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录自《守望:陈寅恪往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本文内容经作者适当调整 。

1965年初,江青和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张春桥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炮制出杀气腾腾的《评新编历史剧》,并在1965年11月10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对剧本及其作者吴晗,上纲上线,大张挞伐。这篇文章的发表是一个信号,预示着一场连续十年的浩大劫难,即将降临在神州大地上。

吴晗(1909~1969)出身寒微,聪明过人。1931年报考清华大学史学系时,文史和英语考了100分,数学却考了零分,清华大学破格录取了他。这件事在北平的高等学校中,一时传为美谈。他在清华工读了四年,心无旁骛,专攻明史,在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上,受北大的胡适、清华的陈寅恪、燕京大学的顾颉刚等影响最深。他说,进入清华大学的开头几年,“选课也只选中国史方面的,受陈寅恪影响很大。……胡适和陈寅恪的考据,顾颉刚的瞭古,都在我这时期的著作中留下深刻的烙印。”[1]那时他谦虚好学,异常刻苦,在清华学习四年,发表了40多篇论文,难怪得到这些名师的赏识与帮助。据当时也在北平唸研究生的牟润孙说:“吴晗在清华读书时曾修读陈寅恪先生的课,考试时陈先生拿到吴晗的卷子,看也没看,就给了一百分,并且说:‘吴晗的卷子还用看吗?’一时传为佳话。”[2]毕业后,他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后来又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教授。1943年,不满现实的吴晗在昆明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思想开始向左传,积极支持学生运动,与中共在清华大学的地下组织很接近。平津战役打响前,吴晗很活跃,竭力劝说教授们不要离开北平,甚至动员恩师胡适留在学校。中共高层对他很重视,1948年他进入河北红色根据地之后,毛泽东与他畅谈过两次;周恩来也与他见过面,谈过话。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古城之后,他出任负责北大、清华接管工作的副军代表,后来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1949年后,被委任为北京市副市长,从此走上亦官亦学、以作官为主的道路。

应当说,吴晗当年追随共产党的感情是真诚的,凡是上级的决定,他都认为是正确的、不能怀疑的,都要不折不扣的执行。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也在他身上显示出来,无论他怎样官高位显,无论他多么听领导的话,紧跟形势,但他还恪守着尊师重道的的道德底线,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把矛头指向恩师胡适、陈寅恪和顾颉刚。1956年吴晗率代表团途经广州到印度访问,还特地由师兄、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期毕业生刘节陪同,在1月14日下午,到康乐园东南区1号拜谒了陈寅恪。[3]1957年,吴晗加入了中共共产党。以后,他们师生渐行渐远,基本上没有来往了。

1959年4月初,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为了纠正在大跃进年代所出现的阿谀奉承、虚报产量的浮夸风,在会上大谈海瑞,倡扬学习海瑞刚正不阿、不畏权势、敢于犯颜直谏的精神。吴晗是党内明史研究专家,为了配合领袖的讲话精神,先后写出《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赞许,亲笔签名向他赠送《毛泽东选集》。当时,上海舞台所上演的、由著名京戏演员周信芳扮演海瑞的新编历史剧《海瑞上疏》,很受观众欢迎。在北京的京戏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坐不住了,几次请吴晗写一个以海瑞为主角的剧本。写剧本本非吴晗所长,但他还是吴晗以明史《海瑞本传》和明人李卓吾的《海瑞传》所提供的史料为题材,七易其稿,于1960年底写出了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

陈寅恪哪里知道吴晗创作《海瑞罢官》复杂的的政治背景,更不了解毛泽东拿吴晗作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祭旗的战略部署奥秘。姚文元的文章以扣帽子、打棍子的政治批判,取代了摆事实、讲道理的学术讨论。陈寅恪关注着这场批判,因为姚文元等不仅是对《海瑞罢官》这部剧作和吴晗个人的批判,也是对整个史学研究的否定和广大知识分子的批判。眼看这场火药味越来越浓的大批判,不断加码升级,陈寅恪预感到,中国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将遭受一场浩劫,整个中国及他个人的噩运已经逼近。他在1966年初所写的的一些诗句中,透露出他的忧虑、不安与不满:

一自黄州争说鬼,更宜赤县遍崇神。 昨宵门外南风急 色褪桃符满战城。[4]

曼衍鱼龙喧海国,迷离灯火忆童年。[5]

洋菊有情含泪重,木棉无力斗身轻。 雨晴多变朝昏异,昼夜均分岁序更。[6]

史书既欲尽烧灰,何用今朝上冢哉。[7]

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深入进展,顺藤摸瓜,又揪出了“三家村”反党小集团,批判锋芒由吴晗转向邓拓、廖沫沙、和党内红色史学家翦伯赞等人,席卷历史学科各个领域。与其说这是一场文化方面的大革命运动,无宁说是打着文化的旗号,所进行的一场大清洗、大迫害的政治斗争运动。领导运动的红色统帅,已不满足各地揭发出来大大小小“三家村”,挖出多少吴晗式的人物。他要彻底清算“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横扫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 ”,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党总书记邓小平。各地的各级党政领导,都首当其冲,受到批斗,国家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之中。

