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1月23日
被关押的传知行研究员黄凯平传出病重。（取自新公民运动）
有消息称黄凯平病重。当即通过微信向他夫人打听，回答是属实。因为黄凯平的身体本来就差，肾部分坏了，2013年和2014年两年都在不断地跑医院。平时有家人精心照料，现在身陷囹圄三个多月，一切没有保障，不发病、不病重才怪。
跟他夫人对话是在一个晚上。她话不多，但传过来很多图片，都是门诊交费单据，好几十张，堆起来应该一大摞，黄凯平之病弱不难想见。把这么一个病人捉将官里，药无可送，医无可求，甚至人关在哪都不让知道，也难怪他夫人要如此揪心。穿过沉沉暗夜，我仿佛听见微信视窗那头一声声沉重的歎息。
（黄凯平的就诊单／作者提供）
这于黄凯平，根本就是一场飞来横祸。
10月10日，一群如狼似虎的衙役闯进位于北京盈都大厦的传知行办公室，将黄凯平强行带走。而此前一天，郭玉闪已遭抓捕。这一切据说缘于一个偶发事件：在京工作的美术编辑淩丽莎，10月初跑到北大校园张贴声援香港占中的标语。北京警方想当然地推断传知行一定是“幕后黑手”，当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抓捕了传知行创始人郭玉闪和负责人黄凯平。11月26日，又抓了传知行行政主管何正军。甚至郭玉闪的律师夏霖也不能幸免，而在11月初身陷囹圄。
淩丽莎成了击倒传知行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但事情本来再简单不过，淩丽莎跟传知行并没有多少关系，不过到传知行实习过几个月，男友一度供职传知行但事发前早已离职。她到北大贴标语纯属一时心血来潮，跟传知行不沾边，传知行没有任何人知情，甚至她的男友也是事后才听说。这么简单的事一查就水落石出，所以始作俑者淩丽莎在关押两个多月后就被释放了。反倒是受牵连的传知行一直被北京警方死死揪住不放。抓黄凯平不出示任何法律文书，人关哪也不通报家属，整个一个人间蒸发。这是只有战时敌国谍报人员才会享受的待遇，可见北京警方对传知行案的投入力度。既然这么大投入，又怎会善罢甘休？
事情已经很清楚：淩丽莎事件只是由头，传知行才是目标。有没有淩丽莎事件，传知行都要迎来北京警方的雷霆一击，不过迟早而已。至于是否抓错并不重要，抓到了就绝不放过，哪怕抓错也不放过，这个罪名安不上还有那个罪名等着。当年王立军气焰最盛时不是宣称过：“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如果把法制过程当中的问题变成案子，咱们搞了这些年案子，他行吗？”“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这个逻辑，并没有随着王立军的退出而退出，从2013年的新公民系列案，到郭飞雄案，到今天的传知行案，贯穿的都是这样的逻辑。一条没有王立军的王立军路线，在执法者中一直占着支配地位。
说到底，传知行案至多不过是普通刑事案件，用普通刑事案件的法律程式来衡量，北京警方属于百分百的执法犯法。但人家根本就无所忌惮。因为人家有的是底气：正如世界有两种逻辑，即逻辑和中国逻辑；世界上也有两种法治即法治和中国法治。中国法治绝不是一碗水端平的公平正义的法治，归根结底仍不过是带刀把子的法制，即林彪所说的镇压之权的法制，整人的法制，只用于治民而绝不允许约束统治者的法制。一言以蔽之，实质上秦制而已，或马克思加秦始皇而已。
如此“法治”下，岂止传知行诸君，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王立军，无论你如何律己，只要他们看你不顺眼，就会随时把你变成案子，一变成案子他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就总有一条所谓法律来治你，通常所谓法治，所谓良知，所谓公平正义，就都成观众，都只能乾瞪眼了。商鞅变法徙木为信，如今所谓“依法治国”也需要徙木为信，从新公民案到郭飞雄案到传知行案，看来都被大大小小的王立军当作了木，都被用来立信，只不过立的都是相反的信，即都是昭告他们如何蔑视法律包括蔑视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如何以玩弄法律为能事，如何刻意震慑社会。就此而言，他们要的根本不是通常的法治，他们要的只是恐惧。
黄凯平的确是病人，但只要能保证正常的生活条件和治疗条件，他的病不难治。难治的是大大小小的王立军。他们才是真病而且病入膏肓。国家机器把持在这些病人手上，属于典型的倒持太阿，亿万国民都不免反受其害。所以，黄凯平的确得赶紧送医赶紧治，但更需要治的，是庙堂大大小小的王立军。纵然病入膏肓也得治，治病才能救人，不仅为救他们，更为了救被他们日日夜夜威胁的亿万国民。
＊作者为中国公共知识份子，前《南方周末》评论员
文章来源：风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