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六○年,还是山东大学物理系助教的孙文广教授,就因“妄议党中央”遭受政治迫害,直到一九八二年十二月被平反前,孙教授先后两次被判刑,前后刑期加起来,足足坐了八年大牢;此外,还被关押在“牛棚”里度过了两年多时间。

平反后重返大学讲台的孙文广,果断地把自己的学术事业从物理学转移到经济学领域。曾担任山东大学管理科学系与经济信息管理系主任;八十年代,他积极参加校园里的民主选举,成功当选为山东大学校工会副主席,同时当选过济南市政协委员。

由于积极参与八九学运,孙教授的人生和环境出现了重大转变。多年来,他不仅着书揭露中共极权统治,而且还在每年的“六四”纪念日悼念“六四”英烈;二○○三年,他还前往香港亲自参加“六四”维园烛光晚会。自二○○八年以来,积极组织济南公民连续九年成功举行公开的“六四”纪念活动。二○○九年,孙文广先生为公开纪念赵紫阳而被警察打断了四根肋骨。也就是在这一年,他与刘晓波共同获得了全美学自联的“自由精神奖”,还当选为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的荣誉理事;二○一二年更获得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的赫尔曼──哈米特奖。

今年临近“六四”纪念日,年过八旬的孙文广教授,早早就被党国政治警察软禁在家中,即便这样,他和他的朋友们仍然于五月十五日晚,在他的“家庭监狱”里成功举行了一次“六四”二十七周年研讨会。这一消息,通过互联网极大鼓舞了天南地北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全国各地纷纷掀起公开纪念“六四”的热潮。

此文采访过程中,日夜驻守在孙老师家大门外的警察,曾多次突然闯入检查或盘问;然而,机智勇敢的孙教授却镇定自若地配合作者完成了这次访谈。

孙文广和他那些勇敢的朋友们

戈晓波(以下简称戈):孙老师您好!您是从哪年开始公开在济南举行“六四”事件纪念活动的?

孙文广(以下简称孙):二○○八年。前不久,我在参与网上发了一篇文章,你可找来看看,那上面既有文字,也有图片,很详细。

戈:第一次纪念活动的情形,您还记得吧?当局事后没有打压与报复您吗?

孙:我们第一次聚会悼念“六四”,只有七人,是在邵凌才家中举办的,其中六人是“六四”判过刑的,这次聚会的照片和消息上网后,国保很快就根据照片找到了几乎每个人的家中,分别警告、恐吓,甚至威胁我们的家人。

戈:您能讲讲二○○九年那次在济南市英雄山纪念“六四”的经历吗?

孙:二○○九年,那次不是去纪念“六四”,而是因为去纪念赵紫阳而被打断了肋骨的,一共打断了四根。

戈:你们今年的纪念活动为啥要提前半个多月呢?

孙:我们以前的纪念活动,都是在“六四”当天,后来发现,这样做,当局都会使用各种方式阻挡我们出门,甚至跑到一些朋友家里进行恐吓,所以我们就提前行动。开始,我们提前几天;后来就提前一周;这次,我们乾脆提前了半个月。

每次纪念活动的最大困难,就是怎样在活动前尽量保密,不要让国保们知道消息,可是又要通知一些人,这样就很难了。用电话,他们会监听;用网络,他们也会监控,所以就只能口头传递消息,今年我们计划好了在成丰桥广场搞活动。

戈:结果呢?

孙:结果,我们准备在成丰桥搞纪念活动的消息,还是被国保侦破了,等我们的人到了广场才发现,四辆警车,几十个国保在那里严阵以待。这时,我们一些朋友就决定,另找一个聚会点,并且很快就把到场的一部分人带到了一个饭店。

戈:当时您在哪儿?

孙:我在家里,因为国保为了阻止我去广场,派了十几个人守在我楼下,堵住大门口。就这样,他们还不放心,于是又派了两个人,到我住的二十一层,用一个很长的椅子堵住我的房门,两个人坐在上面,我根本就没法开门出去。这时,我就抗议、呼喊,他们根本就不听这一套,死活不让我出门。

戈:这样,您就成了一头关在笼子里的困兽,后来呢?

