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是黑暗而阴森的，令人生畏而绝望，诸如辱骂、殴打、虐待、鸡奸等词成为在押罪犯的代名词。然而，在多部英美电影中虽然仍有罪犯间的侵犯情节，但却出人意料的演绎了“好狱友”的情节，这是怎么回事呢？
执行自由刑的监狱在大多人的印象里，正如贝卡利亚所说，那里是被社会驱逐的人的聚集地，而人们通过街谈巷议、书报、媒体或者影视作品等渠道了解到的监狱中，罪犯多是两极分化，或是穷凶极恶的牢头狱霸，或是备受欺凌的可怜鬼。故而监狱是黑暗而阴森的，令人生畏而绝望，诸如辱骂、殴打、虐待、鸡奸等词成为在押罪犯的代名词。
然而，在多部英美电影中虽然仍有罪犯间的侵犯情节，但却出人意料的演绎了“好狱友”的情节，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肖申克的救赎》中，主人公安迪入狱之初也备受欺凌，但却有让人暖心的狱友瑞德、老布等人的帮助与安慰，安迪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狱友们争取权利后，包括身背重罪的狱友们与之欢庆的情景令人振奋。而在《因父之名》中，被冤入狱而身患重病的老康伦得到了狱友们的帮助，而在康伦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在狱中无限悲痛时，整栋监狱楼的狱友们纷纷扔出燃烧的纸片，以祭奠老康伦，其壮观的画面让人无不为之动容。而在《判我有罪》与《一级谋杀》中，主人公在揭露司法丑陋真相后“胜利”归来时，狱友们则无不欢欣鼓舞，为他们的“英雄”欢呼。
各个故事的主人公都获得了来自狱友不同形式的鼓励甚至帮助，这样的情节虽然或多或少，但都令监狱这个在人们印象中充满着罪恶、肮脏、血腥、冰冷的场域里，闪现出人性的光辉，故而本文用“好狱友”一词称呼这群被社会驱逐的人。这时，对普罗大众来说，罪犯可能又是可怜、温情、坚毅、团结的，这样一来罪犯的形象似乎就立体丰满起来。很明显，对罪犯的正面演绎不是孤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风潮。
需要指出的是，这类影片的共同主题之一就是控诉黑暗丑陋的司法制度，尤其是监狱的刑罚执行制度。在这种情况下，罪犯乃至蒙冤入狱的人显得弱小而值得同情，作为拥有国家公权力的监狱机关及其代表即监狱长、狱警反而是一副道德败坏、践踏人权的嘴脸。但是这也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导演与编剧的艺术手法，因为上述四部影片除了《肖申克的救赎》外，都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在英美的司法史上确实也发生了令人震惊而痛心的丑闻，这些案例的曝光推动了司法改革的进程，也影响了一代人的司法观念。故而，俗话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所以部分英美法律电影的这种趋向是与其社会法治实践和文化紧密相连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英美社会对其司法制度尤其是刑罚执行及其目的的反思。最后，影片通过封闭而令人窒息的监狱拷问人性与良知，升华了影片的主题。在此，笔者希望通过监狱电影“好狱友”现象来探讨自由刑及其目的问题。
刑罚在近代以来实现了野蛮的肉刑向文明的自由刑（以现代的角度看）的转变的同时，其主要目的也从报复与震慑犯罪转变为预防犯罪、改造罪犯、维护人权，这一点还可以从近代以来监狱的基础设施、罪犯的监狱生活安排等看出来。然而，数百年来，人类在法治社会建设之路上艰难前行，司法腐败与专横使得这样一个过程更加的曲折。在20世纪，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的大部分国家陆续废除了肉刑，建立了以自由刑为主的刑罚体系，因而人类在如何对待罪犯的问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伴随自由刑的更广泛使用（尤其是一些废除死刑的国家），作为执行机关的监狱如何对待罪犯就成为了一个重大问题。由于罪犯增多带来的管理压力、管理方式与理念的争议、监狱暴力与虐待频发以及与之如影随形的司法腐败专横造成的重大冤案等等，监狱、罪犯、刑罚与人权、正义、人性等联系在一起，一度使自由刑及其目的成为社会的焦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监狱题材电影风靡一时，以至于已经成为了一种类型片，这固然与监狱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素材有关，但显然与其时代背景乃至社会的反思是有一定联系的，而且这也似乎是吸引观众的一个点——因为紧贴时代、回应社会的作品一般都能够引起大家的热议（无论褒贬，因为票房有时就是硬道理）。事实上在90年代，美国监狱暴力多发，一时成为社会热点，电影艺术领域对此作出了及时回应。尽管如《肖申克的救赎》、《一级谋杀》的故事背景在20世纪上半叶，但它反映了美国监狱曲折的文明之路，以古讽今的意味应是有的。在这里，结合刑罚目的中的维护人权原则，就能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这一时期的监狱电影出现了“好狱友”现象。
