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政治人物的行为，离不开他所处的环境、面对的形势。如果对环境、形势缺乏正确认识，对行为的解读必然是无的放矢，或者张冠李戴。
那么，习近平今天所处的环境、面对的形势，又是怎样的呢？中国近30多年的变化，在造成物质上巨大改变之外，也在精神、心理和认知上带来很多改变。可以说，这30多年已经让许多人形成了新的思维定式或曰人心大势。这种人心之大势，可概分为三个方面：经济上，几乎人人都受益于高增长，所以对高增长形成了依赖和执念——只要能够保持高速增长就好，不管它是投资推动的，还是出口拉动的。这也是此前的中国政府一直讲要转型、调整，却一直未能真正见之实效的原因。
政治上，此前在集体领导的名义下，权威和权力的分配日益分散，导致多方面管理日渐松懈，对官员贪腐的容忍度也越来越高，且形成多个各自经营的利益集团，彼此间既有竞争，又相互掩护。这样一种局面，是精英联盟最乐见的——权力大、约束少、获利易、风险小，因此有评论说，现在是历史上官员们日子最好过的一段时光。
思想上，由于官方传统意识形态的势微，西方意识形态的高歌猛进，对应于这30多年的客观变化，主流舆论已习惯于将一切好的都归因于学自西方，一切坏的都归根于中国固有或者说是“体制”造成或者说是学西方还学得不够。由此而来的结论是，中国必须加速全面西化。这一观点，已成为主流社会的基本共识。
这样一种社会人心之大势，如果听之任之，顺流而下，前途必然是深渊。它将埋葬的，不仅是这个政权、这种体制，还有多年积累的发展成果，以及民众来之不易的温饱生活与社会稳定。在习近平以前的中国领导人，并非完全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也想力挽狂澜，却没有决心和能力独挡大势，因此，很多时候只是作出调整、转型或整顿的决议，却没有顶着阻力坚决推行，而是绕着障碍走，“顺其自然”，能走多远走多远。就客观效果而言，他们只是延缓却没有逆转大势。
习近平显然不准备再这样。自他上任以来，他的主要举措都是逆上述大势而动的，欲从根本上扭转形势。经济上，他提出“新常态”，戳破了持续“高增长”的迷梦，坏了不少人的“好事”；政治上，他大力反腐、整顿官场，其力度、广度，可说是已经对精英联盟全面开战；思想上，他强调“三个自信”，同时收缩舆论和意识形态，并且为之套上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紧箍咒。更重要的是，所有上述举措，他不仅仅是作出决定，而且是在现实中“强推”，务求见效于当下。这样一种执政方向和方式，迥异于此前的中国领导人，即使并非利益受损者，人们一时间难以理解和接受，甚至产生抵触和反对，都是正常的。
人心、人的希望，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力量，所以最高明的治理方式，就是调节社会的心理预期，改变人们的想法。上一届政府温家宝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提出“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就是欲调节预期，制造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但是，如果制造出来的希望注定要破灭，那么其所带来的绝望，比之本来不抱希望将更深重——“文革”已证明了此点，“改革”无须再证明一次。由此来看习近平提出的“新常态”，其意义就很明显了：当好的情况已明显不能持续时，让人们做好心理准备接受次好或较差，以避免最坏。
如果大家能够坐在一起，围着桌子排排座、吃果果，那当然是温馨、美好的场景，可惜这种情况哪怕只局限于小的范围，也是不可持续的。无论是日益枯竭的自然资源和社会潜力，还是不能“上桌”的大多数人之怨愤与不满，都证明了此点。因此，铁腕反腐、整肃官场是执政党别无选择的选择，它对于今日中国的意义并不神秘——和转型以使经济可持续一样，反腐是为了政治的可持续。
按理说，相对而言思想、认识的扭转最难，且也不必急在一时。但习却不惜顶着知识界的不满，现在就急行收缩与扭转之事。表面看，这似乎得不偿失；但如果考虑经济调整和政治整顿所可能造成的反弹，就明白思想领域先行一步的重要性了。
想当年，当习还在台下待位时，看到前任随波逐流、少有作为，内心可能颇不以为然。但直到他自己上台，想要逆流而上时，或许才感到要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人心大势之艰难；才真正发觉，要作出这种决定是如何不易——就像本来平静的水面，因为你的“逆时而动”，突然就“炸锅”了。这种情况，当年的王安石经历过，雍正也经历过。结果是王安石失败了，雍正却成功了。究其原因，主要是二者手中的权柄不同。王安石太阿倒持，雍正则重器在手——或许有人会举毛泽东文革失败的例子，但毛泽东的目标不同，他要的不是逆转大势，而是改变统治方式。
