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越:论中华文化的历史传承与现代化转型

摘要:本文全面考察了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从反思历史的立场,侧重于方法论角度认识中华文化,并与西方文化相比较,认为西方的神学哲学体系是有敬畏精神的不可知论占主流地位,因此西方社会有反思忏悔意识,使西方文化具有扬善弃恶的传统;而中国的儒道释文化是一种可知论占主流的庞杂系统,缺乏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逻辑性、思辨性与条理性,认为人是世界的主宰,具有挑战上帝的大无畏精神,因此,缺乏反思忏悔意识,具有弃善扬恶的传统,导致今天误入共产主义歧途,陷入俄狄浦斯魔咒而不能自拔。在深入反思中华文化、逐渐改变民族文化所形塑的国民性格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中华文化现代化转型中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思路:在以民主宪政作为大前提之下的不照搬照抄西方典型例题的解法,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辅助理论,创造性地解题的一种解决方案。

关键词:反思历史、文化比较、人性论、宗教信仰、可知论、不可知论、民主宪政、政治体制

一、制度现代化

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他们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这是黑格尔针对历史发展至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为止的德意志地区各邦国之间的内战和欧洲各国特别是法德、法俄之间不断的战乱所说的话。因为黑格尔生活的时代正是拿破仑家族纵横欧洲和欧洲国家的封建复辟势力联合扼杀法兰西革新与革命的时代,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是家破人亡与流离失所的深重苦难,使黑格尔深有感触。但是,自二战以后,欧洲推翻了黑格尔的这个论断。德国哲学家泰奥多?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的反思,也是联邦德国全民深刻反思的总结,德国人对追随希特勒发动二战,屠杀犹太人的罪恶深感痛心,特别是德国领导人,他们不断反省历史,至1970年12月7日,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双膝跪在华沙的犹太人遇难者纪念牌前,为德国曾经犯下的罪行谢罪。媒体评论说:勃兰特跪下了,全体德国人彻底站了起来。因此,实现了法德、以及西欧各国的大反思与大和解,使该地区发展成为和平民主与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德国也因此逐渐走上了世界民主强国之路。

重读西欧历史,反观中国,我们至今都绝不从历史中学到丝毫教训,似乎要当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历史上一个王朝推翻一个王朝的历史周期律不断上演,自毛泽东时代更是达到高峰,土改大镇压、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毛后的八九风波、惨无人道的人体器官移植、闷声发大财下的强取豪夺等等,制造的历史灾难是空前的,可薄熙来偏偏要从毛泽东那里吸取精神力量,他在重庆重演毛泽东“唐吉坷德斗风车”式的“帝王逞能主义”悲剧之后,即使判了无期徒刑,也绝不反思,绝不妥协,死硬到底,根本不肯为自己所杀害的生命、所制造的灾难忏悔!整个中国社会也没有反思精神,毛左还坚决支持薄熙来,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思与忏悔!既得利益集团不但不反思还极力掩盖历史,绝不公布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历史档案,而且至今还在阻止已经觉醒的人民反思历史。但是,历史的错误绝不能重演,我们不能因为阻力重重就停止反思,相反,应当更坚定地站起来,不怕坐牢、杀头,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揭露当代历史的罪恶,坚决呼吁全体人民深刻反省历史,重塑民族文化与国民性格,唯如此才能够阻止历史的悲剧重演,才能从反思历史开始起步,在渐进中逐步塑造一个有民主、自由、法治与具有宗教所包涵的博爱精神,创造一个繁荣进步的新中国。

只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敬畏与反思、忏悔精神,才能推动这个国家的历史不断进步。只有在反思中不断抛弃糟粕,追求新的文化元素,才能不缺乏创新意识。而这种精神是由其文化决定的。而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别是其形而上学理论中的人性论、意识形态的宗教哲学观、政治哲学观、艺术哲学审美观,对国民性格的形成具有绝对的影响,它决定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是否具有诚意,是否具有反思忏悔精神、是否具有健康活泼的创新精神与博爱精神。因此,一个民族的文化中的特点与特色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国民性格,而国民性格又反过来决定了其民族文化的走向,二者是互为因果的关系。要走出没有反思忏悔性格的恶性循环,改变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基因,绝非易事。但是,除了反思历史,反思文化基因,从历史的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改变民族性格借以改变民族的命运之外,别无他途。

民族文化中的形而上学理论之一的人性论,也就是对人性的认识,人对自己的认识,对人对真理的把握程度、把握能力方面的认识,对形成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与国民性的塑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是塑造宗教信仰、国民性格、民族文化的最关键的逻辑起点。对人性认识的判断确立以后,其民族的宗教哲学观和道德伦理所决定下的政治制度设计才能够在历史的发展中得以逐步确立,在这些具有根本的民族文化特色的形而上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政治制度确立以后,其民族的国民性才能够逐步定型,国民的人生观价值观才能够形成。

1、中华文化与中国人的形而上学观

1.1、中国人的人性论观点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最繁荣的上古时期,是最活跃的学派并起、百家争鸣的一个时期,从那个时代开始有文字记载的比较集中的关于性善性恶的争论,有对立的两派,一派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的性善说;一派是以战国晚期同样是儒家继承人的荀子为代表的性恶说。前者经与道、佛杂糅而成蔚为大观的儒教传统,后者经荀子的学生韩非、李斯发挥而形成法家思想。当时的战国七雄中唯有秦国采用法家思想,至秦始皇发展到极致,他重用李斯而统一六国,实施残酷的文化专制,创造了迥异于西方封建制的大一统郡县极权专制制度,导致万马齐喑的局面,彻底停止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性善性恶的争论没有深入进行。到了西汉,汉武帝继续实行文化专制政策,采取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政策,董仲舒将儒家思想改造成儒教,用天人感应的学说来柔性制约天子,要求统治者必须顺应天意,爱民如子,实行德政,而人民必须当顺民,感恩戴德,山呼万岁,接受统治者的安排。这种政策主张在以后两千多年的统治中都没有大的改变,逐步形成外儒内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学说、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历代统治者都以性善论来进行教化,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因此就必须进行不断的道德说教,以教育臣民,要求全体臣民做君子、贤人。可是由于实行了专制制度,统治者的人性恶特别是帝王的人性之恶无法得到遏制,致使他们一方面以性善论来愚民,一方面又对胆敢提出不同于统治者观点的知识分子执行残酷镇压,中国人的思想探索,创造能力从此受到了严重压制,没有了学术自由的科学探讨氛围,造成中国人对人性的探讨从此止步不前,形成了两千多年来一以贯之的简单的性善论主张。

1.2、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与社会治理模式

从性善论的这一最根本的人性判断出发,对中国人的形而上学的宗教哲学观的建立具有绝对的影响。因为,他们认为人性本来就是择善弃恶的,人不需要外在力量的帮助,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自己进行修身养性,就可以遏制自己的恶,极力向善,就可以把握到绝对真理。因此,在宗教上,人通过自己的修炼,就可以成仁、成圣、成神、成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进入西天、神仙世界。在此基础上,中国历代“圣人”不断累积、人为地建立起无比庞大无比松散的信仰体系,但从根本来说,就是儒道释(佛)信仰,下面就我的见解,略作综述和反思,姑且当做一家之言。

中国原始的宗教信仰,据专家考证,在远古时期,是信仰上帝的,从上天赐下的河图洛书的传说,到华胥氏脚踩巨大的脚印而感孕,怀胎十二年而生下伏羲氏,并由伏羲氏创造八卦、到文王易经的形成,都证明了中国远古是信仰上帝与上天的,这两者都是一神论的信仰,无论是上帝还是上天,他只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灵的存在,但他又保护着人类,特别是非常眷顾有德之人,用有德之人来代替他管理人类社会。所以上古典籍《尚书?蔡仲之命》有“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训诫。