孙:到了晚上,我就打一一○报警,最后到了九点多,他们也有些累了,看守我的人就剩下了六个,分成了两班,楼上两个,楼下四个。这时,我的朋友们就来看我,想在我家搞一次聚会。

戈:到您家来的朋友一共有多少?他们能顺利走进您家吗?

孙:我的一些朋友们来到我家楼下时,一些国保已回家了,剩下的与山东大学保卫处的人一共只有六个了,而我的朋友却有十一、二个。我们人多,他们人少。开始,我的朋友还和他们说理,后来就直接冲上楼了。

戈:真猛!听说,你们还搞了一个小型研讨会,对吗?

孙:是的,我们搞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我作发言,别的朋友也讲了话。活动还是比较成功的,我们还拍照、做了录像。我这里有张照片,可以送给你。

戈:真帅!居然还有好几个女英雄!邵凌才老师好像一次都没缺席过“六四”纪念活动?

(注:我刚问完此问题,突然就听不到孙老师那边的声音了,直到很长时间过去后,他才又开始说话。)

二○一二年搞了两次纪念活动

孙:对!刚才国保们来我家呆了两个小时。邵凌才原来是英语教师,“六四”后被开除公职,然后流落社会长达二十余年,尽管这样,但他却依然矢志不渝地争取自由与民主。当年学潮时,他刚从一所中专调到济南机床一厂教育处工作,因参加学运的缘故,他被判了四年徒刑。

戈:济南“六四”纪念活动搞得最有声有色,好像是二○一二年“六四”当天在中山公园里举行的那次吧?据说,当时您不仅在公园发表了公开演讲,散发了传单,而且还带领围观民众高呼了口号。有趣的是,在场监视你们的国保,居然没阻拦你们。这种传言,靠谱吗?

孙:很靠谱!二○一二年那次,我们有五个人去了中山公园。那一次之所以能把纪念活动搞得很好,是因为我们事先做了一些准备。当时,我每天出门(当然是到了“六四”前后),都有公安的人开车送我。那天,我是和山东大学一位老师一起去的。我对警察说要出去买书,但我的目标却是中山公园。我们沿着泉城路(济南市中心的主干道)这条有很多书店的主要街道,一个个书店往前边走边看,我心里很清楚,我要找的那本书,在这些书店是不可能有的。最后到了中山公园,那里有个旧书市场。到了那里后,我就开始看书。因为事先我们都约好了,大家分头去。过了一会儿,我环顾一下四周,看到人都到齐了,于是,我就开始演讲和撒传单,拉出了一个平反“六四”的横幅。

跟着我一起去的那两个公安,突然看到这种情况后,好像不知所措了,所以就没干涉。另外,中山公园就在济南市公安局的对门,路北是公安局,路南就是中山公园。开始提出选这里搞活动的方案时,很多朋友都觉得不可行,因为靠公安局实在太近了。但我认为,正因为警察他们以前没碰到过这样的事,就算他们突然去把人调来,那也需要一段时间,而我们却可在这一段时间内把这个活动搞成。那天发生的所有情况,也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

其实,二○一二这一年,我们搞了两次纪念活动。一个是在中山公园,就是我刚才讲的有五个人参加的那次;还有一次,是在解金玉家附近搞的,他因“六四”被判过六年徒刑的。当时,解金玉开了一个路边小吃摊,卖羊肉串。我们一起到他那里去吃饭与聚会。活动结束时,我们举着“悼念‘六四’二十三周年”的标语合影留念了,那张照片,后来被传到很多海外媒体上。

戈:据说这次参加活动的人不少,对吧?

孙:的确比较多!活动到场的有将近二十个人,参加照相的少一点儿。还有一些朋友因在上课,或者在政府机关里工作,他们不愿抛头露面被当局追查,所以就没到场。参加照相的人中,有一个九○后大学生,还有山东大学的两个老师。这次活动搞得也很不错,因为我们是到朋友的路边摊去聚餐,活动开始时就没引起当局的重视与戒备,所以他们也就没派人来干扰,这样一来,活动就搞成了。

习上台后加强监控和压制

戈:济南“六四”纪念活动参加人数最少的是哪一次?