中山大学也不例外,自1966年2月开学以来,学校的中心工作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声讨吴晗的《海瑞罢官》,教学工作实际上处于半停课状态。当时学校党委还能控制校内的形势,所以,当大批判的烈火烧到刘节、容庚等有名望的老教授身上时,校党委第一书记李嘉人还在1966年4月19日召开的党委会上说:“(是否批判)陈寅恪,我们不敢决定,要请中央决定。”[8]可见,校方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不把他抛出来,用“请中央决定”这块大牌子,尽可能地保护他。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黑线专政论”。6月9日,中大成立了以李嘉人为组长、杨行、黄先(校党委副书记)为成员的文革领导小组,与省委派驻进校的文化大革命工作队,一道领导中山大学的文化大革命。8月12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纲领性的指导文件,迅速兴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震天撼地,文革风暴席捲康乐园。造反派们“踢开党委闹革命”,学校负责人被打成“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教授、副教授们被打成牛鬼蛇神,一个个被揪斗、掛黑牌子、剃阴阳头、戴高帽子、遊校示众,进行人身侮辱。工作队也因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被迫接受群众的批判。陈寅恪所担心的人间浩劫却降落到他头上。他是在劫难逃了。[page]

躁动的康校园,出现了建校以来从未有过热闹而奇特的现象:自“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学校停课搞文化大革命,根据各自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而自发组合的群众组织,纷纷出现。著者从过目的当时自编、自印的各种出版物(包括铅印的小报和油印的传单)上发现,无论这些群众组织在观点存在着多么大的分歧,但为了表现自己革命的坚决性和斗争大方向的正确,都拿“牛鬼蛇神”开刀:抄他们的家、在大字报和自办的出版物上,肆意进行丑化、谩骂、诋毁、开大小会议批斗“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行动,却是一致的。

在那举国疯狂的年代,宪法被践踏,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剥夺,人身安全得不到起码的保障。红卫兵们打着“破四旧”*的旗号,全国各地掀起了抄家的热潮。北京的顾颉刚、俞平伯、向达、上海的周谷城、谭其骧、重庆的吴宓等等,均被抄家、“破四旧”*。1966年8月29日深夜,一伙红卫兵闯入章士钊家,把章家抄得一片狼藉。章士钊连夜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保护。第二天毛收到这封信,立即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马上拟了一份保护的名单,以后还分批拟出几份名单,章士钊、张奚若、竺可桢、顾颉刚、陈垣等均列名被保护之列。但陈寅恪的名字,始终没有出现在被保护的名单之中。[9]

此时中大一位校级领导干部、三个知名红色教授,联名贴出大字报,支持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这无异于给红卫兵的疯狂举动,火上加油。红卫兵们越发肆无忌惮地迫害陈寅恪。他们不仅赶走其最得力的助手黄萱,而且还强迫政府派来照顾他的三名护士离开陈家回原单位,只允许留一个他自己出钱雇请的护士留在这里。他们多次来东南区1号抄家,封存全部藏书;翻箱倒柜,把家中珍藏的字画、文物、书信,以及留作纪念的金银珠宝首饰和值钱的

细软,洗劫一空;有的人还将他晚年的最后著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及一些诗文、手稿、书籍抄走,有部分手稿至今下落不明。用火药味十足的语言,厉声训斥和批判陈寅恪,更是成了家常便饭。陈寅恪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备受凌辱,不出一声,心里却充满愤怒。他不明白,大学生如今怎么变得这么野蛮粗暴?有一天晚上,几个红卫兵凶神恶煞来抄家,竟然粗暴殴打年老体弱的唐筼。[10]据后来校方统计,在“文革”中像陈寅恪那样被抄家的教职员有206人,被揪斗、审查的有223人,数目不小啊![11]

这时,陈家增添了一样东西——大字报。揭发、批判陈寅恪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设在校园的大字报栏已经贴不下了,又贴在树上、电线杆上,一直贴到陈家的门上、墙上,甚至挂在病床前,犹如祭奠死人的纸幡,唐筼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对前来探望的黄萱说:“人还没有死,已开吊了。”[12]由于陈寅恪一辈子都没有参加政治活动,实在抓不住他半点把柄,一些大字报便纠缠他的家庭出身、留学经历、社会关系,比如在他与俞大维、傅斯年等人的交往上大做文章,上纲上线,骂他“顽固坚持反动立场”,“隐藏很深的外国特务”等。有些大字报胡说他不吃国产药、只吃进口的洋药,自己什么都不作,还享受政府的优待,是剥削劳动人民血汗的“吸血鬼”。更有甚者,有几份大字报毫无根据地诬蔑他“有意侮辱护士”,往他高洁的人格泼脏水。更多的大字报使用惯常的整人之术:对他的著作掐头去尾,断章取义,肆意歪曲,抓住其中的片言只语,无限上纲,把他的学术观点,硬套上一顶顶诸如“民族虚无主义”、为“反动阶级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等政治帽子,妄图置之于死地。还有不少大字报,对他讽刺谩骂,进行人身攻击。在幕后“高人”的点拨下,造反派勒令他解释如《玄菟》、《丁亥春日清华园作》、《改旧句寄北》等诗作,希图从中找出“反动”的东西来。有人告诉著者:“幸亏红卫兵读不懂陈寅恪的诗,不然会把他当场打死。”