可见,从远古到上古的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是信仰非人格神的一神论的,老子的《道德经》开篇就说“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说明“道”与“名”是不可言说的,也就是说,可以说出来的“道”与可以说出来的“名”,它不是那种可以控制人类与自然的、无所不在的超验的神秘力量。因此,老子是肯定有上天这种超验的神秘力量存在。孔子也说“顺天命而尽人事”,所以孔子也相信有上天的天命存在。并且孔孟的儒家学派还运用上天信仰,建立了一套为统治者服务的理论,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创造了一套儒家的道统理论,为帝王的统治提供合法性论证。

可是,秦始皇推行大一统的残暴郡县集权专制制度后,不但中国人的上帝信仰没有了,对上天的信仰也变形走样了,上天信仰对统治者来说,只是解释其统治的合法性,实行家天下统治而万世一系的理论。

诸子百家中还有一派叫“神仙”家,他们也是运用八卦、易经等上古流传下来的推算天命、性命的方术、法术,利用它去追求如何成仙得道,这种人叫方士,他们专门向人们宣传推广如何得道成仙的方法。所以就有秦始皇派著名方士徐福去海外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的传说。

由于秦始皇的暴政,使国家到了山穷水尽、人民无法生存的境地,所以,陈胜吴广就利用了诸子百家中的神仙家的法术思想,装鬼弄神,在鱼肚里装进了“大楚兴、陈胜王”的帛书,发动农民起义,彻底葬送了秦王朝。

到了西汉时期,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样的统治没有了百家争鸣的氛围,只有政教合一的以敬奉上天、假托天子之名来统治天下的以儒为表,以法为里的统治制度。这种制度对人民实行的是残酷的统治,所谓“以民为本”只是一个虚假的口号,只是统治者为了达到奴役人民以呈一己之私的借口,遑论有孟子所推崇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想化大同社会的一丝一毫的影子。

这样的儒法合一的家天下专制统治,必定是治乱循环的社会,在君臣之间、君民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妥协而达到相对安定的统治后,统治者的人性之恶必定会极度膨胀,也必定无法遏制,如此则必定重演互相残杀的周期律。因此,在这种残酷的互相残杀的动乱时期,人命如蝼蚁,祸福转换在旦夕之间,则必定产生人生无常要求超脱的厌世思想。有了这种信仰的需求,就有了中国式的松散的儒道释的信仰产生的土壤。最后变成了儒道释三教合流的信仰。这是儒教、道教以及引进后加以中国化的佛教所形成的信仰体系的混杂。

1.2.1、儒家与儒教。儒家经典很多,有十三经,即所谓《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等,都是中华古文化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经典,其中有许多可以说至今还是中华民族最灿烂的典籍。这些经典经过历代学者的考古与注疏、传承与发扬光大,其数量汗牛充栋。本来这些典籍只是春秋战国时代以孔孟为代表的一派儒者的治国主张,但到了汉武帝时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就开始被改造为儒教,儒教的教义就是天人合一说,最典型的就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就是天、人在道德与意志上的一致和天、人之间的互相感应,上天对人的作恶是要惩罚的。而皇帝是天子,他是代表上天在统治人间。皇帝必须顺天应人,否则也要被惩罚,直至最终被推翻。所以,它自有一套天命论的治国理念,用来实现大一统的郡县制专制统治目的。但是这种治国理念没有制度的建构,只有单向度的依靠皇帝的良知和君臣父子夫妻朋友这种定型的几千年固定不变的忠孝节义的道德伦理说教来作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靠不断向人民灌输来愚民,然后用法家的法、术、势的霸道理论来钳制人民,使人民驯服。

这样的儒教信仰与统治理论是不伦不类的。首先,在信仰上,上天信仰被皇家所霸占,只有皇家能够祭天,一般臣民如果私自敬天、祭地那是要杀头的。可是皇家信仰又不是完全的单一的信仰,拜天之外又要拜地,所谓敬天地也,同时他又要拜孔庙,祭拜孔孟的偶像,这还不算,同时皇家还要拜他们自己历代祖宗的偶像。因此,他们的信仰不单一,其信仰系统是紊乱的,是多神的。而臣民们没有信仰上天的权利,他们的信仰只有祖宗崇拜,这样的祖宗信仰必定是狭隘的,功利的。因此必须追求另外一种信仰,以建立平民自己的超验世界。于是道教与佛教便产生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第二,政治理论上,儒教那一套奉天承运、爱民如己的理论只是他们顺应上古儒家的大同追求所新创造的一种说辞,是在统治合法性上所寻求到的借口,是用来蒙蔽人民的,企图实现其政教一体万世一系的统治。而实际上,他们实行的一套是法家盘剥人民、残酷压榨人民的统治制度,皇帝自己在法律之上,没有监督的皇权使他的人性大变态,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嫔、并用阉割太监、女人裹脚这样在全世界看来都是奇观的、严重变态的统治手法来满足自己的无边的欲望。因此这样的信仰与行为完全相脱离的统治手段,使他们根本不符合上天的旨意,他们的末代子孙只能在治乱循环中接受上天所给他们的严厉惩罚。

1.2.2、道教。它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中国土生土长的信仰。道教是东汉末期模仿佛教建立起来的宗教,后人编造与道家老子等人的关系,实际上其信仰体系与哲学思想和道家思想是有矛盾的,因为道家的老庄思想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无为而治、小国寡民、天人合一、顺应自然。而道教有追求长生不老的一面,通过修炼、炼丹、卜挂、扶乩,从而成仙得道,与自然抗争、破解自然奥秘,要在自然中找到一种长生不老的秘诀,因此道教实际上是承接诸子百家中的神仙家的一套、以及儒家的天人感应那一套理论。

在张道陵初创的的五斗米道中,他把老子附会为其始祖,称之为太上老君又称太上道君,尊奉为最高神灵,然而,老子自己则说“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这说明老子只是一个凡人中的先哲或先知而已,并不是一个如上帝一般的神灵,所以五斗米道的始祖之神是造假的,显然在信仰问题上存在漏洞。五斗米道后来归顺曹魏政权,没有了自己独立的信仰体系,靠依附于统治者谋求生存之道,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与儒教、佛教互相补充。因此它也不是真信仰,历代道教都与统治阶级合流,成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理论。

与五斗米道一同产生、由张角兄弟所创造的太平道,它上承秦末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装神弄鬼的传统,其功利性是很强烈的,只是一种用来谋反起义的道具而已,以后演变为民间的道教信仰。因此,太平道产生以后的历代民间道教,不但有装神弄鬼欺骗人的一面,还有为农民谋反起义寻找理论依据的另一面。它是平民百姓自己的信仰,在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有假托道教名义复燃的各种民间教派,如唐宋的明教与清代的白莲教等,在历代农民为争夺统治权而造反以证明其合法性的运用中屡试不爽。因此,这种民间信仰历来都是被统治阶级所害怕,都是必须坚决予以取缔的信仰,所以它也不是一种真信仰。

然而,中国历代道教所累积起来的典籍与其教派、则博大精深、五花八门,就经书而言,《中华道藏》就有所有的道教经典,有《道德经》、《南华经》、《冲虚经》、《太平经》、《黄庭经》、《养性延命录》、《坐忘论》、《太上感应篇》、《太上老君内观经》、《抱朴子内篇》、《老子想尔注》、《泄天机》、《玄珠录》、《玉皇经》等等,不胜枚举。就道派而言,据学理分有积善派、经典派、符录派、丹鼎派(金丹派)、占验派五类。按地区分有龙门派、崂山派、随山派、遇山派、华山派、嵛山派、老华山派、鹤山派、霍山派、武当派等。如按人划分则有少阳派(王玄甫)、正阳派(钟离汉)、纯阳派(吕洞宾)、海蟾派(刘操)、三丰派(张三丰)、萨祖派(萨守坚)、紫阳派(张伯端)、伍柳派(伍冲虚、柳华阳)、重阳派(王中孚)、尹喜派(关尹)、金山派(孙玄清)、阎祖派(阎希言)等。

对于这样的道教传统,不能让人真正有所信仰,因为它首先是人为的信仰,不是天启信仰,所以它道出多门,神仙体系极其庞大,各家自说自话,难以令人信服。但对于其中的合理内核,比如气功修炼的延年益寿、保健养身的一套体系,是有其独特探索生命修为的价值,不应全盘否认。

