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评华西村

说再评,是因为我曾经简单的评价过,华西村是所谓苏南模式中最怪的怪胎。一般人根本无法想象其中的荒唐。我觉得有必要为我的比较极端的措辞评价找到一些支持。通常,极端措辞不是我的风格。

至于为什么会对华西村感兴趣,也有一些技术性的理由,就是华西村所在的江阴,是我比较熟悉的地方,前前后后,我应该去过上百次了吧,那边有我很多朋友,包括华西村的。而高速公路边上巨幅的“中华第一村”的广告总是很刺眼,是那种另人不舒服的刺眼。在江阴,华西村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有华西牌烟,华西牌酒,而华西也是大多数江阴朋友的骄傲。  对于华西村开始存疑,起源于有一阵乱啃经济学书得来的一些常识,而这个常识之一,就是产权的重要性,清晰的产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华西村的所谓集体产权本身必然是一种低效的安排。可是,正是在这种产权安排的基础上,华西村已经俨然成为“中华第一村”了。道理在哪里?

于是对华西村更加留意。去年的某个时候,通过朋友的安排,跟见森一起参观了华西村,见森的“华西村系列”就是当时我们共同的一些观后感。而通过这些观后感,其实我们原有的“疑惑”已经大致有了答案。那就是华西村是个怪胎,因为怪,它可以在产权模糊的基础上,发展了经济,继而成为“中华第一村。”它发展的理由其实不能在经济层面去寻找,就象身体中长了一个巨大的毒瘤,你不能通过正常的细胞去寻找理由一样。

其实见森指出的华西村的“发展”的可能途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条,那就是:“政治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华西村建村以来都是先进典型,在改革前,号称”南大寨“,而吴仁宝也早就官至江阴书记,江苏省省委成员。大家都知道大寨是如何由”在全国人民支援下建设起来的“,华西村的”底子“也极厚。在价格双轨制时期,华西村大量倒卖钢材等物资,得以完成原始积累。在改革开放以后,所谓”社会主义的希望在华西“,华西成为典型中的典型,以此获取大量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华西村是不能倒的了,政府必须保证这一点。这种意义上,政府可以说被华西”套牢“了。”

无法设想,没有雄厚的政治资源背书,以华西村区区村级企业可以到烟草行业,酒行业分一杯羹?

“而吴仁宝确实是能人”也主要表现在他的政治才能,在村内,他可以“一手遮天”,40年不倒;在村外,他是中国的超级政治明星,可以跟国家领导人同台共舞,同时对现实政治有非同寻常的嗅觉,能在政治旋涡中游走而不卷入。地方领导,比如江阴,无锡等,都要设法巴结他。我华西村的朋友曾经自豪的说,地方领导每年春节都会第一时间到吴仁宝家拜年。并且,华西村上市的指标也是当年李某人特批的。

当然我也完全同意,见森所指出的所谓奴隶制度的效率:

“华西村普通村民无论是原先可以说比较纯正地发自内心的自我牺牲地为村里提供人力、财力,还是近几年不情不愿地被”套牢“或被”敲竹竿“为村里提供流动资金,是华西村发展无后顾之忧很关键的一点。如主贴分析和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报道所云,华西村村民的实际可用现金是非常少的,甚至比之中西部地区来东南沿海打工的普通农民可能都有不如,而且无论什么财产,一旦离开就全部被收归集体。华西村这种几乎可以说是”类奴隶制“的产权结构可能是其得以发展一个很关键因素。美国有经济学家已经证明,奴隶制的效率可以是相当高的,华西村的效率看来一直不错,与这一点可能有些类似之处。”

华西村的奇迹,到现在为止,还可以自称是“奇迹”,因为很多信息我们还不得而知,比如,政府支援力度,银行资金支援情况,但是,阳光下没有新鲜的东西,华西村的“怪”其实对于中国语境下的大多数朋友,并不奇怪,因为这种“政治资源”累积起来的“怪现象”是中国特色,对于这种中国特色,我们已经熟悉到了麻木的程度。“农业学大寨”,“鞍钢特色”“亩产超10万”,一个经历过这么多荒唐事件的民族对于一个“微缩”版的华西现象保持麻木或者迟钝都有充分的理由,在这种麻木状态下,我们也都起劲的鼓掌过。

