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是社会进步必经的历程,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
  
“左”倾思潮是当代中国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20多年时间里持续存在的一种突出的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左”倾思潮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政治走向,而且作为一种特定的、具有广泛支配性的叙事结构深深地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形成了当代中国独有的政治文化现象。政治标签化正是这种特定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突出表现。

政治标签化,即给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行为乃至不同的思想意识粘贴相应的政治标志,是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政治标签化不仅与“左”倾思潮相联系,而且被“左”倾思潮推向了极端荒谬的程度。

一、当代中国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曾经以界限分明的三重身份存在于社会生活中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整个历史时期,当代中国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以界限分明的三重身份存在着:其一是阶级身份,如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资本家、工人、手工业者等,这是烙在每一个社会成员身上的第一张身份标签。其二是社会身份(主要表现为职业身份),如工人、农民、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知识分子等,这是烙在每一个社会成员身上的第二张身份标签。其三是政治身份。政治身份的认定比上述两种身份要复杂一些,按政治面貌可以分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般群众等;按政治态度可以分为积极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等;按政治立场又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社会主义的带头人,及其对立面地、富、反、坏、右、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臭老九等等各种分类,并由此决定了社会成员在政治坐标中的定位。需要指出,按照上述标准对共同体成员的政治认定与社会个体自身的认同与否几乎没有关系,它是按照社会预设的标准对社会成员政治身份的一种认定,是通过社会外部力量加诸于社会成员的一种政治身份,并且这种身份一经认定,就成为一种恒久不变的身份标志,成为一种可以被遗传的政治基因,具有再生产的功能。任何社会成员都无法改变自己的阶级出身,但可以通过背叛,并且只能通过背叛的途径摆脱自己本来的阶级身份。剥削阶级出身的人背叛自己的阶级可以成为革命阶级的一员,同样,出身革命阶级者,如果被认定为阶级异己分子,也是对原有阶级的一种背叛。

应该说,任何社会制度的成员,因其所处的社会场景不同,都会相应地以不同的社会角色呈现自己,但是没有一个社会会像当代中国这样把社会成员不同社会场景下的不同身份赋予强烈的政治含义。

首先,就阶级身份而言,它是与生俱来的(这里是指家庭成分划定以后的子代、孙代成员),因此也是当事人无法选择的。在敌我友的思维定势支配下,阶级身份成为判定一个人政治上是否可靠的最原始、最基础、同时也是最方便的尺度。有西方学者指出,“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人的实质的主要方面不是作为个体而存在,而是作为广泛而具体的各个不同集团中的一员而存在的,他要受许多社会、政治关系的约束。一个人要成为人民中一员,就只能以某个特定阶级的成员的身份而出现”。(王景伦:《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美国学者论中国》,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302页)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规定了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基本地位和政治的基本架构,根据这一基本的政治结构,不同的阶级身份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层级,并相应地享有不同的政治地位。其中,城市的工人阶级和农村的贫下中农等劳动阶级是最可信赖的力量,在政治上处于优越地位,处在政治层级中的上层;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等其他“反动阶级”则是革命的对象,处在政治层级中的最下层;处在政治层级中间层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村中的富农等,他们既是团结的对象,又是被改造的对象。随着“左”倾思潮的发展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付诸于实践,阶级身份的符号意义更加凸现,阶级身份成为入党、提干、参军、招工、升学、提职等几乎所有社会提供的向上流动的机会中考虑的首要因素。在国家的要害部门,尤其需要对出身于剥削阶级的社会成员保持高度的警惕。在文革中,阶级身份的认定更发展为极端荒谬的血统论,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为现代血统论的最通俗的注脚。这一口号在理论上曾经被质疑、抵制和批判过,但在实践上却把封建血统论推到了登峰造极、荒谬绝伦的程度,造成了现代血统论的空前泛滥,并演化成一种独特的现象。