多年以后,著者采访过一些昔年的红卫兵(现在他们都已年逾花甲),应他们的要求,姑隐其名。其中一位大头目A不无忏悔地说:“我这辈子所做的最大错事,就是不该去写陈先生的大字报和去抄他的家。我那时真是昏了头,以为这样做就是响应了号召,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陈先生是我们的国宝,家里所保持的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都被我们当作‘四旧’抄了,我们是在毁灭文化、毁坏国宝呀。我们对不起他老人家。我为当初的鲁莽举动,后悔一辈子。”又一位昔日的红卫兵小头目B内疚地说:“我不是历史系的学生,没有读过陈教授的书,也读不懂他的书,跟着起哄写他的大字报,还凑热闹去过他家。虽然我什么话也没说,什么事也没做,但是这些行动本身,就是对陈教授的迫害。现在一想起这些事,我就很难受。”红卫兵C说:“我在外地工作,每当我到广州,都要抽空回母校到东南区1号周围转转,望着陈教授住房的窗口,为当学生时的无知和疯狂悔罪。不这样做,我内心不安。我悄悄地来,悄悄地离开……”。这些迟来的忏悔说明,大字报的诋毁和红卫兵的抄家行动,不仅对陈氏本人的伤害巨大,而且也虐杀了一代青年的精神。

岂知陈寅恪性格狷介清高,一生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名节操守,哪里容得大字报上那些对他进行污蔑的话语?虽然他和唐筼身患多种疾病,体质很虚弱,需服用多种药物。他作为公职人员,按国家规定,应该享受公费医疗。但是面对大字报说他只服用进口药、花了国家许多钱的无端攻击,1966年7月30日,他致信中大保健室主任梁绮诚,用不再使用公费医疗来抗争,以证自身清白。信中声明:“从1966年8月1日起,一切我经常所需用的药品皆由我全部自费。一部分药丸可在市内自己购买。另一部分如水剂药——‘稀盐酸’、‘必先’、‘薄荷水’、‘灰溴’以及本校有的安眠药等等(如急需药品一时买不到者)均请保健室供给但全部自费。消毒物件,指纱布、棉签等物由保健室代为消毒。请斟量收费。”陈寅恪和唐筼都长期失眠,几乎每晚都要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唐筼写的另一张便笺上,有如下几句话:

请给本校有的安眠药。

陈寅恪要Seconal。

唐筼要Luminal。

1966年7月8日只拿到Amytal十粒,并未拿到Tuinal。特此奉告 梁主任。又寅恪从此再不向人民医院拿这类安眠药了。因表示决心,遂将您的处方撕为两片。请原谅是盼。[13]

由此可见,陈寅恪热爱生命。虽然他在文革中备受凌辱,但是他还是要坚强地活下去,绝不走王国维那样的自杀之路。因为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作为中国文化托命之人,中国文化就活在他的生命之中。他本人既是20世纪学术文化史的一部分,又是中国文化的守望者,他亲历这场浩劫,活着就可以见证这段历史,想看看毁灭文化的大革命运动如何收场?几个呼风唤雨的跳樑丑类,怎样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惩罚?浩劫之后,中国文化又如何复兴?所以,他要治病,他要活着,要清清白白地、有尊严地活着,宁可忍受身体上的痛苦,也不怕受恶言冷语的中伤,只要自己活着一天,就要守望正在沉沦中的中国文化一天。

当时许多受冲击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采取自贬人格、自我咒骂、自我上纲上线等方法,纷纷写出“认罪书”、“检讨书”之时,陈寅恪却特立独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居然委托唐筼向省委派来领导中山大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工作队负责人写信,条条反驳大字报的不实之词,要求派人调查,以澄清事实真相,讨回公道:

(1)他因长期骨折卧床,年来多次患下部湿疹症,经由中山第二医院皮肤科医生屡次来诊。开有医嘱多张,署名签字者有廖适生院长,李松初教授,何玉群(女)讲师等,为证。可以查验。医嘱中要护士依照医生所指示的方法处理,即冲洗阴囊,上药,光照等方法。并非陈寅恪有意污辱护士。并且多数冲洗时亦有筼从旁助理。前留医二院时也是如此护理。二院有病历可查。

(2)1963年1月中由人事科张春波同志送来的300元。本不愿接受。后送还各处皆不肯收回,最后由朱锦儒科长批“此款暂不处理”字样,现在只好等待运动结束后再送还。财务科误指补助陈寅恪600一事,前曾奉函声明,想已蒙 察鉴。

(3)有人出大字报说陈寅恪非外国药不吃等等,殊与事实不合。大多数药物皆本国产品。只有少数进口药品是医生所处方的。至于高单位(并非常服)维生素类及水解蛋白等皆係自备,或朋友所赠送者。最珍贵的一种药品(Nilevar)也是由医生处方。是陶铸副总理所竲送的。并不常服。每年冬季始服一段时期。海关税自当偿还(以前不知)。

(4)中大农场产品由学校指示送来食物等,并非是我们自己去要的,而是他们自动送来的,分量也是由他们分配的。付款也不是我们亲自去付的。故无签字收据。食物表内所列品类及数量皆有出入,如果大家都赔偿时,我们自当设法照数赔出。但请调查落实。总而言之陈寅恪的每日饮食,及所服药物等也欢迎有同志来实地调查,以明真相。不胜感幸之至!此致

敬礼

唐筼敬启(印) (陈寅恪印)

1966,8,6日[14]

名声是生命的影子。陈寅恪热爱生命,也爱惜自己的名声。面对着排炮般轰来的大字报,他们绝不逆来顺受、降志辱身,不怕戴上“顽固反动立场”、“对抗群众运动”的帽子,而是单枪匹马,捍卫自己的清白名声。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看出,唐筼已不止一次代陈氏向工作队写信辩诬,凸显了读书人可杀不可辱的风骨。但是这对患难夫妻没有想到,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其实就是一次人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不分的整人运动。陈氏已被划在“封建余孽”、“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之列,属于这次运动的横扫对象。工作队根本不会为他主持公道,他们当天就收到这封信,交负责人范华看过后就存档了:

