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可贵的是，韦君宜没有把自己写成“一贯正确”或“一贯受压”，也不为自己开脱，如实地记录自己在运动中“运动”别人时的心态与行动，在书写那个残酷时代的同时, 也袒露着、拷问着自己的灵魂!
记忆中的18年前，也就是1998年，似乎是个很值得怀念的年份。那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曲传唱，就是《相约九八》。其实，如果历数那一年的思想文化方面的事情，很多人会有一种“怀念九八”的珍惜。
那一年，是改革开放20周年，文化、思想界十分活跃;加之前一年的中共十五大，喊出了“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口号，文化思想界在经历了几轮“姓资姓社”的争论后有了更多的陈述空间。
所以，但以出版界而言，那一年，出版了许多值得人们去读的好书，譬如，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韦君宜的《思痛录》、《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解放文选》等等。那一年也成为出版界现今都无法超越也无法忘怀的标杆——出版界这几年来一直都以争相重版那一年的书就是例证，像《牛棚杂忆》、《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等再版多少次，似乎都需要作版本学的研究了。
不过，这种重版也有个吊诡的现象，那就是“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版了就版了，不做任何宣传。这也有个好处，会让你在书店冷不丁碰上一本，有一种和老朋友偶遇的惊喜。最近，我偶遇了再版的韦君宜的《思痛录》，就有这种感觉。
韦君宜是属于“一二九”参加革命的那一代人。那一代人的共同经历是，为国难抛弃富裕的家庭，或奔赴延安，或去国统区，一个目的就是抗击日本，保家卫国。韦君宜是在清华投身革命的，然后去了延安，在延安文化界和青年团工作。1949年进京后，先在青年团工后到文艺界工作。为官没有啥长进，也只是一个部门的领导——不知到晚年是否享受副部级待遇?她又喜欢写小说，自传体，也比较小众，在社会上影响也不大。若不是有这本《思痛录》存世，她也会像那些“一二九”一代一样被人遗忘;或者说，没有《思痛录》，人们不会想到韦君宜。
《思痛录》大约是在“四人帮”粉碎之前，周总理逝世的前后动笔。韦君宜对女儿说：这“一部长篇回忆录，从‘抢救’运动开始，一直写到‘文革’结束。她讲，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她十八岁参加共产党，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再不把这些亲身经历的悲惨丑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情记录下来，就得带进棺材里去了。”可见，老太太晚年写这本书，是为了总结历史教训。
从延安时期“抢救运动”开始，到1949年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以至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韦君宜和在北京市委宣传部任部长的丈夫杨述，几乎没有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整天在运动中或“运动”别人或被别人“运动”着。《思痛录》记录的就是这种相互“运动”的日子。
可贵的是，韦君宜没有把自己写成“一贯正确”或“一贯受压”，也不为自己开脱，如实地记录自己在运动中“运动”别人时的心态与行动，在书写那个残酷时代的同时, 也袒露着、拷问着自己的灵魂!
因为如此，这本书的出版也费尽周折。1989年即交付出版社，但一直没有出版的机会。有的出版社要求修改后出版，一生有过无数次妥协的韦君宜却很坚决，不仅拒绝了出版社改换书名的建议，还表示：“内容也一字不改。”这样一延宕就到了1997年。
这一年，是韦君宜80寿。人们为这本书的波折而唏嘘而呼吁。那时，我所在的《百年潮》杂志还特意选登一篇发表，以为这本书的出版起到一点“脱敏”的作用。还好，赶上了1998年相对的好时候，终于得到出版。
书一出版后，即洛阳纸贵，很快就没得卖了，但似乎也没有获得加印的利好消息。在断档十几年后的今天，又看到这本书精致的再版本——而且是“增订纪念版”、“思痛补录”，不免想念九八了。
来源：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