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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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是一汪清水漂泊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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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贝岭诗《三月的漂泊》中的句子，写於八十年代早期。
“漂泊是目的”，这也许是他年少轻狂时不经意说出的话，却完全被他后来的人生所应验，直到如今他仍在世界各地漂泊，有家难回。
第一次见到贝岭是在1985年，贝岭本人至少应该记得1985年他有过一次上海之旅。他和孟浪，两个长发飘飘的青年才俊，来到我当时在上海北火车站附近虬江路上蜗居的一个阁楼上。
那天我们喝了白酒。
我手头上有一本《当代中国诗三十八首》，这是贝岭在1984年编印的地下诗刊。那时候的贝岭无疑已是地下诗歌圈的成名人物，有关他的趣闻已开始悄悄流传。
应该是1998年，我在广州，住在艺术家茍红兵家里，贝岭从台湾打来电话，他听说我在，便要与我通话。电话里的贝岭使我感到陌生，他略显武断的语气，有点像战场上的指挥官。那时他编辑的《倾向》杂志在地下诗歌圈已被视为至宝，其影响也已及於诗外。
2000年他到了上海，我接到他电话，说他正在卫慧家里。卫慧曾是当年红极一时的女小说家。这使人产生了某种与绯闻有关的联想。
那年，王一梁被关进了大牢，我也在警方的严密监视下，处境艰难。
主观意象派大师吴非做东，约我们在一个澡堂里见面。那是一次真正的裸见，我们谈话的主题，当然是有关王一梁的。上海警方以荒唐的理由将一梁投进大牢，这使贝岭感到愤怒，并且使他为此有所行动。事实上他后来做了很多很实在的事情。
此后，贝岭去了北京，没过几天，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他弟弟黄峰发佈的有关贝岭被捕的消息。这使我感到震惊，我当即将此信息转发给了京不特孟浪及其他相关友人。我注意到了美国政府对此事件的反应。最后我收到了贝岭从浦东机场打来的电话，这也许是他离开中国前的最后一个电话，他在国安人员押解下，正在浦东国际机场准备出境。这次的被放逐，使他再难重返中国。
我想，贝岭本人这次遭遇，大概是促使他下决心创立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最直接动因。
这期间，我曾收到女诗人井蛙来自香港的电话，声称“黄先生”让她给我打电话，当时我没能从“黄先生”联想到贝岭，於是井蛙只好直说是贝岭。这很有一点秘密工作的味道。这期间我们的联系基本上都与草创的独立笔会有关。
十年后的2010年，我在费城的星巴克咖啡馆上网时，收到贝岭的电子邮件，於是当年4月，在波士顿哈佛大学，我和贝岭、孟浪三人碰面了。从1985年至2010年，时间跨度25年，场景从上海虬江路的阁楼上，转换到哈佛萨克雷美术馆演讲厅，我们三个人都已经苍老了，然而令人欣慰的是，贝岭依然保持了他的诗人本色和激情，他在演讲时表现出来的风度完全可以用光彩夺目来形容。
201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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