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六○年，还是山东大学物理系助教的孙文广教授，就因“妄议党中央”遭受政治迫害，直到一九八二年十二月被平反前，孙教授先后两次被判刑，前后刑期加起来，足足坐了八年大牢；此外，还被关押在“牛棚”里度过了两年多时间。
平反后重返大学讲台的孙文广，果断地把自己的学术事业从物理学转移到经济学领域。曾担任山东大学管理科学系与经济信息管理系主任；八十年代，他积极参加校园里的民主选举，成功当选为山东大学校工会副主席，同时当选过济南市政协委员。
由于积极参与八九学运，孙教授的人生和环境出现了重大转变。多年来，他不仅着书揭露中共极权统治，而且还在每年的“六四”纪念日悼念“六四”英烈；二○○三年，他还前往香港亲自参加“六四”维园烛光晚会。自二○○八年以来，积极组织济南公民连续九年成功举行公开的“六四”纪念活动。二○○九年，孙文广先生为公开纪念赵紫阳而被警察打断了四根肋骨。也就是在这一年，他与刘晓波共同获得了全美学自联的“自由精神奖”，还当选为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的荣誉理事；二○一二年更获得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的赫尔曼──哈米特奖。
今年临近“六四”纪念日，年过八旬的孙文广教授，早早就被党国政治警察软禁在家中，即便这样，他和他的朋友们仍然于五月十五日晚，在他的“家庭监狱”里成功举行了一次“六四”二十七周年研讨会。这一消息，通过互联网极大鼓舞了天南地北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全国各地纷纷掀起公开纪念“六四”的热潮。
此文采访过程中，日夜驻守在孙老师家大门外的警察，曾多次突然闯入检查或盘问；然而，机智勇敢的孙教授却镇定自若地配合作者完成了这次访谈。
孙文广和他那些勇敢的朋友们
戈晓波（以下简称戈）：孙老师您好！您是从哪年开始公开在济南举行“六四”事件纪念活动的？
孙文广（以下简称孙）：二○○八年。前不久，我在参与网上发了一篇文章，你可找来看看，那上面既有文字，也有图片，很详细。
戈：第一次纪念活动的情形，您还记得吧？当局事后没有打压与报复您吗？
孙：我们第一次聚会悼念“六四”，只有七人，是在邵凌才家中举办的，其中六人是“六四”判过刑的，这次聚会的照片和消息上网后，国保很快就根据照片找到了几乎每个人的家中，分别警告、恐吓，甚至威胁我们的家人。
戈：您能讲讲二○○九年那次在济南市英雄山纪念“六四”的经历吗？
孙：二○○九年，那次不是去纪念“六四”，而是因为去纪念赵紫阳而被打断了肋骨的，一共打断了四根。
戈：你们今年的纪念活动为啥要提前半个多月呢？
孙：我们以前的纪念活动，都是在“六四”当天，后来发现，这样做，当局都会使用各种方式阻挡我们出门，甚至跑到一些朋友家里进行恐吓，所以我们就提前行动。开始，我们提前几天；后来就提前一周；这次，我们乾脆提前了半个月。
每次纪念活动的最大困难，就是怎样在活动前尽量保密，不要让国保们知道消息，可是又要通知一些人，这样就很难了。用电话，他们会监听；用网络，他们也会监控，所以就只能口头传递消息，今年我们计划好了在成丰桥广场搞活动。
戈：结果呢？
孙：结果，我们准备在成丰桥搞纪念活动的消息，还是被国保侦破了，等我们的人到了广场才发现，四辆警车，几十个国保在那里严阵以待。这时，我们一些朋友就决定，另找一个聚会点，并且很快就把到场的一部分人带到了一个饭店。
戈：当时您在哪儿？
孙：我在家里，因为国保为了阻止我去广场，派了十几个人守在我楼下，堵住大门口。就这样，他们还不放心，于是又派了两个人，到我住的二十一层，用一个很长的椅子堵住我的房门，两个人坐在上面，我根本就没法开门出去。这时，我就抗议、呼喊，他们根本就不听这一套，死活不让我出门。
戈：这样，您就成了一头关在笼子里的困兽，后来呢？
孙：到了晚上，我就打一一○报警，最后到了九点多，他们也有些累了，看守我的人就剩下了六个，分成了两班，楼上两个，楼下四个。这时，我的朋友们就来看我，想在我家搞一次聚会。
戈：到您家来的朋友一共有多少？他们能顺利走进您家吗？
孙：我的一些朋友们来到我家楼下时，一些国保已回家了，剩下的与山东大学保卫处的人一共只有六个了，而我的朋友却有十一、二个。我们人多，他们人少。开始，我的朋友还和他们说理，后来就直接冲上楼了。