1.2.3、佛教。根据可信的历史资料,佛教是在东汉末年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所依靠的认知方法乃是《因明学》,用因缘聚合来解释一切,认为依靠它就可以把宇宙间的一切囊括其中,无所逃遁,因此它就把世界解释为六道轮回的一种因果报应理论,而为了脱离这六道轮回的因果报应,就必须用守戒修身的一套佛家理论来修炼自己,使自己成佛,到达西天极乐世界从而获得永生。可是对于这因缘聚合的第一因是什么,他们无法解释清楚,也不想探究清楚,并且对西天世界的来源问题,即何以有西天极乐世界的存在,佛家也无法解释清楚,因此他们的认识论是二元的,非常容易走极端,要么走向彻底的唯物论,要么走向主观唯我论。比如台湾的星云大师认为信佛、信佛教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自己,而相信自己难道不是唯我的一种认知方法吗?但是,如果这种唯我的信仰是与真诚、善良、慈悲、宽恕以及敬畏大自然精神连接在一起的,则可以是一种本性直观的哲学,未尝不是一直比较有理性的信仰,也许是可以加以改造而成为有价值的信仰。

这样的佛教理论同样是人为的一种信仰,是历代高僧自我创造而累积起来的一种庞大的体系,精华与糟粕混杂。就经书而言,广义上说,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编辑的大藏经主要是三大类(所谓三藏):经、律、论。这属于广义上经的范围。狭义的,再细化也有十三部经,即《心经》、《金刚经》、《无量寿经》、《圆觉经》、《梵网经》、《坛经》、《楞严经》、《解深密经》、《维摩诘经》、《楞伽经》、《金光明经》、《法华经》、《四十二章经》。从佛教的教派分,也可以分三大类:汉传佛教(大乘)、南传佛教(小乘)、藏传佛教(大乘)。细分宗派有:净土宗、禅宗、密宗、唯识宗、天台宗、律宗、华严宗等等。这些宗派都各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应该仔细加以分辨,吸收其精华,抛弃其糟粕。

综上所述,这些庞大繁杂精深的儒、道、佛理论,除儒教的上天有形而上的超验思想外,佛道都不承认有超验世界存在,都认为宇宙的奥秘是可知的,人是全知全能的,可以经过自己的修炼而达到彼岸世界。他们对宇宙奥秘都有自己的解释理论,如三界,三天三清境;六道轮回、西天等。姑不论其认知是否符合实际,要如何证明此彼岸世界的真实存在,单就这么庞杂宏大的理论体系而言,就是对修养很深的儒者和高僧、高道来说,也难窥全貌,况以一般老百姓之知性,根本不得其门而入,无所适从,更不用说在修养上会有所长进。

因此,中国的儒道释文化是一种庞杂的紊乱的理论体系大杂烩,没有系统的符合逻辑的信仰体系。除了儒教有敬天的精神和为民请命的个别真君子外,儒者在朝廷之上不能全身心投入为社会服务,报效国家,即使有济世精神,面对帝王的专权,他们只能采取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所以历代有层出不穷的乡愿与犬儒。因此,中国文化并没有如古人所说的“儒以治世、道以治身、佛以治心”的功能,相反,用儒教治世则使社会治乱循环、用道教治身则不能长生不老、用佛教治心则心像乱生无法灭寂。造成自今中国社会还处在从前现代向现代、后现代社会跨越而无法实现的异常复杂的状态。所以,中国的宗教信仰体系是专制时代所产生的信仰,存在许多愚昧、落后的因素。因此,中国人需要启蒙,中华文化必须重新加以改造,使其符合逻辑上的合理性与信仰上的单一性,而这样的改造就是信仰现代化意义上的宗教改革。没有宗教改革以适应现代社会价值观,则希望民族复兴、文化复兴是不可能的,但这种宗教改革又必须是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是哲学、社会科学与科学技术繁荣造成的中华文化复兴的必然结果,任何官方的或人为的外力干预都是拔苗助长、徒劳无功的,其发展过程必定是比较漫长的。

2、在中西方文化对比中反思中华文化的改造与创新

一个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无法由这个民族的先人自行挑选、自己选择其发展方向的,因此,可以说它是冥冥之中上帝的安排。文化没有优劣之分,重要的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是否有敬畏神明的精神,是否能够不断反思历史发展道路,反思历史的歧路所存在的形而上的方法论错误,用以警醒自己,唤醒人民,使社会发展尽量少走弯路,尽量避免重犯过去的重大错误,从而获得超验的体验,使国家民族的发展,政府与人民的所作所为符合真善美圣的要求。

2.1、西方的人性论

西方对人性的认识,则完全不同于中国人。他们认为,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人性的善与恶是混杂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善与恶是难以分辨清楚的,人性是自私自利的,因此人性是恶的。在原初状态、自然状态中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狼与狼之间的关系,到后来,萨特的存在主义认为“他人就是地狱”。这与西方人的宗教信仰相契合,在宗教上,西方人以上帝启示先知所着的《圣经》作为信仰的唯一经典,没有宏大庞杂的人造经典,只以基督信仰为真信仰。因此,中世纪的西方人一般都信基督教,基督教的一神论信仰承认有超验世界存在,宇宙与人皆为上帝所造,而上帝是超脱于宇宙与人类社会之外,人们无法认识他。他们认为,自上帝创造人之后,将人放进伊甸园,在伊甸园里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由于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人就有了罪性,就会不断作恶犯罪,上帝就会不断地惩罚他们,直至把他们打入地狱。因此人是完全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进入天堂,只是因为上帝出于大爱,要拯救人类,才派了自己的儿子基督下来,用被钉十字架的流血献身精神来败坏魔鬼的作恶,为人类赎罪。因此,人要与上帝签约,只有承认自己的罪、遵守上帝的戒律,爱上帝,爱世人,具有宽恕与博爱精神,他们才能通过基督的救赎,进入天堂,获得永生。而因为人的道德的败坏,不认识上帝,所以总有一天这个世界会充满恶,那时耶稣基督会再次来临,审判人的罪,罪者下地狱,而作为义人的基督徒会被上帝救赎而上天堂,然而基督再来的时间不可知。因此,任何人都不是全知全能的,无法认识绝对真理,真理只在超验的上帝那里,他们对上帝充满敬畏。因为西方对人性的认识符合人性的实际情况,宗教信仰也符合人的生存状态,所以他们所提出管理社会的政治制度是比较符合客观规律,从而使社会不断动态发展前进。

2.2、西方人的形而上宗教哲学观与社会治理模式

对人性的认识决定其宗教信仰模式,而宗教信仰与社会的治理模式息息相关,有怎么样的宗教哲学观就有怎么样的社会治理模式。西方人的一神论信仰,相信上帝告诫他们,人是有罪的,为了限制人性恶,就必须信上帝,用上帝的戒律来约束自己,因此西方人是有敬畏精神的。所以,起初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教皇具有最高权威,教皇具有统治人间的绝对权力。但是,经过一千多年的中世纪黑暗统治,西方人不断反省自己,改革宗教信仰,实现了政教分离,并对世俗权力进行有效制约,从而实现了西方社会的科学不断发展进步,使社会从古代社会进入到现代化社会,而且现在已经进入到后现代社会。

西方人的统治模式,是模仿上帝与人的约定来制定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约(也就是宪法),以约的形式来规定权力的边际,用三权分立,公民选举领导人、新闻监督自由的手段治理国家,从而达到民主自由法治的现代化社会。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对人性认识的不同,是决定中西文化走向的分水岭,是决定社会进步与否的试金石。

