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社论：习当局对文革50周年的暧昧态度

习近平当局回应文革五十周年的言语含糊，行为怪异，方式暧昧，令人生疑。

文革是中共统治“前三十年”里最为重大的事件，是包括当今中南海掌权阶层在内的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全都刻骨铭心、记忆犹新的特殊历史时期。五十年前的那个五月十六日，“伟大领袖”乘“批《海瑞罢官》”端掉北京市委、打倒“彭、罗、陆、杨”、重建中央文革小组的东风，将其多次审定并亲笔加写了最后三段的杀气腾腾的“五？一六通知”像一枚炸弹投向全中国。从此，中国深深地陷入了对毛泽东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狂潮，对“黑五类”残酷无情的阶级歧视与阶级灭绝狂潮，对包括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和一半以上中央委员、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中央部委领导和省、地、县、公社领导班子成员的“走资派”的路线斗争狂潮，对五千年文化传统和文物古籍的大破坏狂潮而不可自拔。论疯狂、残忍、暴虐、丑陋的程度，文化大革命超过了义和团，更超过了“日本鬼子”，一点儿也不比当今伊斯兰国或塔利班逊色。作为一场国家暴政与群众暴力交织而成的政治运动，文革的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对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害之深、对民族国家利益的负面影响之巨，堪称“史无前例”。

如果毛时代有三件事情值得纪念，这三件事应该是反右、大跃进和文革；如果有两件事，则是大跃进和文革；如果只有一件事值得纪念，这件事必定是文革，只能是文革。但凡有一点良心、有一点历史感的中国人，提起毛时代，就不可能不提起文化大革命，因为文革是毛时代所有运动、所有暴政的升级版和集大成者。中共既然标榜自己是一个善于自我纠错、勇于吸取历史教训的政党，那么它就没有任何理由回避文革的错误，忽视文革的教训，否则就是十足的欺骗、百分之百的虚伪。

然而很奇怪，当“五？一六”文革五十周年纪念日来临，一向以“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为己任的习近平当局却似乎完全无动于衷。事后看来，他们原本的打算，大概是要一声不吭，蒙混过关的。五月十六日当天，所有“姓党”的媒体全都金口紧闭，假扮失忆。网上所有关于文革的议论，都被网警删得乾干净净。

颇为蹊跷的是，当正儿八经的文革纪念日已经风平浪静地平安度过，到了五月十七日零时三十分，《人民日报》忽然“半夜鸡叫”，其官方微博发表了署名“任平”的评论员文章《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奉命转载该文的部分官媒则将标题更改为《决不允许“文革”这样的错误重演》。改标题也许是自选动作，也许是统一部署，习当局似乎又短暂地恢复了历史记忆。但这篇千字文章被刊登在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的第四版次要位置，而不是头版头条。与半夜发文所暗示的这篇文章的重要性相比，大题小做的文章篇幅和不稂不莠的版面安排，又显出故作低调、刻意淡化的意味。人们很难判断这种回应文革五十周年的方式究竟有什么深意，有什么奥妙，抑或只是心里有鬼而故弄玄虚。日本右翼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也不必半夜出行。除非是别有用心的“野心家、阴谋家”，正常国家的正常政党、正常政客是完全没有必要对一桩并非突发的历史往事夤夜发声的。

“任平”的文章看似中规中矩，其实是一篇奇文。奇就奇在这篇以否定文革为目的的文章除了照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的政治结论，并没有一句话是谴责、批评、反省文革暴行的，更没有一句话是向文革受害者及其后代表达愧怍与歉意的。相反，这篇文章以三分之一的篇幅阐发了“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这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的荒唐观点，又以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吹捧“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如何“深得党心民心，深受人民的拥护”，如何“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如何有“三个自信”、“四个意识”等等。它把否定文革（运动）与肯定文革（时期）几乎变成了一回事，显然，这是为了把《历史决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不可动摇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与习近平“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调和在一起而不得不采取的政治修辞学。

毛泽东将文革列为其毕生两大业绩之一，但亦曾坦承文革有错误，错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毛要求邓小平主持会议以“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为结论对文革“做个决议”，邓以“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由当面拒绝。后来，邓解释说：“（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但是，当邓小平大权在握之时，他却试图把不能联系起来的东西强行联系在一起。邓不顾众多中共高干参与《历史决议》讨论时对毛与文革群情激愤、声泪俱下的严厉批评，坚持维护毛“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三七开”结论。邓还认定“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由此发明了“毛泽东违反毛泽东思想”、“晚年毛泽东打倒早年毛泽东”的奇葩理论。这和习当局虽不敢肯定文革但又不许否定文革时期的荒谬观点同出一辙。

邓小平试图在不否定毛泽东的前提下“彻底否定文革”，这就好比不否定斯大林而彻底否定苏共大清洗、不否定希特勒而彻底否定纳粹大屠杀、不否定裕仁天皇而彻底否定日本侵华战争一样，是徒劳的，也是虚伪的。德国和日本在历史反省深度上的重大差别，苏共和中共在政治改革认知上的根本分歧，就体现了何为真诚忏悔，何为实用主义；何为彻底否定，何为权宜之计。

邓小平基于维护中共统治、维护毛的形象而歪曲了对毛泽东和文革的定性。人们原本以为，邓的下一代、下下代将会摆脱利害纠葛、恩怨情仇而重新评毛、评文革，据说邓本人也曾有过这样的期许。不曾想，到了习近平时代反而大踏步倒退，如今，就连实用主义的“彻底否定”也无法继续下去，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正式决议也几乎成为废纸。既不能否定毛，又不能否定“文革历史时期”，“彻底否定文革”岂不成了一句鬼话？

那么，《人民日报》半夜发文所为何来？联系到“十日文革”之突发与受挫，以及此事或多或少对习王联盟造成了伤害，甚至形成了裂痕；联系到“习核心”的提法在高层遇冷，对习的个人崇拜在两会之后不得不有所收敛，以及习李矛盾公开化、表面化；联系到人民大会堂“五二”红歌会高唱文革经典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重现文革经典口号“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被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之女马晓力愤怒谴责并公开举报──而马文瑞在中共山头政治系统中与习仲勋同属于“西北帮”一支，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人曾共同创建中共陕甘根据地；文革中贾拓夫被迫害致死之后，“习贾刘反党集团”随即被定名为“习马刘反党集团”（马即马文瑞是也）。习家、马家原本私交很好，渊源颇深。

以上种种事态表明，尽管习当局对造神、独裁、整人、小组治国、思想控制、意识形态专政等“文革遗风”十分锺爱，但习的文革化言行处处触礁，已经伤害到了习在政治局常委里最亲密的盟友，也疏远了他在“红二代”群体里最亲近的那个小圈子。习当局选在五月十七日凌晨以蹊跷言行、暧昧方式回应文革五十周年，当然也不是为了表态“否定”文革，而只是为了对自己的政治盟友有所安抚，有所交待而已。

文章来源：争鸣2016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