在极左时期,阶级身份是获取政治资源的凭证,不仅在社会身份升迁过程中需要考察阶级身份,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时时亮明自己的阶级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出身“高贵”者可以获得政治上的一种无形的满足,产生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和安全感;出身“低贱”者则会自惭形秽,处在一种自卑、无助的状态,产生一种被歧视、被侮辱的感觉。阶级认证成为整个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随时随地,任何人都无法逃避。阶级标签在极左年代已经演化为一种畸形的政治文化,并借助于文化的力量演化成一种赤裸裸的政治暴力。

其次,就社会身份而言,由于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社会生活的高度政治化,尽管社会身份主要表现为职业身份,但它又不单纯是一个职业概念的问题,职业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内涵。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架构中,当代中国的职业分殊变得异常清晰和简单,整个社会基本上分为四个边界清晰的层次:党政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即国家干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中的体力劳动者,即工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在各种企事业单位中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其管理方式上归属于国家干部,但其职业性质与在党政企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的党政干部显然有着本质的不同。

由于国家对社会资源的高度垄断,从某种意义上讲,公民的职业身份也是国家有计划分配的结果。在计划经济时期,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其职业身份甚至是先天注定的。如同阶级身份可以再生产一样,在当代中国,职业身份也具有非常典型的群体内部再生产特征。如党政干部的子女在入党、升学、提干中往往会优先进入选拔者的视野;军人的子女具有参军的方便条件;工人的子女享有在城市就业的特权和由此带来的社会保障;农民的子女除非极个别的幸运者可以通过参军、升学、招工等机会改变自己的职业身份外,绝大多数只能世代务农。1958年户籍制度改革后,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二元分隔,农民被进一步固着在土地上。

职业分层上的差别不仅仅体现在社会身份和经济收入上,同时还体现在政治地位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极力标榜其国家的全民性质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强调国家阶级压迫与统治的重要职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中国共产党追求全社会的经济平等,但它从不承认不同阶级之间在政治上具有平等的权利。从理论上讲,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是宪法的庄严规定。具体体现在政治生活中,工人阶级自然地受到政治上的信任,在政治资源的分配中处于优先地位。在利益综合中,工人阶级的诉求会得到重视和优先考虑。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实现对国家领导的依靠力量,其政治地位仅次于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属于团结和改造的对象,其政治地位远在工人、农民之下。这样一种政治安排使得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处在一种政治焦虑当中,他们的目标一直是寻求政治上被信任、被认同,寻求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后,“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认定是对知识分子的最高政治礼遇,因而极大地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和政治积极性。但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礼遇没有维持多久,反右派斗争后,知识分子重新被归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范畴。1962年3月,在国民经济及各项工作进行全面调整的大背景下,周恩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重申了1956年的观点。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这两个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要向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然而,这一次的调整仍然未能收到多少实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之后,思想文化领域成为平行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另外一条“反修防修”的重要战线,为文革的发动创造了重要的舆论氛围。在“左”倾思潮的政治文化里,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政治问题是一种“原罪”,知识分子的思想总是肮脏的,因此需要不断被改造。柯庆施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徐铸成:《“阳谋”——1957》,见牛汉、邓九平主编:《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柯庆施的话本身没有任何置评的价值,但它可以从一个方面帮助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处境。如此看来,在当代中国,职业身份也具有某种政治标签的意义,一个人的职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又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政治地位。比如,在“左”倾时代,学术上的成就可以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业务上的骨干可以被批为“白专道路”,历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往往都是首当其冲的对象,而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通常却是受人尊重的,这或许就是“左”倾政治文化的玄妙之处。

