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1-15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研究重点是消费、贫穷及福利政策。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迪顿已经开发一套方法，将消费者在不同货品中如何分配开支等考虑用作推算出不同消费品的需求系统，这套方法被称之为“一个近乎完美的需求系统模型”（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简称“AIDS”）。迪顿也发现，一直以来常用的消费理论，解释不了现实中的总体收入及消费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一个社会的收入，究竟有多少被用作消费？又有多少用作储蓄投资？迪顿认为微观收入与宏观收入的概念存在极大的分别，在进行统计时应以个体的消费模式来调整分析的结果，这套简单而灵活的方法，现今已经是经济学界中，用作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生活水平的标准工具。此外，这一套方法亦有助解释及预测实际消费的模式，对分析公共政策，如税收和补贴的影响。
在经济学界当中，迪顿是被公认为实至名归的得奖者，完全没有悬念。可是对行外人，迪顿在学术上的贡献，似乎有点遥不可及；希望认识这位大师的思路，最佳的切入点应该他在两年前出版的《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The Great Escape：Health，Wealth，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
据作者解释，这本书的名字，灵感来自六十年代一出同名的电影。该套影片讲述三个被德国纳粹军队捉入俘虏营的同盟军，如何逃出生天的故事；他认为多数人都倾向把注意力集中在逃生的英雄上，而忘记了仍然有大部份人滞留在俘虏营中，逃不出去。而现实世界，亦好像电影所描绘般，有两班人，一部份人受惠于经济和社会进步，逃离了贫病交加的状况，与此同时，成功逃出生天者和其他人，距离越来越远。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正是作者穷一生之力研究，希望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物质水平提升，令到社会上普遍的健康水平改善，从而又再令到经济增长有更佳表现；这个循环只是老生常谈。而迪顿则洞察得到，对一般人的处境，制度才是最具取决性的社会因素。换句话说，好的制度，让人民有足够的资讯去为保障自己，从而改善每个人的个人卫生水平，影响整体公共卫生。许多能够大大提升人类存活率的方法，本身不用太多的资源，可是社会必须要对这些方法有一定的认识。说到底，民智水平比财富更为重要。
迪顿这本《逃离不平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对发展的中国家经济援助，不但无助于改善世界性的财富不均，相反这些钱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的政治强人的囊中物，令他们有更大动机去无所不用其极地去延续其既得利益的地位，结果穷国因援助继续安于贫穷，人民也没有因为援助得到好处。派钱，不会令穷人长远地富起来。
制度上的财富再分配，最终真正得益者，永远都是那些掌握了分配权的人。经济援助，也就是国际上的财富再分配，监察难，透明度低，问责程度自然低，也更多以权谋私。明白到这一点，就知道近年人气急升的皮克提（Thomas Piketty）提出以全球徵收财富税来进行再分配，是“乱噏当秘笈”。
迪顿认为，减低健康和财富差异，关键在于政策本身是否有倾向某一方。说到底，有机会上和权力上的公平，才是制度上的公平，表面上制造结果上的平等，最终只会造成大多数人被剥削，让少数人拥有权力的人借不公平的制度残民自肥。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