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可贵的是,韦君宜没有把自己写成“一贯正确”或“一贯受压”,也不为自己开脱,如实地记录自己在运动中“运动”别人时的心态与行动,在书写那个残酷时代的同时, 也袒露着、拷问着自己的灵魂!

记忆中的18年前,也就是1998年,似乎是个很值得怀念的年份。那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曲传唱,就是《相约九八》。其实,如果历数那一年的思想文化方面的事情,很多人会有一种“怀念九八”的珍惜。

那一年,是改革开放20周年,文化、思想界十分活跃;加之前一年的中共十五大,喊出了“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口号,文化思想界在经历了几轮“姓资姓社”的争论后有了更多的陈述空间。

所以,但以出版界而言,那一年,出版了许多值得人们去读的好书,譬如,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韦君宜的《思痛录》、《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解放文选》等等。那一年也成为出版界现今都无法超越也无法忘怀的标杆——出版界这几年来一直都以争相重版那一年的书就是例证,像《牛棚杂忆》、《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等再版多少次,似乎都需要作版本学的研究了。

不过,这种重版也有个吊诡的现象,那就是“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版了就版了,不做任何宣传。这也有个好处,会让你在书店冷不丁碰上一本,有一种和老朋友偶遇的惊喜。最近,我偶遇了再版的韦君宜的《思痛录》,就有这种感觉。

韦君宜是属于“一二九”参加革命的那一代人。那一代人的共同经历是,为国难抛弃富裕的家庭,或奔赴延安,或去国统区,一个目的就是抗击日本,保家卫国。韦君宜是在清华投身革命的,然后去了延安,在延安文化界和青年团工作。1949年进京后,先在青年团工后到文艺界工作。为官没有啥长进,也只是一个部门的领导——不知到晚年是否享受副部级待遇?她又喜欢写小说,自传体,也比较小众,在社会上影响也不大。若不是有这本《思痛录》存世,她也会像那些“一二九”一代一样被人遗忘;或者说,没有《思痛录》,人们不会想到韦君宜。

《思痛录》大约是在“四人帮”粉碎之前,周总理逝世的前后动笔。韦君宜对女儿说:这“一部长篇回忆录,从‘抢救’运动开始,一直写到‘文革’结束。她讲,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她十八岁参加共产党,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再不把这些亲身经历的悲惨丑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情记录下来,就得带进棺材里去了。”可见,老太太晚年写这本书,是为了总结历史教训。

从延安时期“抢救运动”开始,到1949年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以至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韦君宜和在北京市委宣传部任部长的丈夫杨述,几乎没有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整天在运动中或“运动”别人或被别人“运动”着。《思痛录》记录的就是这种相互“运动”的日子。

可贵的是,韦君宜没有把自己写成“一贯正确”或“一贯受压”,也不为自己开脱,如实地记录自己在运动中“运动”别人时的心态与行动,在书写那个残酷时代的同时, 也袒露着、拷问着自己的灵魂!

因为如此,这本书的出版也费尽周折。1989年即交付出版社,但一直没有出版的机会。有的出版社要求修改后出版,一生有过无数次妥协的韦君宜却很坚决,不仅拒绝了出版社改换书名的建议,还表示:“内容也一字不改。”这样一延宕就到了1997年。

这一年,是韦君宜80寿。人们为这本书的波折而唏嘘而呼吁。那时,我所在的《百年潮》杂志还特意选登一篇发表,以为这本书的出版起到一点“脱敏”的作用。还好,赶上了1998年相对的好时候,终于得到出版。

书一出版后,即洛阳纸贵,很快就没得卖了,但似乎也没有获得加印的利好消息。在断档十几年后的今天,又看到这本书精致的再版本——而且是“增订纪念版”、“思痛补录”,不免想念九八了。

来源: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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