戈：真猛！听说，你们还搞了一个小型研讨会，对吗？
孙：是的，我们搞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我作发言，别的朋友也讲了话。活动还是比较成功的，我们还拍照、做了录像。我这里有张照片，可以送给你。
戈：真帅！居然还有好几个女英雄！邵凌才老师好像一次都没缺席过“六四”纪念活动？
（注：我刚问完此问题，突然就听不到孙老师那边的声音了，直到很长时间过去后，他才又开始说话。）
二○一二年搞了两次纪念活动
孙：对！刚才国保们来我家呆了两个小时。邵凌才原来是英语教师，“六四”后被开除公职，然后流落社会长达二十余年，尽管这样，但他却依然矢志不渝地争取自由与民主。当年学潮时，他刚从一所中专调到济南机床一厂教育处工作，因参加学运的缘故，他被判了四年徒刑。
戈：济南“六四”纪念活动搞得最有声有色，好像是二○一二年“六四”当天在中山公园里举行的那次吧？据说，当时您不仅在公园发表了公开演讲，散发了传单，而且还带领围观民众高呼了口号。有趣的是，在场监视你们的国保，居然没阻拦你们。这种传言，靠谱吗？
孙：很靠谱！二○一二年那次，我们有五个人去了中山公园。那一次之所以能把纪念活动搞得很好，是因为我们事先做了一些准备。当时，我每天出门（当然是到了“六四”前后），都有公安的人开车送我。那天，我是和山东大学一位老师一起去的。我对警察说要出去买书，但我的目标却是中山公园。我们沿着泉城路（济南市中心的主干道）这条有很多书店的主要街道，一个个书店往前边走边看，我心里很清楚，我要找的那本书，在这些书店是不可能有的。最后到了中山公园，那里有个旧书市场。到了那里后，我就开始看书。因为事先我们都约好了，大家分头去。过了一会儿，我环顾一下四周，看到人都到齐了，于是，我就开始演讲和撒传单，拉出了一个平反“六四”的横幅。
跟着我一起去的那两个公安，突然看到这种情况后，好像不知所措了，所以就没干涉。另外，中山公园就在济南市公安局的对门，路北是公安局，路南就是中山公园。开始提出选这里搞活动的方案时，很多朋友都觉得不可行，因为靠公安局实在太近了。但我认为，正因为警察他们以前没碰到过这样的事，就算他们突然去把人调来，那也需要一段时间，而我们却可在这一段时间内把这个活动搞成。那天发生的所有情况，也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
其实，二○一二这一年，我们搞了两次纪念活动。一个是在中山公园，就是我刚才讲的有五个人参加的那次；还有一次，是在解金玉家附近搞的，他因“六四”被判过六年徒刑的。当时，解金玉开了一个路边小吃摊，卖羊肉串。我们一起到他那里去吃饭与聚会。活动结束时，我们举着“悼念‘六四’二十三周年”的标语合影留念了，那张照片，后来被传到很多海外媒体上。
戈：据说这次参加活动的人不少，对吧？
孙：的确比较多！活动到场的有将近二十个人，参加照相的少一点儿。还有一些朋友因在上课，或者在政府机关里工作，他们不愿抛头露面被当局追查，所以就没到场。参加照相的人中，有一个九○后大学生，还有山东大学的两个老师。这次活动搞得也很不错，因为我们是到朋友的路边摊去聚餐，活动开始时就没引起当局的重视与戒备，所以他们也就没派人来干扰，这样一来，活动就搞成了。
习上台后加强监控和压制
戈：济南“六四”纪念活动参加人数最少的是哪一次？
孙：人数最少的是二○一○年，只有五个人参加，是在饭店里举行的，网上可以搜寻到我们在餐厅里举着“纪念‘六四’二十五周年”横幅的那张照片。当时，还有几个人不愿意参加拍照，这次人数是比较少的，为什么人数少呢？那是因为我们在二○○八年开始纪念“六四”，照片传上网后，当局很快就找到每个参加者家里警告威胁他们，特别是对当事人的家属实施威胁。
戈：您愿意谈谈济南公民连续九年成功举行“六四”纪念活动的一些经验吗？
孙：现在搞纪念活动，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很难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保密。因为有些活动，事先被警方知道了，他们就会出动干预。目前中国的情况是：民主派不集中，力量分散，手中掌握的资源也很少；而对立面，也就是当权派他们确实非常强大，掌握了充分的资源。只要提前知道有哪些人在哪里聚会，他们就会集中力量加以破坏。所以，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就只能搞分散、小型、游击战式的纪念活动。这种方式，容易成事。
