大师，但实话实说，人们对这类行为的惯常概括，就是无耻。
然而，果戈理最终获得的文学成就，使他的“无耻”只具有花絮意味，归根结底，那都是些私德。如作者魏列萨耶夫所说，果戈理待人接物上的可憎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即一丝不苟地写作，正是后者，让鲁迅念念不忘。果戈理著名的写作佳话是，只要认为别人对他作品的批评有理，他不是想着如何修改，而是直接烧掉，包括他最著名的小说《死魂灵》，他烧掉了第二部，放弃撰写第三部，将“宁缺勿滥”的标准贯彻到极致。
果戈理是一位交游有限、生活静默的小说家，他立志成为第一流讽刺作家，但显然缺乏广泛接触各色人等的机会。我们或可这样揣测：为了成就梦想，他近取诸身，就地取材，通过亲身体验各种丑行，开掘自身性格这座富矿，以期找到生动可信的人间笑料。倘此猜测成立，果戈理相当于这样一类科学家，他们为了验证某种药剂的毒性，不惜把针扎在自己身上。
果戈理说：“我身上聚集着各种龌龊的东西，应有尽有，每种都有一点，并且种类如此繁多，至今我还未曾在别人身上见到过。”果戈理为何作此坦白，我不清楚(魏列萨耶夫没有说明)，但人们通常不会用不带辩解的口气强调自己“龌龊”，所有的不打自招都暗嵌着一个“但是”。根据他的作品，我可以蛮有把握地假定，他之“但是”，恰在文学。因为，即使从功利角度看，果戈理在生活中欺骗了几位朋友，相比他给人类文学画廊永久添加的出色人物，代价微不足道。对读者来说，只要自己不是那个倒霉蛋，他们大可宽容地建议：大师，为了您伟大的文学，想蹭谁家的饭，想骗谁的钱，请随意，不要拘束。
人们倾向于善待乃至纵容艺术家中的浪子，还有一个原因：服务于审美范畴的艺术作品，不应从道德的善恶观加以拘囿。真善美三项即使无法严格区分，大致划界还是可以的，致力于美感创造的群体，不妨在道德上拥有若干豁免权，以免艺术家束手束脚，无法尽展才华。再说，丑学也是美学的重要分支，一个邪恶的坏蛋，审美价值决不逊于一个道德楷模。因此，要求唐璜和乞乞科夫的创造者同时具有无懈可击的品行，几乎算得上强人所难。
试以长篇叙事诗《唐璜》的作者拜伦勋爵为例(如你所知，主人公唐璜是一位不同凡响的花花公子)，这位皮肤黝黑、相貌英俊的浪漫主义诗人，曾得到人们狂热爱戴，他的诗集《海盗》出版的第一天，即售出三万册，近乎天文数字——那时的英国尚未实施全民基础教育，统治英国长逾64年的维多利亚女王都不能娴熟使用英语(她的母语是德语)。诗人拜伦一只脚先天畸形，走路时那只残缺脚必须拖曳着前行，但在拜伦粉丝眼里，这份残缺令人沉醉，正常人都加以模仿。粉丝集体迷狂的有趣结果是，后人至今弄不清拜伦跛的是左脚还是右脚。同时，所有崇拜者都知道拜伦私生活极度不堪，诗人公然声称：“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在威尼斯女人身上花了2500英镑以上，睡过‘至少200个各种各样的人——也许更多’;后来他又列举了他的情妇中24个人的姓名。”有学者认为，假如拜伦的私生活更检点一些，他的名声将没有那么大。丑闻作为名声的助推器，从来就是马力强劲的。
作家诗人的丑闻劣迹，可能成为治安或刑事案件，但不是社会事件，一般不会对局外者构成干涉：他的事终究只是他的事，却会丰富读者的谈资。无论文学还是艺术，本质上不具改天换地之力，而哲学家和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就难说了：他的事很可能变成我们的事。没有证据显示，英国出现了莎士比亚和狄更斯以后，社会结构出现了相应改善，即便18世纪末叶的英国曾被冠以“约翰逊时代”，大文豪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仍不曾对英国的社会发展作出实质性推动。但自打出现约翰·洛克、约翰·密尔及客居英国的卡尔·马克思以后，不仅英国，全世界都受到了深远影响，该影响常常还是震撼性的。因此，对哲学家或知识分子言行上的不检点，人们有理由肃起脸来，一本正经地对待。
