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作恶事,首先必得相信自己作的是好事”,这是索忍尼辛在历尽共产极权的残酷和荒谬之后,在他的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中的一句名言。共产主义之所以比纳粹的法西斯主义更能迷惑人,就是因为它披着理想主义的高贵外衣,没有真正身受其害的人,很难对它有真切的认识。

人们很欣赏里根总统所说的那句话:“一个共产党人是熟读了马克思和列宁作品的人,而反共产主义者,则是一个真正明白了马列主义的人。”其实丘吉尔早在1920年1月,俄国的布尔乔亚革命才过去两年,就指出:“共产主义一定会失败,因为它违反人类的天性和需要。”他认为,这是一群狂妄虚无的疯子,尝试将混乱的理论付诸实现,结果必然会导致腐败、脱序和内战。可惜,丘吉尔的预言,一一都不幸而言中。估计,上个世纪有将近一亿的人死于共产暴政之下。到底该如何为死难者下定义呢?他们往往并未读过马列、也更谈不上弄懂了什么共产主义,就或懵懂或清醒地成为冤鬼了。而今,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样的杀戮并未停止,前几个星期的东洲坑血案,就是中国军警光天化日下,向为争取自己经济权益的村民开枪射杀的又一个鲜活的例子。

那死于共产暴政下的大约一亿冤魂,其中有一半是中国人,他们的子女亲属如今生活在胡温虚拟的“盛世”之中,早已投入奔“钱程”的大潮流之中,再也不屑一顾父母辈那些悲惨阴暗的过去了。很难说,得过且过、漠视真理、缺乏忏悔意识(或曰“原罪精神”)、集体健忘症等,是不是中国人独有的国民性,但是,经受过无与伦比的巨大人性灾难、生命财产损失、精神人格的屈辱的民族,能在血迹未干之时,又活蹦活跳地跟加害者坐地分赃,有滋有味地过上小日子,也堪称异数了。

曾经尝过流亡颠沛之苦的德国哲学家和文化评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的重镇阿多诺(Theodor Adorno 1903-1969)有句辛酸的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不可能了。”这句话要放在中国社会里,又是大错了。土改、反右、文革造成的怨鬼和冤魂可远超过了奥斯维辛,然而众所周知,如今大陆诗人遍地皆是。更有甚者,当年,甚至到了今天,被专制政权豢养起来的专业作家、记者和歌德派文人也还不在少数。东西方文化里对正义、真理等价值的追求不同,汉民族对屈辱、压迫具有近乎特异功能一般的承受力。

法西斯的灾难过去了六七十年了,但是西方世界至今还在追捕纳粹余孽,催讨赔偿。苏东的共产独裁政权垮台了十多年,那里的人民年年纪念暴政下的牺牲者,查阅旧档案,务必要把真相揭露出来,到底当年谁打过小报告,谁必须对一些冤案负责,谁下令对逃亡者开枪,哪个高层头目做主对外国派兵镇压,这绵绵不断的自揭疮疤的举动,看似惊心动魄,为社会制造不和谐气氛,实则是一种自我疗伤、洁净灵魂的手段,也是显彰法理正义,防患于未然的必经之途。

纪念法西斯铁蹄下受难者的纪念碑世界各地都有,特别在欧洲,从西到东,由南往北,除了那些位于巴黎、柏林、华沙、莫斯科、彼得斯堡的大型著名的纪念碑之外,无数的小城镇上有着数不清的纪念碑石。有时候只是街道中央镶坎的一块铜牌,或路边墙上的石制标记,上面刻着一个人或数个人的名字和生死年月,只要一看死的年代(多半是1942-1945年之间,纳粹最为猖狂及垂死挣扎的时段),就知道这些当地人是死于法西斯之手,不是抗暴的义士,也至少是个无辜的冤魂。

令笔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华沙。这里的城市中心,当年曾被纳粹为报复华沙起义而血刃,不仅建筑全毁,而且死人无数。二次世界战后,华沙城的核心地区,按照旧的照片或图画,一砖一瓦又被重建起来,特别是皇宫,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简直可以乱真。而同时,华沙内城的大街小巷许多都是按旧时的铺路法,由一方方小青石铺成,几乎五步一牌,十步一碑,真是寸土寸心,每块路面上的石块都是历史和记忆。笔者多年前造访华沙时,最喜于清晨在较为安静的街道散步,一路上可以看到形色匆忙的上班族,或在路旁一块碑石前放下一朵自家院中摘下的鲜花,或是点上一盏蜡烛,右手还匆匆地在胸前划一个十字。看见他们的脸上并无哀思,只有一种沉静,就知道他们不是死者的亲人,只是过路的陌生人。我想,如果一天的生活是从这样一个微小无我的“敬”、“爱”心情出发,那么无论当天受到什么挫折和不快,也都不至于患得患失吧。