考察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形而上学思想,古希腊是西方哲学的发源地。古希腊的哲学家泰勒斯认为宇宙万物的起源是水,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的起源是数,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起源是火,阿纳克萨格拉斯认为“心智”是万物形成的力量,这与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的“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认识类似。用理性认识宇宙的程度来概括西方社会的发展阶段,这是V1.0阶段。到了希腊三圣的柏拉图之后,希腊哲学出现了重大变化,它直接否定了从有形世界去寻找宇宙起源的朴素唯物论观点,认为唯有理念世界才是变化不定的物质世界的起源,而这个理念世界它不在宇宙之中。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不但创造了形式逻辑,还把形而上学用之于形而下:研究自然界,创立了自然科学体系。所以,可以说这是西方社会发展的V2.0阶段。但是,到了犹太教的一神论引入,发展成基督教信仰后,产生了中世纪对造物主上帝的信仰和绝对信奉,由于树立了神的绝对权威,以致完全否定了人的价值,导致西方社会陷入黑暗阶段。此时,西方哲人开始了反思社会与人生问题,导致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兴起,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人的自由问题,随着人性的解放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性、人的价值得到张扬,各种哲学神学理论百家争鸣。但康德哲学的出现独树一帜,康德对人的理性的深入探讨后认为:客体被主体所反映、所感知,也被主体的结构所限制、所决定,所以,空间与时间都是主体感性存在的先天形式,因此主体所反映的客体是被主体所加工所塑造的,不是真实的客体。康德由此得出人只能知道“现象”,而对世界的本体(物自体)即上帝不可知。这被西方哲学界认为是对理性认识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因此西方社会发展进入V2.0+的阶段。

而黑格尔的哲学则发展了历史上的泛神论,以正反合的辩证发展来解说神的存在与发展。同时,在各种神学哲学流派百家争鸣之中,出现了自然神论哲学,无神论、唯物论哲学也纷纷登场。此时登场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西方科学技术大发展,人性大张扬,而出现自然神论后,发展到无神论的产物。

人性的败坏,导致西方社会的堕落,西方哲人重新开始反思,复归上帝。他们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探讨,已经认识到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并非世界本身,只是“能被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于是西方寻找本体第一存在的迈开了新的脚步。到了胡塞尔的哲学——现象学阶段,他提出了现象学的本性直观,则完全超越了感官知觉的意义,进入人是上帝的肖像即人的灵魂领域,同时也去掉了其神秘性,是完全理性的,是一种心观,一种对本质世界的心观,现象学的直观不排斥知觉的看,但远远超越了知觉肉眼之看,直观中的明证被给予物不仅通过知觉,亦可以自由想象而获取。所以现象学是自我学,但绝不仅仅是唯我论的,现象学力图在主体中达到一种相对于一切可能主体都有效的客观性。所以胡塞尔的现象学是西方社会发展的V3.0版。追寻形而上学的超验存在已经达到顶峰。

然而,现象学并没有找到第一存在:尽管本性直观提供了一种对一切可能主体都有效客观性,但这种客观性也是有限的,被限定的。第一存在的上帝并没有在直观中被呈现。

因此,以存在主义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主义粉墨登场,这种后现代主义哲学可以分为消极的荒诞的存在主义和积极的自为的存在主义,前者以萨特和海德格尔为代表,后者以马塞尔和布贝尔为代表。前者可以称为V4.0—版,后者可以称为V4.0版。萨特等人认为:人的存在是孤立的无奈的、人生是偶然的、荒诞的,人最终面对的是无法逃脱的死亡,因此人生没有意义。他人乃是一个存在的客体,这种客体不同于物,他不但存在着,而且还对我构成了威胁,因为他是自由的物体。在他的“目光下”,他可能把我变成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要从他人的目光或他人的地狱中解脱出来,只能有两种途径:或者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物,或者使他人做自己的物,去操纵他人。

而以马塞尔为代表的积极自为的存在论哲学家则认为:人是精神性的存在,人不仅可以和自己交流,而且可以和他人交流,而使自己和他人联系起来的是同情和爱。人与人的交流是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与他人交流时,只有以爱作为交往的目的,他才会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孤独的,从而看到希望,看到喜乐、幸福。

综上所述,西方社会的发展是辩证发展的,是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之中不断扬弃恶的、反动、落后的东西,不断吸取善的、先进的、有生命力的事物,从而使社会不断获得动态的发展与进步,使社会从V1.0版企图从自然界寻找宇宙起源的朴素唯物论发展到今天的V4.0版的存在主义哲学的敬畏大自然、回归大自然,在大自然中获得幸福与快乐的阶段。因此,人必须以追求积极的永无止境的精神性存在作为生命存在的意义。当然,荒诞消极的后现代V4.0—版的存在所产生的萎靡颓废、及时行乐、性开放导致的纵欲、游戏人生等也是西方社会挥之不去的负面影响与发展障碍。

2.3、中国人的形而上宗教哲学观与社会治理模式

据有关学者考证,“河图”、“洛书”是华夏文化的源头。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种“图”、“书”画成八卦,后来周文王又依据伏羲八卦研究成文王八卦和六十四卦,并分别写了卦辞,是为《周易》,后世称为《易经》。笔者认为,从神学意义上来说,《易经》是中华民族信仰上的《圣经》,应该说它是一部神学著作。基督教《圣经》里的上帝直接和犹太民族的始祖亚伯拉罕、摩西对话、立约,通过历代先知以圣灵感应的方式写作了《圣经》的新、旧约;而中国人信仰的上天不直接和华夏始祖伏羲氏等先知对话、立约,而是通过龙马和神龟,以图、书的图画形式启示了华夏先知伏羲氏与周文王成就了《易经》一书。

所以说,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真正意义上的上天信仰中的“上天”所恩赐给我们的乃是《易经》一书。先秦时期百家争鸣,所有学派或多或少都受到易经影响。从易学发展史上看,先秦易学发展到老孔时代,形成了道家易、儒家易及术家易三支。其后秦始皇焚书坑儒,易以卜筮之书独存,易学至此盛极而衰。三支易学的这一总趋势,到先秦以下乃由隐而显:透过淮南子,道家易的趋势明朗化;透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儒门易的趋势明朗化;透过占断灾异之学,术数易的趋势明朗化。春秋战国之后的古代哲学发展每个重要时期,易经思想都充当着轴心角色。因此,《易经》是上天赐给我们的一本中华民族版的《圣经》。中华民族的上天信仰与古犹太民族的上帝的一神论信仰如出一辙。只是这种上天信仰具有中华民族独具一格的特色,上天赋予了中国先知(圣人)更多的探索超验世界的自主权。

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上天给中国民族的启示就独树一帜,分别出现了一神论“上天”信仰的具有基督般献身精神的儒家伦理学,方法论上与胡塞尔现象学本质直观具有同等意义的儒家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和而不同的政治哲学,还有兼具辩证法思维的道家哲学,墨家非攻兼爱哲学,孙子兵法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兵法战略思想,公孙龙白马非马的逻辑学,法家的术势法统御国家治理模式。可以说这时的中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所产生的学术成就,在世界上独一无

二:一个民族的文化就诞生了一神论、民主理念、法制治国的这些后来被西方文化发展为民主社会所需要的质料。

孔孟的儒家哲学属于中国儒家的伦理哲学范畴,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忠”,尽力为人谋,中人之心,故为忠:“恕”,推己及人,如人之心,故为恕,孔子最先提出“恕”,并为其下定义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早将忠恕联系起来的是中国春秋时代的曾子,他在解释孔子“吾道一以贯之”时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他还说,“忠者,心无二心,意无二意之谓,恕者,了己了人,明始明终之意。”宋代的朱熹也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尽己”是从自家心上发出而及于别人,“推己”是以己之心推人之心而及于别人。简言之,“忠恕”,就是以待自己的态度对待人。孔门的弟子以忠恕作为贯通孔子学说的核心内容,是“仁”的具体运用,自此,忠恕成为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

忠恕是孔子待人的基本原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而不是二以贯之。忠就是从积极的方面说的,恕是从消极的说的,就是将心比己,推己及人。儒家仁学之道具有反躬自省、反求诸己的反思精神:“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不忠乎?与朋友教而不信乎?习不传乎?”