即便以久远的苏格拉底为例，我们也能看出哲人的特殊性。今人了解苏格拉底，多是通过他的学生柏拉图等人，转念一想，事情尚有可疑处。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以民主方式处死的事实，多少反映出当时的雅典人对其倡导的思考和生活方式并不认同。尽管投票者的主张难以确考，但把他们想象成一群无知暴民，恐无法成立。毕竟，公元前四五世纪的雅典公民，也是古代史上最伟大的一群民主公民(尽管缺乏现代的个体权利意识)，他们不可能以愚蠢残暴著称。合理的推测是，雅典公民意识到苏格拉底言行的危害性，鉴于哲学家的危害性不同于悲剧家和喜剧家，他们遂如临大敌，不惜矫枉过正，消除危险，处死了苏格拉底。
二
哲学家和知识分子很难分享那种不成文的道德豁免权，“浪子回头金不换”的社会心理学铁律，无法在该群体生效，那是艺术家群体的专属特权。尽管，有些知识分子本身就是知名作家，如让-保罗·萨特，伯特兰·罗素也写过小说，但是，既然他们主要以哲人和知识分子形象示人，就必须接受该身份随附的道德标准，他们难以两头通吃。
拥有专属特权的欧内斯特·海明威欢快地表示：“最优秀的作家都是说谎者，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他们这一行的主要工作就是撒谎或是虚构。”实际上，海明威经常在与作品无关的场合从事世俗的说谎，倒是在小说里保持艺术家的诚实，比如他曾吹嘘自己1944年第一个进入解放了的巴黎，事后证明是谎言;二战期间他向美国军方提出用自己的深海摩托艇巡逻海面，探查可能的德国潜艇，亦被怀疑是一个脑洞大开的骗局，保罗·约翰逊无情地揭露道：“至于反德国潜艇的巡逻艇，海明威的一位评论家的观点得到了证实：海明威需要汽油打鱼。据一位目击者说：‘他们啥事都不干，整天四处游荡，寻欢作乐’。”
但是，读者仍然不愿对海明威多做计较，他们可能认为，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生活，只是平庸作家的表征，优秀作家的恶作剧，乃是灵感的催生物。而同样的批评，假如针对一位素以道德楷模示人的哲人或公共知识分子，杀伤力将大得多。撒谎之于海明威，不过是一种“花絮”和“谈资”，对于罗素或维特根斯坦，则可能构成釜底抽薪的致命指控，令尊敬他们的读者大惊失色。也许正因此，一些西方知识分子近年来热衷于挖掘其同行前辈的丑闻秽行，不用说，每一本类似著作都会在知识界引起一定反响。
与人们善待浪子相对应的，则是对所谓“伪君子”的厌恶。说起来那也是一种蹊跷的人性，即，虽然回头浪子未必价值千金，被视为“伪君子”的行为，有时倒不妨一笑置之，但人们仍然喜欢追究后者;从满腔正义和满腹爱心的道德文章里挖掘出道貌岸然的虚伪，对很多人都是无法克制的欲望。理由多半在于，原谅浪子可以体现宽容，反击“伪君子”则有望凸显批评者的君子品格。这和部分国人热衷于批评“装逼”是一个道理，“装逼”原是一种无伤大雅的小虚荣，它之频受挖苦，在于批评“装逼”对批评者有利，他可以借此表明自己是“道法自然”的身体力行者。因此，站在好为大言的知识分子角度，他们的职业委实充满风险。
我们曾在《群魔——当精英邂逅大众》里提到过《知识分子与大众》，该书作者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约翰·凯里教授，擅长用昂扬的斗志，把收集到的每一条材料打造成杀伤力巨大的炮弹，密集地射向本国知识界、文学界的前辈。他还不惜“上纲上线”，把这些知识人与希特勒进行挂靠。英国学者尼格尔·罗杰斯、麦尔·汤普森合著的《行为糟糕的哲学家》，同样把矛头对准了多位名声锃亮的哲学家，如卢梭、叔本华和尼采。为展示批判锋芒，作者提到维特根斯坦的自大狂性格和“磁铁般的魅力”时，还用一种冷血的修辞，将这位得到过无量艳羡和崇敬的迷人哲学家，再次与希特勒进行比较。作者还强调一个巧合，即“非常巧合的是，他们两个是同时代人，都在林茨的实科中学念书，虽然维特根斯坦比希特勒高一级”。维特根斯坦很会欺负人，而希特勒也一直是“欺负人的天才”。