范华同志已阅,转党委

办公室 张

6/8 [15]

陈寅恪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唐筼代笔写这封信的头一天,毛泽东已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严厉指斥工作队执行了一条镇压学生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广东省委驻中大文化革命工作队,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学校党委负责人也一个个被打成走资派,关进牛棚,无法控制局势。所以这封信送上去后却如石沉大海,无人理睬。陈氏夫妇至死都没有等到有人出来调查、为他们主持公道。

当然,也有人想保护陈寅恪。周恩来在自己处境已经比较艰难的情况下,还力图保他过关。有一次,周恩来在接见广州学生造反组织头目的会上谈到古为今用的问题时,借题发挥说:“你们可请教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16]在那揪斗老知识分子成风的“破四旧”高潮期间,用了“请教”二字,显然是把他划在应当免受冲击的圈子里。

陶铸是认识到陈寅恪价值、把他当作国宝善待的中共高层官员之一。在1966年8月所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成为党内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陶铸进京后曾给广东省委打电话,指示要保护陈寅恪。[17]然而,周恩来的话造反派根本听不进去,陶铸的指示也落实不下去。陶铸到中央只工作了几个月,便因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黯然下台。当举国口诛笔伐“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之时,红卫兵们把陶铸平时对陈寅恪的关照,无限升级、上纲,生拉活扯地要将陈氏打成陶铸一类“走资派”的社会基础,便变本加厉地折磨陈寅恪,逼迫他交代与陶铸的“黑关系”;同时勒令他反复交代个人经历、社会关系,深挖其“反动思想”等等。到1967年底,唐筼代他所写的书面交代材料就达七次之多;至于被“造反派”勒令的口头交代,多得无法统计。

不过,即使陈寅恪身处逆境,也保持着读书人的凛然气节和端正的品行、操守。从他被迫所写的交代材料中可以看出,他仍以史学家的严谨,堂堂正正直述其事,绝不按红卫兵的要求,或推诿与人、乱咬乱攀,或投井下石、借机报复,以换取廉价的“宽大”处理。也不卖友求得一时苟安,更不自我矮化,低头认罪或认错,以图侥幸过关。比如,某学生勒令他交代与陶铸的关系。他在“我与陶铸的接触”中,简要述说了与陶铸几次接触的经过,实事求是地说:“他以中南局首长的身分来看我。并无私人交情。”接着又说:“六二年由省委送来牡丹牌电唱两用机一架、唱片三十二张,并公函一封。唱片已被地理系同学拿去,电唱机也被中山大学七零五师六个人于六七年一月十四日晨强行抬走。公函也被(地理)系学生(某某)拿去。”[18]又如,此后不久,红卫兵勒逼他交代自己的“反动罪行”、以及与陈序经的关系,他在4月2日由唐筼代写的《我的声明》中严正地说:

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

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廿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

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19]

中大一位老教授对著者谈起这时期的往事,不胜感概:“陈先生出生于虎年,难怪他的骨头那么硬!造反派整他整得那样厉害,他就是不低头,不认罪,也不连累别人。他是虎落平阳不减威!”的确,无论压力多大,他都没有写过“认罪书”、“检讨书”、“投降书”之类的文字,也没有揭发任何人。

在生活上,陈寅恪也备受虐待。他是一级教授,“文革”前每月工资485元左右(包括他作为中科院学部委员,每月100元的津贴在内)。“文革”开始不久,他的工资及银行中的存款均被冻结,每个月只发给少量的生活费。而且,当时在学校掌握权力的人在发给陈氏的生活费时,根本没有把他雇请的老工友工钱及生活费用计算在内。这就使得陈家的经济捉襟见肘,度日艰难。陈寅恪无计可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打报告申请动用唐筼在银行里的个人存款,每月提取40元,作为支付老工友的工钱(25元)、饭钱(15元)之用。同时他又“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瓶(每瓶月4·8元)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20]两位病弱老人所提出的维持生活与生命的最起码的人道要求,一直无人理会,以致他们逝世后,工友只好搬走一些家具,以抵偿未曾付与的工钱。

他们所居住的东南区1号2楼,修建在康乐园中心地带办公楼对面,环境幽静。“文革”开始不久,造反派就在楼外安装了高音喇叭,声音极其恐怖,从早到晚播个不停。外语系教授梁宗岱的夫人甘少苏说:“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活活给吓死。”[21]这话传得很远,但未必准确。因为陈寅恪的神经没有那样脆弱。事实上,面对着高音喇叭的干扰,他仍然坚强地活着,又经受了两年多的折磨多才逝世,足见其意志之坚定。只是高音喇叭所播出震耳欲聋的噪音,吵得他心烦意乱,日夜不宁,更加难以入眠,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

本来,二楼原来只住了他们一家。“文革”开始后,掌权者为了不让陈寅恪住得舒服,强逼他腾出一半的面积,硬生生地安插进另一户人家与他们同住,起居行动就更不方便。新邻居对他们固无恶意,但在红色恐怖下,老两口窃窃私语时就更加低声。[page]

