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5月29日

群众的力量不一定都是对的

群众的力量不一定都是对的。(取自网路)

因披露电视主持人何灵吃空饷,时评人乔木惨遭何灵粉丝在网上持续狂殴,谩骂排山倒海,其个人隐私更遭曝光,妻小皆不能幸免。网路暴力之氾滥连官媒都看不下去,人民日报公开谴责其丧失底线(见5月26日人民日报评论:《网路不是粉丝的“自留地”》)。

这当然有何灵的问题,但也暴露了群众的弱智和暴戾。而这在当下中国绝非特例。当下中国群众或所谓人民太容易被操纵了,群众暴力的基础太普遍了。才区区一个何炅呢,如果不是何灵而是普京、查韦斯、米诺舍维奇、霍梅尼、薄熙来一类枭雄,这狂暴还可能控制?而当下中国朝野,潜伏着多少这类枭雄?

这其实毫不足怪。暴力统治六十多年,最大后果就是对全民族的精神毒化,就是在几乎每个人的血液中植入的暴力DNA.奇怪的是常常有人无视这一现实,一厢情愿地刻意美化拔高群众或所谓人民。体制和不受约束的公权力当然是首恶,但魔鬼从来不是一个也从来不只在一个方向。魔鬼可以在任何位置任何方向以任何形式任何名义。媚权可耻,媚众也好不到哪去,在媚骨这点上,二者并没有根本的分别。

我曾研究中国近现代自由知识份子。他们1949年之后的转向,固然是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酷的权力。但这不是全部原因,他们的转向部分也是向所谓人民投降。1950年代所谓民意的确在当局一边,因而是当局最自信的年代。对抗当局即意味着同时对抗人民,不仅不法而且不义。很多自由知识份子1949之前面对国民党的暴力乃至枪口没有屈服,那是因为他们那时有自信即他们背后有民意,他们站在人民一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给了他们道德勇气。但1949之后他们发现自己身后的人民没了,都跑到当局的旗帜下了,自己不仅是当局的敌人而且是所谓人民公敌。道德自信至此崩盘。说穿了还是人民崇拜害的,还是缺乏自由知识份子应有的独立。这一历史教训,迄今并无总结,以至人民崇拜在今天仍属于绝对的政治正确,连群众暴力这个词都不能提,谁提了谁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当局的帮闲帮凶。

这点上,我做得也并不好。我素来警惕群众暴力,但我也畏惧群众暴力。我可以彻底抨击公权力,但我不敢同样彻底抨击群众暴力。典型如四年前之药家鑫事件,我最多也只做到不附合不随波逐流,无论当时多少线民各种形式逼问施压。但我也不敢公然站到他们的对立面公开说不,我极度反感的同时也充满恐惧。山呼海啸的网路暴力让我深信,我只要公开说个不字,网路暴力会四面八方扑来,瞬间把我撕成碎片。而撕碎我的无数双手中还会有很多是昨天我抨击公权力时为我鼓掌的手。

所以,今天很多人鄙薄五十年代的自由知识份子,但我不敢,我的这段经历让我能够想像他们深植内心的孤独与恐惧,当年换了是我,我一定不比他们更高明。我之所以今天批评他们,不是为批评而批评,而只是为了反思和警醒自己。

这么多年来,我其实也挺乡愿。今天说这些,终究还是因为乔木事件的触动。我愈来愈发现乡愿没用,愈乡愿其实愈丧失主动权,愈助长群众暴力。我恐惧和回避腹背受敌,但愈这样愈是?于腹背受敌。中国社会一方面确实客观上愈来愈极化愈来愈撕裂,另一方面极化和撕裂愈来愈形成巨大政治市场愈来愈具有诱惑力,吸引愈来愈多冒险家投入其中以推动极化和撕裂为能事以期从中渔利。而今天很多自由知识份子则如自己的前辈那样怯懦,包括我在内。这客观上是推波助澜。

真正的独立的代价真的很高,真正的独立真的很难。但要想避免自己前辈的悲剧,要想不至于像晚年储安平那样后悔莫及,恐怕最终还是别无选择,趁现在还来得及,站出来大声对人民崇拜和群众暴力说不。如果两线作战腹背受敌註定了是命运,那也只有认了,只有坚决地前门驱虎后门拒狼。否则,将无任何希望遏制明天的异化,而明天的异化会让今天的一切努力都失去意义,让毕生的奋斗都打水漂。

人民祟拜和群众暴力从来都是生长极权的乐土,跟极权从来都是相辅相成,这恶性循环到我们这一代是该斩断的时候了。只有自治和独立的公民之路,才真正是通向宪政民主之路。有人会问:中国有公民么?公民在哪?我的回答是,今日中国不再只生产暴民,也成长着公民,这正是今日中国与昨日中国之最大分野,也是今日中国之最大希望。公民在哪?公民在路上,每个争取与捍卫自己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的同胞,都是成长中的公民。跟他们在一起,感受他们的力量,就不至于再恐惧、再孤独。所以我们可以两线作战,我们可以腹背受敌,而未必一定沉沦。这正是跟前辈自由知识份子比我们最大的不同、最大的幸运。

既如此,我们何必放弃?

*作者为中国公共知识份子,前《南方周末》评论员

文章来源:风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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