管见所及，对知识分子品行揭露得最充分的，就是我们多次提及的英国历史学家(又是英国人!)保罗·约翰逊的著作《知识分子》。如果想了解那些名扬天下的知识分子会混账到何等程度，读此书定然不虚此行。当然，该书有分类不严谨之弊，众多不必归类于知识分子的人物，如诗人雪莱、戏剧家布莱希特、小说家海明威等，他满不在乎地与卢梭、马克思和罗素并列。想到罗素也曾在《西方哲学史》里为“诗人中最缺乏思想的拜伦”专辟一章，我们或许不必把这种分类错乱太当回事，兴许作者只是舍不得辛苦收集的那些材料。该书另一个不足在于，作者提供了知识分子的海量秽闻恶行，却没有用有说服力的文字，厘清私德与公共祸害的差异，似有为揭露而揭露之象，读者会不断感叹：“啊，真没想到，他原来是这种混蛋!”——他笔下人物，甚至还出现数位间接杀人犯：雪莱和布莱希特都对多位女性之死负有间接责任，美国小说家诺曼·梅勒更曾直接把铅笔刀刺进妻子的“腹部和背部，一个伤口有3英寸深”，好在未闹出人命。
小说《刀锋》里，英国作家毛姆对端庄淑女伊莎贝尔有个神奇评论：“她具有多数正经女子有的那种对猥亵的奇异知识。”长着一张天使脸，脑海里却有着大量不足为外人道的猥亵想法，这很正常，并不妨碍其天使性，何况“天使”原本只是比喻。知识分子亦然，只有当我们先入为主地把他们想象得过于严谨圣洁，才会被保罗·约翰逊等人的揭露弄得大惊失色。假如我们持有一种毛姆式阅人术，内心拒绝承认一尘不染的伟人，面对任何超越人性的美德都避免轻信、保持警惕，就会在接触到伟人的混蛋性时，保持淡定。美剧《纸牌屋》里的当代奸雄弗兰克还未当上总统时，就觊觎总统宝座，抽空在上面偷偷坐一把。这其实是人之常情，不见得是奸雄专属品行。认为地位高、成就大的人必然品格超凡，缺乏虚荣和贪婪，纯属一厢情愿。
埃里克·霍弗认为，知识分子“不能够在室温下运行”，斯言妙极。知识分子需要打造符合自己影响力的特殊小气候，以便展示卓颖之态。我们考察他们时，应尽量将其还原到正常室温下。他们终究只是凡人，与普通人的区别在于，其中个别人喜欢假装自己不是凡人。
三
站在公共正义角度，行刺妻子的作家虽然吸引眼球，危害性却低于那些关键时刻检举同行、落井下石的人。前者毕竟只是一桩个案，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后者却会污染社会的道德空气，逼退一个时代的良知水位。有学者提到，苏东剧变后，许多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热衷于通过谴责别人来逃避自己的过错。同样，当年主动参与批判胡风的那些知识分子，在射出文字暗箭之前，本人尚未受到现实的迫害，他们是出于未雨绸缪的设计，为了防范潜在的危险，对同行先下手为强。这类文字丑行不像海明威虚构敌情骗取军方每月1000美元的津贴来得富有戏剧性，也不像维特根斯坦恣意体罚女中学生且事后撒谎逃跑的行为来得夸张，但就知识分子品格而论，混账程度要大得多。
我们还应警惕另一类知识分子，他们为数不多，危害性却不可低估。他们是赋予自己过高使命的人，信奉一种类似“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认识，并且坚信自己就是孔仲尼。他们将自身定义成精神超人，一只会迫使旁人感叹“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真理怪兽。倡导“理性多元论”的约翰·罗尔斯曾提醒现代公民不要与这类自以为携带着“完整真理”的人为伍，他的告诫是有针对性的，如保罗·约翰逊所说：“从卢梭开始，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奇怪的幻想，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创建一种新的体制一举解决人类由来已久的诸多教育方面的难题。”而卢梭，保罗·约翰逊概括道：“毫无疑问，坚信自己完全正确，这是他的主要症状。”
