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
——《诗篇》第六十二篇七节
共产主义伪信仰的破灭和民族主义的兴起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惨案”之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宛如流淌在黄土高原上的黄河，绕了一个曲折的大圈子。“六四”事件中，表面上看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人帮和保守派是最大的获利者，他们巩固了权力，他们罢免了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他们的家族以变本加厉的方式肆无忌惮地贪污腐败、侵吞国家资产。但是，如果从一个更加长远的历史阶段来观察，中共当局却是这次屠杀中最大的失败者。因为，“六四”事件所造成的一个无法弥合的“后遗症”便是：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次宗教”或“伪信仰”，在那天晚上的枪声和坦克的轰鸣声中，像色彩斑斓的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正如圣经说言：“作孽的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神。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因为神把那安营攻击你之人的骨头散开了。”（《诗篇》第五十三篇四至五节）在这个意义上，中共的元老们成为自己的终结者。
“六四”屠杀之后十多年间，中国社会迅速进入了一个畸形的、高度的“资本主义化”时期。这种“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与西方健康的资本主义制度截然不同，它保留了极权主义中最邪恶的部分，同时又将资本主义中最反人性的部分推展到了极致。对于这个最缺乏公义的社会，有人形象地称之为“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说“最坏的社会主义”，因为今天的中国大陆完全缺乏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最基本的福利制度，比如数亿挣扎在贫困线下的农民，他们根本没有任何防御风险的能力，一旦生病便只好在家中等死；说“最坏的资本主义”，因为今天的中国大陆最关键的行业和部门，仍然被中共官僚们所垄断，如电力、通讯、房地产、银行等领域，大都是太子党的天下，他们才是如马克思所说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流淌着劳动人民的血”。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中共当局全面控制教育和传媒、并长期进行洗脑和诱导的情况下，中国大陆的普通百姓一般都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成了无所适从的“活着主义者”——余华的小说《活着》以及后来由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的《活着》，其主题便是：活着就是一切，活着就是胜利；除了活着之外，根本不必去考虑彼岸世界的问题，根本不必去考虑永生的问题。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道德伦理的直线堕落，首先是从上层开始，然后变成全民性的堕落。中国成了一个谎言帝国，成了一个“假商品”帝国——从假烟、假酒、假药、假文凭、假论文、假处女膜乃至污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假针头，没有人们不敢制造和不敢流通的东西。文化和学术的衰退和腐败，知识分子整体性的失语，使得中文世界里最有活力的地方是在手机短信上。有这样一段手机短信，堪称当今中国大陆最为真实的写真：“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明星卖弄风骚，给钱就上，越来越像妓女；妓女楚楚动人，明码标价，越来越像明星。警察横行霸道，欺软怕硬，越来越像地痞；地痞各霸一方，敢作敢当，越来越像警察。流言有根有据，基本属实，越来越像新闻；新闻捕风捉影，随意夸大，越来越像流言。”我们十几亿的同胞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这是一种多么可怕而可悲的处境啊。
原有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了。虽然官方歇斯底里地创造“三讲”、“三个代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等新式的话语，企图赋予共产主义“伪信仰”以某种活力，但是这种努力现在看来是缘木求鱼。至少在我所观察到的范围之内，还没有发现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尽管我有很多朋友都是中共党员。因此，我也可以作如是的预测：如果在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内，中共的统治发生崩溃的话，其情形将与当年苏联的崩溃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在数以千万计的党员中，不会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捍卫他的“信仰”与他的“党”。一九九一年秋天，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共产党被解散的时候，若干中央委员撤离苏共中央大楼，他们发现有许多民众聚集在大楼外边摇旗呐喊，他们以为这些民众是来捍卫他们的，因为长期以来他们自称“代表”着工农大众。没有想到，这些民众是来“唾弃”他们的——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唾弃”，许多老百姓都不约而同地向这些昔日作威作福的大员们身上吐唾沫，唾沫差不多淹没了这些贪官污吏。
面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崩溃之后所留下的巨大的信仰和意识形态真空，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共政权有意识、有计划地掀起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狂潮，并企图将其作为最后的“强心剂”来维持其丧失了正当性的统治，如爱因斯坦所说，民族主义乃是流氓手上最后的一张王牌。在官方的传媒和教育中，对已然臭名昭著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明显减少，但对魅力尚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宣传则加倍进行。中共当局一向信奉所谓的“国际主义”，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出卖国家土地最多的政权，现在却恬不知耻地摇身一变成为了民族利益的代言人。民族主义救不了中国，它只是一剂暂时有效果的兴奋剂。从《中国可以说不》的洛阳纸贵，到香港澳门回归时精心策划、耗资巨大的盛典；从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后组织大学生冲击美国驻华使馆，到“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若干中国民众的幸灾乐祸；从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当天北京市民似乎出于“自发”的庆祝游行，到“刘翔神话”和“姚明神话”的制造；从二零零五年春天当局收放自如的“反日”狂潮，到“神州”载人飞船上天后某些国民的欣喜若狂……这些事件已经都表明，中共的伎俩至少是部分地获得了成功。中共把自己与“中国”等同起来，并号召人们将“中国”作为最高的价值来崇拜。但是，究竟什么是中国呢？是地理的中国，还是文化的中国；是人种的中国，还是政府形态的中国？这些“中国”汇集起来，有可能成为新像“龙”一样的新的图腾信仰吗？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中共自己在使用时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就在中共打出爱国旗号的同时，中共政权对民间保钓运动、民间对日索赔的冷漠，对印尼、俄罗斯等国排华惨案的沉默，使其虚伪性暴露无遗。相当一部分的民众已然意识到，中共本身并不具备“民族主义旗手”的资格。而从更高的层面来看，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无法上升到信仰的层面，不足以填补当代中国国民内心的空白和饥渴。换言之，“中国”这个空洞的概念无法让人从其中获得爱、温暖和安慰。在张艺谋歌颂暴君秦始皇的电影《英雄》中，我们看到了秦始皇的梦想乃是“天下”。然而，这个“天下”是秦始皇一个人的天下，不是黎民百姓的天下。“天下”为天子所有，“天下”与庶民无关，正如剧作家老舍在《茶馆》中所说：“我爱大清国，但大清国爱我吗？”是的，爱国主义只是一种低级的、本能性质的情感，它不是一种信仰。我们在爱国之外，还需要爱那苍穹之上的至高的创造者，惟有那独一的真神才能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没有信仰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身，没有信仰的国家也没有公义和自由可言。我们深陷在黑暗里几千年了，我们再也不要充当“龙的传人”了，我们要做“上帝的羔羊”——这是美国学者艾克曼在《耶稣在北京》中提出的美好的预想，更是上帝对中国庞大的救赎计划。如今，我们恳切地吁求光的进入，只有光照亮了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神州才能变成真正的“神州”；只有光照亮了这片荒漠，甘泉才会汩汩地涌出。
文章来源：余杰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