“陈寅恪”三个字,不仅是他的名字,而且也成为文革中受冲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种象征符号。他在国内的一些朋友,在“文革”中几乎都成了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而被“横扫”,受到不同程度的抄家、揪斗和批判,有的处境比他还悲惨。所以他们在高压下,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陈氏的关心——其实就是关心自己。比如顾颉刚在1966年10月22日打听到陈氏的一些情况后,赶忙在日记中记下:“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向得陶铸保护,伴以护士,任其听外国广播。今闻其家为红卫兵所抄,以其太特殊化也。此后生活未知如何。”[22]颇有惺惺惜惺惺之感。吴宓此时已被打入“劳改队”,人身被监管,活动受限制,每日必须到队里报到,听候队长安排:或被强迫些交代自己“罪行”的书面材料,或到菜圃种菜、或罚到教学楼、办公楼、食堂、厕所,以及校内通道等地扫地、搞卫生。即使战战兢兢走在路上,任何人都可以谩骂他,甚至随意就地开他的批判会。由于他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地处重庆远郊,交通不方便,消息不灵通。他想知道陈氏的情况,却无从打听,只得以他特有的方式读陈寅恪的论著和诗笺,表达对远方老朋友的思念。他在1967年6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重读陈寅恪著《论》(油印本)。”[23]10月26日午饭后,他将自己1945年日记中所录的陈氏诗数篇,从同在牛棚的右派份子凌道新房门下塞入,给其阅读。[24]12月26日,他又托人将陈氏1962年所写的诗数首交予凌道新学习。[25]如前面所述,《论》已被定为有问题的书稿,一直未批准出版;陈氏的诗稿平时也是秘不示人,吴宓希望陈氏的诗作能流传下去,这样做,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清华国学研究院学员、历史系前主任、陈寅恪的忠实学生刘节日子也很不好过。自1958年以来,其学术思想和学术立场,不断受到批判、清算。1966年5月,在广州珠江宾馆召开的中南区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他就被作为广东省首批箭靶子被抛了出来。在康乐园,声讨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他头戴高帽子、胸前挂着黑牌子所参加批斗他的会议,不计其数,挨打、受训斥更是家常便饭,但他都能处之泰然。在受迫害中,他写出《我之信条三则》,道出其一生治学为人的宗旨:

要知道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绝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假定有这样的人,我们来仔细考查他的学问,其中必定有欺人之谈,因为他心中根本是不光明。不光明,即是无力的表现。……

……我现在客观的生活很令人烦闷,而心中则无一毫痛苦,……

……凡是恶性的势力总要让你先上一回当,以后的手段源源而来了。这第一脚是何等重要,所以

有志之士宁死不能上当。……

凡是恶势(力)其破坏人无所不用其极,威逼利诱还不算厉害,最厉害的莫过于制造空气来动摇你的心理上的常态,使你逐渐失掉自信心,觉得害怕,觉得前途无望,而自己投降。所以我须预备下满腔能死的精神,才能有长生的出路。我不相信社会上的习惯风俗是不能改的,只要我确实有改他的志愿。[26]

这说明,他已早就把江青及其追随者,看成是“恶势力”。所谓“制造空气”,其实就是利用大字报、大批判,编造谣言,把人搞臭,给人思想增加压力的手段。他看透了“文革”,识破了那些丑类所玩弄的鬼蜮伎俩,所以,在风浪中能处变不惊。在做人上他以陈寅恪为榜样,身上也有几根陈寅恪式的硬骨,在生活中努力做到“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尽管他白天挨斗争,被罚戴着高帽子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如割草、洗厠所、搞卫生,晚上写交代材料和思想总结。但是他做完这一切,不顾身乏体累,仍然在家坚持读《抱朴子》、古朗士著《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研究》、梅因著《古代法》、李白、杜甫的诗歌、《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王荆公年谱考略》、《晋书》、果戈里的小说《死灵魂》等书,充实自己,抓紧时间搞学问,不把挨斗当作一回事。

不过,刘节心中最挂念的还是自己尊崇的老师陈寅恪,非常担心陈氏承受不了这样厉害的冲击而出意外。所以,他仍然处处维护陈寅恪,总是想方设法,尽力助其度难关。比如,他获知唐筼病了,自己不方便出面,便由夫人钱澄(字清之,钱稻孙之三女)去看护。[27]这对陈氏夫妇在精神上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1968年1月14日,掌权的那一派的红卫兵到陈家,勒令陈氏做好准备,翌日将用箩筐将其抬到大礼堂会场接受批斗。但是,红卫兵又怕在批斗场上陈氏身体吃不消,会被斗死在会场,从而给对立派留下攻击自己这一派的口实。所以,第二天上午,他们便改了主意,勒令陈氏在家听广播直播的大会批斗情况。陈小彭戴着一个大口罩到现场观察批斗实况。据陈小彭回忆,以及当时在台下看热闹的中大老人对著者说,冯乃超和刘节都低头弯腰跪在台上,主要批斗他们如何包庇纵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散会后有人问陪斗的刘节有何感想?他虽然在1968年1月4日、12日,15日连续被批斗,但此时大义凛然、掷地有声地回答:“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28]革命群众见其顽固不化,气焰嚣张,涌上来好一顿拳打脚踢。下午他又被迫到东区学生宿舍搞卫生。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29]刘节在危难的时刻义无反顾地站出来维护老师,不愧是陈寅恪教出来的好学生,其高风亮节,令人仰止。