诗人雪莱也有类似症状。“他总是能够把自己的丑行与崇高的名义挂钩，”“他是那种崇高的利己主义者，有一种强烈的道德化的倾向，他认为对于他的决定，别人不但有义务服从，而且要欢呼，别人没有这样做时，他立即就表示气愤。”实际上，雪莱即使正在赖账，也敢于把自己的行为升华到“不可屈服的精神”。
更有意思的人物，是《行为糟糕的哲学家》一书中描绘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拥有令人无法逼视的智慧光芒，但他越界扩张了自己的伟大性，将属于人的伟大比附于上帝的伟大。“维特根斯坦的魅力来自他的坚定信念，坚信自己绝对正确，而和他观点不一致的人肯定是错的，缺乏智慧的，或者精神上软弱的。”我们听说过维特根斯坦一句名言：“凡不可说的，都应该沉默。”人们(包括我)想当然地以为，那表达了一种对真理和未知事物的谦逊，但《行为糟糕的哲学家》的作者认为不然，他们的解释是：维特根斯坦认为自己已然界定了所有可说之物，所谓“凡不可说的”仅指那些连他都无法说清楚的东西，别人必须沉默。“鲁道夫·卡尔纳普回忆说维特根斯坦不能容忍别人的批评意见……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好像是其观点都是通过神灵的启示得出的。”震慑于维特根斯坦的光辉，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用一句著名的话“上帝来了，他乘5：15分的火车”，直接把他比喻成上帝。维特根斯坦本人也毫不客气，他在《哲学研究》里写道：“如果我能够，我将把该书献给上帝。”
维特根斯坦数量不多的哲学著述值得尊敬，但并不奇怪的是，人们对他的颂扬往往与哲学无关，而是与他自我打造的外在光芒密切相关。他有这份本事，“即使对他的观点一无所知的人也知道他是魅力无穷，绝不妥协的天才”。他身边围绕着大量崇拜者，这些学生“不仅聆听他的教诲，还模仿他的言谈举止，比如穿橡皮帆布鞋，花呢上衣，白色开领衬衫，吃素食，睡硬板床。他们甚至模仿他在新想法出现时敲着脑门说‘哎呀’的样子”。维特根斯坦经常建议优秀学生“放弃学术追求，去从事体力劳动”。“他实际上毁掉了很多学生的生活。让人讶异的是，拜倒在他这个偶像面前的许多人很少真正成为哲学家的。”
后者其实不值得讶异，正如喜欢以地域和国籍自豪的人，往往不会让自己成长为乡人和国人的骄傲。滥用自豪，多半是人格走向卑微的表征，对于那些因亲近维特根斯坦而显出骄傲之色的学生来说，他们那身装饰自豪感的鲜衣怒马，恰恰构成一条不思进取的锁链。但问题是，这些学生是无辜的。
一位理应以其思想嘉惠后人的哲人，竟不断以其私人生活的传奇性得到颂扬(比如太阳神阿波罗般的容貌仪表，放弃万贯家财，决意过简朴的隐士生活等等)，总有点不对劲。何况，在人们可以验证的若干地方，维特根斯坦并未显出值得钦佩的洞察力，他贬低卡尔·波普尔那本“猛烈抨击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据说是因为他本人“仍然钦佩斯大林统治的苏联”。作者提醒我们，由于“维特根斯坦认为苏联正在迈向理想社会”，“苏联人好像把他列为‘有用的白痴’”。“有用的白痴”是列宁的著名比喻，好莱坞电影《虎胆龙威4》中一个反派人物也引用过这句话。
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里宣布过一条沉痛教训，“这教训就是在日内瓦只有一条真理是完全正确的：加尔文即先知。”当知识分子冒充先知时，我们有必要记住这条教训，规避那些神一样的坏家伙。
载《经济观察报·观察家》2016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