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6-20

《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

《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唯色提供)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说过一句名言:“关于文明的记录同时都是关于野蛮的记录。”但我要修改为:关于所谓文明的记录,其实更多是关于野蛮的记录。
——题记

1、

因藏语“革命”谐音而得名《杀劫》的图文书,十年前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那是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同时出版的,是我采访二十三位经历者口述西藏文革——《西藏记忆》,以及我在中国出版随即被禁的散文集——《西藏笔记》(台湾版《名为西藏的诗》)。

如若没有台湾,我的这三本书可能很难面世。说可能,譬如邻近的香港,彼时与今日不同,尚未被削弱的价值观允许言论自由,或找得到出版处。但在偌大中国,则绝无可能。王力雄在《杀劫》序言中写:“尽管已过四十年,文革在中国仍被列为不可触碰的禁区”,因为“文革不仅是会使中共痛楚的旧疤,而且挖掘下去,会触及中共制度的根本”,发生在西藏的文革更是禁区中的禁区。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今天,在有毒空气——雾霾日益浓重却宣称已经崛起的中国,《杀劫》依然是禁书,文革依然是禁区。

禁书很难入关。承蒙大块文化慷慨地在合同之外额外赠送五十本《杀劫》,那是我希望书中的几十位受访者能够得到,也是他们应该得到的。但在从香港进入深圳的关卡,全部被中国警察野蛮没收。我对受访者的歉疚难以抚平,有人已经去世,实际上至今已有十五位受访者接踵去世,他们永远无法目睹自己的证言印在书上。

2009年,《杀劫》藏文版问世。藏文译者是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资深主持人卓嘎。她在藏文版译者序中写道:“很多西藏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文革期间在西藏所发生的情况,所以我翻译这本书的目的,是让我们的新一代和境外的流亡藏人了解这个真相。”感谢大块文化无偿提供版权及版式,也感谢挪威西藏委员会(Norwegian Tibet Committee)、挪威言论自由联盟(Norwegian Authors Union)和瑞士西藏友协对出版的支助。

印出的第一本藏文《杀劫》,由译者赴印度达兰萨拉替我敬献尊者达赖喇嘛。尊者在另一本《杀劫》的扉页亲笔题词:“信仰和忠诚洁白无瑕,利他的勇气始终如一的唯色啦:祈愿三宝,不论现在或未来,让你的所有愿望都能无障碍地任运成就——释迦比丘说法僧达赖喇嘛 2009年12月16日”。由尊者加持的珍本,后来辗转带给了因得不到护照而无法出境的我。

2013年,在Twitter上认识的郑玉萍女士(旅居美国的马来西亚华裔)主动承揽,制作《杀劫》的藏文电子书,并与译者卓嘎、藏文版设计者图登协力,将电子书成功上传网络,如今已有境内多地藏人读到。

在完成《杀劫》的六年里,沉浸在近三百张老照片中,以类似按图索骥的方式,去了解我一无所知的西藏文革历史,并不轻松。正如印度女学者布塔利亚?乌瓦什(Urvashi Butalia)在有关印巴分治的著作[1]中所说,不仅要通过“历史”来了解事件,“而且还要通过它的文学的、虚构的、历史的、政治的描述,通过它的个人的、证明性的陈述来了解它,因为对任何事件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事实’,同样重要的还有人们如何回忆这些事实,以及如何陈述它们。”而七十多位受访者的陈述,却因揭示并不愿意直视的黑暗,必然会重返黑暗并将记录者也不可避免地带入黑暗。

我至今记得采访时,经常会为对方突然吐露的一两句叹息——“疯了,那时候都疯了,就像吃了迷魂药”;“可怜啊,我们这个民族太可怜了”——而心痛,会暗暗指责那些以革命的名义制造毁灭的人。但当我坐在电脑前逐字逐句整理录音,一个个感叹号开始为问号代替。这么多人的心结,之纠缠,之壅塞,之沉重,察觉得到他们的精神世界其实布满某种可怕的烙印,而这烙印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只要开口,属于某个时代或者某段历史的特殊语言就会源源不绝地涌现,仿佛从来都具有如此单调却强悍的生命力。又因为,那些语言是外来的,入侵性质的,并不属于他们原本从属的民族,反而显得别扭、生硬。似乎是,当他们使用本族语言时,母语会自然消除那些丑陋的烙印,但他们用汉语学舌时,似乎只会重复那些烙印似的语言,如“解放”、“叛乱”、“破四旧”、“牛鬼蛇神”、“人民公社”之类。

作为用中文写作的我来说,有段时间,并不太愿意再次翻看记录这些烙印的老照片,也不太愿意重温当时的录音或文字,似乎是进入了对黑暗的西藏文革的厌倦期。

2、

但王力雄认为仅出版图文书还不够。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虽然只有数百张(发布于《杀劫》有近三百张),却是关于西藏文革最全面的民间照片,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充分见证那段被强权遮蔽的历史。