戈：济南的“六四”纪念活动已从胡锦涛主政的时代持续到了习近平掌权的今天，据您观察，自习近平上台后当局对你们的活动监视的程度有无明显变化？
孙：我觉得，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当局对我们的纪念活动监控力度是明显加强了。就拿今年五月十五日我们搞的纪念活动来讲，他们知道后立即对我们进行了严密监控，每天二十四小时在下面站岗，人多的时候甚至有一、二十个；而且，他们还派人在我居住的二十一层楼堵住我的家门，甚至还在走廊上睡觉。晚上我在校园里散步时，都有三个人跟着。这种处境，在过去是很少见的。
戈：我在海外媒体上阅读过您多篇关于纪念“六四”的文章，您反复强调应当战胜恐惧感。
孙：关于如何战胜恐惧，我想：一是要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我们追求的是什么？理想是什么？我们要建设一个公民社会、民主国家，这是世界潮流；而抵挡我们的人，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一些人，虽然有时貌似强大，但最后他们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另外一点就是，采取行动时，要有最坏的准备，最坏的是什么？那就抓进去坐牢。坐牢了又怎样呢？我坐过了，我在狱中明白了很多道理。监狱是一个大学校，没什么可怕的！
太阳出来，冰雕就会融化
戈：坐牢，真像您说的那样不可怕？
孙：我觉得坐牢并不可怕，我曾两次坐牢，共计八年。此外，在文革时期，我被关进大学里的“牛棚”里两次，前后加起来有两年多。我觉得这种关押，对我来讲是一个思考并回顾过去的很好场合。我的觉醒和很多思想，都是在监狱里产生的。在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每天忙忙碌碌，看的文字材料，都是共产党的宣传，这样会束缚人的思想。而在狱中，倒是有时间来考虑问题了。所以我是珍惜那段时间的。我也希望人们不要害怕坐牢。世界上有很多名人都坐过牢，比如曼德拉，还有台湾的前副总统吕秀莲和现在的高雄市长陈菊，她们都曾因“美丽岛事件”被判了十二年徒刑。
戈：具体而言，应当用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战胜恐惧？
孙：要战胜恐惧，还有一点，就是要建立一个朋友圈。你周围要是有了很多朋友，那么，你胆子就大一些了，我的朋友圈子既包括知识分子，也包括社会公众、维权上访者；还包括不同信仰的人，甚至包括一些有毛派倾向的人。我们一定要团结很多人，这样才有力量，才能使自己感到不孤单。
还有就是在战术上也应注意。在人少时，或者只有你一个人时，如果碰到很多国保，这时，你就应适当收敛一些；如果你有很多同伴在场，而且围观者也比较多，这时你就可以大胆一点。所以要根据形势来应对。假如你坐进牢房里了，那就不适合搞很多过激的行动了。这时，你就不妨冷静下来思考些问题、看看书、想一些事儿。譬如说，我在监狱里曾经绝食过，结果他拿了钳子、管子、螺丝刀来撬你的嘴，撬得满嘴是血。
戈：在您看来，人们的恐惧心理源自何方？
孙：民间为何普遍存在恐惧感？主要是因为中共貌似很强大。在这一点上，应该有正确认识，中共仅仅只是貌似强大而已，实际上却是外强中乾。历史潮流，毕竟不属于他们了。你看现在真正的共产国家还有几个？大概就四个吧？而且除了中国每个都在变化，这是一个大形势，我们应当看清。中国的一党专政，实际上就是一个冰雕的塑像，看起来很伟大，实际上，太阳一出来，它就融化了。
“六四”──一个重要转折
戈：我在海外媒体上读到过您说的一句话：“我有一个理想，也是信仰：追求中国的自由民主。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用自己的余生为中国的将来的美好社会提供力量。”