的确,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陈寅恪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比如一个个开国功臣被打成“军阀”、“党阀”、“走资派”和“三反份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份子),今后这一段时期的历史如何书写?自己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从不参加具体的政治活动,可是大字报却喋喋不休地指斥他“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是“反动学术权威”。以致有一天他问前来探望他的黄萱,这“反动”二字该如何解释?[30]又如,学校是培育人才的地方,莘莘学子本该以读书、学知识、讲道德为本份,然而他们却停课闹革命,把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遗产,视为“封、资、修”*的垃圾,加以毁灭性的破坏。早在五十年代学生就不尊敬老师了,此时更以虐待、折磨老师为乐,以训斥、批斗老师为荣,把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践踏得不成样子,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是社会所需要的吗?而且,康乐园从来就是宁静的读书之地,但自1967年以来,便变成了两派群众组织进行武斗的战场。本来在一个课室听课、一个食堂吃饭、一个寝室睡觉、一个校园切磋学问的同学,此时却因观点不同,彼此视如寇仇,在校园里各筑武斗据点。素来文雅的学生一改斯文模样,手执凶器,宛如中国古代战场上凶神恶煞的武士,在校园冲锋陷阵,互相杀戮。校内著名建筑十友堂(即物理楼)被烧毁,实验室的贵重仪器设备,几乎被破坏殆尽,血气方刚、参加武斗的学生,互有死伤。这一切都出乎于他意料之外,都不是他愿意看到的。

尤有甚者,在荒唐的“文革”岁月,谣言、谎言满天飞,不少人简单、狂热的头脑已失去判断正邪、辨别是非、真伪的基本能力,有时一点不难澄清的谎言火星,也会酿成惨绝人寰的悲剧。1967年8月的广州,广泛流传着一个谣言:正在粤北服刑的劳改犯举行暴动,大批劳改犯人越狱南下,准备血洗广州。市面遽然变得紧张而恐怖。,那时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司法机关,业已瘫痪。于是街道与街道之间,组成了联防队。联防队员们威风凛凛地拿起钢钎、铁棍、刀、木棒等极为原始的冷兵器,进行“文攻武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劳改犯人和阶级敌人是一路货色,必须实行专政,打死活该。于是,只要有人吆喝一声“打劳改犯!”于是众人手持武器,一窝蜂拥上去,怀着强烈的阶级仇恨 打得“劳改犯”们哭爹嚎娘。打死了,联防队员们犹未解恨,或者把尸体往珠江一扔,随水飘到海里;或者挂在街头和珠江边的电线杆上、吊在榕树的树枝上,随风摇来晃去,好不恐怖。那几天气候特别炎热,太阳一晒,死尸的腐臭味在空气中弥漫。美丽的南大门,此时变成阴森森、凄惨惨的世界,寻常百姓都不敢上街。有人粗略地统计了一下,未经审判等法律程序被杀死的“劳改犯”——其实就是无辜的流民与“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约180~190人。[31]

陈寅恪虽然足不出户,但当打“劳改犯”事件已成为当时广州市民人人皆知的新闻时,也传进他的耳中。史学家的头脑是没有空闲的。他躺在床上,却思绪万端。从中外历史,联系到“文革”运动,校内的抄家、戴高帽子、挂黑牌、武斗和眼前发生在社会上的打“劳改犯”等等事件,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惨酷的场面?原来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的命,使中国文化继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经受了一次大浩劫。它摧毁了以仁义为核心、以和谐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准则的道德基础,使人们丧失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所以,学生给老师贴大字报,抄老师的家、批斗老师,羞辱老师之事层出不穷。而老师在政治压力下,也频频作出自贬人格、自损形象的检讨。这样的老师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怎么可能会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失去良知和理性的人群中,怎么可能会不自相残杀、整人和挨整?

陈寅恪在分析王国维死因时透辟指出:“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32]陈氏与王国维都是中国文化“托命之人”,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的现实,他们有三种选择:一是殉中国文化;二是守望中国文化;三是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选择:随大流。陈氏在“大跃进”时挨批,“文革”中含垢忍辱,却没有选择王氏自沉昆明湖“殉中国文化”的作法,其原因就在于他要走第二条路:守望中国文化。蒋天枢说他“对于历史文化,爱护之若性命。”[33]“文革”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严重破坏,使他比一般人更痛苦,简直痛如骨髓。不过,作为精通古今中外历史的史学大师,他不相信灿烂悠久的中国文化就会毁灭。眼前仿佛倒退到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但历史的步伐从来都是前进的,尽管在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暂时的曲折和反复。他更相信中华民族不会沉沦下去,预感到历经浩劫之后,中华民族必将复兴。而民族的复兴,则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共同努力来完成的,与文化的复兴紧密相连。因为只有中国文化才能净化人心,克服兽性,恢复、増强人性和理性,升华人的精神境界。他睿智的思考比一般人想得远,知道中国文化不但会“劫尽变穷”,而且也会劫后复兴。所以他越发觉得自己的守望是正确的,也是极为重要的。唯有复兴后的中国文化,才能转移社会风气,杜绝学生斗老师、学生互相残杀和打“劳改犯”之类的事件发生。