孙:人数最少的是二○一○年,只有五个人参加,是在饭店里举行的,网上可以搜寻到我们在餐厅里举着“纪念‘六四’二十五周年”横幅的那张照片。当时,还有几个人不愿意参加拍照,这次人数是比较少的,为什么人数少呢?那是因为我们在二○○八年开始纪念“六四”,照片传上网后,当局很快就找到每个参加者家里警告威胁他们,特别是对当事人的家属实施威胁。

戈:您愿意谈谈济南公民连续九年成功举行“六四”纪念活动的一些经验吗?

孙:现在搞纪念活动,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很难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保密。因为有些活动,事先被警方知道了,他们就会出动干预。目前中国的情况是:民主派不集中,力量分散,手中掌握的资源也很少;而对立面,也就是当权派他们确实非常强大,掌握了充分的资源。只要提前知道有哪些人在哪里聚会,他们就会集中力量加以破坏。所以,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就只能搞分散、小型、游击战式的纪念活动。这种方式,容易成事。

戈:济南的“六四”纪念活动已从胡锦涛主政的时代持续到了习近平掌权的今天,据您观察,自习近平上台后当局对你们的活动监视的程度有无明显变化?

孙:我觉得,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当局对我们的纪念活动监控力度是明显加强了。就拿今年五月十五日我们搞的纪念活动来讲,他们知道后立即对我们进行了严密监控,每天二十四小时在下面站岗,人多的时候甚至有一、二十个;而且,他们还派人在我居住的二十一层楼堵住我的家门,甚至还在走廊上睡觉。晚上我在校园里散步时,都有三个人跟着。这种处境,在过去是很少见的。

戈:我在海外媒体上阅读过您多篇关于纪念“六四”的文章,您反复强调应当战胜恐惧感。

孙:关于如何战胜恐惧,我想:一是要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我们追求的是什么?理想是什么?我们要建设一个公民社会、民主国家,这是世界潮流;而抵挡我们的人,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一些人,虽然有时貌似强大,但最后他们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另外一点就是,采取行动时,要有最坏的准备,最坏的是什么?那就抓进去坐牢。坐牢了又怎样呢?我坐过了,我在狱中明白了很多道理。监狱是一个大学校,没什么可怕的!

太阳出来,冰雕就会融化

戈:坐牢,真像您说的那样不可怕?

孙:我觉得坐牢并不可怕,我曾两次坐牢,共计八年。此外,在文革时期,我被关进大学里的“牛棚”里两次,前后加起来有两年多。我觉得这种关押,对我来讲是一个思考并回顾过去的很好场合。我的觉醒和很多思想,都是在监狱里产生的。在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每天忙忙碌碌,看的文字材料,都是共产党的宣传,这样会束缚人的思想。而在狱中,倒是有时间来考虑问题了。所以我是珍惜那段时间的。我也希望人们不要害怕坐牢。世界上有很多名人都坐过牢,比如曼德拉,还有台湾的前副总统吕秀莲和现在的高雄市长陈菊,她们都曾因“美丽岛事件”被判了十二年徒刑。

戈:具体而言,应当用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战胜恐惧?

孙:要战胜恐惧,还有一点,就是要建立一个朋友圈。你周围要是有了很多朋友,那么,你胆子就大一些了,我的朋友圈子既包括知识分子,也包括社会公众、维权上访者;还包括不同信仰的人,甚至包括一些有毛派倾向的人。我们一定要团结很多人,这样才有力量,才能使自己感到不孤单。

还有就是在战术上也应注意。在人少时,或者只有你一个人时,如果碰到很多国保,这时,你就应适当收敛一些;如果你有很多同伴在场,而且围观者也比较多,这时你就可以大胆一点。所以要根据形势来应对。假如你坐进牢房里了,那就不适合搞很多过激的行动了。这时,你就不妨冷静下来思考些问题、看看书、想一些事儿。譬如说,我在监狱里曾经绝食过,结果他拿了钳子、管子、螺丝刀来撬你的嘴,撬得满嘴是血。

戈:在您看来,人们的恐惧心理源自何方?