后来的孟子更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了实现儒家的大道——大同思想,上天对载道以行的君子进行了钢铁般的意志考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孟子的伦理学思想,更是体现了人权大于主权的执政理念,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思想的萌芽。他具有耶稣基督般的献身精神,为了救世人,可以达到舍生取义的高度,所以真正的孔孟之徒,是中国基督精神的根本体现。

儒家在治理国家层面,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对一个人诚意正心的要求,是欧洲哲学家所要求的必备条件,康德说“诚实比一切智谋更好,而且它是智谋的基本条件”,所以儒家的境界一下子就达到了欧洲现代哲学家胡塞尔现象学所要求达到的先验自我与直观明证性的高度,在质料意义上具有V3.0版的意义。

同时,老子将易经的思想精华融入《道德经》中,创造了一个以辩证思维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他在经卦阴阳相抱三爻成卦的组合方式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万物起源图式,揭示了事物内部所包含的种种势力的对立统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相抱这一思想在易经还是一目了然的符号图,到了老子便有了种种具体的事物形象的分析。其间流传后世对中国哲学影响最大的命题莫过于“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矛盾对立的双方,必有一方为主,另一方为次。物极则反,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想,在易经是通过爻辞,对爻象在卦体中的不同位置使用吉凶等结语加以反映的。而在老子这里,已经到了社会、政治、伦理等一切方面,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蔽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认为委曲总是由保全转化。屈枉总是向伸直转化,卑下总是向充盈转化,蔽旧总是向新奇转化,这种辩证思维方式,是老子观察世界的方法。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他运用这条物极则反原理,对世间万物进行着辩证概括,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他又用这一条法则,提出了一系列处理问题的具体办法,老子这些从易经中得到启发而形成的辩证思想谱写了中国哲学史上颇有特色的一页华章。

然而,在百家争鸣之中,上天让具有法家术势法暴政统治思想的秦始皇夺得了天下,从而一下子就窒息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最要命的是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的逻辑学思维方式到此被完全抛弃,再也没有其衣钵传人了,没有了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思维,没有了百家争鸣,中国哲学思想以清晰的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思维道路被被堵塞了,没有了系统化、理论化的思维方式,理性思维能力得不到稳步推进与深化,导致中国人的那种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悟性思维比较发达。

到了汉武帝时虽然用儒表内法的思想统治中国,但依然是文化专制统治,秉承儒家学说而建构的政治制度,是依靠天子的良知来治国的理念,是一种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的。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提出“君权神授”理论,以皇帝为天之子,上天为天父,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个来自《尚书?泰誓》里的观点来约束汉武帝,以儒教所建立的理论作为合法性的来源,作为道统,企图把专制者无边的权力约束在儒教的道统里。可这是软约束,根本无法控制皇帝滥用权力的欲望。因为独尊儒术以后,中国人的思想被控制了,统治者自以为找到了宇宙真理,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来自我陶醉,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因为思想被禁锢了,儒家理想只能依靠具有大一统专制人格的皇帝来推行,可是皇帝是用法家的酷法、专权、谋术和权势来钳制臣民,用庞大的行政、立法、司法集于一身的各级官僚体系来进行统治,是无法实现儒家的治世的理想,儒家思想只是他用来铲除异己的借口而已。上行下效,因此就滋生出了一批又一批具有流氓、厚黑人格的官场人物,使中国人的人性大变态,官场善于媚上欺下、互相妒忌而内讧,善于内斗而不善于御外,导致投机取巧的赌徒大行其道,所以到了朝代末,各种人物粉墨登场,互相残杀。要建立一个新朝代,除了枪杆子出政权以外,别无他途。因为儒家思想根本无法解决统治者统治的合法性、权力的有效限制和权力的有序更替这个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

这是中国社会的悲哀,由于中国文化的精华,没有正确的哲学方法论的推导,它就像一盘闪闪发光的明珠,散落在各个角落,没有形式逻辑这条金链把它们串起来,它就无法呈现出它应该具有的美丽。因为没有了形式与质料的完美统一,即没有了民主、自由、法治的这种制度形式,再好的质料也只是一种高远的玄妙的理想,一种无法到达的境界。所以,在找不到使质料付诸实现的形式时,因为儒家文化造就的政治精英具有理想型的人格,具有基督徒般的献身精神,他们只能??断地以“格务致知、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单向度的道德修养来要求自己,要求统治者,并在朝廷上不断地规劝天子爱民如子,这在复杂的官场人际关系中,在佞臣与小人的拨弄之下,具有儒家精神的君子不是被杀头灭族就是被流放,可是他们的传人一代代乐此不彼,这种行为就像西西弗斯一样不断推石上山,依靠顽强的意志做着周而复始的无用功。这就是中国两千多年不断重演治乱循环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律的根本原因。

与西方的既强调内部的道德修养又强调从外部进行权力约束的三权分立制度相比,西方人的思想之活跃,创造力之发挥,都远远超过中国的儒家士大夫。当西方的制度设计被中国的士大夫所发现并引进时,就对他们产生了两种后果,分裂成两派,一派是腐儒,他们思想僵化,强调中国特色,永远不接受先进思想;另一派是真正的中国士大夫,他们传承的孔孟仁政与大同理想,在西方先进制度的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中找到了契合点,为了实现这个中国几千年的理想,他们就会在所不辞、奋不顾身。所以,当代中国,无论是党内还是在党外,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一批具有普世价值观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同样是儒家衣钵的传人。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社会虽有质料意义上V3.0版的宗教伦理哲学观,但是没有找到赋予这种质料的社会制度实现形式,所以中国社会至今还处在相当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专制统治模式,相当于V2.0阶段。还因为西方文艺复兴时是相对自由的百家争鸣的学术探讨时期,而我们中国的这种争鸣气氛因为政治高压而无法继续,但由于网络媒体的出现,他们无法实现全部的封杀打压,所以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地下进行着。

2.4、中西文化的演进、社会治理模式比较

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思维模式、思维方式的不同。

2.4.1西方文化

西方社会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比较合理的形而上学上层建筑体系,用形式逻辑与辨证逻辑以及一神论信仰的思想上层建筑,构筑了政治上层建筑来治理社会。特别是在二战后,西方社会在动态变化中能够获得比较稳定的发展。所以,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能够不断扬善弃恶,推动社会不断进步:当人性恶导致社会道德堕落,西方人就用上帝信仰来约束人性。当神权统治导致中世纪的黑暗后,西方人文主义高涨而兴起文艺复兴运动,使人的自由发展推动了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的繁荣,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贪婪与权力的滥用,西方先哲不得不进行了不懈探索,依靠哲学思辨成果建立起三权分立与组党自由、新闻监督自由来遏制。当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具有毁灭性互相残杀的惨状,他们更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反思、检讨忏悔,健全民主制度,使民主国家之间得以和解,各国和平共处。所以,西方社会制度与社会的发展,是在文化的不断累积、继承、创新的逐步演进过程中进行的,他们没有全盘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把它推倒重来再去另外寻找所谓的共产主义。这是西方社会能够扬善弃恶的良性制度具有的职能。

而依靠社会扬善弃恶的根本手段那就是他们的社会治理模式:三权分立、公民选官、思想自由、新闻自由、学术研究自由。其中平等、博爱、自由、法治的普世价值理念起关键作用。

从方法论角度认识,用思想上的思维方式来概括:那就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相信一神论的上帝,其神学哲学思潮的主流是终极意义上的第一存在的不可知论,人不可能全知全能。因此西方先哲和好公民有敬畏精神、能宽恕别人,以诚待人、能够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别人,不全盘否定西方之外别的民族的文化,尊重罪犯的人权。他们的思维方式是渐进的、能用辩证法来反思历史、对待历史,既不全盘肯定历史也不全盘否定历史,具有反思历史正确对待文化的能力。

2.4.2中华文化

相比较于西方,中华文化的信仰体系至今并没有真正地确立起来,因为除了儒家有敬天的信仰外,一般平民并没有自己的一神论信仰,因为在历史上那是皇家的信仰,底层人民一般都信佛道的多神信仰。圣经箴言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可是这话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并不为然,相反,谁要是这么说,他反而要说你被洗脑了。

这要从中国文化的根本缺陷角度来认识问题。只有从这个高度才能认识清楚我们当前陷入俄狄浦斯困境的根本原因。

中国虽然在春秋战国时代形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但是这种文化并没有被发扬光大,相反,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地弃善扬恶。

