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王立军们不治,黄凯平有病难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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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1月23日

黄凯平

被关押的传知行研究员黄凯平传出病重。(取自新公民运动)

有消息称黄凯平病重。当即通过微信向他夫人打听,回答是属实。因为黄凯平的身体本来就差,肾部分坏了,2013年和2014年两年都在不断地跑医院。平时有家人精心照料,现在身陷囹圄三个多月,一切没有保障,不发病、不病重才怪。

跟他夫人对话是在一个晚上。她话不多,但传过来很多图片,都是门诊交费单据,好几十张,堆起来应该一大摞,黄凯平之病弱不难想见。把这么一个病人捉将官里,药无可送,医无可求,甚至人关在哪都不让知道,也难怪他夫人要如此揪心。穿过沉沉暗夜,我仿佛听见微信视窗那头一声声沉重的歎息。

(黄凯平的就诊单/作者提供)

这于黄凯平,根本就是一场飞来横祸。

10月10日,一群如狼似虎的衙役闯进位于北京盈都大厦的传知行办公室,将黄凯平强行带走。而此前一天,郭玉闪已遭抓捕。这一切据说缘于一个偶发事件:在京工作的美术编辑淩丽莎,10月初跑到北大校园张贴声援香港占中的标语。北京警方想当然地推断传知行一定是“幕后黑手”,当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抓捕了传知行创始人郭玉闪和负责人黄凯平。11月26日,又抓了传知行行政主管何正军。甚至郭玉闪的律师夏霖也不能幸免,而在11月初身陷囹圄。

淩丽莎成了击倒传知行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但事情本来再简单不过,淩丽莎跟传知行并没有多少关系,不过到传知行实习过几个月,男友一度供职传知行但事发前早已离职。她到北大贴标语纯属一时心血来潮,跟传知行不沾边,传知行没有任何人知情,甚至她的男友也是事后才听说。这么简单的事一查就水落石出,所以始作俑者淩丽莎在关押两个多月后就被释放了。反倒是受牵连的传知行一直被北京警方死死揪住不放。抓黄凯平不出示任何法律文书,人关哪也不通报家属,整个一个人间蒸发。这是只有战时敌国谍报人员才会享受的待遇,可见北京警方对传知行案的投入力度。既然这么大投入,又怎会善罢甘休?

事情已经很清楚:淩丽莎事件只是由头,传知行才是目标。有没有淩丽莎事件,传知行都要迎来北京警方的雷霆一击,不过迟早而已。至于是否抓错并不重要,抓到了就绝不放过,哪怕抓错也不放过,这个罪名安不上还有那个罪名等着。当年王立军气焰最盛时不是宣称过:“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如果把法制过程当中的问题变成案子,咱们搞了这些年案子,他行吗?”“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这个逻辑,并没有随着王立军的退出而退出,从2013年的新公民系列案,到郭飞雄案,到今天的传知行案,贯穿的都是这样的逻辑。一条没有王立军的王立军路线,在执法者中一直占着支配地位。

说到底,传知行案至多不过是普通刑事案件,用普通刑事案件的法律程式来衡量,北京警方属于百分百的执法犯法。但人家根本就无所忌惮。因为人家有的是底气:正如世界有两种逻辑,即逻辑和中国逻辑;世界上也有两种法治即法治和中国法治。中国法治绝不是一碗水端平的公平正义的法治,归根结底仍不过是带刀把子的法制,即林彪所说的镇压之权的法制,整人的法制,只用于治民而绝不允许约束统治者的法制。一言以蔽之,实质上秦制而已,或马克思加秦始皇而已。

如此“法治”下,岂止传知行诸君,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王立军,无论你如何律己,只要他们看你不顺眼,就会随时把你变成案子,一变成案子他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就总有一条所谓法律来治你,通常所谓法治,所谓良知,所谓公平正义,就都成观众,都只能乾瞪眼了。商鞅变法徙木为信,如今所谓“依法治国”也需要徙木为信,从新公民案到郭飞雄案到传知行案,看来都被大大小小的王立军当作了木,都被用来立信,只不过立的都是相反的信,即都是昭告他们如何蔑视法律包括蔑视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如何以玩弄法律为能事,如何刻意震慑社会。就此而言,他们要的根本不是通常的法治,他们要的只是恐惧。

黄凯平的确是病人,但只要能保证正常的生活条件和治疗条件,他的病不难治。难治的是大大小小的王立军。他们才是真病而且病入膏肓。国家机器把持在这些病人手上,属于典型的倒持太阿,亿万国民都不免反受其害。所以,黄凯平的确得赶紧送医赶紧治,但更需要治的,是庙堂大大小小的王立军。纵然病入膏肓也得治,治病才能救人,不仅为救他们,更为了救被他们日日夜夜威胁的亿万国民。

*作者为中国公共知识份子,前《南方周末》评论员

文章来源:风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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