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这种现象可以经常改头换面,卷土重来?我在华西村参观的时候,为有那么多党政要员曾经驾临感到吃惊,而这些“老领导”大多留下肉麻的题词。没有理由认为这些“老领导”有吹捧吴仁宝的外在经济动机,那么这种“激励”很可能是内在的。我的一个研究苏南模式的学者朋友道出了其中的原委,这些当年曾经准备“为共产主义抛头颅,洒热血”的老头子,在把中国经济折腾到快崩溃的边缘之后,被迫采取一些务实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但是他们对于私有化,对于市场经济从来就没有真正认同过,他们骨子里还是喜欢公有制,喜欢为人民当家作主。而吴仁宝在华西搞的类似于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模式,照样可以达到“老百姓家家有洋房,汽车”的“物质文明”,这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实样版嘛?!(顺便说一句,华西村村民至今还是相互称社员)这对于他们当年的共产主义理想多少提供一点慰籍。可以说,借助华西村这个新时代的样版,这些老人的“移情”有了一个现实的出口,毕竟我们还有一个华西村嘛!——“初恋”是难以忘怀的,越苦涩记忆越深刻。利用这些老头子的“精神初恋”,各地涌现出来的村长政治家造就了南街村,刘庄、大邱庄等政治玩偶。而吴仁宝则成为这些政治家当中的政治家。

那接下来就要分析吴仁宝的动机,毕竟华西村名义上还是集体经济,吴仁宝的身份是村支部书记,并不是华西村财富的主人,吴仁宝用他的智慧和能力造就了不属于他的巨大财富。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吴仁宝是活雷锋,是一个道德圣人。而吴仁宝也似乎是这么解释的。由于我没有任何资料来证实或者证伪,我只能把这个当作一种可能,放下不论。

周其仁先生的《公有制企业的性质》一文为吴仁宝现象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周先生说,通常而论的,公有制企业(包含集体企业)被看成“无主财产”和“所有者虚位”并不反映企业的实际产权状况,往往在“所有者虚位”的企业里,资产的收益却是有清楚而实在的主体,而这个主体,往往就是企业的代理人。由于代理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产权拥有者,而只是企业利益的事实上的攫取人,那么他为了掩护他攫取的非法性,倾向于采用一些非效率的安排来保护他的利益攫取权,比如强化企业代理人色彩,加强对于企业的控制等等。华西村的家族化安排是否是这么一种回应?当然,迄今为止,我们仅仅把这个当作一种可能的猜测。而吴仁宝本人也强烈否认华西村是家族企业。——参见见森“鸭子说它不是鸭子”

形势比人强。

当我的江阴朋友还在与我喋喋争论华西村模式的时候,华西村的大背景,所谓的苏南模式因为无法有效回应产权模糊所导致的内在矛盾,已经悄然变脸,2001 年,新望先生已经提出“苏南模式的历史终结”,一个以明晰产权为主要特征的集体企业改制运动在苏南各地展开。另人遗憾的是,华西村没有搭上这班车,吴仁宝以他的个人威望,以堂吉柯德般的勇气继续着他的中华第一村梦。政治资源+集体牌子+家族管理依然是这个梦的主要特征。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同时代的一些竞争对手大多归隐,风光不再,华西村还是中华第一村。

苏南改制过程中,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其中一条就是认为原有的模式也造就了巨大的财富,是有效率的证明,而华西村的汽车洋房无疑时时提供了最好的注解。但是,这些理由其实丝毫构不成对经济学产权逻辑的挑战。且不说华西村是否真如它表面所炫耀的财富那样——一些反驳,(请参见见森“囚笼中的富裕画饼”)就算华西村的富裕没有水分,可是这个富裕是有成本的,尤其是有机会成本的,华西村的富裕的机会是多少?除了通过政治搏奕转过来的经济资源,人的价值呢?社员们被围在一个平等幸福的庄园里,经常开会,搞政治学习,……被表面的财富剥夺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就真的有那么幸福吗?我不知道,但是华西村的村民知道。但是幸好我们只有一个华西村,我们不必要人人都被迫幸福。

前几天,有朋友从江阴来,说起华西村去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是60个衣,吴仁宝放出话来,今年准备超过100个亿,明年的目标是200个亿。我问他,你相信吗?他回答:速度太快了,不太好说。这个朋友的回答让我高兴,因为他曾经是华西村的铁杆辩护人,对华西村的一切都深信不疑。如今,常识终于逼着他开始怀疑。而更另人高兴的是,平面媒体中,东方早报和21世纪经济报道也开始关注华西村,对那些挑战人们常识的所谓奇迹开始质疑。  前一阵,江阴市委集体参与了吴仁宝的“交棒子”大会,吴仁宝功成身半退,得到“领导高度赞扬”。吴仁宝不当掌门了,但是华西村还在,吴仁宝的麻烦也许刚刚才开始。

我们还需要这个华西村吗?!

文章来源:温克坚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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