儒家的理想由于被秦始皇的大一统郡县专制统治全面扼杀,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扬恶弃善,是一次文化大断裂。而汉代以降,一直到宋代,虽然还是不断上演周期律,但因为汉民族的整个文化传统的精华儒家思想没有被抛弃,所以社会是在不断地在累积中发展进步,选官制度从汉代的察举制、到三国曹操的唯才是举制、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实行科举制。特别是到了宋代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皇帝不杀戮功臣,文人之间的分歧还能尊重对方的人格,不因观点不同而把对方置之于死地,与海外的商品交换引起经济大繁荣,所以中国在这一时期科技与经济走到了世界前列,对世界文明做出了贡献。

可惜的是蛮族的蒙元入侵中国,落后的游牧文明靠蛮力征服了农耕文明的汉族,把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使中国文明产生了第二次大倒退、大断裂。明朝虽然汉人恢复统治,但也学到了很多蒙元的残暴统治手段。到了清代,满族人入主中原,同样把中国人当奴才,其野蛮程度一点也不比蒙元差,这是中国文化精华的第三次大断裂。这时的中国,具有儒家献身精神的贵族气质已经差不多荡然无存,基本上只剩下了苟且偷生的奴才人格,中国的积贫积弱最后导致日本入侵,但无论是蒙元、满清,或多或少还能被汉化,中国毕竟还存在儒家精神,在五四开启民主科学启蒙教育的情况下的,抗战由儒家与基督精神兼具的蒋介石总统带领,依靠中国人的坚韧意志,以极大的代价终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可是,在五四时期一直存在的走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道路的争论并没有解决。

当欧洲在陷入资本主义罪恶深渊而不可自拔的情况下,原来的基督徒马克思抛弃了有神论信仰,他把基督教的天堂搬到人间来,经过一番理论推演,就以为自己找到了绝对真理,把自己当成上帝,要在人间实现他的天堂理想——共产主义,于是他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发出上帝般的豪言壮语:“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所以马克思是个极端狂热的理想主义者。

后来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信徒列宁与斯大林,把马克思的暴力推翻现政权的理论发挥地淋漓尽致,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企图彻底推翻资本主义文明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为了达到目的而建立起一个高度专制集权与暴政的苏维埃国家。

俄国的成功道路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所以,这种思想流布到中国,没有多久就被广泛传播出去,掀起了用马列主义来救中国的思潮与革命行动。因为马列思想恰恰契合了和中国儒道释合一文化熏染出来的中国人的思维,和它一拍即合。理由如下:

第一,中国的儒家是韧性战斗的理想主义者,而马列主义者有过而无不及。

第二,马列主义者不相信有上帝,只承认有客观规律存在。中国的道教与佛教的信仰都是二元论的信仰,道家与佛家的心与物二者是分离的,谁也决定不了谁,所以最终很容易不是滑向唯物,就是滑向唯心。当马列信徒提倡唯物论,他们就滑向了唯物论。

第三,马列主义不相信上帝,但绝对相信依靠自己建立的共产党领导的普罗大众一起努力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其中国际歌的一句话最典型:“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中国人的儒释道信仰都不像基督教信仰那样,认为人不能靠自己努力就能进入天堂,必须借助于基督,向上帝忏悔,通过基督的救赎才能进入天堂。他们都不相信人需要神的帮助,都认为通过自己修身养性就可以成圣、成仙、成佛。这和建立人间天堂的共产理想主义者一拍即合。

因此,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两条道路对决,就成了国共双方的内战的导火索。而这时的中共又打出了美国式民主自由的旗号,人间共产主义天堂加民主自由的现实诱惑,使中国绝大多数精英与民众由于形而上的文化传统的驱使,使他们全部倒向了共产主义,最终使中共夺得了政权。

从中国共产党打天下开始,到中共建政以后,中华文化就被毛泽东为代表的无神论思想彻底改造了。终其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无知无畏的胆略大到敢于挑战上天。在大跃进时代,有一首民歌唱道:“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大跃进中媒体的报道中的文字描写说“粮食、棉花堆上了天,坐在堆顶,可以凑着太阳吸袋烟!”这样的狂妄无知今天看来是笑话,但是,那时中国人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有科学的根据的,尽管有人不信,但面对毛泽东的与人斗、与地斗、与天斗其乐无穷的大无畏思想,谁敢挑战?

人性恶的大膨胀,到了这时候,谁也阻止不了,因为“当大多数人面临一般选择的时候,他们能够对照‘恶’来选择‘善’,不过,根本不存在诸如‘善’与‘恶’中选择这类东西。如果善恶得到适当的定义,那么,就存在着其他许多对善事物是手段的具体的和特殊的行动,并且也存在着其他许多对恶事物是手段的具体的和特殊的行动。当我们不得不作出一个具体的决定,而不是选择一般善恶的时候,我们在选择的问题上就会发生道德冲突。”(弗洛姆《人心——人的善恶天性》)所以,按照这样的逻辑,当彭德怀对大跃进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后,毛泽东说“那点损失算什么,这只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同样,到了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周恩来企图起来抵制毛泽东人性恶的膨胀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的命运和彭德怀一样,都只能是毛泽东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下的一个个牺牲品,所以周恩来、邓小平选择了隐忍、妥协与退让。

以理想型人格组成的民族,可知论占主导地位,当理想发展到宗教般狂热的时候,就极容易被导入歧途,以理想之名而行非理性之实。中国历史上上演的一幕幕为民除害、替天行道的农民起义悲剧,直到当代的“最伟大理想”共产主义惨剧,都是在这种失去理性后狂热的激情下所制造出来的产物。

历史的演进,到了当代,马列无神论导致的一系列人间最大灾难,是中华民族经受了第四次文化大断裂,所有的中华文化中累积的精华都被当成历史因袭的负能量,把它们当垃圾一样抛弃一空、打砸一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上演的更加巨大的人与人之间互相残杀的灾难,姑不论中共在夺取政权前的自相残杀,就建国后的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派斗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法轮功信徒被挖肝挖肺,这一系列自相残杀的灾难,死亡人数超过了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

可是,如今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极左派不但否定第四次中国文化灾难历史事实的存在,不知道是先验的自己民族历史传承存在的缺陷导致今天的历史灾难,也否定超验力量的存在。如,《一本书读懂中国哲学史》中说:“天既然是一个叫盘古的人开辟的,这不是说明人比天地更伟大吗?而所用石斧,则是他自己制造的,隐隐约约地反映了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观念,体现了中华民族先民相信自己的力量,而不是把命运寄托在虚幻的上帝身上的理性精神”。这话再次证明了中国人信仰的狂妄!他们敢于挑战上帝,把不切实际、违背现实的精神当作为所谓的理性精神。它反映的是中国人是世界有史以来最为特殊的一个民族。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们有着最为令世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人生追求,那就是不信神的救赎,以为自己有无所不能的力量,认为可以经过自己努力就可以与天地共存亡。这种狂妄是失去人性的极端表现。这是狂妄的极致,是中国人的愚昧与落后的根本原因。

