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5日晚7时,深圳阴云密布,气温骤降,忽来北京朋友短信,使我“天人感应”,顿陷“刘宾雁客死异乡”的悲戚。呤罢“自由未归身先去,长使百姓泪满襟”,加入“托体同山阿”的悼念行列,数天来一直苦思:刘宾雁先生一生最大的遗愿是什么?

思来想去,忽然发现,刘宾雁先生一生最大的遗愿是“文化自治”!

据说西方古代圣骑士,一生只发三次誓表达三种忠诚:一次效忠誓言,宣誓效忠至高天主和国王;第二次是婚约誓言,约定对自己的妻子不离不弃;第三次是忠诚誓言,忠诚于自己选定的主人,永世追随。

刘宾雁也论述了中共体制下的三种忠诚:第一种忠诚是“老黄牛”或“雷锋似的愚忠”,对党奴才般的忠诚,只忠于“党性”;第二种忠诚是对党敢于抗旨直谏的忠诚,忠于人性第一,人性统帅党性;第三种忠诚是首先忠于自己,再忠于他人、民族、国家,小我优先,大我在后。

刘宾雁强调他一生选择的是“第二种忠诚”,意思是,我还是向往共产主义的,但是中共做错了,我希望你们纠正,恢复你们一个正面的形象。这叫“小骂大帮忙”,我实际是为你好。像治病救人一样,我给你药吃是为了让你康复。

可是中共和自由民主派对此“第二种忠诚”都有争议——

刘宾雁本是执政党一员(中共党员),却要以“独立写作”公开批评本党来表达“第二种忠诚”,“体制内”认为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反党行为,为在野党、“体制外”或“国际敌对势力”提供了“枪炮”,不开除党籍不逼其流亡不令其客死异乡,不足以平党愤。自由民主派则以为,“第二种忠诚”虽然代表百姓监督了执政党,但却并未彻底跳出马克思主义的“体制内”局限,有碍彻底追求自由民主。

今日我想,刘宾雁五十年呼唤“第二种忠诚”,客观上提出了中国首先须回归“文化自治”的问题,已得到海内外东西方的共同敬仰。在刘宾雁去世后,准确地解读“第二种忠诚”的精神指向,积极推进“文化自治”,也许是对刘宾雁最好的纪念。

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其实是以“退后一步”的“政治妥协”蒙胧地追求一种“文化自治”,这种“文化自治”既在中国古代一再出现过,也是今日西方先进国家的治国之道。

所谓“文化自治”,就是文化不从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独立于政府,执政者无权干预文化发展秩序,信仰多元,教育独立,新闻出版自由,文化问题由文化界自主解决,民主决策。在中国现阶段无法彻底建立民主市民社会时,先着力追求“文化自治”,建立“文化特区”,可能是执政党和在野派都可以在“现实主义”下勉强接受的一个“共生线”?在执政党建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特区”之后,再推进“文化自治”的“文化特区”建设,也许是有可能性的。这比直接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政治特区”,可能要容易和现实得多。从中共25年的改革来看,“政治特权”是从无谈判的余地的,只要稍一触及,就会强烈反弹到暴力镇压;而西方民主社会,必从“文化自治”开始。若“自由民主派”能退一步,暂不要求“开门”搞“政治体制改革”,只以“第二种忠诚”追求“文化自治”之“窗口”;中共执政者亦退后一步,撤除文化管制,放手民间建立“文化特区”实施“文化自治”——双方在“文化自治”的底线共生,中国有可能在“经济特区”和“文化特区”的引导下,最终和平进入“和谐社会”、“民主社会”?

通观现有的160多种文化定义,简而言之,“先进文化”是有利于人类自由幸福生存的生活方式(人文教化的思想与言行),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的种种传播方式。

春秋战国时代就是一个中国“文化自治”的经典时代,老子、庄子从体制内转到体制外,自由解读《易经》,创立《道德经》、《南华经》;孔子在体制外独立生存,有教无类,创建了儒家学说(礼教伦理)和中国民间教育体系,墨子以帮会形式组织“非攻”“兼爱”“尚同”墨家学派……司马迁身为朝廷史官却可以民间文化的追求撰写信史《史记》;尔后魏晋盛行道家文化,唐宋兴起佛教禅宗,皇家皆任“文化自治”传统在一定程度自在发展。严格说起来,中国只有秦始皇、清代和“新中国”三个时代彻底取消了“文化自治”,其它朝代,多少维持了“文化自治”的基本框架。考之华夏兴旺发达时期,都是实行“文化自治”较多的时代。

至于现代西方文明的支柱“文化自治”,集中表现在宗教信仰自由、大学独立(教育独立)、新闻出版自由。

中国历代封建专制社会,虽然残酷落后,却始终保持了小政府大社会——不仅有“文化自治”,而且统治的主力只在县域以上,县以下的乡村,基本是由乡绅代理的“乡村自治”。中共执政后的最大特色,就是全面取消了中国三千年的“文化自治”和“乡村自治”。孙中山没有改革好中国上层结构,毛泽东更是破坏了中国底层的“文化自治”和“乡村自治”,20世纪一百年,“革命”使中国文化生态和乡村生态跌入华夏五千年历史最低谷。

