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5日晚7时，深圳阴云密布，气温骤降，忽来北京朋友短信，使我“天人感应”，顿陷“刘宾雁客死异乡”的悲戚。呤罢“自由未归身先去，长使百姓泪满襟”，加入“托体同山阿”的悼念行列，数天来一直苦思：刘宾雁先生一生最大的遗愿是什么？
思来想去，忽然发现，刘宾雁先生一生最大的遗愿是“文化自治”！
据说西方古代圣骑士，一生只发三次誓表达三种忠诚：一次效忠誓言，宣誓效忠至高天主和国王；第二次是婚约誓言，约定对自己的妻子不离不弃；第三次是忠诚誓言，忠诚于自己选定的主人，永世追随。
刘宾雁也论述了中共体制下的三种忠诚：第一种忠诚是“老黄牛”或“雷锋似的愚忠”，对党奴才般的忠诚，只忠于“党性”；第二种忠诚是对党敢于抗旨直谏的忠诚，忠于人性第一，人性统帅党性；第三种忠诚是首先忠于自己，再忠于他人、民族、国家，小我优先，大我在后。
刘宾雁强调他一生选择的是“第二种忠诚”，意思是，我还是向往共产主义的，但是中共做错了，我希望你们纠正，恢复你们一个正面的形象。这叫“小骂大帮忙”，我实际是为你好。像治病救人一样，我给你药吃是为了让你康复。
可是中共和自由民主派对此“第二种忠诚”都有争议——
刘宾雁本是执政党一员（中共党员），却要以“独立写作”公开批评本党来表达“第二种忠诚”，“体制内”认为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反党行为，为在野党、“体制外”或“国际敌对势力”提供了“枪炮”，不开除党籍不逼其流亡不令其客死异乡，不足以平党愤。自由民主派则以为，“第二种忠诚”虽然代表百姓监督了执政党，但却并未彻底跳出马克思主义的“体制内”局限，有碍彻底追求自由民主。
今日我想，刘宾雁五十年呼唤“第二种忠诚”，客观上提出了中国首先须回归“文化自治”的问题，已得到海内外东西方的共同敬仰。在刘宾雁去世后，准确地解读“第二种忠诚”的精神指向，积极推进“文化自治”，也许是对刘宾雁最好的纪念。
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其实是以“退后一步”的“政治妥协”蒙胧地追求一种“文化自治”，这种“文化自治”既在中国古代一再出现过，也是今日西方先进国家的治国之道。
所谓“文化自治”，就是文化不从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独立于政府，执政者无权干预文化发展秩序，信仰多元，教育独立，新闻出版自由，文化问题由文化界自主解决，民主决策。在中国现阶段无法彻底建立民主市民社会时，先着力追求“文化自治”，建立“文化特区”，可能是执政党和在野派都可以在“现实主义”下勉强接受的一个“共生线”？在执政党建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特区”之后，再推进“文化自治”的“文化特区”建设，也许是有可能性的。这比直接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政治特区”，可能要容易和现实得多。从中共25年的改革来看，“政治特权”是从无谈判的余地的，只要稍一触及，就会强烈反弹到暴力镇压；而西方民主社会，必从“文化自治”开始。若“自由民主派”能退一步，暂不要求“开门”搞“政治体制改革”，只以“第二种忠诚”追求“文化自治”之“窗口”；中共执政者亦退后一步，撤除文化管制，放手民间建立“文化特区”实施“文化自治”——双方在“文化自治”的底线共生，中国有可能在“经济特区”和“文化特区”的引导下，最终和平进入“和谐社会”、“民主社会”？
通观现有的160多种文化定义，简而言之，“先进文化”是有利于人类自由幸福生存的生活方式（人文教化的思想与言行），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的种种传播方式。
春秋战国时代就是一个中国“文化自治”的经典时代，老子、庄子从体制内转到体制外，自由解读《易经》，创立《道德经》、《南华经》；孔子在体制外独立生存，有教无类，创建了儒家学说（礼教伦理）和中国民间教育体系，墨子以帮会形式组织“非攻”“兼爱”“尚同”墨家学派……司马迁身为朝廷史官却可以民间文化的追求撰写信史《史记》；尔后魏晋盛行道家文化，唐宋兴起佛教禅宗，皇家皆任“文化自治”传统在一定程度自在发展。严格说起来，中国只有秦始皇、清代和“新中国”三个时代彻底取消了“文化自治”，其它朝代，多少维持了“文化自治”的基本框架。考之华夏兴旺发达时期，都是实行“文化自治”较多的时代。
至于现代西方文明的支柱“文化自治”，集中表现在宗教信仰自由、大学独立（教育独立）、新闻出版自由。
中国历代封建专制社会，虽然残酷落后，却始终保持了小政府大社会——不仅有“文化自治”，而且统治的主力只在县域以上，县以下的乡村，基本是由乡绅代理的“乡村自治”。中共执政后的最大特色，就是全面取消了中国三千年的“文化自治”和“乡村自治”。孙中山没有改革好中国上层结构，毛泽东更是破坏了中国底层的“文化自治”和“乡村自治”，20世纪一百年，“革命”使中国文化生态和乡村生态跌入华夏五千年历史最低谷。
刘宾雁从1956年出版《本报内部消息》到1980年代出版《人妖之间》，始终厉行“第二种忠诚”，从反右到文革，从文革到“反自由化”，他总是迎难而上，逆风飞扬，顽强地表达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文化自治”的强烈要求。只可惜，多年来，朝野都未能准确解读。