2.5、对中华文化的反思

面对中华文化所制造出来的层出不穷的灾难,是到了应该彻底反思的时候了。

我们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抛弃了孔夫子“吾日三省吾身”的教诲,没有了对上天的敬畏,没有西方社会“人啊,你要认识你自己”的自省意思,没有反思自己的能力。没有了探索、追求真理的理性,没有康德所说的“那最神圣恒久而又日新月异的,最使我们感到惊奇和震撼的两件东西,是天上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的那种具有对超验世界的敬畏精神、探索精神,就只能去追求现实的东西,所以中国文化中只有“真实”一词,没有“真理”的概念,真理一词是近代从日本转译过来的外来语。没有了对真理的探求精神,没有了对不可知力量的敬畏,人就不可避免地坠入了物欲、肉欲的陷阱之中。我们不知道超验世界的巨大能量与不可战胜的智慧,造成了过高估计自己和一个人、一群人的对控制宇宙与社会的能力的认识,认为人是能够彻底了解宇宙的奥秘,把握到宇宙运行的客观规律,即使无法认识,也可以找到法术或者技巧,用法术驾驭、驱使宇宙的主宰者——神、佛、鬼为我服务。这种文化容易形成两种极端,即所谓唯物论与唯心论两种认识方法。到了后来的彻底的唯物论者认为:人类能够在实践中彻底了解宇宙,并熟练运用客观规律,把握宇宙真理,使它被我所驾驭、所利用,最终达到人定胜天。这样的彻底的唯物论的认识方法和彻底的唯我论(唯我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方法其实是同质的、最终必将导致殊途同归。这两种认识方法都可以使中国人脱离客观实际,故步自封,使历史发展停滞,造成弃善扬恶的历史大倒退。这种历史周期循环到了当代,在争夺最高权力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的共产集团,由于没有权力互相制约意识,导致其内部权力分配严重失衡,使权力最后高度集中到了一个最偏执又最自信的集权者毛泽东手上,在全国人民都山呼万岁,使他沉静在飘飘然的境地时,他就彻底抛弃了原来的辩证唯物论思想方法,抛弃了原来遵行事物运行的客观规律来执政的认知,认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从而转到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的唯我论的思维方式上来,开始为所欲为。由于肯定实践出真知的绝对性与唯一性而否定了超验世界的存在,导致唯我论与无神论者的狂妄与愚昧,狂热与蛮干,将人民当做实现共产主义的工具,当成虫草蝼蚁一样的可以随意玩弄的的对象,酿成亘古未有的大灾难,这就是中共至今不敢公布建政后的一系列档案的真相。

笔者认为,人生分后验、经验、先验与超验四维。后验是未来的,我们无法预知;经验是现在,范围大到我们只能认识其九牛一毛,根本不可能全面把握;先验是民族的历史传承,包括既往的历史以及思维定势与信仰,它使我们无法完全认清自己,决定着我们的民族性格与发展方向,同样使我们无法全面把握;超验是不可言说的并决定我们的存在的神秘力量,我们不可知。因此我们只能在摸索中前进,必须对神秘的力量心存敬畏。

但是,有关神学与哲学的话题,在中国基本没有市场,因为,学神学与哲学的人是不功利的,它不能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谋得一碗饭,所以注重物质不注重精神修养的中国人不会去学习这门课。此其一。二是我这一代人绝大部分被马列主义哲学把头脑搞僵化了,因为马列主义哲学一开始就宣称它是一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很多人学了马哲,就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绝对真理,就绝对排斥别的特别是本体论的哲学,反对哲学观多元的文化,因此为人固执、偏执且狂妄。而一代一代的学生也被马列主义哲学搞乱了头脑,由于被洗脑而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因此形成了自相矛盾的行为:一方面无条件接受了马列主义无神论的绝对影响,一方面却反感这样的哲学课,认为这是政治课,是意识形态的宣传,但又不愿意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因此绝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在应付这门课程。所以,没有真正去弄清楚哲学与哲学观、人生与人生价值观这个最重要的课题。

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一个民族没有神学、哲学修养的危害。如果没有一种相对正确的哲学观和多元的信仰与哲学思想存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但我们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却只有一种官方认定并强行灌输给全体人民的马列主义的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物论的哲学观(我必须说明:我并不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一种哲学只要它能自圆其说就有它存在的理由,因为我们无法垄断真理,只要它有相对真理的,就必须允许它的存在),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绝对化,认为只有它才是绝对真理,因而排斥其它哲学和用其它哲学思想来分析问题、多方面多角度看问题的视觉,认识上的片面性是造成决策上的重大失误的根本原因。在思想上也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你把它绝对化了,它就成为一个垄断了真理的思想上的巨无霸,在需要宽容、民主的思想市场不民主、不宽容、搞极端,动不动用马列主义哲学作棍子打人。这不但对它自身的发展不利,也窒息了哲学思想的多元化与在争鸣中发展相对真理的学术气氛,中国人的思想就僵化掉,认死理的人非常多。

我们为什么要学哲学神学呢?因为哲学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所谓方法论就是认识世界的方法。古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方法就是认识世界的工具。但是,并不是有了正确的哲学观,就有了把握绝对真理的方法。因为认识实践证明,我们无法在宏观上认识宇宙,也无法在微观上认识粒子。并且,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认为人的认识是有限的,所以建立起他的科学哲学理论“证否论”,就是说任何科学理论都会被证否、被驳倒。另一个科学哲学家科恩也提出了“范式论”,也是认为一种科学理论范式最终会被新的“范式”所取代。在哲学上,各种哲学观点也一样,它只是一种相对真理。

这就是说,一个人光有相对正确的哲学观还不够,因为,人是不能认识绝对真理的,绝对真理是由上帝——神把握的。那我们人类生在这迷茫、困惑、看不到真相的世界里,应该如何正确对待人生,解除困惑,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相信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上帝,我们要依靠信仰——相信上帝,因为上帝是真善美圣的存在,只有绝对信靠他才能得救,要遵循上帝的道(规律)我们才能成功。这就是一个人认识世界的正确方法,有了正确的认识方法,就有了好的认识“工具”。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有理性——正确的哲学观,还要有信仰——正确的神学观,依靠理性与神性这两条腿走路,只有依靠这两条腿走路,我们的认识才不会偏离真理太远,我们的实践才不会出现重大失误。这种方法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宏观上、大方向上、战略上,不追求一次性认识绝对真理、追求绝对的真善美圣,要谨慎而不偏执,创造包容、宽松的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承认各种新理论在发展初期还不能被认识清楚的现实而包容、宽容、容忍它,承认我们这个世界不完美,不完善;而在微观上、细节上、战术上,我们要追求真善美圣,在工作中,在学术研究上,我们追求真善美圣,认真做好每一件事,力求做对每一件事,力求做被上帝(上天)喜悦的人。唯如此,一个人的人格才能高尚、智性才是健全的,方法论才是正确的。一个国家才不会犯大错误,才不会在弃善扬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陷入俄狄浦斯魔咒而不能自拔。

显然,中国历史走到今天这一步,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华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弊端造成的,在这样的儒道释三教合流、庞杂、紊乱的思想体系大杂烩的文化传统氛围、文化灵魂之中,国民性格被无所不在的文化传统所浸淫、所塑造,使他们天生具有一种不信命运敢于挑战上帝、挑战大自然的性格,一旦具有一位不信邪的农民领袖、“真命天子”、领导集团起来带领他们来与腐败政府、敌对势力、反华势力或者大自然进行战斗,他们天然的反叛性格、理想主义性格就会被激发、被挖掘出来,于是共同制造了一起又一起互相残杀的悲惨事件,他们还以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自居,乐此不疲、自以为是,行凶时根本不会有道德上的自我谴责与反思自责。而且在事件过后也不会反躬自省、忏悔认罪,而是把一切罪恶推诿给某个领袖、某个集团,然后卸下一切心理负担。试想,如果没有普罗大众的配合,毛泽东、共产集团即使有三头六臂,他们也无法发动起这样的一系列运动,亲自去杀害这么多的同胞,所以每一个运动的亲历者,都必须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在运动中是什么角色,即使没有害人杀人,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有没有大无畏的造反、血洗文化的余毒留在身上。

当然,这样说并不等于为首恶者、制造罪恶的领导集团开脱,认为他们就没有责任了,因为他们是罪魁祸首,是制造灾难的首恶,在反思历史时,应当把他们的罪恶清楚地记下来,把他们的所作所为、所造成的灾难一笔一笔记下来,将他们的名字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至今还在世的,应该用公正的法律去审判他们。但是,反思历史的罪恶应该全面,我们面对一般平民的参与作恶也不应该轻易放过,也要深入反省自己,忏悔认罪,向受害者道歉,实现全民族的大和解。从而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克服中华文化的根本缺陷,改变我们每个人的性格缺陷,将这种历史教训的教育灌输给下一代,以避免历史罪恶的再次重演。唯如此,这个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才是不会被历史所淘汰的民族。否则,根本不可能进步,更无法迈进民主国家行列,也无法实现现代化。