所以，无论是从历史经验还是从现实出发，为了逆转当下行将靡烂的天下大势，为了战胜几乎整个精英联盟，习近平必须高度集权。这就是他上任以后一系列“揽权”动作的动因及其紧迫感所在。也正因如此，有海外媒体认为“习近平放弃了中国（自邓小平以来）赖以成功的模式”，并承认，如果习近平的新政成功，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就能实现；但如果他的政策失败，中国可能陷入政治动荡、经济停滞和国际对立——确实，这是一场还没有掀开底牌的战斗，十九大也未必能见分晓。
另一方面，假设习近平取胜，那么他在集权、扛住大势、力挽狂澜后，还会干什么呢？他将把中国带向何方？会不会像一些自由派人士所期望的那样，“集权是为了搞（西方民主式）政治改革”？从习近平的系列讲话，尤其是他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看，这种方向选择基本没有可能性。以习近平的性格论，在环境的压力下，他可能有些话暂时不说，有些话说得模糊，有些话绕着弯子说，但他绝不会明明白白地说反话。所以，一些自由派人士的自作多情、一厢情愿，可以休矣。
一些人总以为，除了西方所提示的“普世道路”外，其他路都走不通，中国已经无路可走。这也是他们相信习近平或其他中共领导人最终必然走上这条道路的原因——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只要是理性尚存，似乎就别无选择。
其实，虽然迄今为止西方道路在工业文明的方向上延伸得最远，但这并不能证明在工业文明方向上只此一条道路可走。其他国家、其他社会完全可以从自我国情出发，探索新的道路。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至少到目前为止，在同等国情条件下，中国道路所抓到的老鼠最多，相对而言表现最好。
更重要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工业文明已近尾声，新的文明曙光已现。在新的文明方向上，立足于工业社会的西方道路未必是合适选择。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与中世纪的欧洲类似，同样是封建制的农耕文明社会。到秦汉时，中国向前多走了一步，走到了“大一统”的全新格局。这一步的迈出，秦的武力统一只是基础，真正的关键因素还是法家、儒家学说的出现。法家设计的政治制度，帮助秦汉完成了政治上的大一统；儒家的纲常教化，完成了文化上的大一统，从而将中国的农耕文明推到世界的顶峰。而欧洲没有法家、儒家，再加上不同的地理条件，基督教独立神权对皇权的摊薄与制衡，所以欧洲始终没能迈出“大一统”这一步，以至于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落后于中国，只能遥望中国的背影。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来临，欧洲这种落后及其在农耕文明方向上的少走一步，却使其能够先一步迈向新的方向（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而中国在农耕文明方向上的领先及其多走一步，却导致其在新文明方向上落后一大步，并且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迟迟难以适应新的文明。
现在，在工业文明的方向上，中国确实比西方落后，而且也少走了一步，即政治上的所谓宪政民主。这种落后与少走，现在看来是弱势，但未来会不会成为迈向更新文明方向的新的优势，从而使中国能够早西方一步迈向新的文明，并且能够更快地适应它呢？历史已经证明，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新文明相对于旧文明，往往意味着发展方向上的转向。一个社会在旧文明上走得越多，离新文明就越远；反之，在旧文明上走得越少，则可能离新文明越近。
比之历史经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现实的趋向性——在今天，西方道路已非处于鼎盛期，更非上升期，而是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衰势已现。越来越频繁发生的、民众通过网络或街头运动对多党竞选结果的否定，说明西方的政治体制已走过了自己的有效期，开始面临适应性难题。在西方政治制度在西方也开始失灵的时候，其他国家有什么必要急急忙忙地扑上去呢？又有什么理由不从自己的实际条件出发，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呢？
来源：多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