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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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是一汪清水漂泊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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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贝岭诗《三月的漂泊》中的句子,写於八十年代早期。
“漂泊是目的”,这也许是他年少轻狂时不经意说出的话,却完全被他后来的人生所应验,直到如今他仍在世界各地漂泊,有家难回。

第一次见到贝岭是在1985年,贝岭本人至少应该记得1985年他有过一次上海之旅。他和孟浪,两个长发飘飘的青年才俊,来到我当时在上海北火车站附近虬江路上蜗居的一个阁楼上。
那天我们喝了白酒。

我手头上有一本《当代中国诗三十八首》,这是贝岭在1984年编印的地下诗刊。那时候的贝岭无疑已是地下诗歌圈的成名人物,有关他的趣闻已开始悄悄流传。

应该是1998年,我在广州,住在艺术家茍红兵家里,贝岭从台湾打来电话,他听说我在,便要与我通话。电话里的贝岭使我感到陌生,他略显武断的语气,有点像战场上的指挥官。那时他编辑的《倾向》杂志在地下诗歌圈已被视为至宝,其影响也已及於诗外。

2000年他到了上海,我接到他电话,说他正在卫慧家里。卫慧曾是当年红极一时的女小说家。这使人产生了某种与绯闻有关的联想。
那年,王一梁被关进了大牢,我也在警方的严密监视下,处境艰难。
主观意象派大师吴非做东,约我们在一个澡堂里见面。那是一次真正的裸见,我们谈话的主题,当然是有关王一梁的。上海警方以荒唐的理由将一梁投进大牢,这使贝岭感到愤怒,并且使他为此有所行动。事实上他后来做了很多很实在的事情。
此后,贝岭去了北京,没过几天,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他弟弟黄峰发佈的有关贝岭被捕的消息。这使我感到震惊,我当即将此信息转发给了京不特孟浪及其他相关友人。我注意到了美国政府对此事件的反应。最后我收到了贝岭从浦东机场打来的电话,这也许是他离开中国前的最后一个电话,他在国安人员押解下,正在浦东国际机场准备出境。这次的被放逐,使他再难重返中国。

我想,贝岭本人这次遭遇,大概是促使他下决心创立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最直接动因。
这期间,我曾收到女诗人井蛙来自香港的电话,声称“黄先生”让她给我打电话,当时我没能从“黄先生”联想到贝岭,於是井蛙只好直说是贝岭。这很有一点秘密工作的味道。这期间我们的联系基本上都与草创的独立笔会有关。

十年后的2010年,我在费城的星巴克咖啡馆上网时,收到贝岭的电子邮件,於是当年4月,在波士顿哈佛大学,我和贝岭、孟浪三人碰面了。从1985年至2010年,时间跨度25年,场景从上海虬江路的阁楼上,转换到哈佛萨克雷美术馆演讲厅,我们三个人都已经苍老了,然而令人欣慰的是,贝岭依然保持了他的诗人本色和激情,他在演讲时表现出来的风度完全可以用光彩夺目来形容。

201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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