那年头选择死来作为解脱,非常容易——他的不少熟人,如北京的吴晗、翦伯赞、俞大絪;上海的熊十力、周予同等,不堪凌辱,选择自杀的方式,离开人间。而要活着,则很艰难——要忍受无穷无尽的侮辱、折磨和痛苦。尽管目下他深受迫害,感觉自己身在“死囚牢”般痛苦,但决不会步王国维自杀的后尘,因为他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学术之魂、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的忠实守望,支撑着他活下去,他希望活到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复兴那一天,把自己的守望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书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体现了延绵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成果。他一辈子酷爱读书,节衣缩食,购书成癖。尽管在战乱中所藏之书损失甚大,但他好购珍本僻书、奇书和好书的脾性仍然不改,更利用各种机会——甚至托外地的友人和学生,寻觅孤本及稀见之书。所以,在广州20年,他的个人藏书已很可观,其中不乏记载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作,弥足珍贵。他的藏书在“文革”初期被造反派封存,没有像其他人的藏书那样,被视为“四旧”而付诸丙丁。他清楚地认识到,交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书稿,已不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它们出版了。好在已托付蒋天枢处理,尽可放心了。他现在担心的是,自己费尽心血好不容易才收罗到的藏书,会在身后散佚。陈寅恪逝世之后,家人迫于形势,把他的全部藏书捐给了学校图书馆,现存陈寅恪研究室,供师生们阅读,也算是物归其所了。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这场浩劫中,陈寅恪还十分关心以前与他一起创造20世纪中国 转型时期文化的诸多朋友、同事和学生的命运。1967年炎夏,在成都工作的长女陈流求为照顾病重的母亲回到广州,陈氏就多次询问四川大学等高校大字报的情况,非常关心川中旧友吴宓、徐中舒、缪钺、蒙文通等人在“文革”中的遭遇。[35]如此看来,陈寅恪胸中始终装着中国文化,装着承传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学人。

陈流求在家中伺候父母那半个月,正是学校两派群众组织武斗升级的时期。一些学生离 校到外面避武斗、逍遥去了,留在学校的学生忙着“文攻武卫”,对牛鬼蛇神们的监管,有所放松。陈家又清静了几天。恰好在中大工作的两个妹妹小彭、美延尚留在校园,虽然她们结婚后搬出了东南区1号,但仍不时回来看望父母。这是难得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家人的团聚,给冷如冰窖的家庭生活,带来了些暖意,使陈氏夫妇感到一些慰安。陈氏自知来日无多,对身后之事也向家人作了交代和安排。在流求临返回工作单位前,陈寅恪不无伤感地说:“这次算是生离死别了!”[36][page]

为了制止学校的武斗和群众组织无休止的派性冲突,1968年8月13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康乐园,占领上层建筑,接管领导学校的大权。9月29日,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简称校革委会)。从此,学校的一切工作,如66届、67届、68届毕业生的分配离校、69届、70届学生的复课闹革命、以及学校的“斗、批、改”工作,都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尽管学校散乱无序的无政府状态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工宣队和革委会所执行的,仍然是一条文革路线。这年11月,陈寅恪两个在中大工作的女儿,不得不随学校大队人马走毛泽东指引的“五·七”道路,先到英德县河口公社参加秋收,继而又到英德茶场的“五·七干校”,丢开所学专业,主要从事生产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进行思想改造。陈家没有一个女儿能留下来,照顾体衰多病的两位老人。陈寅恪老景凄凉,预先给唐筼草拟了一副挽联: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37]

这副挽联色彩惨烈,字字血、句句泪,概括出了他们几十年来相依为命、祸福与共的生活,道出他们痛楚悲苦的心情,表示即令在九泉之下,他们也要携手同行。

1968年10月4日,校革委会下面的教育革命组,拟定一份文件“中山大学教育改革初步设想”。该文件对教师队伍的评价是:“现有的教师队伍,无论从德、智、体哪一方面来说,都是不能担当起教育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生的任务,必须重建。”他们所采取的措施是:“必须认真清理现有的教师队伍,把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份子坚决清洗出去,其余的下放劳动。”[38]由校革委会主持,旋即在全校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校革委会调集170多个所谓个人历史清白的师生参加专案组,采取办学习班和内查外调等方法,对陈寅恪等在“文革”中被抄家、批斗、立案的知识分子重新审查,进行定性、定案和处理。这对陈寅恪等人而言,又是一番新的折磨。专案组的人员满天飞,调查的对象是陈氏的亲属、朋友、同事和学生,除了查出他顽固守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场、在政治上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外,其他一无所获,没捞到半根稻草。他的助手黄萱就惨了,著者在一份“工作总结”上看到如下话语:“……利用矛盾,对剥削份子——黄萱进行多次教育,教育从严,指明出路,迫使她低头认罪,接受改造,重新做人,几次共交出剥削现款33万多元。……”[38]

万万没想到的是,刚进驻中大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竟然看中了陈寅恪的住房。他们进校首先要占领的不是所谓“上层建筑”,而是强占这栋楼房,作为办公的地方,竟无理强逼两个衰老的病人搬家。1969年春节后,二女小彭回家探望父母,在她的协助下,才把家从东南区1号,迁到西南区50号破旧、简陋的宿舍。搬家时很寒愴。自“文革”被抄家后,家中稍微值钱的东西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床、桌子、椅子、凳子等几件简单的家具。陈寅恪平躺在板板车上,流着眼泪由人拉到他度过最后几个月的房间。路上行人见此惨状,无不摇头叹息。

迁入破旧的房间不久,从1969年3月开始,唐筼被迫参加校内家属组织的学习班,一直学习到7月才结束。学习班规定,学习时间不准请假。她去学习时,陈寅恪只得成天躺在床上。由于无人照顾,不必说无法翻身,就是想喝口水或想上趟厕所,都非常困难。他身心都感到十分难受,在病痛中一边思念往事,一边流泪。有知情的中大老人对著者说:“陈寅老好惨咯,坐不起来,说话都没有气力,一天到晚都在流泪。”即使唐筼在家的时候,也因体弱力微,除了给他打针、吃药、饮水、翻身之外,其他许多护理也是力不从心。比如搀扶陈寅恪起来坐椅子、大便,有时也因气力不够,她搀扶不住,几乎两人同时跌倒。[39]唐筼弄流食给他吃,但无休止的折磨已使他毫无食欲,每顿只吃几小口就吃不下去了。即使勉强吃下的食物,也因终日没有活动,消化不了,接受不了。他的健康状况也是每况愈下,一年前就被发现有心力衰竭的症状。然而,专案组仍不放过他,5月5日下午,专案组人员强迫他作口头交代,一直把他折磨到再也说不出话来,才勉强停下。他曾用沙哑的声音低低地对唐筼说:“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40]表示抗议。他曾用沙哑的声音低低地对唐筼说:“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40]表示抗议。其内心的愤懑和身体上的痛苦,可想而知。