3、改造中国社会制度、推动中国现代化民主转型的思考方案

历史发展到今天,由于无神论而产生的人生一世及时行乐思想,操控一切权力一切社会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就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进行闷声发大财的肆无忌惮的作恶,血债累累,才导致今天的积重难返:官场腐败不堪,历史所积淀下来的罪恶触目惊心,新的罪恶又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在西方民主意识传入中国的时候,整个社会民怨沸腾,公民推翻现政权的意志高涨。一场推翻中共暴政,有仇报仇、有冤伸冤、进行反攻倒算、重演历史周期律的时刻来临了。贪腐集团由此惶惶不可终日,利用一切手段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碾压,有反思精神的具有良知的统治集团内的精英也感到中国社会的诡异与难以驾驭,担心自己的执政失败后被清算,更担心导致整个民族从此四分五裂,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笔者认为,面对现状,凡是有历史责任感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深入思考。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如何选择前进方向,才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大问题。

3.1、以民主宪政作为中国未来发展方向问题分析

宪政民主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前提,那讨论就没有意义。可是在已经觉醒的民主阵营里,我们应该如何走民主宪政的道路,是一个至今还争论不休,吵闹不止的话题。最大的问题是,其中许多所谓的民主人士其实只是把信仰“毛泽东”的三个字换成“美国民主”四个字,民主政治需要的价值观转换他们根本没有进行。

民主体制的建立,国民的精神状态健康与否对社会转型的成与否具有决定性的。中国的绝大部分国民由于信仰缺失、知识欠缺状态,处于愚昧状态。中共统治的恶果就是把人教育成一个思维模式:非此即彼,非对即错,非黑即白,非友即敌,非好即坏,这是一种思维惯性,是极度的专制洗脑造成的不容忽视的民族灾难,这样的恶果造成整个民族弱智,也是中共自己挖掘下的埋葬自己的坟墓。

当前局势异常复杂,中共已经分裂,党内改革派力量没有壮大,所以没有分裂的本钱。如果习近平愿意走戈尔巴乔夫的道路,谁当叶利钦?再说苏联分裂后还有大俄罗斯,中国分裂后汉人地盘太小,且汉族人的习性是内斗,在团结对外方面不如俄罗斯民族,况且苏联的历史很短,俄罗斯外的独联体是被迫并入的,分出去问题不如中国这么多,但还是有与乌克兰的领土纠纷,而中国的新疆、西藏、内蒙古、台湾、香港与中国的历史关系源远流长,中国绝大部分人不会同意这些领土分裂出去,这是造成动乱的根本原因;即使抛开这些问题不说,在中国汉人地盘内,面临水资源问题,长江黄河的源头被掐断,汉人如何生存?就是分裂出去,汉人各省如何统治?联省自治?还是中央集权?原子弹导弹等核威慑武器归给哪一国?中国人不懂民主的人太多,任何一个问题抛出来,都会吵成一锅粥!极左骂极右是美狗,极右骂极左是毛狗,两派自己都会打起来!即使是民主派内部,对如何结束专制统治,也有各种主张,有的主张忏悔赦免后,专制者立即交出国家权力;有的主张忏悔赦免后再由专制者威权统治一段时间再举行大选;有的主张先实行党主立宪后再过渡到民主,有的主张暴力革命,有的主张颜色革命,这么多不同观点,如何统一?不吵成一锅粥,闹得四分五裂才怪!所以结束中共专制统治后,不可贸然开启全国大选的民主模式。

可悲的是,有些所谓民主精英认为,只要民主起来,国家分裂无所谓,大一统的专制统治不如小国民主好,所以他们非常赞同李登辉的七块论。而这样的认识恰恰是导致中国四分五裂与动乱不止的最无知的自以为是。

因此,本人认为,民主自由是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我们必须不照搬照抄西方典型例题的解法,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辅助理论,创造性地解题,并且争取获得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的特殊解法,再总结成典型例题,只有这样,才是中国模式、中国特色来临的时代。因为中国在很早的春秋战国之后就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进入了秦始皇的郡县大一统专制统治,国情特殊,所以实现民主的道路与西方社会不同,所以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民主模式!

3.2、以中共党内民主精英组成的党派在一党宪政模式下实行转型期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模式、以延续中华文化连续性与社会平稳过渡乃唯一可行性方案

当前中共的统治岌岌可危,国内腐败统治集团继续侵害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要求结束专制统治实现民主的思潮风起云涌。但是,这些危险并不是主要的,由于中共还掌握着绝对的执政资源,是个核武器大国,国内外民主派也没有推翻中共的力量。只要中国不发生难以控制的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中共统治难以发生根本改变。唯一可能导致崩溃的危险正如孔子所说:季孙之危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中共党内的血债帮,他们害怕政权平稳转型过程中被清算罪恶,所以唯恐中国不乱,以便在军阀混战的动乱中或者称霸一方或者逃到国外,以避免受到人民的清算。所以他们是制造动乱的根源,他们趁机制造各种危机,利用其掌控的宣传大权,放出各种倒退到毛时代的言论。中共党内的民主派正在与党内血债帮进行的殊死搏斗,因此应该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如胡耀邦、赵紫阳和他们的后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既是儒家信徒又是民主自由信徒,当他们一旦觉醒,就会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加入到民主的阵营中来,这不是一厢情愿,而是存在的事实。所以,不把这一种最有战斗经验、最具有推翻现政权的现实力量团结进来,以实现和平转型,是最愚蠢最无知的表现。

这一点许多民主洋教条派不懂,也不考虑如何实现和平平稳转型的方案,他们没有驾驭国家政权的经验,只凭着一种感觉而要结束专制统治。

笔者认为,毛泽东创建的大一统的极权专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共留下来的遗产,是可以给我们加以继承和子孙后代可以继续得以繁衍生息的历史遗产,这个前提不可否定,这个遗产必须是我们继承后加以改造的基本前提,因此,民主国家的建立,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去努力争取后获得,使中国成为一个民富国强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因此,只要党内民主派如果愿意结束专制统治,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在清算六四以后所犯下的血债后,立即实现言论自由,开放历史档案,将过去中共所犯下的一系列重大历史罪恶向人民交代,还原历史真相,让人民记取血的教训,作为历史责任人的中共必须向人民谢罪,实现民族大和解。同时用立法的手段杜绝为文革唱赞歌、为共产极权统治唱赞歌的一切言论,然后由中共民主派另外组党,由他们来执政,在一党宪政模式下实行转型期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模式、以延续中华文化连续性与社会平稳过渡。因为中国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文化转型、信仰重建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必须在渐进中努力争取逐步达成。

而作为党外民主派,必须和台湾的国民党联合起来,一起呼吁用宪政的民主自由统一来治理中国,给予执政者予压力,使他们不敢懈怠,不敢重新独裁。

这样的民主道路没有实践经验,只能在行政司法各自独立的情况下探索前进,必须把在台上的执政党纳入法治之下实现宪政统治,这是中国的唯一可行的道路,也是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无法实现的法治精神,所以这样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最后,希望大部分中国人能够改变思维方式,改变那种黑白分明、敌我分明的思维模式,这是没有信仰造成的,极左和极右都没有真信仰,人性中没有博爱与宽恕精神,也没有儒家的忠恕精神、道家的宽厚博大与以柔克刚精神、也没有佛家的慈悲胸怀。

我们要努力克服仇恨意识,不可被仇恨所驾驭,以报仇伸冤理念来治理国家。这个道理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就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其实就是我们对敌人的仇恨,仇恨之心在我们内心的伤害远远超过我们打击敌人而给敌人造成的伤害。”

我们不能以正义者自居,对自己认为的所谓罪人为所欲为。要记住托马斯。阿奎那名言:“无论何人,如为他人立法,应将同一法律应用于自己身上。”

我们应当记住,你怎么对待这个世界,世界也就会怎么对待你,你仇恨世界一辈子,这个世界也会仇恨你一辈子,你留给你子孙后代的是仇恨,你的子孙后代也会陷入仇恨之中无法自拔。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5/8/2016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