孙：我一九三四年出生，今年八十二了。我的理想不仅不变，而且还要坚持下去。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与法治，是我一生不变的理想。
戈：您以前好像很被当局看好呢！您看，一九八八年，通过竞选担任山东大学校工会副主席，还担任济南市政协委员；紧接着，还加入中共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民主建国会”，担任民建省委委员、山大支部副主委。是吗？
孙：一九八二年平反后，我从劳改队回到山大教物理，因我在监狱里写了不少经济、政治方面的评论，所以就有一些积累，这样一来，我就要求转到管理学院教经济学。这个时期，赵紫阳他们正在搞改革开放，我是比较支持的，当局也希望我能加入共产党；但我已对共产党有些看法了。为了逃避加入共产党，我就申请加入了民主建国会。当时的确得到很多奖励。
戈：您是何时变成令当局头疼的“麻烦人士”呢？
孙：一个重要转折，就是“八九‘六四’”。学运中，我写了一些大字报支持学生运动，而且还代表山大校工会，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中共正确对待学生运动，又持续参加了一些演讲活动。这以后，当局对我的态度就改变了，再不像过去那么热情了。到二○○二年，我在香港出版《狱中上书》，后来又出版《百年祸国──从毛泽东到江泽民》，这样一弄，他们对我的看法就更差了。从二○○五年开始，他们就不准我出国，也不准我去台湾了。
戈：您可否给读者简单讲讲您现在的家庭状况？
孙：我的父亲是民国政府的军官，他一九四九年和我大哥一起去了台湾。我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斗，现在已去世了。我妻子是山东大学附属医院的大夫，我的女儿去美国了，现在纽约。
戈：您的监狱经历对您后来的人生道路有何影响？
孙：我曾经在十年时间里失去了自由。我认为，这段时间对自己是非常宝贵的。在监狱里，我看了一些书，主要是政治方面允许看的那些书，比如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监狱里面给我最大的方便就是，我有了充足时间进行独立思考。
我的狱中上书是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写的，一直写到一九八二年总共六年时间。为什么在监狱写上书，而且把这些上书交给了监狱的领导，请他转给共产党中央呢？就是我想把我在狱中的思想成果写出来，但我又想把它保存下来，这是非常难的。因为在监狱里面，每个月都要查号，写的东西就会被抄走。我当时绞尽脑汁，最后才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给中共中央写信，里面的观点稍微有些超前，监狱当局就会把这些信保存下来。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我写的几乎所有信，都被监狱交给了山东省高级法院保存。一九八二年出狱后，我就要求拿到这些上书，经过十八年的争取，二○○○年山东省高院让我去复印了这些信件。
经过整理，我把在狱中写的一些评论，关于评论毛泽东、关于修改宪法、关于当时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看法，还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等一些敏感问题，写成了一本书，那就是二○○二年在香港出版的第一本书《狱中上书中共中央》。
戈：作为资深的异见人士，您对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有何期待？
孙：我对中国的将来充满着美好的期待。我认为中国一定会走向自由化、民主化，会建设成一个宪政的国家。这件事情，不但是从理论上分析，任何一个现代政权，它都必须要接受监督，接受制约，政党也是一样。一党专政是一定要结束的。很多共产主义国家都已经变了，苏联、东欧，甚至现在的古巴、越南也在变。中国不变，是不可能的。政治上一定要有监督，要有制约。
文章来源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