这些“好狱友”中，有的恶贯满盈，有的欺男霸女，也有的小偷小摸（如《一级谋杀》的主人公亨利·杨因偷5美元入狱），有的是因为过失犯罪入狱……但是无论怎样，他们因为对社会犯下罪行而在监狱接受惩罚与改造，但他们也是人，拥有除自由行动以外的其他基本权利（但即使是自由行动，也不是绝对的，比如他们有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在室外休息的权利），这是相关电影乃至许多推动监狱文明运动的人的基本观点。因而在电影中，导演与编剧让我们看到了罪犯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更让人反思自由刑执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达到？显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狱方如何对待在押罪犯。
以20世纪的美国为例，监狱制度（主要是指对待罪犯的方式）主要分为五种模式：其一，强调对罪犯实行分类管理和建立带有治疗性质的监狱的医疗模式；其二，着重对罪犯进行重新社会化改造的更新模式；其三，主张通过扩大社区矫正来部分替代监狱的功能的替代监狱模式；其四，强调惩罚要与犯罪的严重性相适应的监管模式；其五，强调平等对待和权利保障的公正模式。其中监管模式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犯罪率的上升，对前三种模式反思的结果，五种模式的适用虽有阶段性但界限比较模糊，也有交叉适用的情况。以上五种模式基本上涵盖了对服自由刑罪犯的处置方式及其目的，具有一定参考性。对于刑罚执行及其目的的相关文献已经不少，且本文以电影为线索，故这里不再赘述，只结合前面述及的法律电影对罪犯的改造问题进一步探讨。
在医疗模式发展的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是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一级谋杀》的背景时间。医疗模式强调对罪犯分类管理、区别治疗，并放宽假释等方式促进罪犯的改造，后一点与《肖申克的救赎》中黑人瑞德、老布有关假释的情节可能有一定关系。然而，所谓分类管理、区别治疗的理念却走入极端，并被披上道德外衣的狱方付诸实践，即《一级谋杀》中臭名昭著的阿尔卡特兹监狱的地牢——让罪犯单独在黑暗潮湿的地牢中备受折磨，以至于主人公亨利·杨宁死不愿再回监狱，而最终却惨死在阿尔卡特兹。单独监禁始于著名的美国费城东方监狱，据说曾有一个罪犯被做实验，被长时间单独关押其中，结果在恐惧绝望中死去。因而，在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中明确反对死刑的同时，提出以自由刑作为替代，并用尽其所能的笔墨描述了自由刑的可怖以显示其惩罚力度。被社会驱逐而隔离，剥夺行动自由足以对其惩罚，然而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大部分的服刑者都将回归社会，如何使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并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心理的矫正，而这一点需要狱方的努力。方式当然有很多种，这里只谈一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种方式让罪犯间能够正常健康的交流乃至做朋友，是对罪犯心理改造的一大方法，使其能够得到信任、尊重、爱心等，使其对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有一个正常健康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看，单独监禁也是错误的，它只会让罪犯脱离人群最终丧失社会性，这也是《一级谋杀》中主人公亨利·杨被非法关押在地牢三年后出来便发狂刺死出卖他的鲁福斯的原因，因而“好狱友”代表的正常人际关系可能是很有助于罪犯改造的。
诚然，电影是艺术化的现实，具有某种理想主义的色彩，比如方才所述让罪犯做朋友，就有可能演变成拉帮结派最终成为牢头狱霸，其结果必是大异其趣的，但是理想与现实总是有一道坎，我们或许不能够做到应该做的，但至少我们能够不去做现实证明不应该做的，这是底线。自由刑，无疑是人类对待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权利的人一种进步的处置方式，而在实现对其惩罚的期间，如何帮助其具备重回社会的各种条件，不再犯罪并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是亟需社会思考的问题。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