自从1985年《第二种忠诚》在何家栋主编的《开拓》杂志上发表，刘宾雁就更明确地追求以“敢于公开对共产党的领导提出不同意见”的“文化自治”。2004年10月19日，刘宾雁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赵紫阳的政治改革》一文，通过赞扬赵紫阳的政治改革集中在“扩大新闻自由”，鲜明地表达了他的“第二种忠诚”首先是追求“文化自治”的改革。
他说：“我对于赵紫阳先生有所了解，是从他1987年年初担任总书记，也就是反自由化运动期间才开始的。在一批知识分子党员被开除出党之后不久，赵紫阳就委托主管意识形态的芮杏文找首都一批知识分子谈话。假如意在做些抚慰和表态，开个会就够了。可是这回是每次只找一个到两个人谈话，可见是真要听取意见和探讨些实质性的问题了。这种事1949年以后还没发生过，所以我印象很深。接着，赵紫阳在五月十三日讲了一次话，就把声势浩大、令人难以乐观的反自由化运动实际上给结束了。接着，就是他着手扩大新闻自由了。人们未必记得，正是在八十年代三次反自由化运动之后，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达到一个新高峰。《人民日报》1988年两会期间关于三峡问题的连续报道，明显地是为反对三峡工程的社会力量助威。苏晓康的那篇把长期以来的禁区─公检法的腐败赤裸裸揭露出来的报告文学《自由备忘录》，在1987年以前是不可能发表的。《河殇》的问世引起王震震怒，下令电视台停播，而赵紫阳出面制止，使王震第一次大丢其脸，也使文化界的精神为之一振！在1987年以前，像何家栋和高瑜那样把一个《经济学周报》在几个月内改造成另一家《世界经济导报》那样的事，恐怕也难以想象。”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是“文化自治”的重要标志和关键所在。刘宾雁以“第二种忠诚”追求“文化自治”，不仅影响了总书记赵紫阳，而且还为前总书记胡耀邦所推行。鲍彤在《把胡耀邦的精神注入中国的政坛和文坛》中就说：“以第一种忠诚对待共产党的党员，并不全都出于虚伪。其中，也有出于盲目和迷信，也有出于高压下的无奈，但客观的后果，都会伤害党，毁坏党。第二种忠诚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理性的态度，能够在党失误和失足的时候，正常地帮助和挽救党。”
此次悼念刘宾雁的热潮中，不少人也注意到了刘宾雁思想的核心是“第二种忠诚”——
如“王怡在发言中回顾了刘宾雁的名篇《第二种忠诚》对自己的深刻启蒙”，章海陵在《第二种忠诚改变中国》文章中说：“刘宾雁推出《第二种忠诚》，对中国更具震撼力。他指出，对党忠诚的不仅有”党叫干啥就干啥“的雷锋，也有对党的决定和路线表示反对的”第二种忠诚“，它改变了中国：体制内的正直人士开始与党棍作坚决斗争；……
青年自由主义学者余杰虽然对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有异议，但也在《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文章中清醒地指出：在我看来，“宾雁先生，包括已经去世的王若望、王若水、李慎之、任仲夷先生，在海外的苏绍智、郭罗基先生以及国内的李锐、胡绩伟、朱厚泽等先生，他们是同代人中走得最远的少数佼佼者。在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和堂而皇之的屠杀之后，他们对中共政权的本质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对自己早年的错误选择也有了各自不同的反省和忏悔。在进入晚年之后，他们的生命之光没有黯淡，反而大放异彩，他们尽可能多地说真话，求真理。……不久前巴金的逝世成为沉寂已久的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成为谎言帝国中对谎言的一次最绚烂的装饰——以真话的名义。那么多靠谎言生活的文化名人们装模作样地赞美‘一辈子说真话’的巴金，这真是一个不把廉耻当作廉耻的时代。与之相反，真正坚持说真话的刘宾雁先生逝世的消息，却不可能在任何中共控制的媒体上报道。因为巴金早已对中共的统治‘无害’了，而刘宾雁先生依然是‘有害’的，所以中共当局冷酷拒绝了老人叶落归根的愿望。”
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不只是在王若望、王若水、李慎之、任仲夷、苏绍智、郭罗基、李锐、胡绩伟、朱厚泽等著名人士身上产生了共鸣，而且在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等一批中共高层领导中得到深刻响应，至今大有市场。可以说，中共党内今日的改革派，都是“第二种忠诚派”。要中共全党宽容“第二种忠诚派”，不是什么难事。这也就说明，由“第二种忠诚”呼唤的“文化自治”，完全可能成为中国大陆在开放党禁“政治改革”之前，先行实现“文化自治”——宗教信仰自由、大学独立、新闻出版自由。
“王师北定中原日，公祭勿忘告乃翁。”刘宾雁遗志化宏图之日，必是“开放报禁”的“文化自治”在中国大陆实现之时——那时必然举国隆重悼念“文化自治”的号角刘宾雁！
2005年12 月13 日于深圳“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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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争鸣》杂志2006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