刘宾雁从1956年出版《本报内部消息》到1980年代出版《人妖之间》,始终厉行“第二种忠诚”,从反右到文革,从文革到“反自由化”,他总是迎难而上,逆风飞扬,顽强地表达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文化自治”的强烈要求。只可惜,多年来,朝野都未能准确解读。

自从1985年《第二种忠诚》在何家栋主编的《开拓》杂志上发表,刘宾雁就更明确地追求以“敢于公开对共产党的领导提出不同意见”的“文化自治”。2004年10月19日,刘宾雁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赵紫阳的政治改革》一文,通过赞扬赵紫阳的政治改革集中在“扩大新闻自由”,鲜明地表达了他的“第二种忠诚”首先是追求“文化自治”的改革。

他说:“我对于赵紫阳先生有所了解,是从他1987年年初担任总书记,也就是反自由化运动期间才开始的。在一批知识分子党员被开除出党之后不久,赵紫阳就委托主管意识形态的芮杏文找首都一批知识分子谈话。假如意在做些抚慰和表态,开个会就够了。可是这回是每次只找一个到两个人谈话,可见是真要听取意见和探讨些实质性的问题了。这种事1949年以后还没发生过,所以我印象很深。接着,赵紫阳在五月十三日讲了一次话,就把声势浩大、令人难以乐观的反自由化运动实际上给结束了。接着,就是他着手扩大新闻自由了。人们未必记得,正是在八十年代三次反自由化运动之后,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达到一个新高峰。《人民日报》1988年两会期间关于三峡问题的连续报道,明显地是为反对三峡工程的社会力量助威。苏晓康的那篇把长期以来的禁区─公检法的腐败赤裸裸揭露出来的报告文学《自由备忘录》,在1987年以前是不可能发表的。《河殇》的问世引起王震震怒,下令电视台停播,而赵紫阳出面制止,使王震第一次大丢其脸,也使文化界的精神为之一振!在1987年以前,像何家栋和高瑜那样把一个《经济学周报》在几个月内改造成另一家《世界经济导报》那样的事,恐怕也难以想象。”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是“文化自治”的重要标志和关键所在。刘宾雁以“第二种忠诚”追求“文化自治”,不仅影响了总书记赵紫阳,而且还为前总书记胡耀邦所推行。鲍彤在《把胡耀邦的精神注入中国的政坛和文坛》中就说:“以第一种忠诚对待共产党的党员,并不全都出于虚伪。其中,也有出于盲目和迷信,也有出于高压下的无奈,但客观的后果,都会伤害党,毁坏党。第二种忠诚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理性的态度,能够在党失误和失足的时候,正常地帮助和挽救党。”

此次悼念刘宾雁的热潮中,不少人也注意到了刘宾雁思想的核心是“第二种忠诚”——

如“王怡在发言中回顾了刘宾雁的名篇《第二种忠诚》对自己的深刻启蒙”,章海陵在《第二种忠诚改变中国》文章中说:“刘宾雁推出《第二种忠诚》,对中国更具震撼力。他指出,对党忠诚的不仅有”党叫干啥就干啥“的雷锋,也有对党的决定和路线表示反对的”第二种忠诚“,它改变了中国:体制内的正直人士开始与党棍作坚决斗争;……

青年自由主义学者余杰虽然对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有异议,但也在《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文章中清醒地指出:在我看来,“宾雁先生,包括已经去世的王若望、王若水、李慎之、任仲夷先生,在海外的苏绍智、郭罗基先生以及国内的李锐、胡绩伟、朱厚泽等先生,他们是同代人中走得最远的少数佼佼者。在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和堂而皇之的屠杀之后,他们对中共政权的本质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对自己早年的错误选择也有了各自不同的反省和忏悔。在进入晚年之后,他们的生命之光没有黯淡,反而大放异彩,他们尽可能多地说真话,求真理。……不久前巴金的逝世成为沉寂已久的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成为谎言帝国中对谎言的一次最绚烂的装饰——以真话的名义。那么多靠谎言生活的文化名人们装模作样地赞美‘一辈子说真话’的巴金,这真是一个不把廉耻当作廉耻的时代。与之相反,真正坚持说真话的刘宾雁先生逝世的消息,却不可能在任何中共控制的媒体上报道。因为巴金早已对中共的统治‘无害’了,而刘宾雁先生依然是‘有害’的,所以中共当局冷酷拒绝了老人叶落归根的愿望。”

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不只是在王若望、王若水、李慎之、任仲夷、苏绍智、郭罗基、李锐、胡绩伟、朱厚泽等著名人士身上产生了共鸣,而且在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等一批中共高层领导中得到深刻响应,至今大有市场。可以说,中共党内今日的改革派,都是“第二种忠诚派”。要中共全党宽容“第二种忠诚派”,不是什么难事。这也就说明,由“第二种忠诚”呼唤的“文化自治”,完全可能成为中国大陆在开放党禁“政治改革”之前,先行实现“文化自治”——宗教信仰自由、大学独立、新闻出版自由。

“王师北定中原日,公祭勿忘告乃翁。”刘宾雁遗志化宏图之日,必是“开放报禁”的“文化自治”在中国大陆实现之时——那时必然举国隆重悼念“文化自治”的号角刘宾雁!

2005年12 月13 日于深圳“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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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争鸣》杂志2006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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