孙:民间为何普遍存在恐惧感?主要是因为中共貌似很强大。在这一点上,应该有正确认识,中共仅仅只是貌似强大而已,实际上却是外强中乾。历史潮流,毕竟不属于他们了。你看现在真正的共产国家还有几个?大概就四个吧?而且除了中国每个都在变化,这是一个大形势,我们应当看清。中国的一党专政,实际上就是一个冰雕的塑像,看起来很伟大,实际上,太阳一出来,它就融化了。

“六四”──一个重要转折

戈:我在海外媒体上读到过您说的一句话:“我有一个理想,也是信仰:追求中国的自由民主。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用自己的余生为中国的将来的美好社会提供力量。”

孙:我一九三四年出生,今年八十二了。我的理想不仅不变,而且还要坚持下去。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与法治,是我一生不变的理想。

戈:您以前好像很被当局看好呢!您看,一九八八年,通过竞选担任山东大学校工会副主席,还担任济南市政协委员;紧接着,还加入中共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民主建国会”,担任民建省委委员、山大支部副主委。是吗?

孙:一九八二年平反后,我从劳改队回到山大教物理,因我在监狱里写了不少经济、政治方面的评论,所以就有一些积累,这样一来,我就要求转到管理学院教经济学。这个时期,赵紫阳他们正在搞改革开放,我是比较支持的,当局也希望我能加入共产党;但我已对共产党有些看法了。为了逃避加入共产党,我就申请加入了民主建国会。当时的确得到很多奖励。

戈:您是何时变成令当局头疼的“麻烦人士”呢?

孙:一个重要转折,就是“八九‘六四’”。学运中,我写了一些大字报支持学生运动,而且还代表山大校工会,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中共正确对待学生运动,又持续参加了一些演讲活动。这以后,当局对我的态度就改变了,再不像过去那么热情了。到二○○二年,我在香港出版《狱中上书》,后来又出版《百年祸国──从毛泽东到江泽民》,这样一弄,他们对我的看法就更差了。从二○○五年开始,他们就不准我出国,也不准我去台湾了。

戈:您可否给读者简单讲讲您现在的家庭状况?

孙:我的父亲是民国政府的军官,他一九四九年和我大哥一起去了台湾。我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斗,现在已去世了。我妻子是山东大学附属医院的大夫,我的女儿去美国了,现在纽约。

戈:您的监狱经历对您后来的人生道路有何影响?

孙:我曾经在十年时间里失去了自由。我认为,这段时间对自己是非常宝贵的。在监狱里,我看了一些书,主要是政治方面允许看的那些书,比如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监狱里面给我最大的方便就是,我有了充足时间进行独立思考。

我的狱中上书是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写的,一直写到一九八二年总共六年时间。为什么在监狱写上书,而且把这些上书交给了监狱的领导,请他转给共产党中央呢?就是我想把我在狱中的思想成果写出来,但我又想把它保存下来,这是非常难的。因为在监狱里面,每个月都要查号,写的东西就会被抄走。我当时绞尽脑汁,最后才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给中共中央写信,里面的观点稍微有些超前,监狱当局就会把这些信保存下来。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我写的几乎所有信,都被监狱交给了山东省高级法院保存。一九八二年出狱后,我就要求拿到这些上书,经过十八年的争取,二○○○年山东省高院让我去复印了这些信件。

经过整理,我把在狱中写的一些评论,关于评论毛泽东、关于修改宪法、关于当时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看法,还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等一些敏感问题,写成了一本书,那就是二○○二年在香港出版的第一本书《狱中上书中共中央》。

戈:作为资深的异见人士,您对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有何期待?

孙:我对中国的将来充满着美好的期待。我认为中国一定会走向自由化、民主化,会建设成一个宪政的国家。这件事情,不但是从理论上分析,任何一个现代政权,它都必须要接受监督,接受制约,政党也是一样。一党专政是一定要结束的。很多共产主义国家都已经变了,苏联、东欧,甚至现在的古巴、越南也在变。中国不变,是不可能的。政治上一定要有监督,要有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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