比如拍摄纪录片。王力雄当时的设想是:“以这些西藏文革图片为引起,以采访为线索,配合可以找到的文革影视资料,采访图片中的人物,讲述图片中的故事,结合图片中人物和场地之今昔对比,描画出西藏文化大革命的轮廓和重要断面,以及人物的命运和历史的变迁,再辅有专家学者对西藏文化大革命的辩争(藏汉之间的不同观点),同时展现西藏的文化、文物、宗教等,可以把当今世界的两个热点——西藏与文化大革命合在一起,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际,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

设想必然落空,因为在现实中拍摄这样一部纪录片无可能。当局对拍摄这种题材会严厉封杀,相关藏人也会畏惧出镜。我在《杀劫》的采访中使用了录音与拍照,比较而言,录音比拍照要顺利。至于摄像,难以付诸操作。

之后,王力雄又有一个类似行为艺术的拍摄设想,并与拉萨和北京的艺术家讨论过。这是他当时写的文案:

“唯色用父亲四十多年前在拉萨拍照片的蔡司伊康相机,站到父亲当年同一角度,拍摄今日拉萨图景。那些曾经上演当年戏剧的场地,今天变成了另外的世界,一边是宗教重新复兴,转经磕头,香烟缭绕;一边是世俗喧嚣,商潮滚滚,游客云集。

今天,西藏文革好像不曾存在。两个时代照片的对比,显现出历史的无常。唯色找到当年画面里的人物,希望他们进入今日照片,却发现是很大难题,无论是当年的受难者,还是当年的革命者,都拒绝现身。

摄影机跟随唯色采访,但只能被关上的门挡在外边。唯色想象,该用什么样的形象把当年的照片人物填充在今日图片中,每个想象都是诠释西藏命运的一种观点或角度。因为始终没有真人露面,最后只能是把当年底片上的形象投射在白板上,用白板剪出人形轮廓,立在与当年同样的位置上拍照——形成一组意味深长的照片。

唯色希望把两组照片——父亲的文革图片和人形白板的今日图片——放在一起办个展览,在拉萨根本不用想,在北京或是办不成,或是被阉割,或是展览遭关闭(按照真实情况记录)——总之那段历史不容许重见天日。

最终,唯色把父亲的文革照片一张一张投影在逐层凝结的冰上,带着冰在拉萨街巷穿行,阳光下的冰被喧嚣弥漫的今日信息包围,最终溶化消失。”

3、

“冰文革”的行为艺术同样无法进行,这是因为2008年来了。更确切地说,是2008年3月10日起,在拉萨乃至全藏许多地方爆发了世人瞩目的抗议。

2008年3月的抗议改变了很多事情、很多人。也改变了我。如何描述这种改变?我的一种描述是:“之后的几个月,我总是听见一个声音,它源于我青春时节的偶像、后来渐渐忘却的意大利女子法拉奇(Oriana Fallaci),她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写到:‘在这些时刻,如果我们保持沉默,那将是一个错误,而言说却是一种义务。’作为一名记者和作家,她写过、说过许多话,但惟有这一句在拷问我的内心。”[2]

我还这样描述了那年夏天返回拉萨的感受,而那次因遭警察闯入家里搜查并把我带走审讯,我与王力雄只住了七天便出逃似的匆匆离开:“这是‘3?14’之后,时隔五个多月,我再一次看到环绕拉萨的群山有着属于拉萨的形状,再一次闻到穿透拉萨的空气有着属于拉萨的味道,再一次听到乡音亲切的拉萨话有着属于拉萨的韵律……唉,我是这样地爱着拉萨,每一次回到拉萨,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都不但触及皮肉更触及我的灵魂深处!可是拉萨日益变得让我难以启齿,总使我尝到类似牙痛的滋味,既然牙痛就说不出口,我担心总有一天会不会疼得再也无言?”[3]

我正在进行的,以及计划中的写作都暂时放下,转向非虚构的记录。迄今八年来,陆续(在台湾)出版的皆为基于现时现地的著作:《鼠年雪狮吼》、《听说西藏》、《西藏:2008》、《图伯特这几年》、《自焚藏人档案》、《西藏火凤凰》、《仁波切之殇》、《乐土背后》,以及关于西藏时事的专栏写作、博客写作,等等。

藏人学者、被国际公认为“西藏现代史的重要史学家”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在《鼠年雪狮吼》的序中写道:“……记录这些席卷西藏高原的事件,对于了解所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藏人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储存在人心中的记忆,才会让一个民族得以生存下来。……2008年3月的事件,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忆,而它会被代代相传。今天,记忆不再只存在于我们心灵的深处,而是在网络空间里传播着,与世界共享着。在这个面向上,唯色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她是现代西藏记忆的记录者。……她认为她的要务就是传播事实,而且作为一个以中文写作的人,她认为自己特别有责任让中文读者了解她的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

似乎,《杀劫》所揭示的西藏文革已被更激烈、更当下、更迫切的现实,所替代。

注释:
[1] 《沉默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布塔利亚?乌瓦什(印)著,马爱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2]《鼠年雪狮吼: 2008 年西藏事件大事记》,唯色著,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年。
[3]《西藏:2008》,唯色著,台湾联经出版,2011年。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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