说来奇怪,红色共产主义在上世纪所造成的灾难,其历时之久和杀人之众,绝不是黑色的法西斯主义能望其项背的,然而纪念共产暴政下的受难者的纪念碑,和研究这个祸害人类深重的制度学说的机构,却非常少。是时间还太短呢?是那些已经垮台的共党余孽还在操纵社会的资源和握有一定的政治权力呢?还是人们相信那四个尚在苟延残喘的共产国家还能反方向发展,证明它们是和平、仁慈的?这是一个难以言说的矛盾现象。不过毫无疑问的,几位法国学者于1997年所撰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Stephane Courtois,Nicolas Werth 等著: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Crimes,Terror,Repression)是至今为止,对共产主义最彻底的一次清算,书中提出列宁和斯大林始作俑者标榜的阶级屠杀(class genocide,吴弘达创造了另一个英文词“classicide”,德文里有一个很贴切的词“Klassenmord”- 阶级谋杀),可以跟希特勒的种族屠杀(race genocide)比美。但是由于该书里的杀戮数字是一种被评论家认为不科学的、夸大了的推断——苏联二千五百万,中国六千五百万,柬埔寨一百七十万因此该书虽然畅销,其可信度和分量却为此打了很打的折扣。

上个世纪,有多少中国人在中共统治下死于非命,至今还很难有确切的数字,单单看共产政权下灾难性的人口政策,所直接和间接杀害的生命,已经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劫难了。由于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生命损失过多,人的性命往往就变成了数字,而不是单个的血肉之躯。在世界许多地方的纪念碑上,都刻有死者的名字,象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上面刻有所有牺牲的五万多士兵的名字。911之后,每年美国人纪念这一天的时候,都会把所有遇难包括失踪的2996人的名字,一个一个地念出来,哪怕念上十几个钟头。在中国,别说近半世纪所死去的几千万人都变成苍白抽象、不准确的数字,连当下每月、每周死于矿难的矿工、被淹死、爆炸伤亡的小学生、爱滋、癌症村的亡灵,也都只有数字,从来没有见到公布死者的名字。唯一的例外是被虐杀的法轮功成员,海外的法轮功组织将他们的姓名甚至照片公开,这就让人能感到痛与同情。中国人应当抗拒这种把人当成抽象数字的共产党文化,不管中国人有十三亿还是更多,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的,每个人都有肉体和灵魂,都有自己的名字。

从未遭受法西斯荼毒的美国却拥有一座可以比美耶路撒冷的受难者纪念馆(Yad Vashem Memorial),位于华盛顿的这座大屠杀纪念馆(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每年吸引观者万众。同样地,从未遭受共产主义劫难,半个多世纪以来却一直付出战争和人民生命代价的美国,又将要弥补上述的历史缺失。早在1993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一项决议(H.R. 3000)并获总统的支持(PL 103-199),要在首都的心脏地带,靠近国会山庄的地方,建立一座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和博物馆,既为纪念共产主义的受难者,又要凸现自由民主的胜利。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The 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当时应运而生,并且要把这个目的付诸实现。经过十来年的筹划和克服一切法律和程序上的困难,纪念碑的破土工程将于今年秋天展开,明年年初应当可以举行揭幕典礼了。

劳改基金会的创始人吴弘达于1月10日跟该基金会的主席埃德华兹(Lee Edwards)博士会面,作为劳改幸存者吴弘达非常支持这个项目,愿意尽力成全此事。埃德华兹说加州的雕塑家Thomas March正在制作一座高十英尺的民主女神雕像。当年八九学运的学生把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复制出来,矗立在天安门城楼前,与毛泽东的巨幅挂像隔空相对,后来虽然被中共的坦克摧毁辗碎,但是她又浴火重生在世界各地(比如旧金山),被重新塑造起来。现在她又将出现在美国的首都。埃德华兹说,他们的基金会在讨论纪念碑的蓝图设计时,所有东欧国家的代表,包括受苏共蹂躏最烈的波罗的海三小国,都毫无异议地在柏林墙、布兰登堡城门和天安门民主女神像的选项中,投票给了最后一个。民主女神的底座正面将镌刻:“献给一亿多共产主义受难者和热爱自由的人们。”背面是:“献给所有受奴役的国家和人民的自由和独立。”

纪念碑将占地90平方英尺,这块地是华盛顿市政府免费划拨的,设计师March也义务劳动,无偿奉献民主女神雕像。因此整个工程的费用降低到约75万美元左右。在各个捐款的个人和机构中,台湾的民主基金会和越南在美的侨民作了较大的奉献。目前还差二十万,才能达到开动计划的财政条件,需要各界人士的捐款。埃德华兹说,他能理解,中国官方很不高兴这档子触霉头的事儿,却毕竟无可奈何,不过,海外的中国人对这项意义重大的工程,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颇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为了纪念中国大地半世纪以来冤死在共产政权下的同胞们的亡灵,为天安门民主女神像的重生,为了点燃民主自由新中国的希望之火,望海内外的华人慷慨解囊,共同促成这项伟大工程的早日动工和完成。欲捐款者,可直接同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联系。http://www.victimsofcommunism.org/support/

文章来源:廖天琪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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