其三,就政治身份而言,它的特点是其认定的标准更加具有主观性的色彩,与阶级身份和职业身份相比较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政治身份的标签意义也就更直观、更突出、更具效果。如上所述,阶级身份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标签,被视为一种恒久性的、且人人都有的政治标签,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只适用于特定群体,具有特定意义的政治标签,大都是在历次批判运动中产生的。如在电影《武训传》批判运动中从上到下抓所谓大大小小的“武训”,凡是对批判运动有抵制情绪的,或者不积极的都可能被指为“武训”式的人物,在这里,“武训”就成为一种政治标签。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跃进”运动中,主张稳健发展和反冒进的领导人被指为“小脚女人”,右倾保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于是成为一种政治标签。在反右派运动中,“资产阶级右派”成为一种政治标签。1959年庐山会议发动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后,在全国上下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凡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批评的都被指为“彭德怀式的人物”,“彭德怀”变成了一张政治标签。1960年代初期,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发展和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论战的升级,“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成为新的政治标签。四清运动和文革中,“走资派”、“三家村”、“邓拓帮凶”、“反动学术权威”,甚至“臭老九”等也都成为政治标签。这些标签的政治含义并没有非常严格的界定,但在“左”倾思潮的特定语境中人人都知道它的含义。与阶级身份和职业身份都与特定人群有着固定的对应关系不同,政治身份具有易变性的特点,其构成群体是不稳定的,今天是坚定的革命派,明天就可能成为反动分子。与阶级身份和职业身份有着相对严格的认证标准不同,政治身份的认定标准是较为模糊的,政治标签可以任意粘贴,并且是一种进攻和自卫的必要手段。比如,文革初期,聂元梓等人贴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指责宋硕、陆平等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暗指他们是“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北京大学党委组织大字报进行反击,同样把聂元梓说成是“邓拓帮凶”、“党的叛徒”、“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等等。可以看出,在加贴政治标签的问题上,双方在思维逻辑上是高度一致的。刘少奇、王光美可以根据反对工作组就是反革命的逻辑和以往历次政治斗争的经验,把蒯大富等打成反革命分子,蒯大富们则可以根据阻挠文革就是反革命的逻辑,认定刘少奇就是“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是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最高代理人,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作为政治标签任意粘贴的其他形式形形色色,不胜枚举

除身份标签之外,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公与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等也都可以作为政治标签任意粘贴。在1954年开始的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运动中,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变成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学术批判演化为一场政治围攻。俞平伯被说成是“胡适路线的忠实追随者和实践者”,俞平伯的思想被说成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俞平伯的著作则被认为起到了使“胡适的实验主义在中国学术界借尸还魂”的作用。在这里,胡适作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总代表,本身就是一张政治标签,谁粘上它必遭政治厄运,无怪乎曾经受到胡适赏识的吴晗要千方百计地与他的老师划清界限。按照“左”倾思潮的逻辑,“一大二公”、公共食堂等被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包产到户、自由经营等被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经营中的精神激励是社会主义的,物质激励和利益原则是资本主义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任何形式的私有制都是资本主义的,因此也就有了文革时期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行为。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中坚持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坚持非阶级观点是资产阶级的;歌颂工农兵是马克思主义的,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的;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张“让步政策”是资产阶级的。在“左”倾思潮肆虐的时期,可以说生活中到处都有政治,稍不小心就会触及政治的雷区。

三、政治标签化在本质上是身份社会在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具体表现。“从身份到契约”是社会进步的必经历程

政治标签化在本质上是身份社会在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具体表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国家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逐步完善,随着依法治国、法治国家战略的稳步推进,过去人为地附着在每个人身上的特殊政治标签逐渐被淡化以至遗忘,政治身份不再是获取社会资源的条件,代之而来的是个人的能力和努力。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不再由政治出身决定,而是由法律决定,中国社会在不知不觉间正孕育着由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深刻变革。著名的历史法学家亨利·梅因在其法学名著《古代法》一书中写下那句不朽的名言:“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7页)“从身份到契约”是社会进步必经的历程,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中国社会的这个转变历程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开始的,其直接动因正是源于对文革和“左”倾错误的否定。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炎黄春秋》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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