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将是永远说不尽的话题,然而由此而来的“红学”,特别是最近这半个世纪的“红学”与文学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无论“政治红学”、“考据红学”,还是“游戏红学”、“八卦红学”,都远远超出了文学研究、文学解读的范围。在“红学”的泡沫中,有人常常会忘记这不过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有个经典的论述,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还有一部《红楼梦》。现在看来,“地大物博”早已站不住了,《红楼梦》依然受到世人的关注,“红学”更是久盛不衰,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热潮。

如果说上个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几轮“红学热”完全是宫廷政治的一个部分,只是要借“红学”做政治批判、权力斗争的文章,那么到了近年来势头很猛的这一轮“红学热”,表面上看来已经与现实政治毫无瓜葛,大致上以商业化、市场化的因素为主,有了买方市场才会滋生出这么多“红学”图书,换言之,正因为“红学”有土壤,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钻进“红学”中去,在这里面寻找人生的寄托,获取世俗的利益,说穿了就是“向过去讨生活”(樊百华语),向《红楼梦》讨生活,在故纸堆里营造自己的世界,实际上也是回避现实的一种方式。我记得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人研究星辰、人体、杠杆和化学物质,中国人则研究书本、文字和故纸堆。生也有涯,知无涯,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真问题值得人们去关注,有多少真学术值得人们熬断青丝去追求、去探索,有多少新生活值得人去创造,有多少丑恶的社会现象值得去批评,有多少全新的领域值得去发现,有多少未知的门需要人去打开……把宝贵的精力、时间和资源耗费在虚无飘渺的“红学”中,难道不是难以估量的浪费吗?

简单地说,对中国这个苦难未尽的民族而言,“红学热”就是一种奢侈。“红学”越繁荣、越热闹,折射出我们的社会越不正常,我们的学术尤其是人文学科越有问题。关于《红楼梦》,鲁迅的这几句话早已说得明白:“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楞是要从《红楼梦》中找出什么石破天惊的秘密,发现什么举世哗然的真相,揭开什么触目惊心的谜底,注定了枉费心机,《红楼梦》还是《红楼梦》,不同的读者还是会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审美眼光、价值标准去看《红楼梦》。尽管说到底“红学”本身的价值确实值得怀疑的,但我不想否定几代“红学家”付出的那些努力,也无意针对任何一个“红学票友”,我在意的是一个民族创造力的不断衰竭,一个民族的审美能力被扭曲,一个民族总是在弯弯曲曲的死胡同里转悠,将生活引入精巧、细致的方向,玩些可有可无的东西,关心一些虚幻的泡沫问题,对变化中的大千世界,对错综复杂的现实,对活的人生失去了正常的感知力和判断力。

“红学热”的持续升温、经久不衰表明我们的社会是不健康的,我们的政治文化是畸形的,几千年的专制政治形成了围着皇帝、宫闱转的文化,铸造了一种极为可悲的茶余饭后“窥阴”文化,仰望宫阙,对那些发生在皇宫或深宅大院里的故事有着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主要不是建立在对不幸和悲剧的同情、感悟基础之上,更多的是玩味、欣赏、娱乐,将一切娱乐化,包括张艺谋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之类电影都是继承了“窥阴”文化的传统,把目标总是锁定在饮食男女上面,不是揭穿黑暗,而是将黑暗转化为无泪的欢笑,不是着力控诉制造悲剧的制度和文化,不是否定丑陋,相反,还要在丑陋中讨生活,在“审丑”中营建“审美”的效果,谋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在电影《英雄》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果说之前的张艺谋还是遮遮掩掩,到了《英雄》就是赤膊上阵,为专制大唱赞歌,一曲“英雄”的颂歌就是专制皇权的颂歌,以商业手法达到了最佳的政治效果。这样的电影镜头拍得越美,画面越漂亮,也就越可怕。

“红学热”映照出一个古老民族的面孔,是那么的苍白,那是精神营养不良的症状,是心灵上的不健康,是智力上的不现代。西方哲人说,专制使人变得冷嘲。专制也使人不成其为人,长期受专制浸染的民族要告别专制确实很难。在专制的旋涡中打转惯了,人们会不知不觉地按专制文化的思维想问题。在毛泽东退出历史舞台后,“红学”并没有因此式微,反而继续“热”下来,就是一种惯性在起作用,是“窥阴”文化在支撑着“红学”的繁荣,有人要到“红学”讨生活,有人要借“红学”躲避现实,目的也许各不相同,相同的是脚下的土壤还是过去的,一方面在“红学”中把玩还不失为一种文人情趣,一方面又满足了无数“红学迷”的需要,真是何乐而不为?!“红学热”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真正迈入现代的门槛,充其量只是一只脚踏入了,另一只脚还在门外。套用一句话,“红学”有问题,不是“红学”的问题。“红学”之病也不能在“红学”自身寻求解决的药方,在迈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随着制度转型的完成,多元空间的出现,宫闱秘事、豪门花园不再是文化消费的中心,人们不再需要向过去讨生活,“红学热”也自然会冷却,当然,我们现在还看不到这一迹象。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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