根据专案组所整的材料,校革委会和工宣队、军宣队于1969年2月21日——27日开会,讨论研究陈寅恪等一批专案对象定性和处理问题。他们歪曲、夸大事实,甚至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在定性材料中说他“不准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何曾有过?“解放后疯狂反对毛主席,……你们颂扬毛主席是可以,我则不可,我颂扬孔老二还可以,坚决的可以。污蔑主席的《实践论》和美国实用主义是一样的”、“写诗影射蒋匪盘踞台湾,保存了正统文化”……。对他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是:“反动学术权威,戴帽,一批二养”。[41]3月5日所草拟的另一份文件,对“反动学术权威”和“一批二养”作了界定:“对于旧知识份子和反动学术权威加以区别,……而像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一贯利用学术,坚持反动立场,恶毒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应划为反动学术权威。要把他们批得比狗屎还要臭,以后给予一定的生活费,养起来做反面教员。”[42]同年8月18日,校革委会常委会批准对他的最后定性结论和处理意见:“历史系陈寅恪,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一批二养。”[43]

陈寅恪曾自谓;“生为帝国之民,死作共产之鬼”[44],此话一语成谶。1969年10月初,他病重住进医院。著者在中大档案馆看到一份材料,陈寅恪病危时历史系派人探望,想不到他在垂危之时说了一句话:“毛主席伟大。”[45]此话真耶?还是起草材料的人所虚构?如果他真说了这句话,赞美乎?嘲讽乎?留下一个待考的谜。

10月7日晨5:30,一辈子守望中国文化,守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因心力衰竭,又突发肠梗阻、肠麻痹,无法救治而凄然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虚岁八十。刘节闻此噩耗,立即与原清华大学毕业生、历史系二级教授梁方仲前去吊唁。17日下午陈寅恪出殡,刘节又赶去向老师作最后致敬,送了他最后一程。[46]是日半夜,雷雨大作,莫非天公也为陈寅恪鸣不平?在周恩来过问下,第二天的《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官方媒体,简短报道了陈寅恪的逝世消息:

10月1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举行了向陈寅恪先生告别仪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统战工作负责人参加了告别仪式。参加告别仪式的还有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和广东省文史研究馆有关方面人士。[47]

唐筼因过于悲痛,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再加上长时期的过度劳累,体力透支,在处理陈寅恪的后事之时,已卧病在床。11月21日晚8时,终因脑出血、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併发,抢救无效,追随丈夫于九泉之下。

注释:

[1]《吴晗自传书信文集》苏双碧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2]牟润孙:《海遗丛稿二编》,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00页。

[3]参见《刘节日记(1956年1月14日) 》(上),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364页。

[4][5][6][7][32][36]《陈寅恪集·诗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4、175、13、190页。

* “彭”即“大党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彭真,“罗”即“大军阀”、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陆”即“大文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杨”即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文革”前夕,被诬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为最早落马的一批高级干部。

[8][13][15]原件藏中山大学档案馆。

*所谓“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流行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口号,为红卫兵和所谓革命群众抄家、打、砸、抢等暴行,制造舆论。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辑部编著:《人民总理周恩来》,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6页。

[10]参见陈美延:《致蒋天枢》,转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页。

[11]参见吴定宇主编:《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7页。

[12][16][17][33][34][35]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181、188、181、181页。

[14]陈寅恪:《致广东省委文化革命驻中山大学工作队》。本文依照中山大学档案馆所藏原件抄录引用,标点符号与《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6~287页,略有不同。

[18][19]陈寅恪:《我与陶铸的接触》、《我的声明》、均转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72~173、180页。

[20]陈寅恪:《申请书》均转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页。

[21]甘少苏:《宗岱和我》,《宗岱的世界》黄建华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8页。

[22]《顾颉刚日记(1966年10月22日) 》(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549页。[23][24][25]参见《吴宓日记续编(1967年6月30日、10月26日、12月26日) 》(八),三联书店2007 版,第169、285、334页。

[26]《刘节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6~357页。

[27][28]参见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缅怀刘节先生》,《南方周末》2010年7月22日。再者,著者采访过多位中大知情老人,核实一些事实,根据访谈内容,综合整理而成。

[29]《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5页。

[30]参见黄萱:《怀念陈寅恪教授——在十四年工作中的点滴回忆》,《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9页。

*“封、资、修”,是当时流行用语,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简称。

**“四类分子”,即毛泽东时代被划为阶级敌人而被专政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

[31]参见万绮芬:《广州“文革”打杀“劳改犯”》,《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又见张志慎《广州“文革”期间的打“劳改犯”事件》,《羊城晚报》2013年1月26日。

[37][38][41][42][43][45]文件原件藏于中山大学档案馆。

[39][40]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184页。

[44]杨联升:《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台北《传记文学》1970年第16卷3期。

[46] 《刘节日记(1969年1月7日、17日) 》(下),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632、633页。

[47]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 陈寅恪先生在广州逝世〉,《南方日报》1969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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